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赖文.老年人犯罪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程东宁.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J].人民法院报,2003(4)

费平金进.当前老年人犯罪增长应以重视[J].

易明刚.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研究[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报,2002,3,1(57-58)

吴宗宪.老年男性的犯罪心理[J].政法论坛,1992(3)

陈丽平.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N].法制日报,2003(5)

郭金亮丁桂枝.论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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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英法问题刍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报,2003,12(12)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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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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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英法问题刍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报,2003,12(12)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不管是对于监狱还是罪犯来说都是一项“厚积薄发”的工作，现阶段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正处于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监狱只有在观念上解决一个“浅”字，态度上纠正一个“偏”字，实践中克服一个“盲”字，效果上防止一个“虚”字，力量上解决一个“弱”字，才能最终实现心理矫治工作“滴水穿石”的功能，促进罪犯重塑健康人格，最终成为社会守法公民。

【关键词】监狱 罪犯心理 矫治工作 突出问题

1981年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提出对罪犯心理进行研究的要求，1985年开始在监狱运用心理测量表来测量和研究罪犯，正式拉开了中国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实践的序幕。1991年黑龙江省率先开始了罪犯心理矫治试点工作，此后，辽宁、山东、上海等省市也先后开展试点工作，一些成功矫治罪犯的案例证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在矫正与教育改造罪犯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其帮助罪犯消除违法犯罪心理、养成健康人格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收到了其他改造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但是由于受各监狱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罪犯心理矫治效果的差强人意，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在部分监狱一直处于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状况，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思想认识不够统一，理解把握不甚到位；研讨多、实践少；学习多、应用少；喊得多、做得少；虚功多、实工少”等现象，有的监狱甚至还存在“只听楼梯声不见下人来”的情况。笔者作为一名战斗在监狱基层一线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人员，深感当前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遂就此抛砖引玉，谈点个人浅见，以资同仁斫正。

一、思想观念上应解决一个“浅”字。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适应全国监狱系统罪犯劳动逐步由室外向室内、由分散向集中、由农业向加工转移，有心理问题的罪犯呈增多趋势的新时期监狱工作的新特点，突出教育改造质量，深入坚持依法治监、科学管教罪犯所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反映了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客观规律，顺应了监狱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笔者有幸参加了司法部在扬州大学医学院开设的第一批全国监狱系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通过历时半年的学习和7年的心理矫治工作经历，深知此项工作立意高远、深思熟虑，对监狱和社会的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监狱警察甚至参与过心理咨询师培训的警察对此项工作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上云亦云，推崇“心理矫治万能论”有之，片面夸大罪犯心理矫治效果；鄙于不屑者的有之，认为只不过是解决女警安置，迎合上级机关的“花架子”；缺乏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正确认识，简单、片面、盲从。由于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缺乏有深度的理解和掌握，故而此项工作在有些监狱开展的也是装装门面、勉强应付，而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概括起来可以用“起步晚迈步急”来形容。从1981年提出开展罪犯心理研究至今，短短的30年时间，全国监狱系统经历了体制改革、布局调整等翻天覆地的变化，犯情狱情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更加复杂和多变，“稚嫩”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注定要经历“好事多磨”的过程。存在不足与问题并不足为怪。关键是要认真的加以解决。特别是针对警察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认识浅薄的问题必须从警察的心理健康教育入手。这不仅仅是有效缓解目前警察心理压力过大、心理调适方式欠缺的需要；还可以让全体监狱人民警察从心理健康教育中感受到心理矫治工作的魅力，让其将自己所学应用到矫治罪犯的实际工作中，形成监狱心理矫治工作“助人自助”的新格局。笔者通过学习之后发现对自己的心理成很有好处，在日常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时，我经常与罪犯分享这些心理成长故事，形成与罪犯的共鸣，促进了矫治效果；在警察中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警察深刻体会到警察心理健康与罪犯心理健康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双赢”关系，这样可以有效深化警察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深刻领会其是区别于传统三大改造手段的第四种教育改造罪犯的有效方法，并可以有效促进监狱整体工作的提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工作态度上应纠正一个“偏”字。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开展的好坏关键在警察的工作态度上，如果全体监狱警察都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思想高度统一、工作态度明确，重视有加则会自觉行动。只有这样，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才有原动力，才能有坚实的警察基础和工作基础。当前，警察中还明显存在工作态度上的误区和偏颇。有的警察认为搞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监狱领导和业务科室的事情，与基层警察关系不大，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的警察认为罪犯心理矫治目标过高，可望而不可及，纸上谈兵，落实不了；有的认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不过是迎合上级领导“口味”，体现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的演示手段，“中看不中用”。诸如这些工作态度上的偏颇认识直接影响到警察投身心理矫治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难以把这一科学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转变成警察的自觉行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面喊破嗓子，下面不甩膀子”的状况。“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你事业的高度和人生的高度，”态度上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行动上的步调一致。一定要教育引导警察特别是基层一线警察，克服障碍，跳出误区，提高工作责任心，提升工作执行力，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配合业务科室和心理矫治工作人员，做好罪犯的日常心理辅导工作和信息反馈工作，身体力行投身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中。

三、实践过程中要克服一个“盲”字。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规划、精心准备才能卓有成效。但由于其“起步晚迈步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仍缺乏指导性的意见和形成共识的普遍经验，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从1981年开始至今短短的30年时间，理论研究还很欠缺，实践操作还存在很多弊端，专业技术培训粗糙，专业技术人才奇缺。虽然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提出了主要内容、要求和保障措施，但仍旧还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监狱一线的心理矫治工作缺乏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意见。监狱应大胆探索，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之路。“存在即合理”，“适合自己才是

最好的”，目前有的监狱形成了“监区、科室、监狱”三级罪犯心理矫治网络，实行心理咨询师派驻工作制度，每个监区都有1至2名固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罪犯可以预约谈话。监区在基层具体负责罪犯的心理辅导工作和信息反馈工作，科室进行专业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和对监区的业务指导，监狱负责总体工作督导和对疑难杂症的集体攻坚，三级机构环环相扣、丝丝相连，每月召集一次心理咨询师业务讨论会，每季召集一次疑难杂症攻坚会，每年一次总结研讨大会。但由于受现实监狱工作环境影响和专业理论水平的限制，其组织架构上的优势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工作效果上要防止一个“虚”字。

在罪犯中开展心理矫治工作，其目的在于强化对罪犯的服刑指导、关注罪犯心理健康、培养罪犯健康人格，提高罪犯服刑素质进而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为了图形式、搞花架子，应付上级领导检查.因此，监狱必须讲求工作实效，确保矫治质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务虚”的情况。一是下的功夫“虚”，嘴上汇报一套套，计划总结一本本，应付上级检查的本本齐全，实践操作的案例很少；二是上级检查“虚”，现在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还没有一套统一规范的检查评比衡量标准，仍旧停留在“指标数”考核的水准上，即每年从数量上完成多少名罪犯心理矫治即可；三是上报材料“虚”，统计上报材料掺假、浮夸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这些“虚头吧脑”的做法对罪犯心理矫治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监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认真对待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评估、心理干预、个体矫治、团体咨询只要适合罪犯心理矫治的，有利于监狱安全稳定的都要>:请记住我站域名/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4篇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9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 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2009年4月25日，永嘉黄田某中学学生柳某因与同校的黄某有矛盾，便叫来徐某等将对方殴打了一顿。柳也因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处理。第二天晚上，当徐某等四人再次来到柳某的寝室里时，被闻讯赶到的值班教师发现，之后徐某等被带到黄田派出所。调查中，这伙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中间曾相互间传送着一支枪！全体参战干警为此大惑不解，一伙初中人何来枪支呢？他们决心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就读该县某中学的徐某、厉某等人在校期间经常与当地社会上青少年组成的“十八党”团伙发生冲突。为能何他们对抗，徐某等也组建了一个名为“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去年下半年，柳某想买支枪来去打猎，就通过朋友介绍在其叔叔张某那里，以250元购买了一支单管火药枪，后一直藏在家中。今年2月份，徐某所在“十三鹰”在与“十八党”的对抗中败北，他们觉得如果有一支枪在手便可扭转败势。第二周，徐某等10人便筹资到黄田镇，以同学关系将柳某的那支枪购买过来，并将枪藏到家中，直到26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案情至此已初步明了，警方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出战，于 4月26日深夜包围制枪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逮捕归案。 案例三 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 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 17岁少年小新(化名)为了偷钱上网，竟然将奶奶当场砍死，将爷爷砍成重伤。事后，小新投案自首。 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 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 睡梦中的奶奶倒在了血泊中，响声惊动了爷爷。不顾一切的小新又将菜刀砍向了他。爷爷受伤后逃出家门。小新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那4000元钱，只在奶奶兜里找到了两元钱。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5篇

从1764年切萨雷。贝卡尔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出版至今，犯罪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理论体系日趋严密，学科结构也日益明晰，但是专门讨论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的目的是，根据200多年来犯罪学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学者们已经创设出来的犯罪学子学科及其内容，将犯罪学体系内各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作些整理，以便于犯罪学的进一步研究中的各具体研究有一个体系上的参考性坐标，进而促进犯罪学体系的完善。

对犯罪学研究中已经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学者们已经创设的子学科及其内容作考察，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包括一系列子学科。给这些子学科归类，可以分为： 1、犯罪现象研究性学科，称犯罪现象学，包括犯罪行为学、犯罪比较学、犯罪史学等； 2、犯罪原因研究性学科，称犯罪原因学，可以分为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内含犯罪病理学等）、犯罪心理学、犯罪环境学（又包含犯罪地理学、犯罪地形学、犯罪区位学、犯罪生态学等）、犯罪社会学（又包含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等； 3、犯罪危害研究性学科，有犯罪危害学（含犯罪被害人学等）； 4、犯罪对策研究性学科，称犯罪对策学，包括犯罪预防学（内含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矫正学等； 5、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有犯罪分类学（犯罪类型学）、犯罪统计学等； 6、犯罪学反思性学科，有比较犯罪学、犯罪学史等。

下文对上述各类学科作些具体的论述。

二、犯罪现象研究性学科

犯罪现象研究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些犯罪学著作或犯罪学教科书，将犯罪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大块：犯罪现象研究、犯罪原因研究和犯罪对策研究。如，周密主编的《犯罪学教程》（1990），王牧著的《犯罪学》（1992），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的《犯罪学》（1997）等，其内容都是主要分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阴家宝主编的《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1949－1995）》（1997）的五编内容之中除第一编“犯罪学绪论”和第五编“犯罪专题论”外，主要的三编是“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犯罪现象有其特殊的结构，具有历史性、区域性、时间性和随机性，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所以，犯罪现象学是一门重要的犯罪学的内部学科。

犯罪现象学（criminal phenomenology）研究犯罪现象。犯罪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一定时间和地点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犯罪及其总和。它是犯罪学的最重要的范畴，从建立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在犯罪科学中是相对于个体犯罪行为、具体犯罪行为、个别犯罪行为和个人犯罪行为等多种涵义的基本范畴提出来的。”[1] 所以研究犯罪现象离不开研究犯罪行为。在刑法学中，犯罪行为是犯罪构成中的重要因素，是犯罪的客观方面的主要内容。在犯罪学研究中，犯罪行为的内涵在刑法学的基础上有所扩充，所以，犯罪行为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作为的犯罪行为和不作为的犯罪行为，故意的犯罪行为和过失的犯罪行为，初犯、偶犯犯罪行为和重犯、惯犯犯罪行为，既遂的犯罪行为、预备的犯罪行为、未遂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中止行为，单独犯罪行为、团伙犯罪行为和有组织犯罪行为，区域犯罪行为、流窜犯罪行为和跨境跨国犯罪行为，青少年犯罪行为、成人犯罪行为、老年人犯罪行为和妇女犯罪行为，自然人犯罪行为和法人犯罪行为，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犯罪行为。

犯罪现象既具有国别特点、地域特点，又具有时代特点、阶段特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犯罪，其犯罪现象会有不同，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也会不同。① 所以，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对犯罪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应该称为犯罪比较学。其研究方式主要有：1、横的比较，即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整个犯罪现象或某些类型的犯罪的各个方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探究国家间或地区间的犯罪的异同；2、纵的比较，即对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整个犯罪现象或某些类型的犯罪的各方面情况作纵向的比较，以探究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犯罪情况的变化；3、纵横综合的比较，即既对各国或各地的不同时期的犯罪情况作纵的比较研究，又在此基础上对各国或各地的犯罪情况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

在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现象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犯罪作历史的研究就有了可能，并且具有了意义。犯罪史学研究犯罪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根据其研究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犯罪史研究、某一国家的犯罪史研究、某一区域的犯罪史研究、犯罪集团的犯罪史研究和个人犯罪史研究。如，英国马丁。费多的《西方犯罪200年（1800－1993）》[2] ，就可以看作是一部西方社会的编年性的犯罪史著作。

三、犯罪原因研究性学科

犯罪原因研究也是犯罪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犯罪学学术史上，欧洲不少学者主张，犯罪学研究主要就是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认为“犯罪学的结构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犯罪学的基本问题；另一部分是犯罪原因研究”。② 尽管这种狭义犯罪学观点没有被犯罪学界普遍接受，但犯罪原因研究是所有犯罪学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犯罪原因学（criminal causation）是犯罪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也是不容置疑的。从西方犯罪学的历史来看，其各派学术理论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原因研究的不同角度和不同成果。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生物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各自都是在犯罪原因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取得了自己的成果，因而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我国犯罪学界一直重视对犯罪原因的研究，除各种犯罪学论著皆以犯罪原因研究为重要内容外，对犯罪原因的专门研究也取得了成果。③ 从上述的各个学派和各种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归纳出，犯罪原因学中的各个子学科：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环境学、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

犯罪人类学（criminal anthropology）研究人种与犯罪的关系。意大利学者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是犯罪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犯罪人类学的核心主张是人类社会中有一类生来就要犯罪的“天生犯罪人”（born criminal）。这一理论观点是龙勃罗梭以其长年的实证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来的，其学生恩里科。菲利和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天生犯罪人论”作了继承和修正。后来，又有英国的查尔斯。巴克曼。格林和美国的欧内斯特。艾伯特。胡顿等人运用人体测量学、统计学等手段，进一步发展了犯罪人类学。今天，“天生犯罪人论”已经被犯罪学界所扬弃，犯罪人类学也已经式微。

犯罪生物学（criminal biology）研究人的生理与犯罪的关系、遗传与犯罪的关系等。现代犯罪生物学研究盛行于20世纪初期，是19世纪后半期犯罪人类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它与犯罪人类学的差异是：（1）犯罪人类学着重研究身体的外部形状与犯罪的关系，并用隔代遗传来解释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现代犯罪生物学强调身体素质（包括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与犯罪的关系，并用生物学理论解释犯罪人独特的身体素质的形成原因。（2）犯罪人类学家主要使用直接观察、身体测量以及身体解剖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身体特征；犯罪生物学家使用血液检查化验方法、性染色体分析方法、内分泌测定方法、脑电图测定法等更加精细的研究方法。（3）犯罪人类学家倾向于从犯罪人的外部特征来研究犯罪人；犯罪生物学家倾向于从犯罪人的内部结构或状态研究犯罪人。犯罪生物学理论有遗传生物学研究和体质生物学研究两个分支。④ 犯罪病理学，又称犯罪精神病学（criminal psychiatry），是犯罪生物学的一个子学科，专门研究处于持续性或临时性精神异常状态下的人所进行的犯罪活动，是对于犯罪的一种特殊原因的研究。

我国犯罪学研究复兴以来，对于犯罪生物学理论也有涉及，但据王顺安的考察，我国关于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很稀少，尤其是中国学者亲自调查、实验的科研文献极端匮乏，尽管有一些青年学者呼吁开展犯罪生物学研究，但响应者寥寥。⑤ 王顺安也呼吁开展中国犯罪生物学研究，但他自己撰写的《中国犯罪原因研究》第七章，则是关于“犯罪的生理因素”的研究。实际上，犯罪生理学（criminal physiology）是犯罪原因学中的另一门子学科，专门研究人的性别、年龄、血型、体质、疾病、性功能等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原因研究的另一重要途径是犯罪心理研究。关于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的研究从犯罪学创立以来从未间断过，甚至在犯罪学出现之前，思想界就有不少关于犯罪心理的讨论。但犯罪心理学的真正创立，是以1897年奥地利犯罪学家汉斯。格罗斯《犯罪心理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的犯罪心理学理论有心理病理学理论、心理分析法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我国犯罪学界对犯罪心理的研究一直很重视。一些论著专章或专节论述犯罪心理问题，并出版有《犯罪心理学》专著（罗大华，1983、1991），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

犯罪心理学（criminal psychology）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犯罪人的心理这一特殊角度，探索犯罪原因的学科。人的心理主要包括感觉、认知、需要、动机、兴趣、倾向、情感、意志、观念、理想等等方面（这些心理方面可以外化为人的气质、性格等）。犯罪人实施犯罪，他的这些心理方面有无异常？产生怎样的变化？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需要涉及的问题。人的心理又无时不处于某种状态之中。心理状态一般有平静、犹豫、忧愁、激动、欢乐、悲伤、愤怒、克制、镇定等。心理状态与犯罪的关系也是犯罪心理学需要重视的研究内容。人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环境的左右和制约，所以个体心理、团体心理、群体心理以及孤独者心理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不能忽视的方面。

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皆侧重于从犯罪人的自身探究其犯罪的原因，犯罪环境学和犯罪社会学则是侧重于从犯罪人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探究其犯罪的原因。

犯罪环境学（the criminal environment theory）研究产生犯罪的环境原因。环境与犯罪的关系，学术界很早就有研究。孟德斯鸠、凯特勒、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都论述过环境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德国学者施奈德在其《犯罪学》中专门研究“犯罪地理学、生态学和地形学”。[3] 我国台湾学者谢文彦撰有“犯罪区位学之研究”。[4] 犯罪地理学（criminal geography）、犯罪生态学（criminal ecology） ⑥、犯罪地形学（criminal geomorphology）都应该是犯罪环境学下的子学科。美国学者D.斯坦利。艾兹恩和杜格。A.蒂默在他们合著的《犯罪学》中专章讨论“街头犯罪”。[5] 我国不少学者重视城市犯罪研究、农村犯罪研究或家庭犯罪研究。当前，对于社区犯罪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这些都可以纳入环境犯罪学的内容之中。此外，季节、气候、时段、特殊空间等与犯罪的关系，也属于犯罪环境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犯罪社会学（criminal sociology）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犯罪原因的学科，从广阔的社会环境层面研究犯罪的原因。因此，法国《世界百科全书》“犯罪学”条称犯罪社会学派为“社会环境学派”。意大利的恩里科。菲利于1884年出版的《犯罪社会学》标志着犯罪社会学的诞生。早期的犯罪社会学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的拿破仑。科拉扬尼、德国的弗兰茨。冯。李斯特和古斯塔夫。阿沙芬堡、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和让。亚历山大。欧仁。拉柯沙尼以及苏格兰的威廉。莫里森等。他们是在犯罪人类学等的基础上，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的原因，把社会环境因素作为犯罪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进而探讨宏观的犯罪对策。西方现代犯罪社会学对早期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作了扬弃，不再把犯罪人视为心理不正常的人，认为犯罪人之所以犯罪完全是各种社会条件促成的结果。这样，犯罪社会学在对犯罪人类学、犯罪心理学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西方现代犯罪社会学学派林立，有各种理论观点。特拉维斯。赫希、拉里。西格尔等学者曾尝试进行分类。赫希分为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和越轨理论；西格尔分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和整合理论。⑦其中默顿的失范理论、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等是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不过，从学科归属的角度看，是否标榜社会学理论，并不应该是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社会学学科的主要依据。现代化与犯罪关系的理论研究，批判犯罪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犯罪学研究等，实际上都应该归属于犯罪社会学之中。

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应该非常广泛，其中的大问题应该有：社会生产力与犯罪，生产关系与犯罪，社会分层与犯罪，社会分工与犯罪，社会变迁与犯罪，社会制度与犯罪，人口与犯罪，贫富与犯罪，家庭与犯罪，宗教与犯罪，文化与犯罪等。所以，从犯罪社会学中可以派生出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等子学科。

学术界往往把犯罪经济学和犯罪文化学作为独立于犯罪社会学的学科进行各自的研究。犯罪经济学（criminal economics）除了研究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外，还很重视对犯罪本身的经济运作进行研究。犯罪的成本效益问题，犯罪所得的经济转化问题，其中的重点如洗钱问题，是犯罪经济学研究很为关注的问题。犯罪文化学除了研究犯罪的社会文化原因外，还很重视研究犯罪者的文化，一般称作犯罪亚文化研究。

四、犯罪危害研究性学科

20世纪，一些犯罪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犯罪过程中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直到1947年，犯罪被害人学的概念才被提出。⑧ 犯罪被害人学（victimology）是关于犯罪危害研究的重要学科，主要研究被害现象、被害人、被害原因、被害补偿、被害预防等方面内容。我国学者比较重视对于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先后出版有几部研究专著，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效。此外，目前我国研究界也开始注意对于犯罪的国家被害和犯罪的社会被害的研究。实际上，犯罪不仅危害个人，也不仅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而且，部分犯罪危害自然，许多犯罪会危害全人类。所以，关于犯罪危害的研究应该称为犯罪危害学，其研究内容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

五、犯罪对策研究性学科

犯罪对策学（science of countermeasures of crime）研究对付犯罪的策略、方法和手段。

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都具有犯罪对策学的性质。但即便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都是犯罪对策性学科，也应该是处于犯罪学学科体系之外的学科，不属于犯罪学的内部学科之列。刑事科学的犯罪对策学意味比较浓，其中的犯罪侦查学、刑罚学是较为直接的犯罪对策性学科。但犯罪侦查学（criminalistics）和刑罚学（penology）皆是犯罪学学科以外的学科，都是刑事科学中的学科。正因如此，侦查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探究如何查明犯罪案件的事实真相，如何获取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具体证据；而刑罚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探讨罪与刑的对应和适应，以及刑罚如何恰当地执行。两者的研究目标都不直接指向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所以，从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来看，关于犯罪对策的研究应该另有具体的学科。犯罪预防学和犯罪矫正学应该是犯罪学的对策性学科。

犯罪预防学（the crime prevention theory）是进行犯罪预防研究的专门学科，具体研究如何在犯罪预测的基础上从事对于犯罪的防备和控制。犯罪预防一直是犯罪学家极为重视的研究内容。贝卡尔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6] 菲利则在《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刑罚的替代措施”，以探讨对于犯罪的社会性预防途径。[7] 因为在犯罪原因的研究上犯罪学界一直存有诸多分歧，犯罪预防理论也观点难一。在这方面，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和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代表了犯罪预防理论中的综合预防理论观点及其成就，是犯罪预防学理论成熟的一种标志。

在犯罪预防中，两项工作极为重要，一是犯罪预测，二是犯罪控制。所以，从犯罪预防学中又可以派生出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预测学专门研究犯罪预测问题，其具体的研究有犯罪预测的目的研究、原则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成果应用研究等。犯罪控制学专门研究犯罪控制问题，其具体的研究包括如何防备犯罪发生的研究、如何遏止进行中的犯罪的研究、如何防止和控制犯罪危害扩展的研究等。

犯罪矫正学（the crime correction theory）的研究范围应该比目前刑事司法研究中所涉及的罪犯矫正问题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罪犯矫正应该是犯罪矫正的重要方面，但犯罪矫正不仅仅是对于罪犯的矫正，而应该还包括对虽未成为罪犯但已经产生了犯罪意图（或可能产生犯罪意图）的人的行为习惯的矫正，如，对于违法者的矫正，对于有越轨行为者的矫正，等等，此外，还应包括对于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不良行为习惯者的矫正，如，对于吸毒者的矫正，对于严重嗜酒者的矫正，对于嗜赌者的矫正，等等。犯罪矫正学与刑罚学的区别也正在这里。

六、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

从事犯罪问题研究需要研究工具。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研究犯罪问题的主要工具有两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从事犯罪实证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犯罪统计，二是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等进行归纳分析的犯罪分类。所以，犯罪统计学（criminal statistics）和犯罪分类学（criminal taxology）应该是犯罪学中的两个工具性子学科。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6篇

从1764年切萨雷。贝卡尔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出版至今，犯罪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理论体系日趋严密，学科结构也日益明晰，但是专门讨论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的目的是，根据200多年来犯罪学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学者们已经创设出来的犯罪学子学科及其内容，将犯罪学体系内各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作些整理，以便于犯罪学的进一步研究中的各具体研究有一个体系上的参考性坐标，进而促进犯罪学体系的完善。

对犯罪学研究中已经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学者们已经创设的子学科及其内容作考察，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包括一系列子学科。给这些子学科归类，可以分为： 1、犯罪现象研究性学科，称犯罪现象学，包括犯罪行为学、犯罪比较学、犯罪史学等； 2、犯罪原因研究性学科，称犯罪原因学，可以分为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内含犯罪病理学等）、犯罪心理学、犯罪环境学（又包含犯罪地理学、犯罪地形学、犯罪区位学、犯罪生态学等）、犯罪社会学（又包含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等； 3、犯罪危害研究性学科，有犯罪危害学（含犯罪被害人学等）； 4、犯罪对策研究性学科，称犯罪对策学，包括犯罪预防学（内含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矫正学等； 5、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有犯罪分类学（犯罪类型学）、犯罪统计学等； 6、犯罪学反思性学科，有比较犯罪学、犯罪学史等。

下文对上述各类学科作些具体的论述。

二、犯罪现象研究性学科

犯罪现象研究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些犯罪学著作或犯罪学教科书，将犯罪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大块：犯罪现象研究、犯罪原因研究和犯罪对策研究。如，周密主编的《犯罪学教程》（1990），王牧著的《犯罪学》（1992），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的《犯罪学》（1997）等，其内容都是主要分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阴家宝主编的《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1949－1995）》（1997）的五编内容之中除第一编“犯罪学绪论”和第五编“犯罪专题论”外，主要的三编是“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犯罪现象有其特殊的结构，具有历史性、区域性、时间性和随机性，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所以，犯罪现象学是一门重要的犯罪学的内部学科。

犯罪现象学（criminal phenomenology）研究犯罪现象。犯罪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一定时间和地点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犯罪及其总和。它是犯罪学的最重要的范畴，从建立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在犯罪科学中是相对于个体犯罪行为、具体犯罪行为、个别犯罪行为和个人犯罪行为等多种涵义的基本范畴提出来的。”[1] 所以研究犯罪现象离不开研究犯罪行为。在刑法学中，犯罪行为是犯罪构成中的重要因素，是犯罪的客观方面的主要内容。在犯罪学研究中，犯罪行为的内涵在刑法学的基础上有所扩充，所以，犯罪行为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作为的犯罪行为和不作为的犯罪行为，故意的犯罪行为和过失的犯罪行为，初犯、偶犯犯罪行为和重犯、惯犯犯罪行为，既遂的犯罪行为、预备的犯罪行为、未遂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中止行为，单独犯罪行为、团伙犯罪行为和有组织犯罪行为，区域犯罪行为、流窜犯罪行为和跨境跨国犯罪行为，青少年犯罪行为、成人犯罪行为、老年人犯罪行为和妇女犯罪行为，自然人犯罪行为和法人犯罪行为，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犯罪行为。

犯罪现象既具有国别特点、地域特点，又具有时代特点、阶段特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犯罪，其犯罪现象会有不同，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也会不同。① 所以，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对犯罪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应该称为犯罪比较学。其研究方式主要有：1、横的比较，即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整个犯罪现象或某些类型的犯罪的各个方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探究国家间或地区间的犯罪的异同；2、纵的比较，即对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整个犯罪现象或某些类型的犯罪的各方面情况作纵向的比较，以探究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犯罪情况的变化；3、纵横综合的比较，即既对各国或各地的不同时期的犯罪情况作纵的比较研究，又在此基础上对各国或各地的犯罪情况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

在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犯罪现象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犯罪作历史的研究就有了可能，并且具有了意义。犯罪史学研究犯罪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根据其研究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犯罪史研究、某一国家的犯罪史研究、某一区域的犯罪史研究、犯罪集团的犯罪史研究和个人犯罪史研究。如，英国马丁。费多的《西方犯罪200年（1800－1993）》[2] ，就可以看作是一部西方社会的编年性的犯罪史著作。

三、犯罪原因研究性学科

犯罪原因研究也是犯罪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犯罪学学术史上，欧洲不少学者主张，犯罪学研究主要就是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认为“犯罪学的结构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犯罪学的基本问题；另一部分是犯罪原因研究”。② 尽管这种狭义犯罪学观点没有被犯罪学界普遍接受，但犯罪原因研究是所有犯罪学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犯罪原因学（criminal causation）是犯罪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也是不容置疑的。从西方犯罪学的历史来看，其各派学术理论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原因研究的不同角度和不同成果。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生物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各自都是在犯罪原因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取得了自己的成果，因而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我国犯罪学界一直重视对犯罪原因的研究，除各种犯罪学论著皆以犯罪原因研究为重要内容外，对犯罪原因的专门研究也取得了成果。③ 从上述的各个学派和各种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归纳出，犯罪原因学中的各个子学科：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环境学、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犯 罪文化学等。

犯罪人类学（criminal anthropology）研究人种与犯罪的关系。意大利学者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是犯罪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犯罪人类学的核心主张是人类社会中有一类生来就要犯罪的“天生犯罪人”（born criminal）。这一理论观点是龙勃罗梭以其长年的实证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来的，其学生恩里科。菲利和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天生犯罪人论”作了继承和修正。后来，又有英国的查尔斯。巴克曼。格林和美国的欧内斯特。艾伯特。胡顿等人运用人体测量学、统计学等手段，进一步发展了犯罪人类学。今天，“天生犯罪人论”已经被犯罪学界所扬弃，犯罪人类学也已经式微。

犯罪生物学（criminal biology）研究人的生理与犯罪的关系、遗传与犯罪的关系等。现代犯罪生物学研究盛行于20世纪初期，是19世纪后半期犯罪人类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它与犯罪人类学的差异是：（1）犯罪人类学着重研究身体的外部形状与犯罪的关系，并用隔代遗传来解释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现代犯罪生物学强调身体素质（包括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与犯罪的关系，并用生物学理论解释犯罪人独特的身体素质的形成原因。（2）犯罪人类学家主要使用直接观察、身体测量以及身体解剖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身体特征；犯罪生物学家使用血液检查化验方法、性染色体分析方法、内分泌测定方法、脑电图测定法等更加精细的研究方法。（3）犯罪人类学家倾向于从犯罪人的外部特征来研究犯罪人；犯罪生物学家倾向于从犯罪人的内部结构或状态研究犯罪人。犯罪生物学理论有遗传生物学研究和体质生物学研究两个分支。④ 犯罪病理学，又称犯罪精神病学（criminal psychiatry），是犯罪生物学的一个子学科，专门研究处于持续性或临时性精神异常状态下的人所进行的犯罪活动，是对于犯罪的一种特殊原因的研究。

我国犯罪学研究复兴以来，对于犯罪生物学理论也有涉及，但据王顺安的考察，我国关于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很稀少，尤其是中国学者亲自调查、实验的科研文献极端匮乏，尽管有一些青年学者呼吁开展犯罪生物学研究，但响应者寥寥。⑤ 王顺安也呼吁开展中国犯罪生物学研究，但他自己撰写的《中国犯罪原因研究》第七章，则是关于“犯罪的生理因素”的研究。实际上，犯罪生理学（criminal physiology）是犯罪原因学中的另一门子学科，专门研究人的性别、年龄、血型、体质、疾病、等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原因研究的另一重要途径是犯罪心理研究。关于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的研究从犯罪学创立以来从未间断过，甚至在犯罪学出现之前，思想界就有不少关于犯罪心理的讨论。但犯罪心理学的真正创立，是以1897年奥地利犯罪学家汉斯。格罗斯《犯罪心理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的犯罪心理学理论有心理病理学理论、心理分析法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我国犯罪学界对犯罪心理的研究一直很重视。一些论著专章或专节论述犯罪心理问题，并出版有《犯罪心理学》专著（罗大华，1983、1991），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

犯罪心理学（criminal psychology）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犯罪人的心理这一特殊角度，探索犯罪原因的学科。人的心理主要包括感觉、认知、需要、动机、兴趣、倾向、情感、意志、观念、理想等等方面（这些心理方面可以外化为人的气质、性格等）。犯罪人实施犯罪，他的这些心理方面有无异常？产生怎样的变化？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是犯罪心理学研究需要涉及的问题。人的心理又无时不处于某种状态之中。心理状态一般有平静、犹豫、忧愁、激动、欢乐、悲伤、愤怒、克制、镇定等。心理状态与犯罪的关系也是犯罪心理学需要重视的研究内容。人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环境的左右和制约，所以个体心理、团体心理、群体心理以及孤独者心理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不能忽视的方面。

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皆侧重于从犯罪人的自身探究其犯罪的原因，犯罪环境学和犯罪社会学则是侧重于从犯罪人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探究其犯罪的原因。

犯罪环境学（the criminal environment theory）研究产生犯罪的环境原因。环境与犯罪的关系，学术界很早就有研究。孟德斯鸠、凯特勒、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都论述过环境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德国学者施奈德在其《犯罪学》中专门研究“犯罪地理学、生态学和地形学”。[3] 我国台湾学者谢文彦撰有“犯罪区位学之研究”。[4] 犯罪地理学（criminal geography）、犯罪生态学（criminal ecology） ⑥、犯罪地形学（criminal geomorphology）都应该是犯罪环境学下的子学科。美国学者D.斯坦利。艾兹恩和杜格。A.蒂默在他们合著的《犯罪学》中专章讨论“街头犯罪”。[5] 我国不少学者重视城市犯罪研究、农村犯罪研究或家庭犯罪研究。当前，对于社区犯罪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这些都可以纳入环境犯罪学的内容之中。此外，季节、气候、时段、特殊空间等与犯罪的关系，也属于犯罪环境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犯罪社会学（criminal sociology）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犯罪原因的学科，从广阔的社会环境层面研究犯罪的原因。因此，法国《世界百科全书》“犯罪学”条称犯罪社会学派为“社会环境学派”。意大利的恩里科。菲利于1884年出版的《犯罪社会学》标志着犯罪社会学的诞生。早期的犯罪社会学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的拿破仑。科拉扬尼、德国的弗兰茨。冯。李斯特和古斯塔夫。阿沙芬堡、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和让。亚历山大。欧仁。拉柯沙尼以及苏格兰的威廉。莫里森等。他们是在犯罪人类学等的基础上，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的原因，把社会环境因素作为犯罪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进而探讨宏观的犯罪对策。西方现代犯罪社会学对早期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作了扬弃，不再把犯罪人视为心理不正常的人，认为犯罪人之所以犯罪完全是各种社会条件促成的结果。这样，犯罪社会学在对犯罪人类学、犯罪心理学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西方现代犯罪社会学学派林立，有各种理论观点。特拉维斯。赫希、拉里。西格尔等学者曾尝试进行分类。赫希分为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和越轨理论；西格尔分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和整合理论。⑦其中默顿的失范理论、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等是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不过，从学科归属的角度看，是否标榜社会学理论，并不应该是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社会学学科的主要依据。现代化与犯罪关系的理论研究，批判犯罪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犯罪学研究等，实际上都应该归属于犯罪社会学之中。

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应该非常广泛，其中的大问题应该有：社会生产力与犯罪，生产关系与犯罪，社会分层与犯罪，社会分工与犯罪，社会变迁与犯罪，社会制度与犯罪，人口与犯罪，贫富与犯罪，家庭与犯罪，宗教与犯罪，文化与犯罪等。所以，从犯罪社会学中可以派生出犯罪经济学、犯罪文化学等等子学科。

学术界往往把犯罪经济学和犯罪文化学作为独立于犯罪社会学的学科进行各自的研究。犯罪经济学（criminal economics）除了研究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外，还很重视对犯罪本身的经济运作进行研究。犯罪的成本效益问题，犯罪所得的经济转化问题，其中的重点如洗钱问题，是犯罪经济学研究很为关注的问题。犯罪文化学除了研究犯罪的社会文化原因外，还很重视研究犯罪者的文化，一般称作犯罪亚文化研究。

四、犯罪危害研究性学科

20世纪，一些犯罪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犯罪过程中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直到1947年，犯罪被害人学的概念才被提出。⑧ 犯罪被害人学（victimology）是关于犯罪危害研究的重要学科，主要研究被害现象、被害人、被害原因、被害补偿、被害预防等方面内容。我国学者比较重视对于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先后出版有几部研究专著，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效。此外，目前我国研究界也开始注意对于犯罪的国家被害和犯罪的社会被害的研究。实际上，犯罪不仅危害个人，也不仅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而且，部分犯罪危害自然，许多犯罪会危害全人类。所以，关于犯罪危害的研究应该称为犯罪危害学，其研究内容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

五、犯罪对策研究性学科

犯罪对策学（science of countermeasures of crime）研究对付犯罪的策略、方法和手段。

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都具有犯罪对策学的性质。但即便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都是犯罪对策性学科，也应该是处于犯罪学学科体系之外的学科，不属于犯罪学的内部学科之列。刑事科学的犯罪对策学意味比较浓，其中的犯罪侦查学、刑罚学是较为直接的犯罪对策性学科。但犯罪侦查学（criminalistics）和刑罚学（penology）皆是犯罪学学科以外的学科，都是刑事科学中的学科。正因如此，侦查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探究如何查明犯罪案件的事实真相，如何获取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具体证据；而刑罚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探讨罪与刑的对应和适应，以及刑罚如何恰当地执行。两者的研究目标都不直接指向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所以，从犯罪学的内部学科结构来看，关于犯罪对策的研究应该另有具体的学科。犯罪预防学和犯罪矫正学应该是犯罪学的对策性学科。

犯罪预防学（the crime prevention theory）是进行犯罪预防研究的专门学科，具体研究如何在犯罪预测的基础上从事对于犯罪的防备和控制。犯罪预防一直是犯罪学家极为重视的研究内容。贝卡尔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6] 菲利则在《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刑罚的替代措施”，以探讨对于犯罪的社会性预防途径。[7] 因为在犯罪原因的研究上犯罪学界一直存有诸多分歧，犯罪预防理论也观点难一。在这方面，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和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代表了犯罪预防理论中的综合预防理论观点及其成就，是犯罪预防学理论成熟的一种标志。

在犯罪预防中，两项工作极为重要，一是犯罪预测，二是犯罪控制。所以，从犯罪预防学中又可以派生出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预测学专门研究犯罪预测问题，其具体的研究有犯罪预测的目的研究、原则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成果应用研究等。犯罪控制学专门研究犯罪控制问题，其具体的研究包括如何防备犯罪发生的研究、如何遏止进行中的犯罪的研究、如何防止和控制犯罪危害扩展的研究等。

犯罪矫正学（the crime correction theory）的研究范围应该比目前刑事司法研究中所涉及的罪犯矫正问题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罪犯矫正应该是犯罪矫正的重要方面，但犯罪矫正不仅仅是对于罪犯的矫正，而应该还包括对虽未成为罪犯但已经产生了犯罪意图（或可能产生犯罪意图）的人的行为习惯的矫正，如，对于违法者的矫正，对于有越轨行为者的矫正，等等，此外，还应包括对于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不良行为习惯者的矫正，如，对于吸毒者的矫正，对于严重嗜酒者的矫正，对于嗜赌者的矫正，等等。犯罪矫正学与刑罚学的区别也正在这里。

六、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

从事犯罪问题研究需要研究工具。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研究犯罪问题的主要工具有两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从事犯罪实证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犯罪统计，二是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等进行归纳分析的犯罪分类。所以，犯罪统计学（criminal statistics）和犯罪分类学（criminal taxology）应该是犯罪学中的两个工具性子学科。

对犯罪现象进行统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到了19世纪，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对犯罪现象进行统计，从而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犯罪在某些方面的规律性，使犯罪学得以成为“科学犯罪学”（特伦斯。莫尔斯语）[8].法国学者安德烈。米歇尔。格雷和比利时学者阿道夫。凯特勒是当时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犯罪问题的代表人物。他们因运用统计学研究犯罪问题取得很大成就而被称为犯罪统计学派。

犯罪统计不仅是学界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官方的措施。根据施奈德的考察归纳，犯罪统计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1、官方的犯罪统计，是实施正式社会监督的主管机构-警方、法院、缓刑帮教和监狱用于自我表述的工作报告；2、作为研究手段的犯罪统计，它能说明居民参与犯罪的规模，为提出犯罪成因的假设和理论提供数据基础；3、用犯罪统计向居民通报关于犯罪案件的数量、种类、发展和分布情况，向居民指出成为被害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并且免除他们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心理；4、犯罪统计有一种监督、引导和计划任务。[9]

从19世纪到20世纪，犯罪统计工作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手段越来越科学，而且规模越来越宏大。1954年，国际刑警组织尝试编制国际犯罪统计，以各国警方的犯罪统计为基础汇集谋杀、性犯罪、盗窃、诈骗、伪钞和犯罪这六种犯罪的数据。联合国于1950年开始研究国际犯罪统计的比较问题，其后数次开展全球性犯罪调查。自1963年起，欧洲议会致 力于编制一种国际犯罪统计。同时，犯罪学界尝试通过不同的途径研制一种国际犯罪统计的测量工具（桑斯顿。塞林1967，马文。E.沃尔夫冈1967，莱斯利。T.威尔金斯1970），主张避免各国刑事司法制度对犯罪统计的干扰，充分考虑被害人数字、被害人遭受人身伤害的类型和程度、被害人被盗物品的价值和对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的价值来编制国际犯罪统计。

今天，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犯罪统计工作的发展也更加迅速。相比较而言，我国犯罪学界长期侧重于对于犯罪问题的定性分析，定量研究工作做得不太充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把犯罪调查和犯罪统计作为重要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周路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在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的支持下，已经在天津进行了四次大型犯罪调查（1990，1993，1996，1999），调查对象累计达1.6万人，取得了丰富翔实的研究资料，建立起了“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正是在实证调查和犯罪统计的基础上，周路主编出版了《当代实证犯罪学》（1995）和《犯罪调查十年-统计与分析》（200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在运用犯罪统计工具从事犯罪问题实证研究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对于犯罪统计这一科学工作本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这方面，我国学术界远远落后于西方。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犯罪统计的标准、途径、方法、数据分析、成果应用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建立起犯罪统计学。

开展犯罪统计必然涉及到犯罪分类问题。实际上，犯罪分类问题是犯罪学有史以来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的问题，也是犯罪学界观点众多、分歧极大的问题之一，许多犯罪学专著都设专章研究犯罪类型。我国犯罪学界也很重视犯罪分类，大多数犯罪学著作都把对犯罪类型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康树华主编的《犯罪学通论》（1991）专门有一编研究“犯罪类型”，名为“犯罪类型论”。但康树华、王岱、冯树梁共同主编的《犯罪学大辞书》（1995）却没有收入“犯罪分类”或“犯罪类型”词条（仅收有“犯罪类型学派”词条），倒是杨春冼、高铭暄、马克昌、余叔通共同主编的《刑事法学大辞书》（1990）收入了“犯罪分类”词条，并做出刑法学的和犯罪学的两种解释。

犯罪分类学应该是犯罪学中的子学科，专门研究犯罪分类的标准、体系、方法等问题，并探讨犯罪分类与犯罪统计、犯罪研究、犯罪防控等之间的关系，以利于更有成效地进行犯罪统计、犯罪研究和犯罪防控工作。

七、犯罪学反思性学科

犯罪学发展到今天，对其本身进行观照，进行反思性研究是必要的。反思犯罪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形成关于犯罪学的史学，即犯罪学史。观照研究犯罪学发展历程中各个学派和诸多学者，比较他们的诸多学术主张和观点的异同，则又形成比较犯罪学。

区别于犯罪比较学（前文论及）的对犯罪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犯罪学（comparative criminology）是对于犯罪学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于犯罪学不同学派的比较研究，对于犯罪学不同学术观点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的犯罪学家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犯罪学研究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时代的犯罪学研究的比较研究，等等。

对于犯罪的比较研究（犯罪比较学）是早期犯罪学家就很重视的并且始终很受犯罪学研究界重视的方面。相对而言，对于犯罪学作比较研究的比较犯罪学则是犯罪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开始的。应该指出的是，大部分学者在从事比较犯罪学研究时往往既重视对于犯罪学的比较研究，也兼顾对于犯罪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学者赫尔曼。曼海姆（1965）和波兰学者布鲁诺。霍维斯特（1982）的著作为代表，比较犯罪学综合地从事犯罪的比较研究和犯罪学的比较研究。我国的比较犯罪学研究（如，康树华，1994）也是综合性地对于犯罪和犯罪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犯罪和犯罪学都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犯罪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大部分的犯罪学著作都有意或无意地要涉及对于犯罪的、对于犯罪学的或两方面都有的比较性质的研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犯罪学中的比较研究的泛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犯罪学比较研究水平的提高。比较犯罪学一方面需要纯化，应该剔除掉对于犯罪的比较研究（使之归于犯罪比较学之中），另一方面需要与犯罪学史结合起来研究，从更宏观的方面观照把握犯罪学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的不同的人文基础、社会背景和由此生发的对于犯罪学研究的人文需求和社会需求，以及由这些基础、背景和需求所引导出的各个学派或各位学者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贡献。

比较犯罪学与犯罪史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学派或学者间学术主张、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点，而后者注重学派之间、学者之间的继承、扬弃和发展。

八、结语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预防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处于经济体制重大转型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进一步恶化，危害性逐年增大。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一一犯罪类型、犯罪年龄低龄化、弱势群体成员成为犯罪主体、青少年团伙犯罪呈增长趋势。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犯罪，不仅事关保护和促进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而且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预防和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关注的课题，更成为本人的研究方向。

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状态

从国外研究来看，就接触的诸多资料分析，针对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的理论较少，往往是用青少年犯罪来涵盖大学生犯罪。在成熟的青少年犯罪研究理论基础之上，国外研究认为大学生犯罪所产生的原因方面有：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精神病理学观点、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生物学观点、多元性犯罪原因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生物学观点和犯罪社会学理论。

1.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心理学观点认为大学生犯罪是因为打破了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平衡。弗洛伊德的个性论，将人的个性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他认为，本我是人最原始本能、欲望，和肉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以外部世界的需要为标准进行活动，调节外部世界与本我之间的冲突；超我是受家庭教育或者外界的其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他是对本我的欲望和本能起反抗作用的常态下。本我、自我、超我，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应，大学生犯罪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后的一种反应。

2.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社会学理论是国外大学生犯罪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他主要研究大学生犯罪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大学生犯罪密切相关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社会瓦解论与青少年犯罪、不同联系论与青少年犯罪、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多因素论与青少年犯罪、精神贫困与青少年犯罪等。瓦解论认为城市化倾向和社会变化，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使得社会控制力削弱、社会规范受到冲击，青少年个人自由或者个人诉求的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从而造成青少年犯罪。

3.杜会越轨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有着深刻社会结构根源的社会越轨现象。而在正统的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越轨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社会越轨能够走上理论舞台，主要是由于它的“反面角色”具有某种独特的反衬功能。自迪尔凯姆以来，“越轨”始终是被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研究。现代研究表明，尽管越轨行为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不适，多为社会所排斥，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社会越轨行为实际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就像疼痛对人的健康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青少年社会越轨行为向整个社会表征了青少年这一特定人群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为探索青少年犯罪之现状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起到了警示作用。

4.其他理论。不同联系论认为大学生犯罪从许多不同的因素中获得不良信息，进而产生犯罪意识并实行，与犯罪相联系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文化冲突论将大学生犯罪归因于不同标准的文化标准，各地方、各地区不同的文化氛围是导致其犯罪的主要原因，例如：某些地区的价值观、信仰、生活习惯等；多因素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别的因素并且与其他因素发生联系就会导致青少年道德问题犯罪问题等；精神贫困论认为青少年精神贫困缺乏有益的文娱活动和教育，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犯罪。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980年1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作为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机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对各部门、各学科之间在青少年问题研究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联系。在此基础上，1982年6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开始。经过几年的调整阶段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的正式出版，理论研究的科学之光终于出现。科研人员结合国内外情况，各抒己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论。中国现阶段国情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对照，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发展过程一样，都不可避免的要以犯罪增长为代价。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2.利益差异与冲突理论。为人类依其自身的利益，基于生存的目的，在可能性空间进行选择活动，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个体还不能够充分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致损害社会、他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吻合一致，没有利益的差异，也就不会产生违利益、危害社会、损害他人利益的犯罪行为。

3.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论。第一层解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同私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并指出，我国缺少对生产力因素的认识。第二层解释，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即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决定着其外部活动，从而提出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的理论。

4.本能异化论。采取回溯法与还原法，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即属系发生史，以及个人的成长过程，即从个人发生史来研究犯罪问题，并将犯罪行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生物性的衍生。从这样一种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论者提出人的本能异化的基本模式，即人的本能活动升华为创造性劳动，促成意识产生，创造一个社会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扼制自身的强大异己力量，对有待改造的非规范创造日益严密的规范体系。从而说明了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即为本能的异化，它存在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

5.就犯罪原因体系的“犯罪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系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的诸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狭义的犯罪原因（包括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与犯罪条件（犯罪场），合称为广义的犯罪原因。认为控制犯罪场与减少犯罪的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对控制犯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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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牧.论青少年犯罪的概念[J].当代法学，1991（1）：67-88.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8篇

犯罪具有可防控性，所以，研究犯罪的防控体系具有意义。在犯罪学界，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犯罪学家在讨论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往往都不作关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讨，其原因可能就是：犯罪之需要防控并可以防控是不证自明的。当然，特别认真细致的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在论述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时，还是注意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加以探讨的。如，储槐植、许章润等撰著的《犯罪学》就设有专节讨论“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结论是：现存社会基于共同的道德情感，出于维护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的需要，必然要对犯罪予以防范和排除。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和预防的。控制和防止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和政府的决策及其作为。[1] 本文探讨犯罪防控的问题，其前提就是这样的研究结论。

另一方面，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研究，一般是承接着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的成果，即在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犯罪原因的基础上，展开对犯罪防控的探讨。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结论往往与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结论可以作相关的对应，即有犯罪的社会原因就有犯罪的社会防控，有犯罪的心理原因就有犯罪的心理防控，有犯罪的治安原因就有犯罪的治安防控，等等。也有的将犯罪防控与犯罪的类型相对应。如，我国台湾学者许金春、马传镇、陈伟平等撰著的《犯罪学》的第三篇即为“犯罪类型与犯罪防治”。[2] 不论是将犯罪防控与犯罪原因对应还是将其与犯罪类型对应，都是很具有研究价值的。但本文中，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问题，即对应于犯罪构成来探究犯罪防控。

一、 关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备受刑法学界重视的理论问题。犯罪构成理论的提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刑事定罪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德国的费尔巴哈首先把犯罪构成作为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了他参与制定的1813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该刑法典第27条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这以后，关于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就一直成为有关理论界反复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对犯罪构成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学者贝林格。贝氏强调，必须以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中心来建立犯罪的概念，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任的并对此有适合的处罚规定和满足处罚条件的行为。其后，麦耶尔将贝氏的犯罪概念简化为：犯罪就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而归责的事件。尽管贝氏理论受到了后来的新构成要件论者、目的行为论者等的批判，但“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是得到广泛承认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三段论体系是最普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关于犯罪构成，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从狭义上说，就是表明犯罪类型轮廓的全部要素（特别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外部轮廓，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东西。麦耶尔原则上赞同贝林格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实际上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有外部的（客观的）构成要件和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但是他又认为，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是属于责任的问题，应把它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中排除出去，而把构成要件符合性限定为法律上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符合性。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赞同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犯罪论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成的犯罪概念，但他认为，仅把构成要件的实体看成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不够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行为人、行为、行为客体、行为的情况、行为的结果等因素。他又认为，行为，作为伦理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所以，应作为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整体来把握，可以把行为分成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①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之外，美国刑法的犯罪定义由各具特点的要件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结果、因果关系、情节和刑罚。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双层次性：实体意义上的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实体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是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条件和政策性危害则是诉讼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3]

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皆不相同，苏联刑法理论中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形成犯罪构成理论。特拉依宁提出，“有一条基本原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即行为只有符合分则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受刑事惩罚。”[4]皮昂特科夫斯基把犯罪构成分为：“（1）一定的犯罪主体；（2）一定的犯罪客体；（3）犯罪主体行为的主观方面的一定特征；（4）犯罪主体行为的客观方面的一定特征。”[5]从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得到确立。1938年出版的由全苏法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供法律高等院校使用的《刑法总则》教科书，其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全面论述了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这四个要件。1946年，特拉依宁出版《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和犯罪构成理论的内部体系结构。1954年和1955年，《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至此，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定型为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行为（犯罪）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2）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都侵害的客体）、同类客体（一定种类的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和直接客体（每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特征，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此外，还有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4）犯罪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此外，还有目的、动机等。（6）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危害社会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统一。②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最初是移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50年代后期犯罪构成理论遭到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以后刑法学界才重新开始讨论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其中的理论性发展是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的复杂结构，自成系统。[6]

二、 犯罪学理论对犯罪构成的避弃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但是，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如，“我国犯罪学教科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没有对具体类罪进行分析而仅从宏观视角对犯罪作纵向研究：面对犯罪现象，追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惩治罪犯和/或预防犯罪）。另一种是将上述内容作为总论，并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特论）。”[7] 仅以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研究对象，不仅教科书如此，其它犯罪学著作也大都不涉及犯罪构成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犯罪学家一直强调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两种定义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刑事违法性在法治社会是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罪和刑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是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刑事违法性这一刑法学上的犯罪 特征对犯罪学并不重要，因为犯罪学并不为处罚犯罪人提供法律论证。犯罪学不研究如何依法处罚犯罪，只专注为什么会实施犯罪以及如何防止犯罪，这两项内容都不必也不应局限于现行法律。就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一区别在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表现为时、空两维）上大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8]这样的理论区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犯罪学与刑法学在犯罪概念定义上的不一致，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并且，从犯罪原因研究进到犯罪防控研究虽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但从犯罪构成的分析进到对犯罪防控的探讨，也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我国，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可以说是与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同时兴盛起来的，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犯罪防控理论，最初是针对1980年前后青少年犯罪极为严重的状况提出来的。1979年6月，、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递《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实行党委领导，全党动员，书记动手，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队、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来进行教育。全党都来关心、重视做好青少年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以当年第52号文件形式批转这个报告，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当时青少年犯罪状况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五项对策性措施。这些综合性的犯罪对策措施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的最初内容。1981年5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社会治安座谈会。其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正式提出了综合治理这一我国犯罪防控的基本模式。其后，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政委报告，1985年中共中央下达第20号文件，1986年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都强调要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到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遂将综合治理的有关问题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至此，综合治理作为我国防控犯罪的基本模式被正式确定下来。③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的建构，应该是立基于对犯罪原因的多原因分析。犯罪的多原因和犯罪防控的多途径，是早期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就认识到并加以倡导的内容。贝卡尔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即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9] 以菲利为代表的犯罪社会学派更是主张研究“现时社会中影响犯罪产生与变化的各种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实际的改良”。菲利宣称：“今后凡研究犯罪与刑罚的科学，都必须在人类和社会生活本身之中去探索社会预防犯罪的科学的基本因素。” ④ 他认为，刑罚并不是简单的犯罪万灵药， “犯罪社会学家自然应当在对犯罪及其自然起因的实际研究中去寻找其他社会防卫手段”。他称刑罚以外的“这些间接的防卫手段为刑罚的替代措施”，并在其代表作《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了“刑罚的替代措施”。[10] 这方面的例外可能应该是加罗法洛。与菲利不同，加罗法洛强调的是犯罪的刑事遏制。他的《犯罪学》的第三篇“犯罪遏制”所论的主要是刑法及其执行（刑罚）对犯罪的遏制。加氏说：“如果我们说保卫社会使其免受犯罪的侵害，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否存在能够消除犯罪的刑罚，并决定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刑罚。”[11] 加罗法洛之所以仅从刑罚的角度来研究对犯罪的遏制，是因为他认为犯罪者是“天然犯罪者”，犯罪者之所以犯罪，根源在其自身，并不在于社会，所以，他就不从社会的广泛领域中去探讨遏制犯罪的途径。“天然犯罪”理论已不被其后的大多数犯罪学家所接受，犯罪者之所以犯罪，具有广泛的社会原因，已经成为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所以，加氏之后，犯罪学界已很少有人仅从刑罚的角度研究犯罪防控问题。但由于犯罪原因理论本身一直存有诸多分歧，在对犯罪原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犯罪防控理论也同样存有诸多分歧。在20世纪的前半期，各犯罪学派的犯罪防控理论是彼此分离的。如，在美国，“早期的犯罪预防理论可以分为三种：法律预防理论、心理预防理论和社会预防理论。”这几种理论彼此分离。但是，“随着对犯罪原因认识的深入，以1984年《联邦综合犯罪防止法》的通过为标志，美国犯罪学家对犯罪预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预防犯罪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犯罪预防的综合理论如今已为美国各界所接受。”[12] 正是在美国的犯罪预防综合理论得到官方肯定的这一时期，我国防控犯罪的综合治理理论逐步确立起来，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采纳和实行。不论是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还是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都是根据对犯罪的多原因的分析探讨的理论认识，针对犯罪的多方面原因，寻求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多种途径和方法，并将多种途径和方法作综合的安排和运用。

不论是综合防止犯罪还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中的关键性因素都应该是“综合”。综合，就应该尽可能囊括可认知到的所有的因素。既要在实施犯罪防控时综合运用所有已知的预防和控制手段，也要在作犯罪分析（ 原因分析、预测分析和/或防控理论分析）时全面充分地考虑到可知的所有各个方面的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尽管现有的各种犯罪防控理论都是很为可取的，但是，避开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正是因此，本文打算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犯罪防控问题作些新的探讨。

三、 犯罪构成与犯罪防控

犯罪防控中所指的被防控的犯罪，应该是已经被刑法规定了的犯罪。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但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不应该是社会现实中犯罪防控的对象。不然，犯罪防控不仅不合法，而且会因对象过泛和目标不明而收不到预期的功效。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犯罪防控中所指向的犯罪就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犯罪防控就是对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加以防控。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犯罪防控，有一个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问题。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中普遍接受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源自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即认为犯罪构成有四个共同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⑤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有的学者另有看法：“犯罪构成共同要件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排列：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因为犯罪构成要件在实际犯罪中发生作用而决定犯罪成立的逻辑顺序是这样的：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人，在其犯罪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危害一定的客体即社会主义的某种社会关系。”[13] 有的学者则认为，前一种排序方式具有“人权保障、刑法学研究方向与犯罪构成理论深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并且是“按照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顺序、途径排列的，即首先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然后查是什么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造成了何种具体结果；再查什么人实施了行为；最后查行为人在什么心理支配下实施了行为”。[14] 应该说，两种排序方式都有现实的和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只是从犯罪防控的角度看，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这一排序方式更符合防控犯罪的现实要求。所以，本文采用这一种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方式。据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探讨对犯罪防控，犯罪防控就可以分为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和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是指通过对有关法律主体的主观方面的有效作用，使有关法律主体不产生或消除掉可能支配其去犯罪的主观方面内容；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有效工作使主观上欲行犯罪的法律主体难以实施其犯罪行为，使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不能形成；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是指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客体不致成为被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

四、 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

在现实社会中， 一个主体不成为正常的法律主体，而是成为不正常的犯罪主体，或者说一个原本正常的法律主体变化成为不正常的犯罪主体，都是有着种种原因的。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认为：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犯罪人是人种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15] 龙氏的追随者加罗法洛同样认为，“天然犯罪者”是某种人类学类型，是一名无能产生利他主义感觉的、处于一种低劣发展状态中的人。这种不是简单地基于社会和心理因素，而是必须归因于一种生物体的基础。真正的犯罪分子如暴力犯、惯犯、职业窃贼患有道德失常症，因而不能适应环境，而必须通过死刑加以消灭，或通过终生监禁或无期徒刑使他不可能危害社会。[16]龙氏和加氏视犯罪者为天生的犯罪人，不可改造，只应消灭或监禁。这种观点已被后来的犯罪学家们所扬弃。人成为犯罪者，犯罪者实施犯罪，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其中有人自身的因素，但影响人成为犯罪者的自身因素也不是天生的或遗传的，而主要应该是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的不太正常。心理分析法犯罪理论认为，犯罪现象-除例外情况-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教育的缺陷，驯化的缺陷。按照心理分析法犯罪理论，人是作为犯罪的，就是说不适应社会的生物来到世上的。“正常人”成功地压抑住一部分犯罪的本能冲动，将另一部分在社会意义上改造（升华），而对犯罪分子来说，就是这种适应过程失败。今天，犯罪的心理预防，成为我国犯罪防控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所谓的犯罪心理预防实质上正是针对犯罪主体心理的预防。可以说，犯罪的心理预防正是对犯罪主体的防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储槐植、许章润等撰著的《犯罪学》所阐述的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有：（一）社会化-社会对个体人格的塑造，包括（1）不断完善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全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2）传授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社会习俗行为模式和科学文化知识，传授方式则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劳动集体教育、人际互动和文化传播媒介；（3）大力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和心理健康咨询活动。（二）自我修养-人格的自我养成和完善，包括（1）加强自我修养；（2）善于自我调节。此外，这有对变态人格的矫治，其方法有（1）物理疗法（理疗），（2）精神分析疗法，（3）行为疗法，（4）人本主义疗法，（5）生物反馈疗法，（6）认识领悟心理疗法（中国心理分析）。[17] 这中间，不论是外在的社会化的教育和影响、内在的自我修养，还是对变态人格的矫治，其目的都是要使得人（可能的犯罪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不去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使得已经成为犯罪主体、已经犯罪的人消除进一步犯罪的动机，不致再度成为犯罪主体。

对犯罪主体的防控，除了上述心理防控之外，还有其它的途径和方式。

实证主义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和加罗法洛强调对暴力犯、惯犯、职业窃贼等实施死刑或终生监禁，也是一种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措施。他们的问题出在把这种措施当成唯一可行的措施。实际上，以刑罚来震慑和控制犯罪，正是针对犯罪主体的系统的防控措施。或者可以说，整个刑罚体系就是用以对付犯罪主体，以达到控制犯罪之目的。“刑罚作为一种最具惩罚性的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已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的罪犯，而不能以任何借口适用于没有犯罪的人。但是，刑罚预防的对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已经犯了罪的人。……对于犯了罪的人适用刑罚，必然会对尚未犯罪但有犯罪冲动或受到犯罪诱惑的人产生影响，会对一般公民遵守刑法规范的意识产生影响。”[18] 这样，通过适用刑罚，已然的犯罪主体得到控制，不能再去犯罪；可能成为犯罪主体的人受到震慑，不敢成为犯罪主体。此外，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包含着对犯罪人的矫治，具体包括犯罪心理矫治和犯罪习性矫治。犯罪心理矫治可以改善犯罪人的生活态度，帮助犯罪人消除思想障碍，培养健全的意识结构；犯罪习性矫治是帮助犯罪人克服犯罪习性，即克服犯罪人实施某种犯罪已成习惯的动力定型和性格特征。[19] 这样的犯罪矫治，无疑是针对犯罪主体的极为有效的犯罪防控措施。

刑罚体系之外的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措施还有有关的治安行政措施。其中包括治安工作中对社会重点人员的教育和控制，对社会流动人员的管理等方面。社会重点人员是指那些有严重越轨行为、违法行为、严重违背公德行为和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员。悖德—越轨—违法—犯罪，这种链式关系往往会在一些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对悖德的人进行及时的教育，对越轨的人及时加以控制，对违法的人及时进行处罚，都是防控犯罪的重要措施。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员一般又称为“两劳释解人员”或“两劳人员”，是指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如何防止“两劳人员”重新犯罪，治安工作部门有过许多实践性探索，理论界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1）安置“两劳人员”就业，（2）对“两劳人员”生活上关心，思想上帮助，（3）对“两 劳人员”作适当的考察督促，了解其生活状况、思想状况和社会交际，督促其遵纪守法。治安行政方面的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措施还有对社会服刑人员的考察监督。社会服刑人员是指经人民法院判处刑罚但未在监狱服刑的人员，包括被判处管制的犯罪者、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者、宣告缓刑的犯罪者、假释的犯罪者、监外执行的犯罪者等。社会服刑人员既在服刑的过程之中，又没有脱离其犯罪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察监督，其中的一些人遇有合适的时机很可能会再次犯罪。对社会服刑人员进行考察监督是治安行政部门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执法活动。这一执法活动正是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控制工作。另外，对社会流动人员加以管理以防止他们可能的犯罪，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在此不作赘述。

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还需要解决一些理论问题：一是无责任能力主体犯罪防控问题，二是特殊主体的犯罪防控问题，三是法人主体的犯罪防控问题。

无法律责任能力的主体包括少年儿童（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21世纪的后数十年中受到世界各国社会的普遍重视。前文所述的我国防控犯罪的社会综合治理理论和方略最早就是针对青少年（未成年人占很大一部分）犯罪的严重状况而提出和确立的。我国犯罪学界对于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及其防控有相当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则在防控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作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实践性探索。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施行，应该说是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的法定化。

“在中国，青少年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26周岁的青少年实施了《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其中，已满14岁而不满18岁的人犯罪，称之为少年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20] 据此，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但是，在青少年犯罪主体的年龄起止的问题上也有另外一些看法。有人主张从10岁起始，更多人主张从7岁起始。有人主张自27岁终止，有人主张29岁，还有人主张将30岁以下的人都看作青少年。终止年龄该如何本文不作探讨，但起始问题关系到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不得不涉及。

已满14周岁不足18周岁的成为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是因为依据《刑法》，这一年龄段的人具有一定刑事责任能力，应负一定的刑事责任，即根据刑法规定，他们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⑥ 而不满14周岁的人，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能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因此，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说法和防控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说法，都是没有意义和不能成立的。美国的一个6岁的小男孩开枪打死了一个他的同龄人。这只是这个未成年人（儿童）实施了一个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并不能认为他是犯了罪。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虽然可能会有对于社会的危险行为、危害行为或越轨行为，但不可能施行犯罪行为。同样道理，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只会有对于社会的危险行为或危害行为，而不可能施行犯罪行为。因此，针对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主体（包括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主体）就不存在犯罪防控的问题，而是有危险行为防控、危害行为防控、越轨行为防控等问题。

犯罪的特殊主体是指某些犯罪的主体是由具有一定特定身份的人员构成。“所谓特定身份，是指一切与一定犯罪行为有关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状态或者某些生理、病理特征。”[21] 一般是指从事特定的职业（如国家行政工作、司法工作、军役、交通运输业、工矿业、医药工作）、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如在刑事诉讼中是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负有特定法律义务（如对年老、年幼、患病等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员负有瞻养、扶养义务）、具有特定生理、病理特征（如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以及处于其它特殊地位或状态（如正在服刑、接受劳教、被逮捕或拘押）的人。针对具体特定的犯罪主体，应该有一些具体特定的防控措施。例如，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有的研究者就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即（1）加强监督制约，从体制上堵塞漏洞；（2）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建立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任免等制度，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4）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道德、生活水平。[22] 这其中的第三条正是针对犯罪主体的防控措施。

法人（单位）犯罪的成立已经被我国刑法所确认。对于法人（单位）犯罪及其防控，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如，谢勇在对法人犯罪进行了全面的认真的分析考察之后，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法人违法犯罪问题，还必须从刑罚之外着眼。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23] 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控制法人犯罪，正是通过对法人主体的改造以防控法人犯罪。

五、 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

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与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的主要区别，在于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护控是针对整体的人（或法人）或人（或代表法人的责任人）的整体的心理，在防控犯罪的范围之内具有泛目的性；而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是针对人的具体心理，针对犯罪的动机等主观方面内容，是在犯罪主体具有了实施犯罪意愿之后，针对其心理、意志等施以有效的影响，促其不实施犯罪，故有极强的具体针对性。30年代，南京燕子矶江岸悬崖边经常有人跳江自杀。于是，陶行知先生于悬崖边题写了几个大字：“请三思而后跳”。后来，有许多到这悬崖边欲行自尽的人，见此几个大字，往往徘徊而回。自杀虽不是犯罪（有一些社会将自杀视为犯罪），但陶先生的防自杀措施正是针对着自杀主体的主观心理（主观方面）。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正是类似的一种防控。

犯罪的主观方面由犯罪意识、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等各种心理因素组成。这其中，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是最主要的因素。[24] 可以说，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主要应该包括针对犯罪故意的防控和针对犯罪的过失的防控。

针对犯罪故意的犯罪防控主要应该就是防止有关法律主体产生（形成）犯罪故意，这包括使之不产生犯罪意识，不形成犯罪动机，不追求必须犯罪才能达到之目的（非法目的），并且还应不使之陷于为达一定目的（合法目的）非犯罪不可之境地。这里仅谈几点。

1、 消除贫困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被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25]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贫困。”[26] 正是贫困逼迫工人产生犯罪的意识和动机，产生犯罪故意。美国学者谢莉认为，“许多最穷苦的少年之所以盗窃是由于极端贫困。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或不执行童工法，少年-特别是城区的少年-经常处于一种严重被剥夺和极端贫困的状况 。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少年儿童，没有在其他国家那种童年所特有的闲暇，他们深受的剥削推动他们走上犯罪以减轻他们的困难处境。”[27] 贫困是个世界性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我国仍有数量不小的贫困人口，扶贫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深入。

绝对贫困导致人产生犯罪意识，相对贫困也可能导致人产生犯罪意识。正是因此，缩小以至消灭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对于这方面的犯罪防控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 减少可欲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今天这样一种崇尚竞争的时代，老子这种不尚不争、无欲无为的小国寡民思想自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老子关于防盗防乱的话语多少能够给予我们的犯罪防控以一些启示。我这里所谈的减少可欲，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减少令民众所渴求获得的物质利益，而是从防控犯罪的意义上说，尽可能减少能引发有关主体产生犯罪欲念的物质存在状态。明处摆放的钱款容易被人偷走，不仅因为无保护措施偷窃者易于得手，更主要的可能是摆在明处的钱款最容易引发人的偷窃欲念。因此，妥善保管钱款以及贵重物品可以说就是一种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防控措施。

3、适时教育

在反腐败斗争中，针对可能腐败的官员，适时进行廉政教育，可以说是一种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腐败性犯罪的防控措施。这里的关键是要适时。一是要针对一些官员可能产生贪污受贿等欲念，及时教育，使他们不致产生这些欲念；二是要针对一些官员已产生的贪污受贿等欲念，及时教育，使他们克服已产生的这些欲念。

对犯罪主现方面的防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安纠纷调解。在目前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由治安纠纷酿成的刑事案件是很多的。如何妥善处理治安纠纷，改善治安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不良的主现心理状态，是防止治安纠纷转化成刑事案件的重要措施和步骤。对此，我国一些公安部门不仅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如，江苏省公安厅严格要求省内各级公安部门大力压降可防性刑事案件。这可防性刑事之中就包括由治安纠纷转化而成的刑事案件。由治安纠纷转化成的刑事案件之所以是可防的，是因为只要在治安纠纷阶段充分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矛盾，使纠纷当事人双方皆不因纠纷得不到调处，矛盾得不到化解，进而产生犯罪动机。将有关当事人的主现方面的工作做妥贴，其中的关键还应该是适时的教育。只有适时做好有关的教育说服工作，才能成功调解治安纠纷，防止治安纠纷转化成刑事犯罪。

针对犯罪过失的防控。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刑法》中所具体规定的过失犯罪有：“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过失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犯罪，过失损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易燃易爆设备、电力设备等的犯罪和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的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过失损毁文物的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的犯罪：“渎职罪”中的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环境监管失职、传染病防治失职、商检失职、动植物检疫失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等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犯罪。防控后四类罪中的过失犯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努力克服有关人员的过失性心态，即通过强化职业道德、落实岗位责任、严格工作纪律、规范操作程序、布置警示标志等措施，使有关人员增强责任心和警惕性，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有关过失犯罪的发生。对于前两类罪的过失犯罪，其防控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通过对有关知识的全社会的普及性宣传教育，使民众真正对水火、炸药、毒物等可能招致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对哪些行为可能造成对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易燃易爆设备、电力设备、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等的损坏有足够的知识，从而克服有关过失性心态，减少以至消除有关过失犯罪的发生。我国犯罪学界对于过失犯罪的预防已有一些探讨，认为对过失犯罪的预防可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措施包括完善立法、普及教育、完善技术等三个方面，而特殊预防是指对过失犯罪人的改造和再教育。⑦这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看作是针对犯罪过失的预防。

六、 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

使具有犯罪意识、动机等的法律主体不能实施犯罪，形成不了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就是针对犯罪的客观方面的犯/:请记住我站域名/罪防控。

犯罪的客观方面包括犯罪行为及其方式、犯罪对象、犯罪的危害结果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⑧，因此，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就应该是严格人、财、物控制，使之不能成为犯罪的对象，并做好有关时间、地点的防控工作，从而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或防止犯罪行为造成危害结果。

当某一法律主体产生行成了犯罪动机，有了某种犯罪的欲望，如何使这种动机难以找到达到目的的客体，如何使这种欲望不能具体实现，就是一种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的具体内容。当然，法律主体的具体犯罪动机不同，其所欲行的犯罪行为的种类不同，防控工作也就会有具体的不同内容。如，持有型犯罪，针对具体主体的持有的欲望（持有之后有否其它犯罪动机，其它的犯罪动机的具体内容如何，不属持有罪的内容范围），具体的犯罪防控措施就应该是禁绝的来源，包括严格有关药品管理制度，断绝境外非法流入渠道⑨和禁绝国内的非法种植和生产；针对具体主体欲持有枪支弹药的动机，具体的犯罪防控措施就应该是严格枪支弹药管理制度，禁绝境外枪支弹药流入和国内非法生产枪支弹药。再如，腐败型犯罪，针对官员可能的贪污欲望，比较好的犯罪防控措施是严格财务制度，实行财务公开，严格官员收入申报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等；针对可能的 警察腐败，防控措施中就必须重视警务公开，以防止有关犯罪的客观方面内容的形成。

对于危害环境的犯罪，犯罪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阻止犯罪客观方面内容的形成。危害环境的犯罪有所谓举动犯和结果犯。举动犯指具体法律主体实施了危害环境的某种具体行为，如《刑法》第339条所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行为；结果犯指具体法律主体不仅实施了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且造成了危害环境的结果，如《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针对结果犯的危害环境犯罪的防控，应该是既重视防止危害环境行为的发生，又重视危害环境行为发生之后的防止形成危害结果的办法和措施。针对举动犯的危害环境犯罪的防控，则应该是对于具体危害环境行为的防止。不论是防止危害环境行为的发生，还是防止危害环境结果的形成，都应该说是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防控。

在现实社会中，人、财、物是犯罪侵害的对象。使人、财、物不致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也是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现实社会治安工作中的所谓以技术设施来预防犯罪，以环境设计来预防犯罪，都是针对犯罪对象的犯罪防控措施。防盗门、铁窗栅、保险柜等的安设，都是为了使人、财、物不致成为犯罪的对象。旅馆、商场、车辆船只上张贴的警方关于防盗的告示，也是提醒人们保管好自己的钱物，不使之成为盗窃犯罪的对象。

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犯罪被害人如何预防被犯罪侵害的研究。被害人学就是通过对被害人及其被害原因的研究，寻找如何有效地防止被害的途径和方法，而被害人学之中又专门研究被害预防。研究者的结论是，被害预防是强化自我防范体系的犯罪预防，其直接目的是防止自身被害，被害预防的举措主要是消除被害人自身的不良状态。对于普通刑事犯罪，被害人往往存在的不良状态有疏忽状态、脆弱状态、诱惑状态、易感状态和被迫服从状态。对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被害预防教育，使有关人员克服这些不良状态，从而避免成为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对于经济犯罪，被害个人或单位往往具有贪心、轻信、急躁等毛病。对此，一方面要克服这些毛病，另一方面要严格经济制度，选择合法的投资渠道，并保持清醒头脑，树立风险意识。⑩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还包括防止轻微犯罪变化成为严重犯罪。如，由公路交通肇事犯罪转化为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就是典型的轻犯罪转变成重犯罪。这样一种犯罪转化往往会给犯罪的受害人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如何防止这种转化，防止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进一步恶化，虽然一些犯罪学研究者和公安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已经作过一些探索，但这方面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并没有找到，需要我们做的研究探索工作还很多。

七、 针对犯罪客体的防控

犯罪客体是刑法所规定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按照一般通行的分类方法，犯罪客体可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⑾ 此外，犯罪客体还可以分为：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选择客体；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现实客体和可能客体等。刘生荣博士则认为，犯罪客体应分为“自然人的犯罪客体”、“单位的犯罪客体”和“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28]

犯罪的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合法权益。一切犯罪，无论其直接客体或同类客体是何种利益，从根本上说，都是对整体的社会利益的侵害。这是一切犯罪的共性，也揭示了犯罪客体的本质所在。刑法的意义正在于对犯罪者施以刑罚以维护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的施行（刑法的实施）正是针对犯罪客体（一般客体）的犯罪防控措施。

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共同侵犯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同类客体按大类分有：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社会管理秩序，国防利益，公职规范，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国家军事利益。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又分为：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对外贸易秩序，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利益，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市场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又分为：公共秩序，司法秩序，国边境管理制度，文物管理制度，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对品的管理制度，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社会生活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公民身心健康和人身权利，文化市场秩序。按犯罪同类客体划类的犯罪防控工作是经常开展的。如，举国行动的扫毒工作、扫黄工作、反走私工作、反贪反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就都是以犯罪同类客体划类的打击犯罪、防控犯罪的工作。

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合法权益。直接客体是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直接客体，或者说，使有关的合法权益不致成为犯罪的直接客体，那么，犯罪就不能构成。这就是说，通过有效防止有关律主体成为犯罪的直接客体，就可以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如，杀人犯罪的直接是他人的生命（权），有效保护好有关人员的生命，便可防止杀人犯罪。保镖之所以能成为一项职业，警卫工作之所以重要，其根本性的原因正在于此。

再从把犯罪客体分为自然人、单位、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的角度作些分析。

刘生荣认为，自然人的犯罪客体可以再分为人身被害客体、财产被害客体、其他权利和利益被害客体。[29] 防止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权以及居住权、受教育权、人格权、名誉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人身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人身权利成为被害客体，应该是暴力犯罪防控、性犯罪防控等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防止财产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知识产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财产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财产权利成为被害客体，应该是侵财型犯罪（包括盗窃、诈骗、侵占等类犯罪）防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防控等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防止其他权利或利益（包括民利、权利、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权利、通讯自由权利、婚姻自利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其他权利和利益的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这些权利成为被害客体，也是有关的犯罪防控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单位的犯罪客体可分为经济权益被害客体和非经济权益被害客体。防止单位的经济权益（包括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收益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经济权益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单位的经济权益成为被害 客体，应该是经济犯罪防控必须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防止单位的非经济权益（包括工作安全、正常工作秩序、公文、印章、证件等的专用权、行政执行权、司法权等）成为被害客体，应该就是针对非经济权益被害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单位的非经济利益成为被害客体，则应该是职务犯罪防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防控等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中的国家与社会包括本国的国家与社会和外国的国家与社会，其中以本国的国家与社会为这类犯罪客体的主要类型。防止本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秩序，社会的工作、教学、科研、生活秩序，法律、司法秩序等）以及防止外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包括由有关国际公约、联合国有关文件以及国际惯例确定的各项外国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成为犯罪客体，应该就是针对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的犯罪防控。如何防止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和利益成为被害客体，应该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防控、危害国防利益犯罪防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防控、走私犯罪防控等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八、 结语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9篇

一、旧中国的犯罪学及台湾学者的犯罪研究状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注意过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并且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治理问题进行过探讨与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注：《管子·牧民》。），韩非的“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注：《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孔子的“君子有三戒”（注：《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班固的“防患于未然”（注：《汉书·外戚列传（下）》：“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荀悦的“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注：《申鉴·杂言》：“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等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犯罪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犯罪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犯罪种类与年龄的关系以及犯罪预防的重要性等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没能形成体系，尚未形成一门学科，只能称之为有关犯罪问题的观点或思想。

（一）旧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国走向现代化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面对中国国势衰微，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追求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从20世纪初开始，走出国门，向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寻找社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以求拯救苦难的中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们向国人广泛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犯罪学从西方传播过来，并在中国发展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不仅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犯罪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说来，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翻译外国著作到自己著书立说

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发端于一些学者对于西方犯罪学成果的介绍与研究。他们首先翻译了一些外国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著作，而且对日本在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也作了相当多的介绍。如，1922年刘麟生翻译了犯罪学创始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旧译《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并先后四次出版。陈大齐翻译了法国犯罪心理学家马勃的《审判心理学大意》。1927年张廷健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1929年郑玑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1932年，吴景鸿在翻译日本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拓展了原书仅限于犯罪心理学的内容，提出了社会因素对犯罪发生的重要作用，出版了由其译述的《犯罪心理学》一书。许桂庭于1936年翻译了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著作《实证派犯罪学》。查良鉴翻译的美国犯罪学家齐林的名著《犯罪学与刑罚学》，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对于系统地研究刑罚制度与犯罪改造的关系有着启发性的作用。

在翻译、出版外国犯罪学专著的基础上，旧中国犯罪学者开始利用外国的理论研究当时中国的犯罪问题。并撰写和出版了一批犯罪学专著与教材。如李剑华的《犯罪学》、鲍如为的《犯罪学概论》、陈文藻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王克继的《犯罪学》、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孙雄的《犯罪学研究》、韦端民的《犯罪浅说》等，均在30年代先后出版。40年代则有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李时雨的《预防的理论与实际》、余天民的《刑法与犯罪研究》、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等著作出版。

在众多的犯罪学者及其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及其著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1905—1976）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法学家。浙江省余姚人。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犯罪学）。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犯罪学。1946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并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著有《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监狱问世》（1929年）、《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著作与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严景耀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尽管该书直至1986年才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家吴祯教授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但是其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和推崇。本书篇幅不长，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犯罪学基本理论、中国的犯罪统计、犯罪类型、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等。将这本书的内容加以规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犯罪问题的重要意义；第二，犯罪发生的原因；第三，如何预防犯罪。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讨论中，严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坚持把对犯罪问题的研究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认为社会变迁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而文化失调中最主要的则是法律文化的失调。因此严先生在本书的开头便明确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2）他指出，一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社会，他作为所在的集体文化的组成成员，只有逐步地认识和适应这种集体文化，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均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严先生强调：对于犯罪的理解只能从产生犯罪的文化传统来考虑才能得到解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的目的，是透过犯罪的表面现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刺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的变化。对于犯罪者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出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揭示出他所遇到的文化问题，因为犯罪与发生犯罪的社会环境是互相关联的。严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犯罪与社会变迁、犯罪与文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结论性意见。他指出：犯罪行为是在突然和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是在对新的社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些犯罪则反映出中国旧传统与新法律的矛盾。在讨论如何预防犯罪时，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预防犯罪需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作透彻和勇敢的再检验，对于社会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应以不停顿的与之相适应的观点来考察。人类要努力争取减少与变化着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与不稳定，以免使人们在社会变迁面前因难以适应而变得无能为力。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与文化冲突不协调的症状，因而寻求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并重新修改制度中的一些规章条文，以求人们加以适应，则犯罪的预防是可能的。

可见，严景耀先生的研究开拓了早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他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是珍贵的思想财富，对今日中国的犯罪研究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严景耀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其严谨求实、注重实践的踏实学风密不可分。雷洁琼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严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面对众多的研究犯罪学的外国书籍和资料，而有关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著书籍，又无可靠资料借以参考的情况，他志愿去北京的监狱当“犯人”，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随后，他在任教期间，又带领学生对中国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注：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严先生这种为了研究问题，探索真理，不惜亲尝铁窗风味的献身精神和深入实际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后继的学者们学习。

另外，本书的立场观点也是公正、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政治压力和认识的局限，有不少犯罪学研究者受西方社会学、犯罪学和国民党法律观点的影响，总是把犯罪者看成“乱民”，总是想在他们身上找出生理或心理存在的变态或缺陷，并将此作为犯罪的原因。这样做的后果，无形中为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开脱了罪责。而严先生的研究克服了时代的局限性，他清醒地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所谓“犯罪”的道路，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严先生论述：“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的观点都是很正确的。”（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56）他在本书中热情地赞扬了共产党员、爱国者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把人民群众当罪犯，进行囚禁、拷打、枪杀的种种罪行。的确，在30年代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一个社会学者和犯罪学者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这本书虽然写于60年以前，今天读来仍不觉得陈旧。相反地，严景耀先生的进步观点及其运用的科学的方法，他对犯罪原因及犯罪防治对策的分析以及他的关于犯罪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等等，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犯罪问题的研究仍有启迪作用，尤其在研究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犯罪学著作之一。

2.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以广义犯罪学为主导

就犯罪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犯罪学与狭义犯罪学。狭义犯罪学着重于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而广义犯罪学除了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外，还要研究犯罪对策。从旧中国犯罪学的著作看，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犯罪学的范畴。

旧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涉及面极广。就学科领域而言，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等方面；就犯罪学派别而言，涉及到了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犯罪原因、犯罪对象、犯罪对策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犯罪原因研究中，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当时情况下的犯罪原因问题。如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1946年），即对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自然环境原因、个人原因进行了研究。在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方面，他对贫穷与犯罪、失业与犯罪、政治与犯罪、家庭与犯罪、酗酒与犯罪、与犯罪、职业与犯罪、人口与犯罪、烟毒与犯罪、奸淫与犯罪共11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构成犯罪的自然环境原因方面，作者认为气候、地域、灾荒等自然因素都与犯罪发生存在着联系，并对气候与犯罪、地域与犯罪、灾荒与犯罪三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构成犯罪的个人原因方面，作者主要对年龄与犯罪、性别与犯罪、遗传与犯罪、病理与犯罪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作者指出，人的生理、心理与病理因素均与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其他学者，如李剑华、孙雄、余天民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以及个人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了阐述。当然，他们不懂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与犯罪产生的科学原因。尽管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对犯罪的影响，但是他们仅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原因的一个方面。同样，在讨论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与个人原因对犯罪的影响时，他们也仅仅满足于罗列各种因素，而不懂得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联性对犯罪的不同影响。这种历史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旧中国犯罪学只能在某些具体方面，如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以及具体的治标性防范措施上认识与理解犯罪学的使命，而无法使中国犯罪学走上全面的科学的发展之路。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对旧中国的犯罪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犯罪学者们运用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犯罪学理论为基础，开展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如刘仰之在其《犯罪学大纲》的“中国的犯罪现象”一章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40年代的犯罪状况、犯罪人的年龄与性别、犯罪人的职业与资产、犯罪人的教育程度与家庭状况等内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犯罪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犯罪的防治问题上，旧中国犯罪学家考虑了种种方案，他们提出刑罚方法、经济救助方法、教育方法、改良监狱制度与改良刑事政策等方法防治犯罪。例如，李剑华在其所著的《犯罪学》一书中提出，犯罪的救治分为根本救治和目前救治两方面：根本救治包括私有财产制度的废止和自业竞争的废止两个方面；目前救治包括刑罚和社会事业两方面。在刑罚手段里，李剑华讨论了旧中国刑法里各种刑罚的作用和缺陷；在社会事业方面，李剑华提出了发展贫民救济事业、流浪人救济事业、失业救济事业、教育事业、卖淫救济事业、住宅改良事业、出狱人救济事业等来救治犯罪问题。郭卫在《（最新）刑事政策学》一书中指出，犯罪之防压，需要以刑事政策加以解决，并讨论了如何以刑罚防止犯罪的发生，以及刑事法规制定和运用的方法。当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犯罪学家们不能提出关于犯罪问题的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只能在具体的治标措施上打转转。

3.旧中国犯罪学受西方影响极深

如前所述，自清朝末年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断地传入中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旧中国犯罪学家不仅受西方犯罪学的影响，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箝制和羁绊以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因而不能以正确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犯罪学的研究，这就使旧中国的犯罪学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犯罪学的烙印。

在犯罪的定义问题上，他们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进行分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人”就是“乱民”，是破坏社会安宁秩序的人，而犯罪行为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应该加以惩罚。这些观点，同西方资产阶级犯罪学将犯罪作为对社会的危害、对文化的反抗与对人类的威胁同出一辙。他们认识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愿或不敢承认犯罪的阶级性问题，而只愿或只能就事论事地讨论犯罪定义问题。

在犯罪问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学者，如严景耀、刘仰之亲自调查搜集犯罪统计资料外，绝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译自西方或日本的犯罪统计资料加以论证，而对于这些资料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则在所不问。如李剑华的《犯罪学》一书，除作者自己搜集的十几份调查资料外，其余均摘自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中关于日本犯罪情况的统计资料。郭卫《（最新）刑事政策学》中所引用的资料均摘自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统计资料。

在犯罪原因讨论中，旧中国犯罪学家们也采取了照搬西方国家犯罪学理论的方法，用西方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犯罪原因问题加以研究。可以想见，没有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学理论，对本国实际犯罪情况的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地自然、人文状况相差很大，各地的犯罪情况相异也很大。另外，同外国相比，则国与国之间差异更大。犯罪学者们置这种情况于不顾，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犯罪的治理也毫无意义。

在西方犯罪学的犯罪防治论中，没有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犯罪学家们把自认为一切同犯罪有关的事实都拿过来作为对付犯罪的手段。旧中国的犯罪学家们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他们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懂得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也不懂得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他们不会利用“两点论”和“重点论”来分析和解决犯罪对策问题。他们把一切同犯罪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把关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全部作为解决对象，一股脑地提出来作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案；而不明白抓住主要问题。

（二）旧中国的犯罪学教育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犯罪心理测试在侦查阶段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所得的犯罪心理测试结论能否在庭审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理论界具有很大的争议，绝大数学者认为其可以作为鉴定结论使用，但是随着新的刑诉法修正案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便更加使犯罪结论能否作为鉴定意见使用的讨论更加的激烈。本文认为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可为证据使用，但是在使用中必须严格限制条件。

关键词：犯罪心理测试；鉴定意见；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刑事诉讼

一、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科学性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是以生理学、心理学、电子计算机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其核心原理在于“心理刺激与生理刺激反应的对应伴生关系”, 即只要有某种心理刺激, 就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出现, 并且这种反应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一）犯罪心理测试的理论基础。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从理论上讲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心理刺激所触发的心理生物反应。因此美国明尼苏达州医学院心理学教授莱克肯认为: “……真正能测出谎话的仪器是没有的……罪犯和无辜, 两者之间心理上的重要差异, 仅仅在于一个当犯罪发生时, 他在现场, 他知道那里发生了怎样的事, 在他的心理装着当时当地的景象, 而另一个无辜者, 则一无所知。”[1]

（二）犯罪心理测试程序的规范性。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分为六大阶段技术: 犯罪心理痕迹动态分析描绘技术、测试的编题阶段技术、测前心理访谈技术、实测阶段、观察和同步评图阶段和测后谈话和审讯阶段。[2]了解它的基本程序, 不仅是了解测试过程的开始, 而且是把握测试本质的基础。

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在侦查阶段的运用

（一）有助于及时、准确的排除无辜,提高办事效率，缩小排查的范围。

在前期侦查工作没有收集到能够认定何人与犯罪有关的证据,而侦查范围又相对明确的犯罪案件,如直接进行正面审查,作案人和无辜者都会极力辩解,否认与犯罪有关,其陈述难以查证或虽能查证但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使用心理测试技术,可以迅速排除大多数无辜者,筛选出重点嫌疑对象,大大提高侦查效率。

（二）有助于讯问中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抵抗的防范心理。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通过说明和反复强调心理测试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并利用犯罪嫌疑人对心理测试技术的神秘感,使其感到心理测试仪器是不容欺骗的,担心自己的谎言被识破,从而加重了心理压力,然后再结合政策教育和使用证据等方法,促使犯罪嫌疑人动摇瓦解,及早交代问题。实践中,确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测试中或测后不久就交代了罪行。

(三)甄别口供或证词真伪。

侦查过程,口供与口供、口供与证词或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是普遍现象。当某些矛盾难以用传统方法查证时,如同一案件对同一问题口供截然相反,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同一事实各执一词,又无其他证据证明时,可以借助心理测试技术帮助审查判断证词与口供的真伪。

三、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属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CPS多道心理犯罪测试（俗称犯罪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只是名称的修改，并未对其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所以目前很多学者主张“有限采用规则”。[3]

目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既然把证据分为八类,而不承认其他证据的法律效力。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究竟应划归为哪一类? 对此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因为这牵涉到测试结论的合法性问题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笔者认为,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应归为鉴定意见, 这是由测试结论的本质特征和鉴定意见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从证据学的意义上说, 鉴定意见是指鉴定人根据公安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者聘请, 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结论性判断。当然, 这里所说的鉴定人是指具有完成有关鉴定活动所需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自然人。

作为一项高科技手段目前,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日本等50 多个国家的刑事及司法活动中。美国是世界上运用此技术最广泛的国家, 在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可采性经历了由“普遍接受”标准到“综合观察”标准的转变之后, 现有36个州法院和9 个联邦法院承认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能力, 并将其作为专家意见纳入科学证据之中。[4]日本、罗马尼亚等国家也已经批准犯罪心理测试结论作为诉讼证据使用。[5]

四、理性的对待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应用范围有从侦查阶段扩展到审判阶段的趋势，但是由于受到刑事诉讼法律的影响以及测试技术水平的限制，目前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主要运用于刑事侦查阶段，在审判阶段微乎其微。在审判阶段还是对心理测试技术采取的限制态度，要想在以后的审判阶段采取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结论应该进行严格的审查，本人认为最起码应该遵守以下规则：

（一）对犯罪心理测试机构和犯罪心理测试员的要求。

犯罪心理测试鉴定具有主观性，与司法鉴定活动大体相似，因此测试实施主体的中立与客观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防止主观先入为主，更是完成排除无辜者，尊重受测对象自由意志的需要。

（二）严谨将犯罪心理测试代替侦查。

由于犯罪心理测试仪采集的是测试对象基于心理变化引起的生理变化数据，而测试对象越接常的自然状态，其生理变化数据越真实，因此，测试对象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其他知情人，测试应在讯问或询问前进行。在案件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依赖于犯罪心理测试得出对受测人不利的结论，这种测试结论是不能在诉讼中运用的。

参考文献：

[1]杨道金 张泽民 中国刑侦测谎大揭秘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 武伯欣． 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理论论纲［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

[3]何家弘 《犯罪心理测试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证据法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2年版。

[4] See A ndrew R. Sto lfi,W hy Illino is should abandon frye’s general accep tance standard fo r the adm ission of novel science evidence, 78 Ch i. - Kent. L. Rev, 89 (2000) .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人格刑法；人格责任；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20-02

刑法理论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客观归罪、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行为刑法与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这几个阶段。事实上，人格刑法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之间关于刑法理论的分歧。旧派构建的刑法理论以犯罪行为为中心，强调外在的行为，认为犯罪人的外部行为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主张刑罚的量定应与客观行为及其实害相适应。新派主张犯罪人的客观危害行为只是外在表象，性才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刑罚的对象是内在危险性格，量刑要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相适应。

经过长期论战，两派理论均做出让步，逐渐形成一种综合刑法理论：刑罚既要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相适应也要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既要有报应功效也要达到预防功效。两派都承认刑罚的目的是二元的，这使包含再犯危险性的人身危险性进入犯罪之中。伴随着理论的发展深入，人身危险性理论逐步表现出其不足之处。近年一些令人震惊的案件时有发生，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挥刀弑母、药家鑫撞人杀人案等，这些犯罪分子的人格心理都存有一定程度的障碍。介于正常人格与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可能导致极端行为的出现，但犯罪人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或许并不大。

人格刑法理论的重点在于，不仅考虑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行为人行为背后的人格。倡导在刑法学领域导入人格因素，是注重人文主义关怀的表现。

一、人格与人格刑法理论的含义

人格刑法学是既抛弃新旧两派各自的缺陷，又吸收了两派的合理因素， 因而它在各国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刑法人格主义思想，是基于对人身危险性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发展而来。人身危险性的思想源起于刑事人类学派始祖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的思想。1957年团腾重光先生基于客观主义立场正式提出了折中的人格责任论，之后其弟子大■仁教授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了著名的人格刑法理论，将人格引入到了犯罪论与刑罚论中来。自此，“人格”概念在刑法学中日益受到重视。

人格的具体内涵应为：“人格是个体在遗传基因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1]6

不同的学科中人格含义也不同，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因此刑法中人格的概念须有助于认定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利于刑罚的裁量。在刑法中引入心理学上的人格概念，对刑法的发展和完善影响深远。心理学上的人格指一种心身组织，即能力、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整合。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上述心理特征都可以通过测量的方法而被认识，人格因此也就具有可测性，从而也获取了作为刑法中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的可能性。

我们所倡导的人格刑法学，是指顺应刑法发展，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予以结合与发展。结合表现在，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人格这一主观性质的事物为补充，形成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主观的犯罪人格这样一种二元的定罪量刑机制，对犯罪人格的考虑并非仅为从理论上改变犯罪处罚的根据，或仅主张犯罪人格之于量刑的意义，而在于突破现行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定罪机制，将犯罪人格由以往的量刑阶段推进到定罪阶段。在量刑阶段，仍然保持现行的以行为及人格为考察点的二元机制。这种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刑法观，我们称之为人格刑法学，以区分于单一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和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2]67。

二、人格刑法理论存在的必要性

社会防卫运动的创始人格拉马蒂卡便提出，依据客观的要素、心理的要素、法的要素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人格，要求在进行社会防卫处分时，需要根据人格调查的结果来确定。

强调犯罪人生物性特征，容易忽视其自身主观能动性，导致天生犯罪人观，不利于犯罪人在后天环境下改过自新。而只强调犯罪人的社会性，容易忽视犯罪人自身生理缺陷，导致对刑罚的惩戒、公正性重视不够。因而，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犯罪人犯罪事实上的直接原因。人格犯罪人观念的提出，恰是两者间的一种平衡表现。

人格刑法理论的出现，是摆脱现在刑法所面临的危机所必需的。是刑法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既重视行为人的行为又关注其背后的犯罪人人格能有效克服两者各自缺陷。将人格刑法引入我国是刑法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应根据我国国情，将人格刑法理论进行合理的改造，以使我国刑法更加人道化、轻缓化、个别化。

我国刑法人格主义发展时间不长，加之刑法客观主义影响甚深，其受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即便如此，这项理论仍缓慢逐步发展着，日渐得到一些国内知名学者的支持，并由此推动着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加上国外关于刑法人格主义的理论较我国发展时间长，制度也相对完善全面、成熟，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借鉴国外考虑人格因素是极其必要的且可行的。

三、引入人格刑法理论的现实环境

刑罚方法的发展整体是沿着轻缓化的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报应刑罚论正逐步地让出它的领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犯罪现象不是犯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怎样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减少犯罪才是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犯罪人的成长除了自身素质的原因，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要承担一定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责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犯罪现象将会持有更理智的态度，人格刑法学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我国实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行刑法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特征，刑法中很多犯罪又都以情节的严重程度或恶劣程度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在认定的时候，也应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在我国现实环境中，引入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人格刑法学理论仍有诸多的阻碍，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仍遭遇了一些困难。因此要实行人格刑法理论，必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实证调查问题

人格刑法的实证调查面临一个难题，即断定被测试的监狱中的犯罪人的犯罪危险性人格是在入狱前还是在入狱后形成的。只有确定在入狱前形成的，人格刑法的实证调查才显得有意义。

目前我国没有明文规定犯罪人格调查制度，而国外早有类似的制度，如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就是通过考察人身危险性确定最适合的刑罚方式。

一般认为犯罪人格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影响。影响犯罪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文化冲突与社会化程度等。未成年人人格尚未完全形成，受外界影响大，可塑性强，人身危险性相比较小。犯罪人格调查可以全面考察他们的人格特点，发现他们的人格缺陷，通过人格矫正通盘分析犯罪原因，有助于预防犯罪。我国第一次尝试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确立、首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使用人格调查制度，人格主义的思想已客观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二）犯罪人格测量问题

大■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犯罪人有没有犯罪人格，什么是犯罪人格，这个比较难以界定。相对于客观行为，犯罪人格更为隐蔽，也更难测量。在目前的科学条件下，完全准确地测量出犯罪人格有很大难度。到目前为止，能完成信度和效度条件的人格测量技术屈指可数，人格量表就是一个。同时，测量要有精确性，才能作为一个法律评价的标准，作为定罪、量刑、行刑的根据。

犯罪人格测量关注的是心理能力和人格特点，事实上是一种心理测量。测量建立在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方法对个体赋值，用数字差异揭示出个体差异。犯罪心理通过自陈式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法等测量方式，犯罪人格通过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卡特尔人格问卷等测量工具予以测量。尽管人格测量受限于现代技术水平，准确性有待提高，但毕竟具有了可测量性。人身危险性则不然。

在刑法学中，虽然人格与人身危险性概念存有区别，但二者所承担的功能却无二致，即都是用来预测犯罪人将来再犯的可能性。人格概念较过于抽象的人身危险性概念能更好地反映犯罪人的人身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犯罪危险性人格可以通过日趋完善的心理学等科技手段加以测量。

四、人格刑法理论的引入方式

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人格刑法实践操作上遇到的困难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引入人格刑法理论应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引入到定罪、量刑及行刑的过程当中去，贯穿于整个刑事法律始终，这就叫作刑事法人格化，或者说叫作人格刑法。这就意味着，引入人格刑法理论，需要在定罪与量刑及行刑方面引入。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定罪中并不考虑人格因素，这一矛盾提升了人格导入定罪研究的重要性。在定罪方面，实行二元定罪机制。所谓的二元定罪机制指要认定行为人是否有罪，不仅要查明有无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同时要鉴定行为人的人格是否属于犯罪人格。实行二元定罪机制，注重犯罪人人格在量刑中的作用，要考虑到如何鉴定犯罪人。犯罪人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具有行为倾向的犯罪危险性人格，即犯罪人内在的一种特定身心组织。

犯罪人（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两大要件，事实判断要素（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包括行为、主体和罪过等）以及价值判断要素（行为人犯罪危险性人格）。事实的判断阶段是基础，价值判断阶段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3]227-228。犯罪的认定不但要考虑行为本身，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人格。

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除了判定他有犯罪的事实行为外，还要具有犯罪人格。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法定的行为类型，又具有犯罪人格，那就是犯罪人，就要定罪、判刑。只符合法定的行为构成没有犯罪人格也不行。只有当他有了犯罪人格，才是犯罪人，才能定罪判刑。而只有具备了事实这一前提判断要素，才需要测量他有无犯罪人格。

在犯罪与犯罪人这两个要素当中，二元定罪机制侧重于犯罪人的价值取向，把人格与行为并列作为犯罪人成立的独立要件，但由于犯罪危险性人格的认定是在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的认定之后，因此犯罪人格在客观上实际上只有出罪功能。

量刑，即刑罚裁量，指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相适应，也应与其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罚的轻重还须与犯罪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在量刑中，应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人格的形成是后天的，社会的原因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个人成为罪犯，与社会是脱不了关系的。以社会危害性作为主要依据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是实现刑罚公平正义的关键。刑罚的适用并不只为达到报应的目的，而应以人为本，力图矫正犯罪人的人格缺陷，使之能够早日复归社会。若在刑罚裁量时不考虑人格因素，刑罚就只是单纯被动的适用。量刑时不仅要考虑犯罪人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人格因素，这样较符合现代刑罚理念。我们倡导的刑罚个别化原则便是指审判机关在量刑时要根据犯罪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大小，以法定刑为基础或在相应的法定刑范围内，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是在量刑时对犯罪人人格因素予以考量的体现。在遵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要注重对犯罪人改造，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即刑罚个别化原则，犯罪人人格就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犯罪人人格反映了犯罪人性的大小，同样显示出犯罪人改造的难易程度，人格刑罚的目的在于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矫正过来，回复到正常的人格，最终回归社会。因此，犯罪人人格在量刑中起到对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补充作用，为实现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提供了依据。

尽管刑法上的人格概念建立在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基础上，但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只保留了人格分析中对定罪量刑有意义的差异层面，而扬弃了人格分析中与此无关的人类本性的层面。刑罚的定量应以犯罪人行为对法益的危害程度及行为人人格为基础。

当然还有行刑。刑罚应以矫正犯罪人人格为直接目的。行刑不是简单地将犯人关押在监狱，更重要的是等犯人刑满释放。所以应该实行矫正刑这样一个刑罚制度，加紧完善我国的罪犯人格调查及分类制度，加强犯罪心理预防和心理矫治工作。

虽然现在引入刑法人格理论在我国现实条件尚有所欠缺，但人格刑法学仍有光明的未来，将人格制度引入到定罪、量刑与行刑机制上来，真正实现刑法人格化，是刑法制度未来的设想及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郑雪.人格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2篇

杨国海；工作单位：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公安局。

摘 要：二战后，犯罪是继战争和瘟疫之后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而犯罪问题也屹然成为城市安全的第一杀手。针对于此，只有打击而没有防范只会让一线公安民警疲于破案，只有防范却没有打击则会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所以，打防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学术界也以比犯罪原因更高的眼界和更广的视野审视城市犯罪问题，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理论。本文就犯罪地理画像技术与犯罪空间防卫理论的交汇处展开论述，试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更好地打击预防我国城市犯罪。

关键词：城市犯罪；地理画像；空间防卫；地图

一、城市犯罪的现状分析

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的居民点。一般而言，城市的人口较稠密，包括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它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从城市的这些特点中也能区分出其犯罪状况固然与非城市（农村）有很大的差别。城市所占据的地表空间面积在全部国土面积中的比例远远低于乡村，高密度的犯罪集中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城市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并且由于我国现在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城市犯罪逐渐成为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问题。

根据城市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城市犯罪的现状：

（一）人口问题引发的犯罪

1、流动人口日趋增加

据统计，我国目前流动人口已达236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其中大部分为农村到城市务工人员。日趋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由于其自身的防范意识有限和归属感的缺失徘徊于城市社会内外，被称为处在犯罪边缘人物。

2、人口密集度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域环境差别巨大，以至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居住在百分之三十的地域中。我国又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的过速增长造成城市规模超容量的膨胀，人口的空间分布越密集，城市治安压力就越大，人口高密度区往往是滋生罪犯和激发犯罪的理想区位。

（二）社会问题引发的犯罪

1、贫富差距

经济问题是城市犯罪现象发生、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曾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出自《论语・季氏》），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加之大部分的财富基本全部集中在城市之中，对城市之中的经济犯罪和暴力犯罪产生了极大的催化。

2、生活压力

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激烈的生存竞争（如求学、求职）所带来的紧迫感和压抑感会使一些人失去生活的信心而自暴自弃，不愿面对每天的压力，而希望“不劳而获”的生活，从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城市之中人际关系复杂，而我国又是一个讲义气、重人情的社会，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难免存在不和谐状况，若处理不好也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3、文化传媒的影响

不良文化是腐蚀社会、扭曲人们身心的。城市是制造、传播文化的据点，因而受文化问题的冲击也最为严重。不良文化是导致许多人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文化问题造成了产生城市犯罪的文化气候与土壤。近年来，有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商业化倾向相当严重。为了金钱，某些文化产品公开或隐晦地宣染色情、恐怖、凶杀、暴力以及黑社会等，成为教唆青少年犯罪的教科书。

（三）环境问题引发的犯罪

1、居住环境

城市空间利用率高，居住环境拥挤，这些基本特征大大增加了治安压力，另外也降低了居民的公共防卫能力。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居民对周围地区的熟悉程度、归属感和责任心普遍降低，对在自己身边发生的异常现象或陌生者的入侵反应迟缓，一旦发生犯罪，居民要么是未见未听，要么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2、交通环境

道路等各种交通设施是城市的动脉和空间骨架，也是城市发展区别于农村发展的重要介质。其空间构成也形成了固定模式，道路网密度越来越高，主要交叉口的功能趋于综合，公交线路在交叉口的交汇趋于复杂，各城市之间联接越来越紧密，通行越来越方便。结果，道路成了全市吸引人流、车流、物流的热线，使交通系统的空间管理愈趋困难，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

二、犯罪地理画像技术的“地图”

犯罪地理画像可以理解为一种犯罪侦查方法，它通过地图标注出一系列犯罪地点，发现犯罪地和犯罪人居住地之间的联系，以推测犯罪人最有可能的居住地所在。这项技术最早是由加拿大警官迪・金・罗斯姆博士在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如同犯罪心理画像一样，是一种在刑事侦查中以城市地理信息为基础，为打击破获系列暴力型案件的切实有用的辅侦查措施。

这项技术离不开地理信息的支撑，下面从两个方面分别论述犯罪地理画像技术中的“地图”。

（一）犯罪人的心理地图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理地图，人与人之间并不完全相同，它是我们对空间环境的认知形象，是在长久的日常活动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迪・金・罗斯姆博士认为“心理地图是指个体在与周围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中对这些环境因素进行归纳，在大脑中形成对熟悉环境的认知心像……是存在于他或她内心的可感知环境的空间图像代表，它代表着个体有关空间心像的主观性，它不仅有主体对建筑物的特色及空间位置关系的了解，而且反映出个体对一个地方的好恶和态度……在此意义上出现的‘作品’，这幅心理地图或认知地图，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表现出作者的认知层面的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身边事物加入自身情感后在个体大脑中以地图形式的呈现。

（二）犯罪地点的地图

在一起系列杀人案件中，可能存在许多个不同地点，每个都有它特殊的地理学涵义。犯罪地点的地图，也可以理解为犯罪地图，即把案件中被害人最后一次被看见的地点，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初始接触地，犯罪人的初始攻击地，杀人或作案地点以及尸体被发现地在地图上一一标出（当然，在大多数案件侦破前这些地点可能不会被警方完全掌握）。这是一种从整体宏观上分析一起系列案件的方法，上述地点在很多案件中，最有可能被警方发现的是尸体发现地点，接着是杀人地点等等。这个信息从三个方面影响破案率：第一，知道的犯罪地点越多，案子被破获的机会将越大。有统计表明，如果这五个潜在地点中警方至少知道其中四个，则案件的破获率达到85%，否则破案率只有14%。第二，研究发现，有较高破案率的那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各犯罪地点之间的距离较短，尤其是被害人最后一次被看见地到尸体发现地之间的距离。如果这个距离不超过200英尺（约61m），破案率是86%，如果距离更大则破案率下降到50%。第三，在地图中标记出的犯罪地点可以根据环境犯罪学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理性抉择理论和犯罪风格理论）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地图上，更是建立在现实中城市环境布构上的，城市中街道的长度和宽度，交通发达程度、是否经过商业区等都是通过地图可以了解到的。

三、城市空间防卫的“地图”

在城市社会地理研究中，犯罪问题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当代最大的城市问题就是城市犯罪问题。如前文所述，对犯罪的打击也应“文武双全”、“打防结合”。以城市的地理环境为轴心，下文主要介绍“地图”上的防御。

防卫空间思想又称为环境预防理论，指通过改变和保护环境，消除便于犯罪的条件，预防犯罪发生的一种理论。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城市规划设计的基础之上，它认为对于犯罪问题，有必要通过环境的设计，制造出一种防卫空间，即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旧城改造、社区氛围营造等各个环节造成不利于犯罪、减少诱发犯罪行为的机会，来预防犯罪的发生。

这幅“地图”来源于环境预防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的城市环境给犯罪提供了大量机会，如人员结构复杂，居住拥挤并且流动性大，使其中易混入犯罪分子；地面与地下的交通发达，便于犯罪人接近目标和逃脱；逐渐加大的贫富差距与不良的文化传播也是滋生犯罪的温床。更重要的是，大城市的建筑结构、造型及城市建设规划使个人向私生活隐退并孤立，居民彼此之间不相识，匿名化突出，导致社会键的削弱，这既不利于对犯罪行为的非正式控制，也增加了对犯罪的恐惧心理。城市环境中存在这些便于犯罪产生的因素，那么，改变这种环境就可能减少城市的犯罪的发生。

四、“打”与“防”的结合

我国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犯罪问题引起学者和城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城市安全成为居民的首要需求，这是本文写作的现实意义。文中已将“打”与“防”介绍给大家，两者的结合才是重点，也是本文的目的。

做到“打防”结合，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立体的打防系统，这套系统的理论支撑是环境犯罪学。主要研究犯罪为什么会发生、犯罪为什么会在此发生而不是在彼发生、犯罪为什么在此时发生而不是在彼时发生。犯罪地理画像技术与城市空间防卫理论同样来自于该理论，试想有这么一张“地图”，上面清晰地标记出城市犯罪的热点地区，防控加强区，监控死角区以及单个案件的犯罪地点等，将是刑事司法系统打击预防城市犯罪的一把利剑。如何“设计”这幅“地图”，笔者有以下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确定以防为主，以打为辅的中心思想。

第二，落实城区巡逻，注重警官画像技术培训。

第三，发动各界力量，加强社会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第四，增加沟通宣传，及时准确警情，做好情报分析。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犯罪心理画像　心理学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一、犯罪心理画像的概述及国内外发展状况

犯罪心理画像，简言之就是通过分析犯罪人作案后遗留下来的反映其特定犯罪心理特征的各种表象或者信息，推断出作案人的犯罪动机，作案时的心理而服务于侦查工作，帮助破案的一种专门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当时的犯罪人类学家为了将犯罪心理和犯罪者身体结构建立联系，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先开始研究的是雅各布·弗瑞斯（JacobFries），1957年到1972年间，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将心理画像用于刑事侦查过程。1978年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调查。约翰·道格拉斯（JohnDouglas）和罗伯特·瑞斯勒（RobertRessler）将犯罪心理画像划分为有组织力、无组织力二分法。据统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77%的案件中得到了运用，在45%的案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17%的案件中帮助警察认定了犯罪人。据研究，犯罪心理画像得出结论的可信度范围在百分之七十六到百分之九十三之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般将犯罪心理画像应用于杀人犯、纵火犯、爆炸犯等系列犯罪。

此项行为分析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引进我国，但是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在我国，犯罪心理学思想源远流长，古代思想家在犯罪心理形成原因、防治犯罪心理以及刑事司法心方面都有过较为深刻的论述，但是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传播晚于欧美国家。尽管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关于犯罪思想的探索和讨论，其历史比欧美国家早，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一直未能形成一门相对比较系统的独立学科。

在国外，犯罪心理作为一种运用心理学分析方法，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原理主要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对犯罪人在犯罪现场遗留的物质痕迹进行分析去寻找犯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而描绘犯罪人的性别、年龄、种族、职业、学历等方面的特征，描绘犯罪人的家庭环境状况、社会环境状况以及人际关系、个人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特征的一种技术手段。笔者认为犯罪心理可以甚至应该引进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发展。

二、犯罪心理画像的实质和心理学分析

根据佛洛依德的理论，意识包括前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前意识是指在意识状态下对自己已经知道的内容却在一时不能觉知的心理内容，它往往由于干扰或遗忘而暂时不在意识层面却仍然可以回到意识范围内。这种暂时不能明确感知的状态就为前意识，潜意识是指在意识的状态下模糊的、未能完全意识到的心理内容。这部分内容人有时很难自我感知，如：幼年时期曾经经历过、有过知觉却已模糊、淡忘的印象，还有因后天形成观念后控制与压抑着的一些心理内容。无意识是指在感觉阈限之外对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影响，以至自已都不能觉知的内容，如：生理过程。无意识还可被解释为不知道，不受意识控制，自发的心理活动内容。犯罪行为有可能是出于无意识，无意识犯罪动机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了犯罪动机问题的复杂性，用此概念可以解释犯罪动机的特殊形式，如冲动性犯罪行为、激情犯罪行动机、习惯性犯罪行为等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Watson认为，动物和人的行为都是学习的结果，所有的动作、行为都是通过条件反射而做出的。人的行为从偶然到必然，从随机到有机，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对于系列犯罪案件来说，行为人在第一次的犯罪行为时未被及时惩罚，在强化心理的作用下继续实施下一起犯罪，而在多次连续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会形成稳定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过程。尽管人的犯罪行为会具有偶然性，甚至会存在一些反侦察的伎俩，但是在犯罪那个时刻伴随着紧张心理和特定的环境，会存在着反应特定个性倾向和心理特质的行为。我国现今出现的犯罪案件，部分呈现出与国外系列犯罪案件相同的特点：犯罪行为人有丰富的作案经验，长期成功的作案模式，已经使其行为方式、行为过程比较熟练，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明显的特征。

对于犯罪心理美国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道格拉斯·约翰最先提出“标记”这一术语。“标记”这一术语是用来区别传统的犯罪惯技的概念，是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某一特殊行为。惯技并不是固定的，是可以改变的而标记行为是犯罪人独一无二的，个人必须做的、稳定的行为特征。一个犯罪人的标记是一种比较明显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专属于他自己的性格特征，是为了满足其心理上或者情感上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行为模式。某些系列犯罪案件的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实施他们非常明显的、独特的犯罪行为是为了表达他们个人的某些特殊的情感需求。关于犯罪人实施犯罪为满足某种心理或情感需求的标记行为有以下理论：

1、挫折—攻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在挫折之后。该理论中所指的挫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进行有目的的行为时，由于内部或者外部障碍，使得人的欲求的满足受到阻碍。欲求不满越多，挫折越大，攻击强度也就越大。挫折易使人情绪激昂甚至失控，更易出现攻击行为。有时候的攻击行为是突发性的、没目的性的。

2、心理发展理论。在相似的环境下易激发犯罪人实施相同的犯罪行为，但是即使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相同的，有时候激发犯罪人实施此行为的犯罪动机也是不同的。许多案件中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内心会幻想出一些特殊的场景，会臆想被害人是与自己有情感关系的特定人，基于这种臆想实施犯罪行为。犯罪人标记的出现和发现与其性发展和情感的发展有关，它同时受生物学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即使在社会压制的情况下，性冲动也绝不放弃其表达的机会。结果就是，对某些人来说，在精心抚育下，在双亲的关爱下，其在成长时期中，其性心理发育健全，心理得到了健康的表达和发展；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的被持续冷漠对待没有让其性心理发育完全，最终导致了其犯罪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3、补偿理论。心理学家指出：自卑感是人类努力的来源，人都是籍由补偿自我的自卑而不断发展。补偿心理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为克服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长处，优势，试图赶超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作用使得自卑感成为了人追求成功的动力，但不适当的补偿心理也会使人走向偏途，犯罪行为正是犯罪者超越自卑、寻求他人注意的补偿，犯罪人经常会试图通过寻求他人的注意及获得支配他人的优越的地位，以消除自己内心的自卑感。

故犯罪行为人因为出于心理需要，在作案时会无意识的做出带有标记的行为，找出犯罪人的行为标记特征并进行分析，有助于分析犯罪行为人的性格特征，活动区域并以此找到犯罪人。

三、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方法国内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方法，国外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在传统的精神病学分析方法后，现在比较流行的、影响比较大的有：FBI的犯罪现场分析法、DavidCanter的心理调查法和BrentTurvey的行为证据分析法。对于我国刚起步的犯罪心理画像领域，可以从以下方法作为借鉴：

FBI的犯罪现场分析法研究重点在犯罪行为人的个性和犯罪动机。他们的研究主要形式是与实施了谋杀的系列杀人犯交谈，以通过交谈了解这些人是如何防止被抓捕的。他们手机的信息主要涉及犯罪行为的惯用伎俩、犯罪现场的特征以及有关谋杀最烦个性方面的特征。他们给予犯罪人个性和犯罪惯技提出了一种分类方法，及“有组织力与无组织力”的二分法。FBI在进行犯罪心理画像时主要遵循画像输入阶段、决策过程模型、犯罪评估、画像阶段、犯罪侦查、逮捕阶段等6个阶段。

DavidCanter的心理调查法和FBI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都是将犯罪分子的有关信息做系统的统计对比，不同之处在于Canter抑制根据他的理论不断的更新犯罪人信息资料库，通过统计对比将犯罪人进行归类并研究总结出每类犯罪人的特征，当案件发生以后根据案情特征和犯罪人的相似性、共同处将犯罪人归为某种类型的犯罪后进行案情研究。Canter提出了犯罪心理画像的五因素模型，即在侦查中应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时要考虑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五个方面的相互关联的互动因素。这五个方面包括：人际间一致、时空的重要性、犯罪人特征、犯罪人职业和司法知识。

BrentTurvey的行为证据分析法强调心理画像必须根据现场搜集到的各种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并通过对这些证据进行行为分析，在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心理画像工作。Turvey提出了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行为证据分析，认为演绎型犯罪心理画像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刑事和行为证据分析、被害人研究、犯罪现场特征和被害人特征。Turvey认为在犯罪心理画像中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来分析行为证据。这种科学方法的步骤是：详细说明问题、搜集相关信息、形成一个工作假设或者解释、通过实践来检验假设、解释结论、提取结论和按照需要修改假设，寻找表现犯罪人特征的行为模型。

大约在1997年间网上出现了大量自由攥稿人式心理画像的投稿，毕业于纽黑文大学法庭科学系布伦特·特维（BrentTurvey）的第一个投稿的，布伦特·特维运用行为证据分析方法再次强调了刑事学（criminalistics）的重要性。在其有关犯罪心理画像的著作中提到了2种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和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

四、结束语

犯罪心理画像在国外从诞生到发展成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为大量重大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犯罪心理画像主要以心理学理论为指导，深入个案研究，积累犯罪行为资料，对于犯罪心理画像在侦查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犯罪心理画像现在处于起步阶段，依然停留在理论的初步研究阶段，发展比较缓慢，犯罪心理学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学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科技条件不是足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发展完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和付出较大努力。但是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现状的犯罪心理理论和案件系统是必然发展趋势，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上海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美］布伦特.E.特维.李玫瑾等译.犯罪心理画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本文对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做了简要的分析，比较了传统的四要件理论和新兴的三阶层体系，意在强调四要件理论对中国司法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也阐述了三阶层体系的部分可借鉴之处，而不是全盘照搬。本文从介绍理论的特征入手，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学术界最新观点为主，并适当阐述作者的态度，希望能为我国四要件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刑法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法学学科，以其惩罚手段严厉和调整范围极广而著称。学界普遍认为“罪——责——刑”是中国刑法学的基本体系，即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刑罚论三大理论是刑法学的支柱理论，其中犯罪论被认为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这一理论解决的是认定犯罪的问题，只有认定犯罪才能确定刑事责任，进而决定刑罚手段，故而是后面两大理论运用的前提和基础。

犯罪构成要件可以称之为犯罪论的核心，整个犯罪论基本是为解决“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犯罪构成要件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中之重。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法学界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划分，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第一种是以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三阶层体系，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第二种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犯罪论体系，即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然后讨论排除犯罪的事由、犯罪形态等问题的理论体系：第三种是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采取的犯罪论体系，即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犯行与犯意，然后讨论抗辩事由。。我国主要采用的是上述第二种四要件的划分方式，这也是被中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普遍接受的，基本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刑法理论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但是近来也有部分学者发出对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质疑之声，他们主张效仿德目的三阶层体系，一改我国传统的犯罪客观方面、客体、主体、主观方面的四要件理论，而采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没有任何中国元素在内的新的理论。这一提法立马引起了刑法学界的争鸣，也让我对刑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简析四要件构成理论及其优点

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知识层面上，我都毫不动摇的坚持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发展总结形成的四要件构成理论、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一)犯罪客体

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刑法保护的法益。法益也就是社会利益的一种，只不过这样的利益是在法律调控的范围内，故称之为法益。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是否成立最根本的标志，即决定罪与非罪，有些行为可能是违法行为，甚至从某些特征上看类似于犯罪行为，但是否真正成立受刑法惩罚的犯罪则需要根据该行为是否侵害了刑法保护的客体来判断，即使是成立犯罪，也需要根据客体决定该类犯罪适用刑法规定的何种类型犯罪，进而决定如何适用刑罚。因此说它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志，犯罪客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将它置于四要件之首，也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一个犯罪行为发生了，人们总是从“行人被车撞死了”，“房子被人放火烧了”等这些看得见的视角去了解、发现犯罪，这些都是犯罪客体在生活中的具体化，它最直接的告诉人们，哪种行为是犯罪，恐怕这也是人们知法守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二)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无行为贝无犯罪，说到客观方面，大家自然会想到犯罪行为、犯罪手段、危害结果、因果关系、时间地点等这些脱口而出的要素，这些客观事实特征总体上就构成了犯罪的客观方面，因此犯罪客观方面是可以说是侵害犯罪客体行为的事实特征。在知道一个犯罪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如何侵害、怎样侵害的，也就是把客观要件综合起来还原案件现场，这是刑事案件侦破的关键。客观要件中比较重要的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因果关系的认定等，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到因果关系，因为我也曾经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过。我认为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主要看原因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是否持续，如果中途有外力进入，且作用大于原来的原因力，则原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否则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至于客观要件的其他要素，特别是只在某些犯罪中出现的选择性要素，其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也就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其中对自然人主体的研究成果是颇为丰富的，我国刑法也规定了自然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等内容。它解决的是一个人的“资格”问题，即同样的行为只有具备这种“资格”才可能适用刑法，否则适用其他法律即可解决。如我国刑法规定不满l4周岁的人或者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也就是说上述两类人实施的行为即使在客观方面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因其不具备犯罪主体的资格，故不受刑法的惩罚，但可能会追究他的民事或者行政责任。又如有些犯罪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而不具备该身份的人不可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可能与特定身份的人构成共同犯罪。对于单位犯罪，必须是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才能成立，否则只能是自然人为主体。

(四)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主观方面也是犯罪归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观过错是犯罪主体成立犯罪的必备条件。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识做出的，只有对那些有意识实施犯罪的行为才能处以刑罚。故意和过失就是最好的分析这种意识是否存在的心理标准。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心理状态。成立任何犯罪，犯罪主体都必须具有上述两种罪过形式之一，复杂的犯罪还可能具有多种罪过形式。

上述四个方面就构成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仔细揣摩，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我们认清一个犯罪，首先从被侵害的客体开始的，然后再去解决怎样被侵害、是谁实施的侵害以及侵害人为何要这样做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犯罪，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人死了，然后进行现场的勘验检查，进行现场还原，再锁定犯罪嫌疑人，最后了解罪犯的作案心理，法院也是根据这些证据材料来做出判决，可见四要件理论与实务中的刑事案件侦破程序以及我国的诉讼模式等都是极其吻合的，充分显示出四要件理论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务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没有哪种犯罪构成理论能和四要件相媲美，没有哪种理论能比四要件理论更适合中国国情。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如果真改的话，刑法的稳定性何在，刑法的威严何在?这些真的是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二、浅谈三阶层体系及其不足

前面已经说到，三阶层体系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该理论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是成立犯罪的三个条件，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不一定成立犯罪；构成要件以实行行为为中心，既包括记述的、客观的要素，也包括规范的、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是抽象的、观念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事实本身，具体事实与构成要件相一致时，便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即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原则上具有违法性。

(一)构成要件符合性(该当性)

构成要件该当性，也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构成要件的实现，即所发生的事实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相一致。主要包括主体、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等内容。如上所述，构成要件既然都符合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内容，又怎可只包含部分要素而不是全部呢?比如故意或者过失，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的”是故意杀人罪，按照三阶层体系，这里的故意应该是符合刑法条文的，为何却不能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这一特征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呢?我不得其解。

(二)违法性

所谓违法，就是指行为违反法律，即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形式的违法性，意指行为违反法规范，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侵犯法益是违法性的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基本上只是消极的判断，或者说只是对于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简言之，三阶层中的违法性就是对违法阻却事由的总结，诸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其实，我更多的理解是将违法性概括为犯罪的实质，而非构成要件。因为任何犯罪都具有违法性的特征，这是不容置疑的，阻却事由却并非存在于每个具体的犯罪中，把抽象的犯罪特征套用在具体案件中，实在是不可取。

(三)有责性

犯罪心理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人类学派 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 天生犯罪人论 综合犯罪原因论

通常认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犯罪现象是指一定时空中表征、状述和反映犯罪原因并被犯罪原因所决定，进而为预防犯罪提供依据的有关犯罪和犯罪人的非刑法条文形态的诸经验事实的。犯罪现象是犯罪原因的结果，是一种表浅、直观的经验事实。而近代犯罪学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学说史。近代犯罪学兴起始于对犯罪原因的研究，狭义上的犯罪学即犯罪原因学，即使广义上的犯罪学也以犯罪原因理论为核心部分。同时，罪因理论的基本价值体现在犯罪原因与犯罪对策的关系上。二者的关系常常被比喻为病因与治病的关系。[1]

一、理论产生背景

19世纪下半叶，谈论哲学已成为不合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以宪法为保障的平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上的稳定使这些思想对立（激进与传统、理性与信念）暂时地失去了人们的吸引力的时候，人们的兴趣一方面转向了与和经济繁荣有直接联系的物和生物学，另一方面则转向了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哲学就这样被埋没了长达50年之久。[2]刑事古典学派以前的刑法主张都是在法律概念领域认识犯罪现象，犯罪与其说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如说是一个法律概念或哲学范畴，菲利（Enrico Ferri 1856-1929）认为，刑事古典学派的方法论是把犯罪作为法律规定的一个抽象实体进行研究。[3] 这也难怪刑事古典学派，该学派所主张的意志自由论并非绝对为真的命题，它是一种思辨方法，其方法论意蕴是要借助它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反对中世纪刑罚的专断与严厉。从社会整体（哲学本体论）来考察，自由意志论有虚假的成分，人是受到个人和社会等方面客观条件限制的；的发展已到了研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19世纪后半叶的实验哲学与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研究相结合，已经创造了一种特别适合对个人及社会犯罪现象进行实际调查的学术气氛。

19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犯罪浪潮高涨及因此而来的刑法危机是将刑事实证学派推到前台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犯罪不断增长的现实面前，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正如菲利所指出的：在意大利，当古典派犯罪学理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存在着从未有过的数量极大的犯罪行为的不光彩状况，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对比。因此，刑法阻止不住犯罪浪潮的波动。正因为如此，实证犯罪学派便与其他学科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建立在我们日常生活状况的基础之上。[4] 犯罪的增长说明了刑事古典学派关于刑罚心理强制学说的虚幻与失败，以往刑法制度在治理犯罪方面的无所作为便成为新学派产生的有利突破口。[5]

由此，犯罪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专门从事人的素质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的，这一派以龙勃罗梭的人类学研究为主，生理学、医学、精神学、心理学等知识来阐明犯罪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另一派是为人的行动即环境方面、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他们应用了社会学、统计学、学等方法。[6]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的深刻的片面以后，在刑法领域中不再有片面，因而也就没有了深刻。我们看到的刑法学派，无非是新古典学派、新人类学派、新社会防卫论。这里虽然标榜‘新’，实则是一种‘旧’：因为，已经不能再突破旧古典学派、人类学派、社会学派的藩篱。” [7]

二、其他的

（一）实证主义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6-1909 ）创建的犯罪学被称为实证主义犯罪学。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理论深深的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

将实证引入犯罪学始于龙勃罗梭。实证主义哲学，为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在1882年孔德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观察优于想象。一方面，它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于感性知觉的范围，只能达到事物的现象，不可能亦无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主张的任务在于记述所谓事实，排除任何价值思辨；另一方面，由于实证主义强调并得出实证的知识，把事实、经验、感觉等作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把实证作为一种方法论基础。这样，客观上就倡导了学术研究重事实、面对实际的风气和方法，有利于克服思辨哲学那种纯抽象的法学研究倾向。当然龙勃罗梭对犯罪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证主义的弊端，以为一切犯罪都可以通过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得以解释，将复杂的犯罪问题简单化，没有进一步揭示犯罪的根源。

（二）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龙勃罗梭犯罪学的影响终其一生。

在整个背景下，达尔文用大量事实说明人起源于动物，人类共同祖先是猿，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造人的宗教观念，使人在界中的位置有了正确地认识，在这种氛围下，龙勃罗梭将犯罪归因于遗传的天生犯罪人的观点才得以出笼。

在上简言概之为遗传和变异。遗传的核心是双亲把自己的生物特征通过基因转移给下一代，由此形成物种之间的连续性。龙勃罗梭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主要是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犯罪也是可以通过基因转移给下一代，因此存在天生犯罪人。变异强调物种间的非连续性，是指形形色色的物种通过共同起源和分歧，各自适应于一定生活条件，呈现各种适应现象。天生犯罪人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犯罪学家的抨击，在其弟子菲力等人的影响下，龙勃罗梭在其晚期著作中降低了天生犯罪人在总的犯罪中的比例，强调堕落对犯罪产生的影响。人之所以会犯罪不是由于基因而是由于堕落，这也是一种变异。[8]

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科学的人类学开始形成，这门学科根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类，并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概念。龙勃罗梭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犯罪学的研究，因此龙勃罗梭的理论又被称为刑事人类学。

三、天生犯罪人论

（一） 前期思想

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原因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复杂的过程。在早期的著述中，龙勃罗梭主要注意遗传等先天因素对犯罪的。作为一名监狱医生，他对几千名犯人作了人类学的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尸体解剖。1870年12月，在意大利帕维亚监狱，龙勃罗梭打开了意大利著名的土匪头子维莱拉尸体的头颅，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它的位置如同低等动物一样。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属于真正的蚯突（vermis）肥大，可以说是真正的正中小脑。这一发现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他认为，犯罪者与犯罪真相的神秘帷幕终于被揭开了，原因就在于原始人和低等动物的特征必然要在我们当代重新繁衍，从而提出了他的天生犯罪人。[9]天生犯罪人成为龙勃罗梭早期著作中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1、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区别于非犯罪人。2、犯罪人是人的变种，一种人类学类型，一种退化现象。3、犯罪人是一种返祖现象，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4、犯罪行为有遗传性，它从犯罪天赋中产生。[10]天生犯罪人是龙勃罗梭早期犯罪原因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龙勃罗棱对天生犯罪人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描述：1、生理特征：扁平的额头，头脑突出，眉骨隆起，眼窝深陷，巨大的颌骨，颊骨同耸；齿列不齐，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耳朵，头骨及脸左右不均，斜眼，指头多畸形，体毛不足等。2、精神特征：痛觉缺失，视觉敏锐；性别特征不明显；极度懒惰，没有羞耻感和怜悯心，病态的虚荣心和易被激怒；迷信，喜欢纹身，惯于用手势表达意思等。[11]

作为犯罪原因先天因素，龙勃罗梭从种族和遗传这两方面展开。关于种族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一些犯罪现象直观地认识基础上，没有直接的依据。龙勃罗梭侧重了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从调查个案入手肯定了隔世遗传，还提出了天然类聚说，认为两个犯罪家庭联姻后，遗传的影响更大。龙勃罗梭在1876年《犯罪人论》一书中推出天生犯罪人论的时，认为通过对成千上万的罪犯进行观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自称是“基因的奴隶”，认为有些基因即使当时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而以后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12]如何评价龙勃罗梭的这一观点呢，美国犯罪学家劳伦斯泰勒的论断也许是公正的：“他们（早期天性学说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做出结论，只能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状况提出理论。按标准衡量，那时的知识是原始的，所以那时的理论当然也只能是原始的。因此，那时许多理论虽然反映了朴素的真理，但在今天看来也不乏荒谬之处。” [13]

（二）后期思想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一经传播，马上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当看到龙勃罗梭搜集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罪犯画像时，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尖刻地挖苦说：“这些肖像看起来与龙氏朋友们的肖像一模一样。” [14]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巴克曼格林（1870-1819）经过12年的工作，领导一项研究计划，根据96种特征考察了3000名以上罪犯，个人还进行了1500次观察，并作了300次其他补充观察。指出：“事实上，无论是在测量方面还是在犯罪人中是否存在身体异常方面，我们的统计都表现出与那些对守法者的类似统计有惊人的一致。我们的必然结论是，不存在犯罪人身体类型这种事情” [15]在科学验证的事实之上，戈林断言，不存在天生犯罪类型，犯罪不是由遗传而来的，他呼吁犯罪学家把心理特征，特别是智力缺陷作为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加以研究。

意味深长的是，格林一方面批判天生犯罪人论，一方面则不自觉地接受了龙勃罗梭倡导的生物学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龙勃罗梭在后期的著作中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从只注重犯罪的遗传等先天因素，到把犯罪原因扩大到堕落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堕落是与一定地理环境与环境分不开，因此，龙勃罗梭分别研究了地理与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强调智力、情感、本能、习惯、下意识反应、语言、模仿力等心理因素与、、人口、文化、、宗教、环境等社会因素与因素的作用，天生犯罪人在罪犯总数中的比例也一再降低。在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和救治》一书中，天生犯罪人占33%，由此形成综合的犯罪原因论。[16]

他在《犯罪：原因和救治》中指出：“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并且往往缠结纠纷。如果不逐一加以研究，就不能对犯罪原因遽下断语。犯罪原因的这种复杂状况，是人类社会所常有的，决不能认为原因与原因之间毫无关系，更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犯罪原因，他说：“实言之，每一现象中的真正特殊原因何在，即使是善于观察的人，亦不能下一断语。” [17]

四、结语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背景的烙印，或许这可谓之的局限性。对一种学说不可能全盘地套用，也不可全盘地否定。虽然龙勃罗梭关于遗传决定犯罪的是原始的，但他能抽象的思考人类，对过去一直以理性可以自由支配意志为基础的人类观和刑法理论给予冲击性，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丰富的想象力。当天生犯罪人论受到批判时，能够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形成犯罪原因综合论，从这点上说龙勃罗梭不愧为一个严肃的家。尽管随着的深入，龙勃罗梭的观点受到彻底批判，但是用科学的研究犯罪原因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判决，而是一种判断。而判断又离不开判断者，“只有那种由人性深处的自我意识所创造的意志，才能于不同的人际之间实现这种选择：一句名言说道，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 [18]

[1]康树华著：《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49-150页

[2] [美] 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3] 菲利：《犯罪学》，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 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5]宗建文 刑法法典化及其可能性——《刑法机制研究》系列论文之三iolaw.org.cn/paper15.asp

[6] [日] 西原春夫 著 顾肖荣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第110页

[7] 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8] 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9]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10]刑事法学旧派与新派的犯罪学思想比较研究

chinalawedu.com/news/2005/1/ma88932432561131500210336.html

[11] [德] 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马君玉译：《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15页

[12]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3] [美] 劳伦斯泰勒《遗传与犯罪》 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第13页

[14] [美]理查德昆尼等 《新犯罪学》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第52页

[15] 吴宗宪 《西方犯罪学史》 警官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89页

[16] 刑事法学旧派与新派的犯罪学思想比较研究

chinalawedu.com/news/2005/1/ma88932432561131500210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