管理论文范文
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优化存储；内存文件映射；消息机制；同步机制
随着网络规模增大，网络结构及网络应用日渐复杂，传统的物理安全技术和措施已经不足以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因此网络管理系统作为网络安全运行的保证，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为了提高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许多相关的网络安全产品被开发，但大多是基于网络硬件设备，如路由器、集线器、交换机等，而对网络应用软件的研究和开发相对较少[1~4]。为了保证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程序正常高效地运行，笔者设计了基于SNMP的ASNMS（ApplicationSoftwareNetMonitoringSystem，网络应用软件监控系统）。该系统选择运行于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程序为研究对象[5,6]。
1网络应用软件监控系统（ASNMS）简介
ASNMS的主要监控目标是网络中的应用软件，通过及时获取软件中重要变量值（如系统配置、状态指示等），从而及时了解整个网络中应用程序的状态，并且还可以通过管理站点对各受控站点中的应用程序进行控制操作，提高整个网络和应用系统的安全性。该网络应用软件监控系统主要有三个模块[5,6]：
(1)管理站点主程序。该程序在管理站点上运行。通过该程序，管理站点可以使用UDP/IP协议与管理范围内的所有受控站点进行通信，收集网络应用程序的监控信息，并下发各种控制命令。
(2)管理。每一个受控站点上运行一个管理程序（有且仅有一个）。管理是系统的通信中心。一方面通过内存映射文件与受控站点上的各应用程序实例进行通信，收集各应用程序实例的监控信息；另一方面通过UDP协议与管理站点通信，发送受控站点的管理信息以及转发管理站点的控制信息。
（3）监控模块。该模块是供软件开发人员使用的一个通用接口模块。它负责从受控应用程序中获取监控信息，发送到管理站点，并且也能接收从管理转发的管理站点命令，对受控应用程序执行一定的控制操作。从结构上来看，监控模块附属于受控应用程序，但它以单独的线程形式存在。
2管理信息存储的设计
为了监控模块工作的需要，同时为了能更方便地将监控信息传送给管理，监控模块需要将监控信息以一定的形式存储起来。监控模块监控的目标是应用程序中的变量。由于现在软件开发大多使用的是面向对象的方法，在其程序中各种变量是有层次结构关系的，这一点必须在监控信息中体现出来[7]。监控信息从逻辑上看应该是以树的形式存在，并且存储的是各种变量的信息，而变量的长度是不相同的，在这棵树中各个节点的空间大小有可能不相同。由此看来，无论是从存储内容上还是从逻辑结构上看，监控信息的存储结构均是相对较为复杂的。下面三种设计方案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1)在监控模块内存空间内生成一棵二叉树。这是最常规的存储方法。在此情况下，只需要设计一个较为合理的树结构，二叉树就能直接存储在监控模块的内存空间中，访问方便。同时因为在许多语言中均有任意类型的数据类型，由此可以将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方便地存储在一种数据结构中。但是由于这棵树存在于监控模块的内存空间中，不方便管理程序对其读取，监控模块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将该树传送给管理[4,7]。
优点：实现简单，监控模块可以很方便地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缺点：不方便管理程序对监控信息读取，需要使用其他方法将信息传送给管理。
(2)将监控信息存储在磁盘文件中。为了解决管理和监控模块共享监控信息的问题，监控模块可以将监控信息存储为磁盘文件形式。在此情况下，需要设计一套完整合理的文件空间使用策略，保证能够完整地存储监控信息。由于在Windows程序中采用了虚拟内存策略，不同应用程序内存空间是不同的，即使某应用程序获取了另一个程序中的某个指针，也不能正确地访问到其数据。在对变量值进行存储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存储有关变量的指针信息，而应该想办法存储其中变量的实际数据[8]。同时因为是将监控信息存储于磁盘上，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尽量避免出现垃圾文件的情况，同时还要防止在工作状态下用户有意或无意地修改、删除该文件。
优点：多个程序可以方便地共享数据。
缺点：实现较复杂，容易产生垃圾文件，容易泄漏和丢失监控信息。
(3)将监控信息存储在内存文件映射中。这是对方案（2）的改进。方案（2）将监控信息存储于磁盘文件中，由此使得容易产生垃圾文件、容易泄漏和丢失监控信息。那么如果将监控信息直接存储在内存当中呢？采用内存映射文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应用程序在需要时在内存中开辟一定的空间存储数据，当应用程序关闭后，由于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机制，内存文件将自动被回收，安全性高。但是在生成内存映射文件时，必须要指定文件的大小，此时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出现存储空间不够用的情况[4,8]。
优点：多个程序可以方便地共享数据，数据不易泄漏，安全性高。
缺点：实现较复杂，必须指定文件大小，处理不当可能出现空间不够用的情况。
综合三种方案，方案（3）是最合适的。只要指定足够的文件大小，它不仅满足监控模块存储管理信息的需要，信息安全性高，同时可方便地实现监控模块与管理之间实时信息交换功能，从而解决它们之间的通信问题。3管理与监控模块通信的设计
3．1管理与监控模块间通信
通信包括系统初始化连接建立、命令转发和自定义消息。
(1)系统初始化连接建立。管理随受控站点启动后，必须接收各个应用程序实例的监控模块的注册信息，与监控模块建立初始连接。
(2)命令转发。管理接收到管理站点发送的UDP报文后，先识别该报文是发送给哪个监控模块的，然后通过Windows消息形式发送给指定的监控模块。
(3)管理与监控模块之间约定一系列自定义消息，并向Windows注册，保证双方能够正确地通过自定义消息进行通信。
3．2监控信息的收集与组织
在受控站点上，管理与多个应用程序实例的监控模块之间是通过内存映射文件进行通信的。监控信息存储在内存映射文件中。
(1)监控信息收集就是对监控模块对应的内存映射文件进行遍历。通过遍历获得最新的被监控应用程序的状态、监控变量的值等。
(2)监控信息收集时，需提供有效的同步机制，防止管理与监控模块同时访问同一个监控信息文件时出错。
(3)监控信息组织就是提供安全高效的数据存储结构，能够完整地记录所有监控信息。
3．3内存映射文件存储数据结构设计
为了能存储完整的变量结构信息，可将监控信息的逻辑存储结构设计为如图1所示。在监控信息的逻辑结构中存在两种结构指针，即横向指针表示父子关系和纵向指针表示兄弟关系，由此而构成了一棵二叉树。
本文原文
在图1所示结构中，由于不同变量类型存储大小不同，从而导致二叉树中各个节点的大小不统一。为了方便地进行存储空间管理，同时又能准确完整地记录如上变量结构信息，笔者设计了一套内存映射文件的存储数据结构。其基本思想为：将数据本身与数据间的逻辑关系分开进行处理，每次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在文件空闲空间中分配相应大小的空间，并在该空间的起始位置生成一个空间信息记录。其中包括存放的变量类型、变量大小、变量指针、结构指针等数据信息。此外还包括了该空间的地址、前后相邻区域地址、本空间大小等空间管理信息。真正的记录数据实体存放在该空间信息记录之后的剩余空间中（剩余空间的大小可以是不同的）。文件的存储结构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在监控信息存储文件中所有的存储空间均是前后紧连着的。通过空间信息记录可以得知某区域的大小以及是否正在被使用。这样就能够方便地进行空间分配和回收工作。又因为在空间信息记录中存在变量结构指针，因而通过空间信息记录也能方便地访问到数据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由此看出，空间信息记录在整个存储设计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正是利用它才实现了对存储空间的灵活使用。空间信息记录的数据结构设计如下：
typedefstructTItemInfo
{//以下为数据（变量）信息
charNodeName[MAX_NODENAME];//节点名
charNodeInfo[MAX_NODEINFO];//节点信息
intNodeType;//1：程序节点；2：类节点；3：变量节点；其他未定义
intVarType;
//存储数据的变量类型，特别：程序节点存储了句柄信息，long型
intVarSize;//数据大小
boolWritable;//变量是否可写
void*VarAddr;//数据在程序中的地址
void*PBrother;//前一个同级（兄弟）节点
void*NBrother;//下一个同级（兄弟）节点
void*Father;//父亲节点void*Child;//下一级（孩子）节点
//以下为空间管理信息
void*Addr;//本区域在文件中的相对地址
longItemSize;//本区域大小
void*PAddr;//前一个区域在文件中的相对地址
void*NAddr;//后一个区域在文件中的相对地址
boolInUse;//本区域是否正在使用
}TItemInfo;
4关键技术及其具体实现
4．1命令转发
管理接收到的命令有查询被监控应用程序状态、刷新监控变量、锁定监控变量、锁定应用程序窗口等。管理根据UDP报文内容，将命令发送给指定的监控模块。命令的转发均是通过自定义消息实现的。本文使用Windows消息机制自定义了一系列消息并实现其消息的处理，结合到本监控系统的需要，管理中主要定义了如下消息及其处理：
(1)WM_READAPPHANDLE：读应用程序实例中监控模块的相关句柄；
(2)WM_READAPPSTRUCT：读应用程序实例中的MIB子树结构；
(3)WM_READAPPDATA：读应用程序实例中的MIB节点的值；
(4)WM_SETAPPDATA：设置应用程序中的MIB节点的值；
(5)WM_READAPPTRAP：读应用程序发送来的Trap信息；
(6)WM_READPROXYSET：为应用程序实例的MIB子树中某个MIB节点设置阈值；
(7)WM_MIBERROR：与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发生错误。
由于在一个标准的Windows应用程序中，消息是由窗口处理的，而在管理中没有窗口，也不是从窗口继承的一个类，管理不能直接进行消息操作。在程序中使用Allocate－HWnd函数为监控模块虚拟生成一个消息窗口，专用来进行消息捕获、发送与处理。
4．2内存文件映射与同步机制
4．2．1内存文件映射实现管理与监控模块之间通信
管理与应用程序实例的监控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采用内存文件映射这种进程间的通信方式。管理的文件映射和文件映射视图的创建代码如下：
HANDLEh_filemap;//内存文件映射句柄
HANDLEh_LocalMapView;//内存文件映射视图句柄
//创建内存文件映射对象，有读写权限，对象名为ProxyFileMap
h_filemap=CreateFileMapping（（HANDLE）0xFFFFFFFF,NULL,PAGE_READWRITE,0,VIEWSIZE,"ProxyFileMap"）;
if（h_filemap==NULL）
{AfxMessageBox（"CreateLocalFileMapError!"）;
returnfalse;}//创建内存文件映射视图
if（（h_LocalMapView=MapViewOfFile（h_filemap,FILE_MAP_ALL_ACCESS,0,0,0））==NULL）
{AfxMessageBox（"CreateLocalMapViewError!"）;
returnfalse;}
管理启动后，在其内存文件映射视图中写入自己的窗口句柄，供各个应用程序实例读取。监控模块初始化时，从管理的内存文件映射视图中得到管理的窗口句柄，向管理的内存文件映射视图中写入自己的内存文件映射对象名，并发送请求注册消息给管理。管理收到消息后，从自己的内存文件映射视图中读出应用程序实例的内存映射文件对象名，创建应用程序实例内存文件映射视图[9]。和监控模块的通信通过读写内存文件映射视图和互相发送消息实现。
4．2．2同步机制
管理和监控模块通过对内存映射文件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来完成数据交换。由于存在多个独立的应用程序实例进程，它们可能同时对管理进行写操作。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一个应用程序的实例向管理的内存文件中写入数据，并通知管理读取时，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的实例也在做同样的写操作，它写入的数据将前一次写入的数据覆盖了。当管理响应消息从内存文件中读入时，得到的是第二个应用程序实例的数据，第一个应用程序实例写入的数据已丢失了。在应用程序实例的内存文件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一个应用程序实例连续向内存文件中写入时，管理可能还来不及对第一次写入的数据进行读取，第二次的写入已经将第一次写入的内容覆盖了。在对内存文件的读写过程中引入同步机制是必要的。程序中采用的同步机制是信号灯机制[9]。
在管理上为内存文件创建信号灯：
/*创建信号灯，信号灯名为ProxyMapViewSemaphore，初始计数为1，最大计数也是1，h_SemAccessMapView为该信号灯的句柄*/
h_SemAccessMapView=CreateSemaphore（NULL,1,1,"ProxyMapViewSemaphore"）;
在监控模块中，打开这个信号灯：
/*打开名为ProxyMapViewSemaphore的信号灯，h_SemAccessMapView为信号灯句柄*/
h_SemAccessMapView=OpenSemaphore（SEMAPHORE_ALL_ACCESS,false,"ProxyMapViewSemaphore"）;
监控模块每次对管理内存文件写操作前，均要等待信号灯的信号：
/*等待信号灯h_SemAccessMapView的信号，知道信号灯为有信号时才返回*/
::WaitForSingleObject（h_SemAccessMapView,INFINITE）;
//对管理内存文件映射的写操作管理在每次对内存文件进行读操作后，都要增加信号灯的计数：
//对内存文件的读操作
//增加信号灯h_SemAccessMapView的计数，每次增加1
ReleaseSemaphore（h_SemAccessMapView,1,NULL）;
5结束语
在对SNMP中MIB信息和协议数据单元扩充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面向应用软件的网络监控系统。该系统提供了对应用程序类中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的监控功能。
参考文献：
［1］唐亚哲,张鹏,李增智,等.DIINMS分布智能网络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2,23(8):926－929.
[2]田力威,尹朝万.基于CORBA的智能网络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实现[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2,23(7):810－813.[3]HUNTER,PHILIP.Integratedsecurityandnetworkmanagementremainelusive[J].NetworkSecurity,2004,10(6):15－16.
[4]BHUTANI,KIRANR,KHAN,etal.Optimaldistributionofahierarchyofnetworkmanagementagents[J].InformationSciences,2003,149(4):2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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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松林,费洪晓,施荣华.网络应用软件监控系统监控模块的设计与实现[J].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5(6):993－997.
[7]罗雪松,罗蕾,许子辛.嵌入式SNMPAgent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4,21(10):220－222.
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NextPage]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NextPage]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无中心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缺乏权威性统一研究机构。作为民间学术团体、中语界唯一的全国性研究机构——全国中语会及地方各级中语会，近些年来由于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在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及影响呈弱化趋势。不少基层中语会实际上早已形同虚设。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属教研室的专业教研人员也往往成年累月地忙于繁杂事务，忙于各类考务而难以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一线教师中的不少人或因学术造诣、理论修养的力不从心，或因条件所限而难以使研究趋向深入。在众多的语文教学专业期刊中，真正能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的也屈指可数。于是，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在宏观上呈“散兵游勇”状，在微观上呈“人自为战”状，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导向中心，也没有形成颇具实力的研究阵容，当然也就难以使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系统化，使之走向整体性与高层次。
2、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内容（课题）的无序与模糊
就整体看，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专家到教师，都想在攻克语文教育这一难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但是，如果对近十几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现状作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即可发现，在这理论研究空前活跃的另一面，却又给人以浓重的扑朔迷离之感，面对令人头晕目眩的语文教育思想，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者各执一辞，认定自己的观念是“五岳独尊”；另一方面是在第一线工作的语文教师多数对此难以接受且深感无所适从。今天强调布鲁姆目标分类教学的着手成春，明天宣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神奇妙用；今天说语文教育要以德育为主，明天称语文教育要以工具性为重；今天说语文教育要限制科学主义，弘扬人文主义，明天讲语文教育要使塑造健康人格与发展语文能力同步。对写作教学有研究的，认定写作是语文教育的第一要素；对阅读教学有探索的，强调阅读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教材的选文比例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争执不休。有人坚持当代语文教材要削减文言文分量，有人则认为教材选文要以文言文为主。时至今日，只要认真阅读各类语文报刊的若干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大作），我们仍然会强烈地感受到各种语文教育观念的无序与模糊。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有迷惘者站出来，求教于莘莘研究者——语文到底该怎么教？语文教师到底该如何当？那将是怎样一种场面呢？笔者在此绝无非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之意（笔者也曾涉猎其中）。学术昌明，从来都是有益无害的。只是认为，在这旷日持久、莫衷一是的争鸣之中与争鸣之后，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没有一个中心机构来对这些学术性见解进行哪怕是初步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再研究工作，以致使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包括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难以发现这异彩纷呈的各种学术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难以使这些零散的教育理论观念臻于整饬。结果，它们也就很难对语文教育实践起具体而有效的指导作用，有时甚至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我们完全可以静心想一想，长期以来，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的语文教育理论文章怎一个“多”字了得，其中不少文章确有一定的甚至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充其量或则由权威报刊转而载之，或则引起部分读者当时情感上的共鸣和认识上的趋同，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就如同天女散花般地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重大损失，这种零散、无序的格局如果得不到改变，损失仍然会继续下去。
3、对语文教育专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单向性
若干年来，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对叶圣陶、吕叔湘以及于漪、魏书生等许多专家学者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艺术进行了热烈的研究。但时至今日，还仅仅限于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单（纵）向研究——研究一个个具体对象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语文教学艺术，却没有对其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综合与提炼。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甚至尴尬的现象：尽管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群星璀璨，但我们却至今没有能够使之融会贯通，使之珠联璧合，进而使之成为建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石，成为指导当代中国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南。这样下去，中学语文教学就永远不会形成合力，也就永远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4、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若干年来，语文教育理论如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样，存在着一种理论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某些所谓高层次理论文章并非来自直接或间接的语文教育实践，而是源于某些理论研究者的“纯智力”，往好处说，它们只是一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贵族文化”，是一种堆砌新辞、大而不当的“思辨哲学”；另一方面，有些文章又走向另一极端，它们只是一种夸大的、带有不少主观想象和虚构成份的直接经验或实践过程的描述，缺少（恐怕也无力进行）切中肯綮的理论阐发。这两类文章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华而不实。许多时候，它既不像作者与整个中语界教师群体的娓娓而谈，也不像作者与语文教师个体的思想（学术）交流，而仿佛是作者旁若无人般的自言自语。这样的文章，或则昙花一现，或则自赏孤芳，实在没有什么研究和实践价值。
此外，还有些文章善于重弹老调。一些在语文教育界已经取得共识或不被多数人所认可的问题，至今有人还在喋喋不休。如“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写作方法”，“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语文知识”，对于这些浅薄的、不被多数人所认可的说法，实在没有必要再去争鸣、去商榷。
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法行政。我国是法制国家，随着法律的不断发展健全，法制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依法行政。
（一）要把握市场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应用法律来规范我国经济市场的主体条件，用监管的意识加强和改进对各类工商户的登记管理制度和年检制度，要严格登记和管理许可证等，从准入的方向上规范指导工商业的发展。对完全符合规定、达到条件的主体应给予一定的帮扶和指导；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涉及的企业要实行绿色通道等支持。同时，应对市场的退出机制进行完善，对不符合规定和条件的非法企业进行整顿和取缔，从源头上为工商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要规范经济市场的交易行为
对我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市场，工商行政管理首先应做好市场监管的工作，推进市场流通机制的改革，根据我国有关政策的规定，对各行各业的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和整顿，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其次应当规范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深入打假，反对不正当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机制，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及其他商户的诚信积极性，使市场稳定良好地发展；最后应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支持良性的文化方式，规范广告传媒市场，并且维护好各个企业的商标权。
（三）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执法
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就是执法，以此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要切实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使各类商户有法必依，达到规范经济市场交易行为的目的。首先，要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一定的培训，使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不断更新。执法首先要懂法学法，只有自己学好了法律规范，才能更好地约束他人。其次，要加强工商管理立法，不断研究当前市场上新出现的情况和新问题，对其进行调研，在恰当的时机提出立法的建议，完善我国工商管理的法制体系。
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要求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就是深入研究当前的工商理论，要在态度、内容、方法、风气上深入研究，要特别重视理论的研究，加强实践，推动发展。
（一）深入推进理论的研究
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就是为实践指明道路。我国的工商管理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永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要想深入发展，必须增强对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从零起步，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然而，从指导实践的层面来看，这些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扩充，对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当永无止境。要认识到理论的创新对实践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不断地用研究的成果丰富工商管理的理论，促进工商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破解工商行政管理的改革难题
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永远不能割裂脱节。当前应把握好工商业方方面面的特点和环境，发现其亟需解决的各种难题，提出好的解决方法，结合实际，运用试点到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更应当深入对群众的了解，深入市场内部，把握好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丰富理论研究，针对不同的难题提出攻克的方法，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更有深度，更具现实意义。
（三）研究工商管理现象的内涵和规律
工商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要求我们要时刻端正态度，形成良好的研究风气。开展真实有效的社会调查研究，切实反映当前的社会情况，不能止于表面的了解，要深入问题内部，事无巨细，方方面面地对各种工商管理的现象进行归纳整理，从中找到一定的规律与研究的思路，防止走马观花的研究，要使研究的成果朴实有效，关于工商管理现象的内涵和规律的研究要能够深入人心，使基层的工作人员有认同感。
三、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根本目的
（一）用理论提高工商人才队伍素质
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最大目的就是使理论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工商管理的队伍和相关人才所用，即武装干部的思想。理论直接关系到管理水平的高低。根据现实情况形成的管理理论要不断地灌输到工商管理队伍中去，使队伍中的干部能及时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的研究真正惠及大众。在此过程中更要保证干部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不断深入实际，不断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更应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才骨干来领导整个工商管理队伍，使工商管理事业更好地发展。
（二）用理论引导实践，推动改革
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结构
一、我国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又可称为理论构成、理论框架、理论体系，是已经研究成熟的理论观点的合乎逻辑的构思，是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概括。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是指财务管理理论各组成部分(或要素)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王化成教授（2000）的观点，我国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可以这样设置：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财务管理假设为前提,财务管理目标为导向，是由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构成的理论结构。以下简要分析几个要素：
1、财务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主要观点有：财务本质起点论、假设起点论、本金起点论、目标起点论、环境起点论等，尚无共识。笔者认为王化成教授提出的环境起点论是合理的，因为从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方法、财务管理内容等其他要素具有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财模式，财务管理总是依赖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
2、财务管理的目标分析
多年来学者们提出的财务管理的目标有利润最大化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还有人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当是多元的和具体的。近年来在我国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汪平教授（2002）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截止到目前财务理论中最为合理(正确)的理财目标函数。通过这一目标函数,可以将理财行为与企业的持续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企业价值是一个前瞻性质的概念,它反映的不是企业现有资产的历史价值或帐面价值,不是企业现有的财务结构,而是企业未来获取现金流量的能力及其风险的大小。
3、财务管理的假设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实践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述的财务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前提。现有财务管理假设主要有：财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理性理财假设、资金市场假设等。
共同的认识是财务管理的假设并非一个而是一组，但对其组成持有不同看法。
二、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理财学界普遍认为，1958年美国米勒教授和莫格迪莱尼教授关于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研究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现财学的诞生。从那以后，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大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1、有效市场理论
说明的是金融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即证券价格能否有效地反映全部的相关信息。有效市场理论给财务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多启示，如既然价格的过去变动对价格将来的变动趋势没有影响，就不应该根据股票价格的历史变化决定投资或融资；既然市场价格是准确和可靠的，对企业状况的人为粉饰也就不会长久地抬高企业的价值等。
2、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这一理论给出了关于证券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办法，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证券投资组合的收益可由构成该组合的各项资产的期望收益的加权平均数衡量，而风险则可由各项资产期望收益的加权平均方差和协方差衡量。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该理论用于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价值的评估。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某项风险资产，比如某股票的必要报酬率，等于无风险报酬率加上风险报酬率。
4、套利定价理论
该理论提出了一种比资产定价模型理论更为通用的定价学说和方法，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这种理论认为，风险资产的报酬不只是同单一的共同因素之间具有线性关系，而是同多个共同因素具有线性关系，从而将资产的定价从单一因素模型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型，这样就更好地适合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5、资本结构理论
最初的理论认为，对于企业价值来讲，资本结构是无关的。在放宽了一些假设条件，进一步考虑个人所得税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负债所带来的节税利益，而节税利益的多少依所得税的高低而定，于是企业的资本结构仍与其价值无关。这些理论引起了很多讨论，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诸如“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等。
6、期权定价理论
期权定价研究的是期权签出方补偿价格的确定问题。很多现资和融资活动都带有期权的性质，因此期权定价在投资、融资管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7、股利理论
股利理论是关于企业采取怎样的股利发放政策的理论，分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两类论点。
上述理论支撑着西方财务管理的体系，但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理论认识有了新的进展。一类是针对以上理论的假设条件，其中一种被称为行为财务的新理论，将认知心理学引入财务研究，对于以上财务理论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预期假设，认为在经济社会中至少有部分市场参与者在某些时间不能完全理性行事，因为人们总会存在认知偏差。当这些认知偏差广泛存在并具有系统性时，就会影响证券价格。另一类是针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完全，β系数不能完全解释资本资产的定价，最典型的是股票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股票报酬率的变化，其解释力远高于β系数。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关于研究对象和内容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主要在市场上）和股利分配，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具有哪些规律，如何去做会更好。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2、关于研究方法
西方财务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实证的方法，上文提及的各种理论大都是以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我国财务理论研究以前则较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广泛应用实证研究方法。
尽管近年来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支撑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外环境差异重视不足，缺乏对中国特有的财务管理环境的系统研究；研究内容仍主要局限于传统领域，缺少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新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对集团化公司中存在的控制权问题和内部资本市场问题重视不够；基于投资者及管理层心理特征的行为财务研究还未展开等等。
因此，认清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财务理论的精髓，在研究理念、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积极创新，是我国财务理论研究面临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化成、佟岩、卢闯、刘亭立、黎来芳：2006：《关于开展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若干建议》，《会计研究》第8期。
[2]王化成：2000，《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财会月刊》第4期。
[3]王庆成：2004，《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思考》，《财会通讯》第8期。
[4]汪平：2002：《论理财学理论结构：财务估价观点》，《财经理论与实践》第3期。
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思想史上奠基的管理理论。它实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以美国泰罗为代表,另一个以法国法约尔和德国韦伯为代表。前者称为科学管理学派,后者称为行为科学学派。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泰罗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重点研究了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主张一切管理都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其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倡导工人与雇主要通过“精神革命”进行合作,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科学方法与原则,如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培训、实行管理与执行的明确分工、管理控制上的例外原则等。泰罗思想主要侧重于企业生产的现场管理。
泰罗之后,还有一些人对科学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如:甘特,发明了编制作业计划和控制计划的横条图管理技术,使生产组织工作逐步标准化,他还对工资制度更深一步研究,提出“甘特作业奖金制度。”福特,在1914年—1920年首先在汽车工业中创造了流水线生产,把生产的空间组织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为实行生产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2.法约尔的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法约尔。法约尔理论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与一般管理》(1916年),他提出把管理分为五大要素,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并提出了管理的十四项原则。他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概括了一般管理的理论、要素、原则,着重研究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问题,指出工业企业经营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他认为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才是企业管理的中心。
另外,德国的韦伯也是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组织结构,并提出了三种权力种类,认为其中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集权组织的基础。其代表作为《社会和经济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是适应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需要而提出的。
它具有里程碑性质,影响十分深远。
科学管理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着重研究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提出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严格的奖惩制度等,这对于以后的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忽视社会条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忽视了人际关系的研究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古典管理理论的局限性,1924年,以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为代表,创立了“行为科学”的学说,由此管理理论的发展进入行为科学理论的时期。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学派是一种诞生于近代,形成于现代的管理理论学派。其早期为人际关系学派,是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通过霍桑实验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梅奥。他的代表作是《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他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及产生行为的原因,指出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才是管理的最佳办法。其主要观点是:不能把工人看成是单纯的“经济人”,他们是复杂的“社会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强调领导者的能力。
另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是行为科学派的一类。马斯洛认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并将人的需要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通过满足人的不同需要来达到激励人员的作用。不过,马斯洛的理论只说明了需要与激励之间的一般关系,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需要的反映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而且他没注意到工作和工作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该理论的不足,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了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对需要层次理论作了补充。他划分了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界限,分析出各种激励因素主要来自工作本身,这就为激励工作指出了方向。
可见,行为科学理论重视了人在生产中的作用,侧重激发人的创造性。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三、当代西方的各种管理学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协作关系更为复杂性,各种管理理论随之产生。
孔茨等人把法约尔的行为科学理论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每个主管人员的任务就是设计和维护一种环境,使身处其间的人们能在集体内一道工作,以求有效地完成集体的目标”。
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自成一家,他在分析了个人与组织后提出了组织的三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的沟通。给出了协作系统在共同目标下的组织的结构关系,目标是使组织有效率。
西蒙继承了巴纳德的思想而创立了决策理论学派。西蒙等人认为:组织就是作为管理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在他的组织系统中使理论上决策最优和实践上的令人满意二项标准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数量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程序,求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目标。在企业的目标下,用数学来解决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是该学派的特色。
德鲁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认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在此目的下管理就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技巧,是用技巧来解决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问题。
经理角色学派认为经理所承担的角色体现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角色这一概念是行为科学从舞台术语中借用到管理学来的。角色就是属于一定职责或地位的一套有条理的行为。演员、经理和其他人的角色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虽然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角色。
四、现代企业管理新理论及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愈趋激烈,企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战略管理理论。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1980年),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很快,企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其所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出必须进行五项修炼,即‘锻炼系统的思考能力,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的远景与开展团队学习”,以建立学习型组织。
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应顺应以下几个趋势:
1.以经营决策为中心。经营决策是对企业整体行为过程和各种经营活动所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应采用的策略和方针所进行的抉择。它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决定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2.把人作为中心来管理。企业管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好人的工作,注重行为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使用,全面提高职工素质,采用各种措施调动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更多地关心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
3.广泛地吸收优秀科技成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企业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还包括技术竞争。当今世界,是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企业如果不善于利用新技术去开发新产品,就不能牢牢地控制市场,更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企业要根据自己的规模、类型、人员等条件,构建良好的组织结构,建立合适的企业制度,实行集中决策,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授权的管理艺术,调动不同部门、岗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现代管理理论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各学派理论将会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必然会有更合理的理论出现。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更应汲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之付诸实施,这必将会提高中国的管理水平,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摘要:针对管理理论的由来,对各类管理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反映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并针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进行阐述,反映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
关键词:管理特征;管理理论;现代企业管理要求
管理活动自古就存在。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管理存在。然而,管理活动真正形成为理论,却是在工业企业产生之后。工业企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管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企业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科技的发展,使管理工作不断复杂,仅仅凭借个人的经验管理企业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与需要,企业迫切地要求提高管理水平,把多年的管理经验加以总结,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用科学的理论代替传统的管理。最早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的就是美国的泰罗,泰罗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财经类专业教材编写组.企业管理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李光.21世纪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3).
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一、刘若愚、徐复观的理论探索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徐复观、刘若愚和叶维廉不约而同地尝试把现象学运用于《庄子》研究中。饶有意味的是，在汉语学界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受到重视竟然是从艺术领域开始的。刘若愚、徐复观十分合拍地强调现象学与《庄子》的汇通之处，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美国和台湾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这也正是现象学能够与庄子进行对话的外在诱因。现象学在欧洲的盛行时期与在中国的影响时期的这种错位，可以归因于历史的选择倾向，不同时期学界总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趋向。
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专门把艺术精神的主体——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进行了比较。徐氏认为心从实用与分解之知中解放出来，而仅有知觉的直观活动，这即是虚与静的心斋，即是离形去知的坐忘。此孤立化、专一化的知觉，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并认为现象学的归入括号、中止判断，实近于庄子的忘知。不过，现象学是暂时的，而庄子则是一往而不返的要求。因为现象学只是为知识求根据而暂时忘知；庄子则是为人生求安顿而一往忘知。现象学的剩余，是比经验的意识更深入一层超越的意识，即纯粹意识，实有近于庄子对知解之心而言的心斋之心。再者，徐氏认为现象学强调主客合一，并且认为由此所把握到的是物的本质。而庄子在心斋的虚静中所呈现的也正是“心与物冥”的主客体合一，并且庄子也认为此时所把握的是物的本质。庄子忘知后是纯知觉的活动，在现象学的还原中，也是纯知觉的活动。庄子强调“虚”，所以现象学之于美的意识，只是傥而遇之，而庄子则是彻底的全般呈露。凡是进入到美的观照时的精神状态，都是中止判断以后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也实际是以虚静之心为观照的主体。[2]但徐氏认为现象学并不曾把握到心的虚静本性，未能见到艺术精神的主体。徐复观认为庄子的这种艺术精神正因为是从人格根源之地所涌现、所转化出来，所以是彻底的艺术精神；这也正是现象学所无法比拟的。[3]《中国艺术精神》的后半部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古代画论，在徐氏看来，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因此该书“第三章以下，可以看作都是为第二章作证、举例”。[4]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theoryofliterature)英文版于1975年在美国出版。在“形上理论”一章，刘氏专门把中国的形上理论与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MikelDufrenne)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意在“唤起注意其中某些要素展示出与中国形上理论显著的类似点”。在刘氏看来，“形上理论”是“最有趣的论点，可与西方理论作为比较；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5]刘氏所作的比较大致如下：首先，中国形上批评家认为文学和自然都是“道”的显示，杜夫海纳认为艺术和自然都是“有意义的存在”的显示；这种“存在”的概念，可与道家认为“道”是所有存在之整体的概念并比。其次，现象学与中国形上观更类似的一点是：杜夫海纳肯定主体与客体的一致，以及“知觉”与“知觉对象”，或者“内在经验”与“经验世界”的不可分，这正像中国形上观批评家肯定“物”和“我”一体，以及“情”(内在经验)和“景”(外在世界)不可分；[6]第三，现象学和庄子都不依赖原始直觉，而意求达到摒弃经验知识以后、可称为“二度直觉”的状态，庄子“心斋”正像胡塞尔的判断的中止。[7]
徐复观和刘若愚所描述的庄子与现象学的可供沟通之处，是否是东方和西方哲学思想的一次不期而然的巧合的相似呢?徐氏和刘氏的论点大致可以归纳为道与存在的比较，庄子的心物为一与现象学的主客为一的比较，以及庄子的心斋和坐忘与现象学的还原的比较。
首先，就道与存在所具有的终极意义而言，它们具有一致性，因为它们都力图为那不可命名的形而上问题进行命名。但是道所具有的形而下品格也是非常明显的，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知北游》)，他强调“齐物”(《齐物论》)、“与物宛转”(《天下》)。道虽然是不能通过知觉活动把握的，但通过“游”，即“心”与“自然”的自由交流，可以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天下》)的境界。虽然庄子认为道“恍兮惚兮”，但他认为道又存在于生活经验之中，所谓“在蝼蚁”、“在禾弟稗”、“在瓦甓”、“在屎溺”(《知北游》)。
第二，庄子的心物为一与现象学的主客为一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胡塞尔批判了自然主义，他认为现象之根源处于现象对之显现的认识主体的意识之中。现象学以意向性问题作为开端，意向性把认识和对象统一起来，意向是意识意指某物，这里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存在。但从根本上看，胡塞尔现象学仍是以主客体的相互对立为前提的，只不过他所关注的中心在主客体相关联的意向性，重在对意识形式、主观活动结构进行分析。即使是杜夫海纳，它在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协调时，又引进了另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先验，他认为在先天的层面，主体和客体实现了高度的协调。杜夫海纳认为，情感是主体与客体融和在审美经验之中，从而实现交流的“关节点”。可以说，在杜夫海纳那里，先验和情感是实现主体和客体交流的前提。庄子的“齐物”思想更强调自然万物各自为春，互不妨碍、逍遥自在的情形；庄子希望排除知识、人为对于人与自然这种单纯关系的介入。社会的动荡和阶级的差别是庄子的主要批判对象，他提到了“绝圣弃智”，代表知识构成的概念、思想应该也在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的范围以外。强调天人一体，故庄子又是否定情感的，因此仅仅从主、客之合一出发而认为庄子与现象学思想的趋同，是不符合庄子与现象学的文本原意的。
再者，庄子“心斋”和“坐忘”与胡塞尔的所谓“还原”、“加括弧”包含着不同的意义。庄子的心斋和坐忘，带有很强的自省色彩；而胡塞尔的所谓还原，更多地强调在纯粹意识领域对先见、知性的排除。庄子的心斋和坐忘趋向的是忘知，而现象学的还原、加括弧趋向的是纯粹意识。前者更侧重于一种生命体验状态，而后者为的是达到彻底的知识。现象学所作的努力并非单纯返诸于己的心理活动，它的最终指向仍然是现象的呈现方式及其意义。“还原”的最大教导是：“彻底的还原是不可能的。”[8]梅洛-庞蒂的这句话从侧面说明这种努力尽管有着美妙的设想，但却不是完美和全能的。
徐复观认为庄子的精神是彻底的艺术精神，就庄子与现象学而言，它们虽有可以沟通的地方，但就艺术精神而言，现象学显然不及庄子。就现象学的关注点而言，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并不是以对艺术的解释为任务的，它以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所关注的是现象的显现方式。而庄子的艺术精神其根源在于对人生境界、人格精神的关注。徐复观对庄子的阐释开辟了60年代以来庄学研究的新天地，但他对现象学与庄子所作的比较，虽然注意到了庄子的独特之处，却没有相应地注意到现象学的理论背景。所以徐复观才仅仅局限于以庄子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比之于现象学。
刘若愚旨在寻找“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因此他更多地注意到了中西文论中可供沟通的共同命题，以及这些命题所具有的一致性的理论趋向。这种综合的功夫虽然遭到了一定的非议，但这种工作的先行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但道与存在、庄子的主客合一与现象学的主客合一之所以能相提并论，却仅仅因为它们是可以共通的，而不是共同的。
不可否认以西释中对古典文本重新解读的意义，但问题在于这种沟通是否是站在同一平台，其中的共同话语又是否具有有效性?就徐复观、刘若愚的研究而言，他们的理论的价值取向一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维护，一是出于对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和反击。而庄子与现象学的关系成为了这两个价值取向的一个最为恰当的例证。正因为此，他们更注重在经典文本中发掘中西美学可能沟通的共同点，《庄子》成为了与现象学衔接的最为有力的资源。剥离了两种理论的历史文化背景，仅仅把它们进行内容上的比较，可能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但这种比较的危险性也恰在于此，相似背后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差异背后也可能有着相同的立足点。
二、叶维廉的综合与实践
1970年以来，叶维廉开始探讨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道家美学)在诗中的呈现及其与西洋现代诗之间的融汇。《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收于1980年出版的《饮之太和》)和《言无言：道家知识论》两文是这一论题的力作。叶维廉以一个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评估。作为中国美学的根系，道家美学在他看来并非是已经枯死的僵尸，而是一脉源远流长的活水。它滋润着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并使得这种美感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彰显。
之所以推出道家作为与西方哲学对话的主角，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家美学作为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主流，它的路向与西方哲学的传统是迥异的。两个文化性格如此迥异的理论如何能够实现交流?其价值又何在?叶维廉虽然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以道家美学与现象学之间的汇通为理论架构的。西方的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是他反思中国美学的参照；而中国的道家美学思想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有力反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道家美学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沟通，是因为现象学从本质上是反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道家主张“道无所不在”。在对待理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现象学与道家美学具有方向的一致性。
叶氏认为，庄子的现象哲理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反拔。⑤之所以以“现象哲理”来概括道家哲学的意义，是因为叶是从观物方式入手分析道家美学的。胡塞尔关于意识活动的意向性思想启发了他从物我关系入手考察中西美学之差异。在叶看来，现象与本体的差异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在庄子哲学那里，却不存在这种差异。正是基于“以物观物”的观物和表达程序，道家美学才使得自然的本来面目得以呈现。基于对道家对自然认识的描述，叶氏认为，“道家的‘心斋’‘、坐忘’的意识，不如西方企求跃入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对道家而言，宇宙现象本身‘便是’本体世界”。[9]
叶氏观念中的“现象”是依托于现代汉语语境的。他所谓的“现象”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所谓“现象”。在叶氏看来，现象是与自然相对的，自然因为人类对之看法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道家排除了知性、理性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得自然的面貌得以真实地呈现；如果有着知识、名制的负担，则不能亲近自然的本真。叶氏强调“直观”对于道家美学的意义。在他看来，道家对于知性、理性等人为因素的排除，是因为其对真观的重视。“山水自然之值得浏览，可以直观，是因为‘目击而道存’(‘寓目理自陈’)，是因为‘万殊莫不均’，因为山水自然即天理，即完整”。[10]而最完整的天机即自然的浑沌，即“概念、语言、意识发生前”的无言世界的历验，在这个世界里，质原貌朴的万物万象可以自由兴发地流向我们，“庄子强调‘未始有物’，老子强调‘复归于婴’，是因为‘古之人’在浑然不分里对立分极的意识未成立之前，儿童，在天真未凿的情况里，都可以直接地感应宇宙现象中的具体事物，不假思索，不借抽象概念化的程序，而有自然自发的相应和”。[11]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不乏对于情景关系的精辟见解，但自觉从物我关系这一角度对艺术家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由此体现出来的特点进行考察的却始自近代的王国维。王国维曾尝试对中国诗的观物方式进行考察。他在区分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基础上提出“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不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第三则)
王国维以“以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区分了诗词作品中作者与自然的关系，“有我之境”指的是作者在所描写的景物上凝结自己浓郁的悲欢哀乐之情，而“无我之境”指的是宁静自然景象使作者陶然忘机，与之浑化。此处，王国维对诗词作品中物我关系的考察来源于他对中国道家美学“以物观物”传统及叔本华美学的接受。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氏以叔本华哲学“忘利害关系”、“全离意志关系”的意义阐释“无我之境”，认为“无我之境”所体现的正是“优美”的境界。其实，“以物观物”也暗合了道家美学素处以默、虚以待物的思想传统。
叶维廉继承了王国维的理论，自觉地运用观物方式这一概念对中国美学进行了考察。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以“无利害”、“无私欲”的介入解释“无我之境”，而叶维廉“以物观物”的意义显然不在于此。在叶维廉看来，正是出于对“知性”、“理性”、“名制”和“权限”的排除，以物观物的态度才得以自然流露于诗词作品当中。“忘利害关系”、“全离意志关系”与“无知性”、“无理性”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审美判断时无关实用的一面，后者强调的是其无关认识的一面。叶维廉之所以以无知性、无理性来阐释以物观物，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以物观物与现象学的所谓悬搁，即排除Noetic(知性、理性)，从而达到对事物的真实把握有着一致之处。
叶维廉得力于现象学的概念去分析和阐释中国固有的美感意识和美学观念。他受现象学“意向性活动”的启发，从“观物方式”入手探讨中西山水美感意识的差异，并进而探讨中西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研究中，叶维廉发现很多中西山水诗的比较研究结果都趋于表面化而不见落实，于是他从中西不同文化根源的模子出发，对其由观物应物表现的程序上的不同进行了探索，从而将陶潜、谢灵运等中国山水诗人的创作与英国华兹华斯的山水诗区别开来。他受胡塞尔对于物我关系思考的启发，认为中国诗人对自然“即物即真”的感悟，正是排除了Noetic(知性、理性)的结果。在他看来，“知性”“、理性”对中国诗人的心智活动起不了作用，“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观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12]可以说，正是基于对物我关系的思考，叶氏才得以区分出中西山水诗的显著差异。
叶氏进一步把这种观物方式的差异归结为中西文化模子的差异，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文本进行相互对照比较的必要。这也是他不同于先前比较诗学研究学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如他所说：“对于东西文学批评及东西文学本身同时有深湛的了解的学者如钱钟书和陈世骧，他们的研究中也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精奥的启示，但在纯学理上方法上或我称之谓‘模子应用的自觉’方面，当时还没有正面的提供”。[13]
对“观物方式”及其“文化模子”的考察是叶维廉解决中国美学、中国文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现象学为契入点，深入到中国文化寻找可以阐释中西方美学的共同命题———“观物方式”，这是叶维廉在比较诗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贡献，也是他较之于刘若愚、徐复观的显著不同之处。以对观物方式这一命题的思考为基础，他对中西比较诗学、美学领域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对道家美学及中国山水诗意义的重新发现在当代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叶维廉注重寻找“跨越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他强调中西“文化模子”之不同，从而克服了研究中盲目比附的缺陷，对把比较引向语言、文化、历史的纵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理论研究法和文本阐释学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从“文化模子”的多样性出发，我们应该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从而趋向更加理性、更加具有可比性的对话。
从刘若愚、徐复观和叶维廉的理论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寻找现象学与中国文艺理论的可供沟通之处，一直是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一个理论从表面上看可能符合研究者的主观意图，但是如何冷静地运用它，排除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避免简单的以此比彼，实在是中西比较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拿现象学来说，中国学者如何在其有效的范围内运用它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适用范围，所以拿现象学和庄子作比较，苟同于此优彼劣的结论，往往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就叶维廉的研究而言，他所注重的是现象学与中国美学的共通之处，而非仅仅浮泛地罗列其共同之处，这与他对中西不同“文化模子”的注意是直接相关的。
三、阐释的现代性与语言沟通中的障碍
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欧洲“任何哲学现在都企图顺应现象学方法，并且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14]但现象学并非是一个能对一切文化进行操戈的理论武器。现象学在徐复观、刘若愚和叶维廉这里的待遇至少说明，理论之间虽然有着可供沟通的共同词汇，但这种词汇真正能否概括不同文本的原始意蕴，却是一个首要问题。道与存在、庄子的主客合一与现象学的主客一、庄子“心斋”、“坐忘”与胡塞尔的所谓“还原”、“加括弧”是否有着如刘若愚和徐复观所预期的“类似点”，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相互比附的问题，它与阐释的现代性及其语言沟通中的障碍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从语言形态上看，《庄子》通过寓言展示的是一个形象化的世界，人与物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寓言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它与西方哲学文本的显著不同之处。《庄子》并不是以高度抽象化的哲学语汇进行论述的文本。正因为此，对它的阐释就有了相应的自由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现象学甚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之进行种种阐释就是这种自由度的施展。
当然，思想的沟通不依赖于文本形态统一与否，但不同的文本形态如寓言化的文本和哲学文本往往造成沟通上的障碍。这不仅因为一者为形象世界，一者为逻辑体系，更因为形象化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沟通的障碍背后，却又往往可以找到可供沟通的共同命题。可以说，庄子的寓言世界是一个意义敞开的世界，它提供了可供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西方的各种理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言说权力和言说空间。
再者，中西美学的现代阐释不仅涉及到西方哲学与“文学”(现代意义所谓的纯文学)的关系，还涉及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就文学和哲学的关系而言，长期以来，哲学对文学的优势是以它的逻辑和理性为利刃的。虽然“凝缩为关键词和规范的叙述能使价值和许诺得到强化”，[15]但“批评一味信赖形式范畴致使我们像形而上学哲学家惯于对待整个经验那样来对待文学经验，即把它置于概念的控制之下，继而想像出某种上帝般的超然和权力”。[16]哲学对文学权力的剥夺是以哲学高于文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本原理这样的预设为前提的。以哲学解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会造成文学意义的歪曲和流失。就哲学与学术的关系而言，近代意义上的哲学是西学东渐之后的产物，因此用近代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阐释像《庄子》这样在传统上属于学术的思想，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与中国学术的概念和范畴能实现多大程度的沟通?中西方是否存在一对一的等值的命题和范畴?
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庄子》视为文学文本。《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形象化的语言和寓言的形式是符合“文学”的近代含义的。而按“文学”的古代含义，《庄子》则属于“学术”。因此对《庄子》的阐释面临两个分支，要么将其中的抽象性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畴等同，要么用西方哲学的命题对《庄子》中的寓言故事进行解读。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于西方哲学命题和范畴能否应用于像《庄子》这样作为现代意义的“文学”和作为传统意义的“学术”的文本?
现代阐释是以现代汉语为思维工具的，而现代汉语词汇和古代汉语词汇同字异义的现象阻碍了这种阐释。汉语词汇意义的演变并非单一文化圈的产物，19世纪、20世纪以来传教士的翻译著作的影响，日语“汉语”借词的影响，都无形中加剧了古代汉语与印欧语系的交流，词汇在引进与翻译过程中往往剥落了原意或添加新意，这往往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障碍。文化领域中大量的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其中有很多是日本借用古代汉语的词去意译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因而其词义与古代汉语原有的词义不尽相同，甚或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词汇能否成为学术的生长点?“一个‘哲学问题’是不知不觉采用了那些被包含在用以陈述该问题的词汇中的假定的产物；在认真地看待问题之前，应当对那些假定进行质疑。”[17]罗蒂反思了哲学是否是世界的第一原理这样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哲学词汇能否准确再现现实提出了疑问。就语言学层面而言，词汇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并非是一对一的，它往往是在表达中确立其与文本的关系并产生其特定意义的。这种复杂性造成了交流中的障碍。
因此，完全排除文化背景和语言交流的影响，进行词汇的单纯类比，往往造成文化交流上的更大障碍。这也正是阐释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对《庄子》的阐释过程中，主体、客体这样的现代汉语词汇成为了最为锋利的解剖刀，我们是否可以预先进行如刘若愚所言“主体”相当于“心”、“客体”相当于“物”这样的设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心”“物”一体即现象学所谓主客不分这样的观点将会受到质疑。我们不能盲目趋向于现象学而忽视对中国美学传统的认识，现象学与《庄子》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可供沟通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
审美经验方面，现象学与中国美学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杜夫海纳认为，相对于自然，“艺术充分发挥趣味并引起最纯粹的审美知觉”，[18]“存在于自然对象之中，就像存在于世界上；我们被拉向自然对象，然而又受自然对象的包围和牵连。因此，审美意向性不那样纯，它更指向自然，它针对的对象属于自然”。[19]显然，这与庄子对自然的亲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庄子看来，天地自然是最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中国美学是自然优先而非艺术优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古人审美经验中最基本的关系”[20]庄子对自然的重视，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经验。而自然直接维系着“道”，所谓“道法自然”，“道”所具有的审美倾向性是指向自然的。
审美意识方面，现象学的悬搁、终止判断是一种更为抽象和理性的方式。现象学能实现多大程度的还原，是一个值得疑问的地方。正如赵汀阳在评价现象学时所言，“因为假装知识意识没有负担，所以显得‘纯粹’，同时也显得‘基本’。现象学恰恰应该把好像隐藏着的生存情况显现出来，而不是像胡塞尔那样以为知识意识是纯粹的并且基本的”。[21]庄子的“心斋”、“坐忘”更注重个人的生命体验，现象学对生存状态的遮蔽与庄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思想有可供沟通的共同话语，并不意味着它们处于同一对话平台。就上述以现象学对《庄子》的阐释而言，诸位学者都提到了现象学与中国艺术理论所具有的可供沟通之处，但它们却绝非仅仅相互佐证的关系。现象学和《庄子》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的思想也并非能够纯属巧合地完全相似。对于中西方读者而言，如果不从原典入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或许所见只能如盲人摸象般有所局限。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脱离具体文本的文化背景，仅仅罗列其相同或相异之处，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关注西方诗学与中国诗学的一些共同概念和范畴时，应该重视这些概念和范畴各自所具有的丰富意蕴，应该关注不同理论在思维倾向上的共通性及其互相启发之处：
从物我关系的角度看，现象学与道家美学有着可沟通之处。西方哲学史上自古希腊以来，对主客二分的强调一直是哲学上的一个中心问题。以二分法为基础问题，对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对立性的强调成为了哲学思维的显著特点。现象学的出现无疑对这种二分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梅洛-庞蒂曾将现象学看成是克服主观现象与客观现象划分的谨慎尝试。现象学集中注意观察现象显现的方式和揭示现象在我们意识中的构成，它将存在的信念悬搁在一边，在接受现象时的虚心的态度体现了它的周密性和对以科学概念对现象作简化的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说，现象学是对主客二分的克服。庄子齐天人、齐物我、齐生死的思想同现象学有着可参照之处。但《庄子》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旨在“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22]庄子为现象学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即把对待物我关系的态度与人生状态、终极关怀的思考直接联系起来。
其次，现象学对审美知觉的重视、对意向性的论述，直接启发了对于中国美学“审美经验”的重视。从意识主体与现象客体之间的关系入手，即从观物方式入手，考察中国美学问题，这是现象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之处。对审美关系的关注，克服了研究中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从而避免了仅仅以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给中国美学的一些问题定性。如叶嘉莹先生注意到“西方现象学之注意意识主体与现象客体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诗论之注重物我交感之关系，其所以有相似之处，也就正因为人类意识与宇宙现象接触时，其所引起的反应活动，原是一种人类之共相的缘故。”[23]叶维廉对于现象学与中国艺术理论的沟通所进行的探索，就是以观物方式为契入点的；他对中西观物方式之差异的思考直接深入到中西美感经验生成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中西美学的个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现象学对于中国学界更深层意义上的启发之处，在于它为我们重新审视中西美学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反省性的思想。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所谓“面向事实本身”，意味着不偏执于概念上的探索，不为种种先见干扰。在我们的研究中，对现象学与中国文艺理论的沟通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不盲从、不轻断，才是现实和可取的。
参考文献：
[1][瑞士]Isokern、倪梁康：《现象学在中国》，《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第72页。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3]同上，第79页。
[4]同上，第4页。
[5]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7页。
[6]同上，第109页。
[7]同上，第113页。
[8]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页。
[9]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叶维廉文集》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0]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2页。
[11]同[9]第130页。
[12]同[10]第89页。
[13]叶维廉：《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前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页。
[14][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序言，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5][美]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王柏华、马晓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6]同上，第10页。
[17][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
[18][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台北：五洲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19]同上，第44页。
[20]张节末：《中国美学史研究法发微》，《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1]赵汀阳：《不纯粹的现象学》，《哲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54页。
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一、传统教学理念分析
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知识加工处理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感知、记忆、比较、分析、综合等心理操作，教学设计要符合这种知识处理规律。因此，教学设计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将知识和技能加以分解，使之符合一定的加工顺序，同时以一定的媒体形式呈现出来，以利于知识处理，即教学设计的重点是知识的加工与处理。由于这种教学设计理念只关注知识的处理，因而被称为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在这种教学设计中，教师被看作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也称为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风靡全球。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人类的知识不是“纯客观”的，不是他人传授的，而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自己建构的。因而，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要给学生控制和管理自己学习的权利。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提供学习的环境，学生是学习环境的主人，教师只是学生的辅导者。由于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设计强调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又被称为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只重视教师传授的知识，没有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其结果是，教师一味传授，学生被动接受。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过度相信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使学生无法获得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其结果是，学生自我探索，无法得到教师及时有效的知识传授。即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和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都存在明显缺陷，两者都过分强调教与学的某个方面，而将教与学割裂开来。
二、行为理论的教学体系设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开始以行为理论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行为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Leont’ev根据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理论发展而来的。行为理论属于交叉学科理论，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人的行为活动，最早被前苏联应用于残疾儿童的教育和设备控制面板的人性化设计。在20世纪90年代，BonnieNardi等人将行为理论引入美国等西方国家。行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基本思想是，人类行为是人与社会和物理环境所造就的事物之间的双向交互过程，人类行为的产生来自于主观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之中。行为理论认为，在教学中，应将学生与知识统一起来，实现学生与知识的双向交互，最终达到主体与客体的辨证统一。
行为理论通过构造行为系统来实现，行为系统包含三个核心元素和三个环境元素，三个核心元素是主体、团体和客体，三个环境元素是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环境元素为核心元素提供其赖以存在的环境，构成核心元素之间的联系。在核心元素中，主体是行为的执行者，是行为系统中的个体要素。客体是主体加工处理的对象。团体是指行为发生时行为主体所在的群体。行为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必须以工具为媒介，包括现实工具和抽象工具。对于学生来说，现实工具可以是语言、教材、媒体或互联网等；抽象工具可以是某种思考方法、某种解题规则等。工具将行为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规则是客体需要依赖和遵循的法律、标准、规范、政策、策略、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是主体与团体之间联系的纽带。劳动分工是团体内部为完成某种任务而采取的组织管理策略，通过劳动分工将单个主体、团体和客体联系起来。
三、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核心元素设计
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核心元素包括主体、客体和团体三个部分。其中，主体是参与案例教学的学生，客体是教学案例，团体是主体学生所在的学习小组。
（一）主体的设计学生是行为系统中的主体，教师主要起引导和控制作用。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尤其要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由财务管理课程的特点所决定的。
其一，与其他课程相比，财务管理课程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我国现实存在显著差异。如筹资理论认为，股权筹资方式筹资成本最高，但在现实中，我国绝大多数公司会首选股权筹资。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有密切关系。仅仅依靠教师讲授书本知识和案例，学生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很难理解这种差异。
其二，很多财务管理教学案例没有唯一的答案，站在不同利益人的角度，会作出不同的财务管理决策。如对于公司利润分配，站在股东的角度，当公司有好的投资机会时，股东希望尽量不分配现金股利；当股东自身有好的投资机会或者希望尽早收回投资降低风险时，会要求公司尽可能多地分配现金股利。站在债权人的角度，则不希望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因为公司现金流出会降低债务的保障倍数。对于此类问题的学习，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很难真正掌握问题的本质。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扮演不同利益人，使学生像相关决策者一样身临其境地思考问题，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二）客体的设计对案例教学来说，案例设计要遵循时效性、广泛性、亲和性原则。时效性强调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信息媒体掌握当前的热点经济问题和经济事件，用最新事件作为教学案例，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热情。同时，财务管理的理论和内容也在不断发展，过于陈旧的案例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广泛性强调案例来源要广泛，包括来源范围广泛和来源途径广泛。来源范围广泛，指从古、今、中、外全部空间和时间范围寻找教学案例；来源途径广泛，指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报纸、专业期刊和一般杂志寻找教学案例，还可以将学生经历的经济事件作为教学案例，如对MBA学生所在单位发生的经济事件进行适当修改，作为财务管理教学案例。从长远来看，学校可以考虑建立校内共享的财务管理案例库，并制定一些鼓励政策，支持教师参与企业合作，实行产、学、研相结合，企业为学校教学工作提供案例，学校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亲和性指财务管理教学案例要尽量来自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现实问题，让学生对案例有亲切感，认为案例有实际意义，从而有兴趣了解和分析它。如在进行资金时间价值教学时，可以用购房者按揭贷款作为案例，让学生运用复利和年金知识计算购房者在全部还款期内实际还款额的现值，与直接用现金购房方案相比较，对两种购房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三）团体的设计教学中，可以将学生所在的班级作为一个学习团体，也可以将班级划分为若干个小组作为学习团体。对于案例教学来说，将班级划分为若干小组作为学习团体会更有效率。因为小组讨论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既有利于分工协作，又有利于督促和带动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主动参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可以在各小组内部初步讨论后，要求各小组选派代表发言，并要求学生在课后以小组为单位撰写案例分析报告，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进一步思考和总结，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至于小组人数，可根据课时多少、案例大小、具体分工来确定。既可以让学生自由组合，也可以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性格特点搭配，或者按照住宿相近、方便学习的原则划分学习小组。教师在分组时要注意各小组学生之间的能力差别不能过大，每个小组都有能力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人员的安排要有利于对案例的学习和讨论。
四、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环境元素设计
环境元素包括规则、工具和分工。环境元素的任务是根据主体的需要，提供主体搜集和加工客体的工具，对团体进行恰当的分工，并为整个案例教学顺利进行提供规则支持。
（一）工具的设计案例教学过程需要借助工具来完成，根据对学习者所能够提供的支持，工具可以分为效能工具、认知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效能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如字处理软件、作图工具、搜索引擎、教学多媒体等。认知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发展思维能力，如语义网络工具、数据库、专家系统等。交流工具可以支持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如基于internet的email和聊天工具等。财务管理课程与宏观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变化、与微观企业的行为关系甚为密切。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各行业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使财务管理领域不断出现新事物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国内、国际全面有效地发掘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财务管理教学案例。因此，基于互联网的工具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分工的设计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课堂讨论和发言通常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容易滋生某些学生的“搭便车”行为。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合理安排小组成员、制定相应检查和处罚规则等监督和约束措施。如检查小组每个成员的笔记，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在课堂讨论时发言，对课下讨论要求有记录，对偷懒行为给予惩处等。这样，通过小组间的合理安排、小组内部的合理分工，以及有效的规则来消除学生“搭便车”行为。
（三）规则的设计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应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激励和约束。这种规则既包括针对个人或者团体的行为规范，也包括案例教学的激励考核制度。教师可以将学生成绩与其所在小组成绩和个人表现挂钩，分别赋予小组成绩和个人表现一定的权重，计算学生成绩。增加小组成绩的权重，有利于鼓励学生的团队合作；增加个人表现的权重，有利于激励学生在课堂上自我表现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制定规则，引导学生行为。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通过人际交往来影响和引导学生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并且可以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成为小组学习的参与者。同时，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分组，帮助小组实现内部分工，为案例教学提供规则，并向学生传授使用工具的方法。这样，教师就完全融入到案例教学的行为理论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梁国萍、黄亿虹、曹筱春：《论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法》，《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年第1期。
[2]刘淑莲：《关于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构建与实施的几个问题》，《会计研究》2005年第12期。
[3]田祥宇：《论财务管理教学中的案例教学》，《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1.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
理论研究的深入是管理会计得以发展和完善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对管理会计的研究，仍停留在概念到概念，不仅解释不了管理会计的现象，更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我国现阶段的管理会计理念大多数是源于西方的经验，虽然引进了一些所谓的前沿，但是却使人可望而不可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本土的理论体系建设。进而导致了管理会计内容的不确定性和方法的单调性，限制了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实践推广。
2.行政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目标。
企业运行以完成上级规定的各项指标作为目标，管理上领导者的意志主宰了一切，其往往会采取一些短期行为，进而忽视企业长远的市场价值，不会考虑到会计人员在预测、决策、规划中的作用，也不会建立和完善管理会计系统，从而制约了管理会计的发展。
3.缺乏高素质的应用主体。
从事管理会计的人员不仅需精通财务会计和相关法律政策，并且还需掌握丰富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而由于我国管理会计推广较迟，掌握和学习管理会计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因此造成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匮乏。
4.与财务会计重叠。
当下很多企业都没有单独配备专门的管理会计机构人员，虽然有不少企业已将管理会计运用于实践，但是仅把相关任务分解到财务会计等职能中去，例如将预算职能分配给财务部门，将控制职能分配给生产部门等。这样，管理会计的作用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缺乏统一标准的应用体系。
当前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尚处于无序状态，没有明确的系统理论作为指导。加上我国企业内部管理比较薄弱，且公有制的产权结构较私有制更加复杂，因此设立统一的管理会计标准并加以规范势在必行。
二、推进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迅速发展
1.构建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年初财政部的《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我国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设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其中就将理论体系的建设作为第一项任务来抓，可见理论建设对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而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企业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与企业实际情况的契合度。《征求意见稿》对构建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要求是加强对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概念框架和工具方法的研究。
2.发展有利于管理会计推广应用的企业文化。
培育先进的管理思想、共同的价值理念、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最大限度激发员工作用机制等的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需具备的市场观念、风险观念、人本观念、时间价值观念和竞争观念等，对推进管理会计在企业的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
3.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要求管理会计应用主体能很好掌握企业的具体情况，依据现有的资料，并采用一定的管理会计方法对企业未来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要完成这一活动，就需要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使其具备更强的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其他相关能力。《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具体措施有改革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内容，增加管理会计专业知识的比重；从高校入手，加强对管理会计专业方向的建设和管理会计高端人才的培养；形成以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企业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和会计后备人才为框架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尝试建立管理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由于我国会计人员数量众多，可以参考国外管理会计师管理模式，设立管理会计师协会，实现管理会计人才队伍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
4.加快推进面向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建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理会计理念与方法的实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管理会计要行使其计划、决策、控制、评价等功能，一切都要以信息为依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会计信息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各单位建立起面向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势在必行，实现会计与业务活动的有机融合，以发挥管理会计的功能。当下的网络技术应用已经使信息技术从工具变成会计工作的环境，同时与组织的构架、企业文化、业务领域等因素相互作用，推进了会计形态的变化，财务共享的实施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不仅体现了规模优势带来的成本降低，同时使得会计工作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管理会计工作得以从原有会计部门中分离出来。打造管理会计的“利器”，推进管理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学术界以及研究机构的支持，而更重要的则是企业自身的实践。以会计信息化建设支撑管理会计的发展，以管理会计发展促进会计信息化建设，开拓我国会计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5.制定管理会计准则，形成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
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为您提供现场成本管理论文，内容如下： 现场成本管理论文 1.在项目部内部层层分解责任，层层分解责任成本，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好项目部内各个成员的责任，谁负责、谁负担。提高项目部内成员的责任意识，可将责任书上墙，时刻提醒项目部内成员。 2.具体考核措施：可以在项目部内部成立一个考核小组在每道工序完成后，根据项目部内成员责任成本完成情况，进行商议考核。在各自责任成本范围内，成本节约了则所节约成本的2%-5%作为奖金奖励给相关人员。如果成本超耗且是人为超耗则按超耗成本的1%扣除奖金。 3．必须从细节抓起加强执行力度。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亏损的行业，只有亏损的企业。一个项目的亏损，往往不是决策的失误，而是缺少一种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 现从材料使用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机械使用和管理三个方面浅谈一下如何控制现场施工成本并进行成本管理。 一、在施工全过程中，材料费占施工总成本的60～70%，要想控制施工总成本，在材料管理和使用上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管理，减少施工过程中不必要的经济损耗。必须改变以往材料采买管理权归物资部门所有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项目部的施工压力和施工负担，但为了更好的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低成本投入，应由单一由物资部门管理向多部门转变，材料采购部门及现场相关人员应做到以下几点： 1.做好材料采购前的基础工作。 工程开工前，项目经理、总工、工程部长、工长必须反复认真的对工程设计图纸进行熟悉和分析，根据工程测定材料实际数量，提出材料采购计划，采购计划应做到准确无误。在材料采购前，实验部门做好抽检工作，确保各种材料符合施工要求；材料采购部门应建立询价小组，小组对市场价格进行调查。材料采购人员所采购材料的价格不得突破询价小组的价格。可以定期召开例会，在例会上由询价小组汇报材料的询价情况，对于钢材、木材、砂石料分别汇报不同厂家的价格和质量，列举出选材使用理由，同时公开厂家的联系方式，以增大监督力度，提高透明度，保证做到“货比三家”优质低价购料。 2.加强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的管理： ①各分项工程都要控制住材料的使用。物资消耗，特别是钢材、木材、砂石料严格按定额供应，实行限额领料。在材料领取、入库出库、投料、用料、补料、退料和废料回收等环节上尤其引起重视（各方签字手续必须齐全），严格管理。对于材料操作消耗特别大的工序，要重点控制。具体施工过程中可以按照不同的施工工序，将整个施工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在工序开始前由工长、技术人员、材料员核定、分配主要材料使用数量，工序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材料数量不够，由材料员报请项目部领料，并说明材料使用数量不够的原因。每一阶段工程完工后，由材料员、技术员（此种至少有两个人签认）清点、汇报材料使用和剩余情况，材料消耗或超耗分析原因并与经济责任制挂钩予以奖惩。 ②也可实行材料包干使用，切实发挥好技术人员的作用。在现场根据施工工段或工区划分成立包干小组，由工长、技术人员材料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包干与经济责任制挂钩。另外要切实发挥好技术人员的作用，一方面什么部位用多少料，用什么样的料，有多少节余的潜力，他们最清楚。另一方面成本控制离不开施工技术，技术必须与成本、经济效益相结合否则它就没有生命力。 ③及时发现和解决材料不节约、出入库不计量，生产中超额用料和废品率高等问题。实行特殊材料以旧换新（安全帽、手套等等），领取新料由材料使用人或负责人提交领料原因。材料报废须及时提交报废原因。正常报废由项目部承担，否则由使用人自行承担。以上所提到的提交的各种申请及汇报材料无须大篇幅编写，简单说明原因即可，但必须提交，以便有据可循，作为以后奖惩的依据。 在工程施工成本中，除了构成实体的直接性消耗材料成本外还有另一类周转性材料成本。周转性材料是指在施工中不是一次性消耗的材料，它是随着多次使用而逐渐消耗的材料，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补充、多次重复使用。对于周转材料在每项工程中的成本摊销方式，我们可以尝试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成本核算： 摊销量=一次使用量×（1＋损耗率）/周转次数 另外，对于周转材料还必须注意一点：租赁还是购买？租赁可以保留更多的周转资金，有效减轻资金方面的压
管理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理论;业绩评价;激励机制
一、理论在企业业绩评价中应用的一般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业绩评价只是指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和审核，并不包括企业对于整个公司经营运作的各个问题，以及管理者对下属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评价，因为后者更多的侧重于企业发展评价分析，那将是一个企业的长久战略问题。在此我们只讨论针对委托关系产生成本，从而对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评价存在必要性这一问题来进行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委托关系中，业绩评价指标设计恰当与否，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能否最终使委托人目标利益最大化。根据理论，设计业绩评价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以使委托人尽可能全面和真实地了解人的实际工作和努力水平。
1.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如我们所知企业业绩评价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单一的运用财务指标来进行衡量，发展到现在的结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这是业绩评价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处于理论中的人的活动很多并不能依靠财务指标予以量化，因此理论的存在对非财务指标进入业绩评价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并且，基于理论的管理者业绩评价，单纯的使用财务指标如投资收益率、每股收益将会导致管理者以放弃长远利益而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财务指标具有可以定量化便于操作的特点，但面对其缺点，非财务指标的运用有其补充的必要性。
2.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者的奖惩必须基于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不然就很可能导致目标的扭曲和评价的不公允。委托人和人之间在业绩评价过程中很可能展开一场博弈的较量，这样，对于委托人来说，如何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是充分发挥管理者才能的有效保障。
3.激励的基础是制度的设计。对于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最终落实到制度的设计上。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委托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在事前签订一个完全合同来约束人的行为；再加上人行为的不可观察性，使得委托人很难监督人，监督效果差且成本高。因此只能从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入手，建立一套既能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人按委托人的目标努力工作的机制。
二、理论在管理者业绩评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企业整体的业绩评价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业绩评价与战略脱节，业绩评价体系不完全，预算评价与考核脱节等等。我们这里讨论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与企业整体的业绩评价有很大的不同。企业存在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对管理者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如果把企业运营的很多不可控因素包含在其中，在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还按照原来的指标对管理者进行评价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企业，经济利益方面的改善并不一定与管理者的经营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或其他与财务利润相关的活动产生，这样以企业的战略业绩评价管理者的业绩就会导致无谓的激励。因此，对于管理者经营业绩的考核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面对的问题：
1.信息不对称。对于理论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很多的管理者为企业的经营运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客观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却无法在股票的价格中体现出来，另外，很多经营管理者只注重短期行为，做出对企业的长远目标产生巨大影响的决策，对于所有者在短期内无法识别其经营优劣。非财务指标进入评价体统，给业绩评级增加了很多的客观性因素，但非财务指标还有待于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并且在一些企业非财务指标的选用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素在其中。
2.国有企业监督者的特殊性。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国家企业中具有控制权的监督者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企业管理者更多的追求非金钱利益的好处，而不具有充足的动力进行经营改善，因此业绩评价并不能对他们形成激励。因此，业绩评价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3.企业的目标和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管理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并且，很多时候并不是金钱上的利益，而是享受对资源支配权的利益以及规避风险的利益。管理者有时并不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困难的境地。这时如何设置业绩评价指标，并确定很好的激励机制就对股东权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有重大的意义。
三、管理者业绩评价的体系分析及选择
目前，业绩评价体系两个研究比较成熟完善且合理全面的领域是基于经济增加值EVA的业绩评价体系，和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研究基础的业绩评价体系。EVA的业绩评价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相比传统财务业绩指标而言，使用EVA能够较好地从结果上衡量企业所实现的财富增值，更好地揭示企业使用包括财务资本、智力资本等要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当前只分析财务指标并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应该于其他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对于平衡记分卡最大的特点就是引入非财务指标。它可以弥补传统业绩评价导致的短期行为，有利于实现企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非财务性业绩评价更有利于分清责任，能更准确、完整地考核企业管理人员的业绩，使会计控制更有效。但是，非财务指标也有明显的不足：如怎样将非财务指标的改善值用货币形式加以计量，因为通常生产管理人员并不能发现他们的某项管理活动与损益表上的税后利润有何必然的联系；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当各种非财务指标之间发生冲突时，可能很难做出正确的抉择。
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价对权责发生制的有益补充。现金流量指标能够综合的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而且能够准确地揭示企业盈利的质量。其次，现金流量指标几乎不受企业管理者主观歪曲的影响，因此，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指标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其他指标的有益补充。问题是在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确认时间和合理配比方面存在缺陷，现金流量分析的方法体系并不完善，一致性也不充分，因此，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价还要结合其他指标。:
四、激励机制对业绩评价的影响分析
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离不开业绩评价，管理者业绩评价是对管理者实行激励的基础，激励是管理者业绩评价主要的目标，因此剔除管理者不可控因素的管理者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应紧密联系。一方面，业绩评价是实施激励机制的基础和依据,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企业的价值。激励是为了使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于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评价是为了以此作为基础建立一套充分发挥管理者的作用的机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管理者自身的价值的到充分的体现，达到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双赢。
在成本存在的前提下，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不仅要考虑对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成果进行衡量，而且也要关注对管理者的经营进行监督付出的监督成本，再此基础上权衡管理者经营带来的净增加值，从而对管理者进行合理客观的评价，这是业绩评价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根据成本的内容，包括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监督成本，所有者放松其对管理者一定的约束，而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付出的成本，以及企业与管理者在目标执行中不可避免的分歧产生的成本，我们称之为剩余损失。根据文中作者的观点当管理者享有股权的份额可以激励其努力工作，降低成本，那么管理者持股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措施。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除管理者所享有的工资，企业对于管理者支付的成本即为管理者的收益，可以以此分类，来分析对于管理者的激励因素。并且权衡成本中各个支出特别是前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以此来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的激励。
总之，成本的存在是企业对于管理者业绩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也影响了激励机制的设置。充分运用理论的相关原理，设计业绩评价体系与激励制度，将对企业的运作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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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颜莉:我国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分析，财会通讯[J].2006
管理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为提高我国高校行政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对高校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高校要提高教学质量，除了需要建立高素质的教师人才队伍，加强校内教学设施建设外，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不高，管理制度不完善，学生要完成一个手续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要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组织气氛决定了组织的发展。对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进行研究，有利于管理者了解高校行政管理组织的内部组织特点，从而为制定具体措施来改变和影响组织气氛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二)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2014年7月9日，我国的高等学校共计254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246所(包括民办普通高校444所)，增长率为2．18%，比2013年下降了0．63%;民办普通高校444所，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19．77%，呈逐年增加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校数量非常大，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的结果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另外，从2014年的我国高校数据来看，未来民办普通高校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在高等学校的比重也会逐渐上升。民办普通高校的加入推动了教育市场的改革，加大了公办高校的竞争压力。公办和民办高校要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就要重视行政管理，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
二、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的研究
(一)研究思路
首先，将国内外的组织气氛维度的学说进行比较整合，选择其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气氛维度因素。其次，根据选择的气氛维度因素制作调查问卷的题目。考虑到调查的深度，此次调查的维度因素控制在5个左右，调查问卷的总题目数控制在40道左右。再者，选择合适的样本高校，向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最后，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得出结论。
(二)研究方案
1．组织气氛维度因素选择。根据对国内外的学说研究中的因素进行对比，发现领导支持、领导方式、士气、激励、冲突、绩效、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控制过程九个因素的出现频率比较高。本文选择这九个因素来进行研究。然而，根据研究思路，需要缩减到5个因素，因此要对这九个因素进行研究。从性质来分析，冲突属于人际关系中的范畴，而领导支持其实是领导方式中的一部分。从因果关系分析，士气是激励的结果，绩效是激励的出发点，因此冲突可以归入人际关系当中，领导支持可以归入领导方式中，而士气、绩效都可以归入激励的研究范围。经过合并后，九个因素可以缩减成领导方式、激励、人际关系、管理制度和控制过程五个因素。
2．调查问卷阶段。首先，根据选择的五个维度因素，制定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为40道，平均每个维度因素8道题目。其次，考虑到群体组织气氛维度在一定区域内的稳定性，调查对象要选择同一个区域内的高校来进行，对象数量尽量比较多。最后，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从各高校中的行政管理群体中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向调查对象发出调查问卷，记录问卷的发出数量。回收问卷后清算问卷数量，清除不合格的问卷。在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结果。
三、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结论的应用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五个维度因素，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一个区域内的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进行研究。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本区域内的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对组织气氛的影响力排比分别是:控制过程＞领导方式＞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激励。
(二)研究结论应用
管理论文范文第13篇
1.项目的界定及特征、工程项目管理特点
1.1项目的界定“项目”的提法由来以早,建筑业及军事领域最早运用项目管理的工具和方法。项目的定义有多种,但都围绕着项目的基本概念而归纳的。ISO10006中规定项目为“具有独特的过程,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由一系列相互协调和受控的活动组成。过程的实施是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包括满足时间、费用和资源的约束性条件。”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在MBOOK给出的定义为:“项目是为了完成某一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而作的一次性努力。”德国国家标准DIN69901定义项目为“项目是指总体上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唯一性的任务。(具有预定目标,具体的时间、财务人力和其它限制条件,具有专门的组织)。”
1.2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特点建筑工程项目一般具有下列特点:(1)复杂性程度高,建筑工程造价高,参与人数多,利益相关者多,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都比较大,时间长,所以相对于其它的项目而言,其复杂性程度高。(2)项目进行中不确定性程度大建筑工程项目复杂性高,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如天气、原材料价格、政府法规变化、周边社会关系等较容易影响项目进程;项目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如业主、监理、总包商、分包商、供应商、政府监管机构,变数较大;加之项目自身建设进度也在不断进行,其不确定性程度高,管理过程应牢牢把握渐进明细的特点。(3)建筑工程项目目标较易明确,多实行目标管理,目标相对稳定建筑工程项目较之其它技术开发项目,目标较稳定,建筑工程项目化管理已实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所以项目目标一般明确,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也多数采用目标式的责任承包管理。(4)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方式正由粗放型向现代项目管理转变建筑工程项目实行项目管理多年,但与国外先进的管理尚有一定差距。
2.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2.1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发展1988年我国开始学习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进行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应用试点。在建设工程施工中实施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企业(简称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业主的要求和委托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协议要求,代表业主行使对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组织实施建造过程进行全系统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控制和服务。工程项目的管理企业是不直接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企业签订合同,但可以按合同协定,代表协助业主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和整个工程项目的实施。
2.2我国现阶段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我国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的全新项目管理模式,以及逐渐过渡到项目管理规范化的出台到全新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人才执业资格的配套发展深化,使得项目管理工作在中国从单一到综合、从综合到系统,从系统到全过程,形成自成一体的管理科学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探索、实践、提高和完善,发展到现在无论从理论体系的研究深度还是实践应用的广度看,都已形成固有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决定性地位,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惯例接轨在行业中的体现,是中国建筑业改革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浓缩和升华。(1)“代建制”管理模式代建制,即政府投资项目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建成后交付各使用单位。它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方式在政府投资项目上的一种具体运用和管理制。代建期间,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代行项目建设的投资实施主体职责。(2)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运作模式工程总承包实际上也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施中的一种运作模式。建筑业当前推行工程总承包其目的主要是克服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相互制约和脱节的矛盾,实现从勘察设计到采购施工一体化工作的有机结合,并通过社会人才资源整合,进行整体统筹安排,优化设计方案、合理深度交叉,有效地对质量、成本、进度和安全进行综合控制,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缩短工期,降低投资,保证质量,确保项目投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达到投资者所期望的最佳目标。这也正是项目管理工作所要求的真实内涵。工程总承包的定义,从广义来说,就是下面设有分包的单位。具体讲就是总包企业接受业主或发包方的委托,按合同约定完成某一项工程,并对该项工程的成本、质量、进度、安全等要求和目标实现负全面责任。总包可以将合同中的部分工作分包给分包单位,但对分包所负责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建设部《关于积极培育和发展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我们应当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深化,站在行业规范化管理和前瞻性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理解并认真贯彻落实。(3)工程咨询企业从事建设项目管理服务的运作模式由于我国建设行业的工程咨询管理企业发展缓慢,为了缩短与跨国公司在项目管理上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建设部在2003,年出台《尽快培育和发展一批项目管理企业指导意见》后,又于2004年出台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项目管理企业的资质、业务范围以及具体要求。一方面从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服务与承包的角度规范了企业行为,提出了项目管理必须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
3.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上的现状
3.1工程项目管理程序中缺乏执行控制所谓在建设程序中的各阶段(包括建设建议书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工作阶段、建设准备阶段、建筑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中,建筑管理执行者通常处于一种非主动性位置,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建设的核心部门核心建设执行者的组织性及主导力量。
3.2工程项目人力资源选择配置欠缺一般在施工阶段是整个项目的建造实施过程,项目管理队伍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关键的建设要素,决定着整个建设项目的建造实施。并且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平台上,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整体水平比较落后、劳动资源模式比较传统,流动性以及各种不定因素造成配置混和。缺乏项目部门的团体学习提升,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实施。
3.3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力不足项目经理在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重要的管理人才,处于中坚地位。他主导整个项目的发展,是项目各种需求的集中交汇点和执行点。但在现阶段的项目经理大多数所执行的管理机制不顺畅,竞争意识淡薄;管理水平低下,模式落后;缺乏国际承包经验、高素质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以及有技术、懂法律、会经营、通外语的复合型管理人缺乏。
4.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创新管理体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变的环境中,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与挑战,有了不同以往的各种发展趋势。同样建设施工项目管理也应该在管理体系上更加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更加能够面对新世纪工程建设新的高潮来临。必须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总结项目施工管理取得的新进展、提出符合建设施工管理的创新体系。超级秘书网
4.1积极建立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管理法人责任制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是可以从源头上有效地控制工程管理执行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是在宏观调控下,先有法人,后进行建设,法人对建设项目筹划、筹资、以及实施管理过程中建设直到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全方位的负责制,按国家规定法人享有充分的自,并对法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制度和奖惩的制度。
4.2严格控制项目施工阶段的工程投资建设项目施工阶段,是按照设计思想具体组织施工建造的实施阶段,是要把设计付诸实现的执行过程。施工阶段工程投资控制是把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在承包合同价或投资估算内,并力求在规定的工期内生产出质量好、造价低的建筑产品。按照管理要求进行施工、选择承建分包商,优化施工组织设计、选择最佳的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人力资源与使用建设资金,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处理好工程索赔。
5.结束语
工程项目管理在工程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工程项目的成败。作为建设工程的有效管理资源,将成为建设项目的发展途径。通过完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对工程项目的工期、投资等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创造出较好的社会、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龚益鸣.质量写作论文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管理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管理论文范文第15篇
我们认为，要理解人本管理，首先要完整地认识管理中的人，掌握人性的实质。虽然在西方管理研究中曾先后出现过多种人性假设，但没有一种人性假设是建立在科学、全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其根本原因是对人的需要和工作动机缺乏深入的理论概括。我们综合当代心理学的动机研究和系统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从系统动力论和人的生活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性假设，即“目标人”假设。其基本观点是：
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实现心中的目标，并不断形成新的目标；目标是潜伏或活跃在个体内心的自我的未来状态或其它心理图式的可能运动，它们是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选择性地建构起来的，代表着个体潜在的理想、愿望或愿景，并规定着具体的行为策略；在一定的情景中，某些目标被激活之后成为个体行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形成人的行为动机，动机是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的内在原因；在人的心理世界中，存在三种层次的目标，即与生存有关的目标、与社会关系有关的目标和与自我发展有关的目标，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功能整体，即目标结构；不同的个体之间在其个性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和目标结构上存在广泛的差异。
据此，我们进一步认为，人有着一种固有的全面实现自身目标并形成新目标的内在动力，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不断实现心中的目标，人工作的意义也正在于不断形成和实现心中的目标，从而不断促进自我的发展。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自我概念具有社会性，其自我概念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其次，要理解人本管理，还要把握什么是“人本”。从本原上来讲，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要求，而“人本主义”又是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众所周知，早期的企业都是以资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企业谋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最主要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管理是以“资”为“本”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将企业中的人提升到一种比物力资本更为重要的地位上来。于是，“人本主义”就逐渐地取代了“资本主义”在企业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也就应运而生。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核心是：对企业中的人应当视为人本身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将他们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以人为本之中的“本”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本位”、“根本”、“目的”之意，它是一种从哲学意义上产生的对组织管理本质的新认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把人本管理提炼为三句话：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这一认识与我们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二、现代西方成功企业的人本管理
对人本管理本质的上述认识在摩托罗拉、惠普等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较好地得到体现。尊重个人是摩托罗拉文化的重要特点。为了尊重个人，公司一方面不断致力于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与心理环境），另一方面，也竭力促进员工的发展。公司总裁和高级管理人员都十分重视与员工对话，要求员工要有长远的打算，并实施“尊重员工权力计划”，不断切实提高员工的就业能力，帮助员工成为他们所能成为的最优者。惠普公司也以其对人的重视、尊重和信任的企业精神闻名于世，作为大公司，惠普对员工有着很强的凝聚力。著名的“惠普之道”的精髓就是关怀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他们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当代西方企业人本管理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个性化公司。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特利特和伦敦商学院教授高歇尔研究了西方大量成功的知识创新型企业之后提出的公司管理模式。他们认为，当前企业参与竞争的以知识为基础、服务密集型的经营环境要求高层管理者转换职能，即超越战略、结构和体系的旧的管理原理，建立一种更广阔、更有生命力的新管理哲学，也就是建立在发展目标、过程和员工基础上的管理哲学。这种“目标——过程——员工”的新管理哲学要求企业高层管理者超越战略，发展目标；超越结构，发展过程；超越体系，培育员工。“战略——结构——体系”原理中，结构因素--当今大部分管理者仍依赖这种因素——集中体现在配置资源、分派职责和控制有效运营上；而“目标——过程——员工”的管理原理则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塑造员工行为，建立员工主动创新、合作和学习的企业环境。我们认为，个性化公司的“目标——过程——员工”的新管理哲学更真实地体现了人本管理的宗旨，可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人本管理的要求。
三、新世纪的人本管理与能本管理
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研究中，也有人认为以人为本的实质内容是把人作为一种资源或资本，即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强调管理中人相对于物的优先重要性。有人甚至据此推论，“人本的关键是人的能力，即人可以在管理过程中作用于物的力量，或者说是能力资源”，因此，他们主张以能力为本的“能本管理”，并认为能本管理是更高阶段、更高层次和更高意义上的人本管理，是人本管理的新发展。而所谓能本管理，就是以人的能力作为管理的对象和管理的核心，提倡能力本位，建立起以能力为核心的价值观。能本管理体现在管理过程中，就要求以能力价值观来支撑和统摄其它价值观（如利益、效率、个性、主体性、自由、平等、民主、创新等），坚持以人的能力为实施管理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依靠力量，其管理措施则是建立一种“能级制”。由此可以看出，能本管理的实质就是物化人的本质，把人看作是组织实现自身功利目标的一种能力资源。
根据对人本管理和能本管理本质的上述认识、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我们认为“能本管理”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能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存在本质与目标的差异。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而且，人本管理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能本管理虽然也强调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但它在本质上是将管理中的人视为一种物，组织发展的一种资源，即能力资源，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在能本管理中，人的发展也主要服务于能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能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本质与目标上是相背离的。
其次，人本管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历史必然，也是现代成功企业管理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知识创新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能本管理在曲解人本管理实质的基础上，物化人的本质，它只能代表人本管理的过去，而不可能代表人本管理的未来，它与现代成功企业人本管理的实践也不相符。在一定意义上，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的反动，而不是人本管理的发展。
再次，能本管理所要求的能级制在实际管理中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位得其人，人得其位。人员配置要求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而不能根据什么能级划分职位，更无必要盲目追求人才高消费。而且不同的岗位往往对任职者所具有的能力和个性特征具有不同的要求，在一个组织中没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力要素相同的“能级”，更无必要建立众多能力要素不同、不能进行相互比较的“能级”。另一方面，如此众多的特殊能力如何测量？虽然他们提出了粗略的方案，但实际上很难保证测验的公平、公正、可靠与有效，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引起歧视与偏见，最终将阻碍能力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