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工程论文范文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篇

是顺应我国建设工程投资管理体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移民管理工作向市场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发展。随着上世纪末《水电工程水库移民监理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关于开展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监测评估工作收稿日期:2014-07-09的通知》等一系列法规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工程移民管理已逐步走上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轨道。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移民监理工作也从试点到推广逐步发展成熟，移民监理的工作范围已从单一的移民搬迁补偿和安置阶段扩展到移民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覆盖了从项目立项阶段的可行性研究直至移民安置后期扶持监测的各个时段，监理服务范围包含了各种单项、局部和分专业类服务全程综合服务。因此，水电工程移民监理工作的需求不仅市场机会多，而且服务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2水电工程监理拓展移民监理业务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水电工程建设已逐步进入高峰后时段，随着一大批水电项目在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快速开发建成，剩余可开发的项目数量日趋渐少，传统工程监理业务市场需求强度逐步降低，监理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渐显，监理企业已普遍面临未来生存发展的较大压力，因此，对其实施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战略将成为企业必然之选。近年来，快速发展成熟的移民监理因其与传统工程监理“一脉相承”的关系，业务运作机制相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工程监理业界实施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领域。工程监理和移民监理二者在形式上都是社会监理接受委托开展项目管理服务工作，其监理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三控、两管、一协调”。但在监理对象、监理目标、监理职能、监理方法上二者还是存在不同程度、实质性的差异。工程监理企对于综合实力较强的水电工程监理企业，应选择实施SO战略———增长型、多元化战略。对此逐条进行了分析，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实施对策，抓住移民监理的市场机遇，充分发挥内部条件优势，快速占领移民监理市场，实现企业业务升级转型、多元化发展;同时，还需针对内部劣势、短板和外部环境威胁，防范来自于内外部的各种风险，保证拓展移民监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3结语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2篇

开发性移民方针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要对水库淹没的公私财产进行补偿的原则，即开发性移民补偿原则。

《现代汉语辞典》中对“补偿”一词的解释是：“补偿——补足(损失)”。应当说，对三峡水库移民的补偿，符合上述解释，不但补足了受淹没的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还考虑了适当的发展。对三峡水库移民的补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新旧差价性补偿。

对于淹没的一栋民房、一座工厂厂房、一条公路、一座水电站等，无论其已经使用了多少年，也就是无论其新旧程度如何，在原规模、原标准的前提下，都是按一座新的建筑物进行补偿的。一座被掩没没的旧建筑物现在(实物调查时)的价值属于赔偿部分；该座旧建筑物与同样规模、同样标准的新建筑之间差价，属于补偿的部分。例如，一栋砖混结构的居民住房，按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和水库移民均采用这一价格水平)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185元，假如这栋房屋已经住了10年，按50年折旧现值为每平方米148元，这部分应当是赔偿；而185元与148元之间的差价，即每平方米37元应当是补助的。这样补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移民在新搬迁的地方按照原标准(砖混结构)、原规模(原面积)，盖起一栋新的住房。

还应说明的是，对于公路(含桥梁)、输变电线路、通讯线路、港口码头等专项设施，不但要按原规模、原标准进行补偿，还要使其能够恢复原功能。比如：水库淹没了10公里山区重丘4级公路，而要恢复原功能，必须要新建12公里才行，那就按新建12公里山区重丘4级公路进行补偿。

第二种类型是适当发展性补偿。

这类补偿主要体现在对受淹城市、县城和集镇在搬迁后的新城镇的占地规模上，还体现在对新城镇用水、用电容量及设施的补偿上。凡是到过三峡库区的人们都知道，三峡库区受淹旧城镇的共同特点是，道路狭窄，房屋拥挤，人口密度大，发展余地小，人均占地一般只有25～30平方米，国家为了彻底改变三峡库区城镇的落后面貌，给予了适当的发展性补偿，即不论一座城镇原有的占地规模有多大，均在考虑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因素之后，按建设部规定的人均占地标准补偿占地规模。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规定的人均占地标准是：城市80平方米从，县城70平方米从，一类集镇66平方米从，二类集镇61平方米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据建设部统计，目前除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域较为广阔的省、自治区外，全国尚有70%的城镇还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国家让三峡库区受淹城镇在搬迁后即达到上述占地规模标准，应当说，是国家对三峡水库淹没区内城镇居民的关心和支持，为新城镇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湖北省、重庆市三峡水库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中数据统计，以8个全淹的县为例，新县城占地规模与旧县城占地规模相比，其倍数平均为2.65倍，最大的为3.23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县城原有的占地规模，是赔偿部分；新县城比旧县城扩大的占地规模，是补助部分；而且补助部分都大于赔偿部分。

由于新县城占地规模的扩大，不论旧县城原有的用水、用电容量与设施的规模有多大，《大纲》中也都按照建设部规定的标准进行了补偿。比如：城镇居民用水量标准为：城市120升/人·日，县城和一类集镇100升/人·日；二类、三类集镇80升/人·日；城市、县城的供水普及率要达到100%；除生活用水外，还规定了工业、市政、公共建筑、不可预计等用水量的标准。城镇供电负荷标准为：生活用电，城市250瓦从，集镇150瓦/人；工业用电，根据随城镇迁建的受淹工矿企业用电量而定；市政与公共建筑用电，城市、县城按总用电量的5%～8%确定，集镇按总用电量的3%～5%确定。

按照上述用水、供电补偿标准，每座新县城都建起了现代化的自来水厂和供水管网，建起了大容量的变电站和供电线网，和旧县城相比，均有了成倍的增长和长足的发展。

对新城镇的排水设施、环境卫生、消防、公共绿地、道路等，《大纲》中也都按照建设部规定的标准给予了补偿。

三峡库区第一座建成的新县城——秭归县新县城已经搬迁结束，于1998年9月28日举行了隆重、简朴的搬迁仪式。新县城道路宽阔，交通便利，高楼耸立，绿地成片，市场繁荣，俨然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与狭窄拥挤破旧不堪的老县城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县城已成为秭归全县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余7座全迁的新县城及上百座新集镇，都在加紧建设，有的已初具规模，数十座新集镇已经基本建成。应当说，秭归县新县城是三峡库区新县城的缩影。

第三种类型是动态增长性补偿。

开发性移民与赔偿性移民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考虑了动态增长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考虑了移民的动态增长。在逐户、逐级调查到的淹没线以下实有人口的基础上，《大纲》中规定，对于农村移民人口，按1.2%的年递增率计算需要生产安置的人口；对于城镇移民人口，考虑了以下五种增长因素：1、随迁人口，因城镇搬迁而需要搬迁的而并不受淹的非农业人口，一般按受淹人口的10%计算；2、机械增长人口，按受淹人口和随迁人口之和的10%计算；3、占地人口，指新城镇建设区内的原有人口，一般根据1/1000地形图调查确定；4、自然增长人口，直接受淹非农业人口与前3种人口之和，按1.2%年递增率计算至新县城建设与搬迁完毕年；5、常住无户籍人口，指户口不在受淹旧城镇而长期(3年以上)居住在该城镇内的人口，一般按直接受淹的非农业人口与随迁人口之和的10%计算，直接受淹人口加上以上五种人口之和，来计算新城镇占地规模(面积)和基础设施建设补偿费。由此可以看出，《大纲》为城乡移民群众确实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直接淹没人口是84.75万人，考虑了各种增长因素后，最终动迁人口为113万人。

另一方面是考虑了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因素。三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总额为400亿元，这是依据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测算出来的。三峡工程水库移民从1993年开始，到2009年结束，时间跨越长达17年。因此，必须考虑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因素，才能保证水库移民工作的顺利完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传统的做法是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概算，这样作既不科学，也很难做到公正、合理。三峡工程对此进行了改革，水库移民和枢纽工程建设一样，都采用了“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办法来进行投资控制与管理。每年要聘请有资格的中介机构测算物价指数，再根据这一物价指数计算出测算年的动态投资与静态投资之间的差额。

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资金每年的物价指数是聘请中国价格中心进行测算的，该中心本着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本着对国家、对移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在三峡库区14个区、县，对数十种商品进行价格采集，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概算权重为基础，精心测算1993～1995年三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物价指数，通过专家评审后，已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1996、1997年的物价指数也即将被批准。考虑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因素，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对移民群众极端负责的精神。

要使水库移民各大类补偿投资及其总额计算的准确，关键还在于要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地搞好淹没线以下的人口和实物数量的调查，也可以说这是计算水库移民补偿性投资的基础，是执行好开发性移民补偿原则的基础。

1991年至1992年6月上旬，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四川、湖北两省和有关地(市)县政府，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要求的精度，完成了20个县(市)水库淹没线以下的人口调查和实物数量调查。实有人口的调查方法是：由调查人员根据分公安机关填发的户口册逐一入户调查，按人口登记办法当场核对并填报，由户主签字认可。农村人口按组、村、乡、区、县逐级汇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认可，城镇人口按居民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镇、县(市)逐级汇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认可。这样调查的成果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是群众认可、各级政府认可的，因此是可信的。淹没实物数量的调查大致也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

有了可靠的淹没线以下人口和实物数量，有了经过各方论证后得出的补偿标准，即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水库区移民各大类补偿投资额及其总额，三峡库移民补偿投资总额为400亿元(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这一补偿投资总额，不但能补偿(补足)库区移民的淹没损失和搬迁安置，还考虑了移民适当的发展。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3篇

开发性移民方针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要对水库淹没的公私财产进行补偿的原则，即开发性移民补偿原则。

《现代汉语辞典》中对“补偿”一词的解释是：“补偿——补足(损失)”。应当说，对三峡水库移民的补偿，符合上述解释，不但补足了受淹没的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还考虑了适当的发展。对三峡水库移民的补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新旧差价性补偿。

对于淹没的一栋民房、一座工厂厂房、一条公路、一座水电站等，无论其已经使用了多少年，也就是无论其新旧程度如何，在原规模、原标准的前提下，都是按一座新的建筑物进行补偿的。一座被掩没没的旧建筑物现在(实物调查时)的价值属于赔偿部分；该座旧建筑物与同样规模、同样标准的新建筑之间差价，属于补偿的部分。例如，一栋砖混结构的居民住房，按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和水库移民均采用这一价格水平)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185元，假如这栋房屋已经住了10年，按50年折旧现值为每平方米148元，这部分应当是赔偿；而185元与148元之间的差价，即每平方米37元应当是补助的。这样补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移民在新搬迁的地方按照原标准(砖混结构)、原规模(原面积)，盖起一栋新的住房。

还应说明的是，对于公路(含桥梁)、输变电线路、通讯线路、港口码头等专项设施，不但要按原规模、原标准进行补偿，还要使其能够恢复原功能。比如：水库淹没了10公里山区重丘4级公路，而要恢复原功能，必须要新建12公里才行，那就按新建12公里山区重丘4级公路进行补偿。

第二种类型是适当发展性补偿。

这类补偿主要体现在对受淹城市、县城和集镇在搬迁后的新城镇的占地规模上，还体现在对新城镇用水、用电容量及设施的补偿上。凡是到过三峡库区的人们都知道，三峡库区受淹旧城镇的共同特点是，道路狭窄，房屋拥挤，人口密度大，发展余地小，人均占地一般只有25～30平方米，国家为了彻底改变三峡库区城镇的落后面貌，给予了适当的发展性补偿，即不论一座城镇原有的占地规模有多大，均在考虑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因素之后，按建设部规定的人均占地标准补偿占地规模。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规定的人均占地标准是：城市80平方米从，县城70平方米从，一类集镇66平方米从，二类集镇61平方米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据建设部统计，目前除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域较为广阔的省、自治区外，全国尚有70%的城镇还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国家让三峡库区受淹城镇在搬迁后即达到上述占地规模标准，应当说，是国家对三峡水库淹没区内城镇居民的关心和支持，为新城镇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湖北省、重庆市三峡水库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中数据统计，以8个全淹的县为例，新县城占地规模与旧县城占地规模相比，其倍数平均为2.65倍，最大的为3.23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县城原有的占地规模，是赔偿部分；新县城比旧县城扩大的占地规模，是补助部分；而且补助部分都大于赔偿部分。

由于新县城占地规模的扩大，不论旧县城原有的用水、用电容量与设施的规模有多大，《大纲》中也都按照建设部规定的标准进行了补偿。比如：城镇居民用水量标准为：城市120升/人·日，县城和一类集镇100升/人·日；二类、三类集镇80升/人·日；城市、县城的供水普及率要达到100%；除生活用水外，还规定了工业、市政、公共建筑、不可预计等用水量的标准。城镇供电负荷标准为：生活用电，城市250瓦从，集镇150瓦/人；工业用电，根据随城镇迁建的受淹工矿企业用电量而定；市政与公共建筑用电，城市、县城按总用电量的5%～8%确定，集镇按总用电量的3%～5%确定。

按照上述用水、供电补偿标准，每座新县城都建起了现代化的自来水厂和供水管网，建起了大容量的变电站和供电线网，和旧县城相比，均有了成倍的增长和长足的发展。

对新城镇的排水设施、环境卫生、消防、公共绿地、道路等，《大纲》中也都按照建设部规定的标准给予了补偿。

三峡库区第一座建成的新县城——秭归县新县城已经搬迁结束，于1998年9月28日举行了隆重、简朴的搬迁仪式。新县城道路宽阔，交通便利，高楼耸立，绿地成片，市场繁荣，俨然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与狭窄拥挤破旧不堪的老县城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县城已成为秭归全县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余7座全迁的新县城及上百座新集镇，都在加紧建设，有的已初具规模，数十座新集镇已经基本建成。应当说，秭归县新县城是三峡库区新县城的缩影。

第三种类型是动态增长性补偿。

开发性移民与赔偿性移民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考虑了动态增长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考虑了移民的动态增长。在逐户、逐级调查到的淹没线以下实有人口的基础上，《大纲》中规定，对于农村移民人口，按1.2%的年递增率计算需要生产安置的人口；对于城镇移民人口，考虑了以下五种增长因素：1、随迁人口，因城镇搬迁而需要搬迁的而并不受淹的非农业人口，一般按受淹人口的10%计算；2、机械增长人口，按受淹人口和随迁人口之和的10%计算；3、占地人口，指新城镇建设区内的原有人口，一般根据1/1000地形图调查确定；4、自然增长人口，直接受淹非农业人口与前3种人口之和，按1.2%年递增率计算至新县城建设与搬迁完毕年；5、常住无户籍人口，指户口不在受淹旧城镇而长期(3年以上)居住在该城镇内的人口，一般按直接受淹的非农业人口与随迁人口之和的10%计算，直接受淹人口加上以上五种人口之和，来计算新城镇占地规模(面积)和基础设施建设补偿费。由此可以看出，《大纲》为城乡移民群众确实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直接淹没人口是84.75万人，考虑了各种增长因素后，最终动迁人口为113万人。

另一方面是考虑了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因素。三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总额为400亿元，这是依据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测算出来的。三峡工程水库移民从1993年开始，到2009年结束，时间跨越长达17年。因此，必须考虑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因素，才能保证水库移民工作的顺利完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传统的做法是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概算，这样作既不科学，也很难做到公正、合理。三峡工程对此进行了改革，水库移民和枢纽工程建设一样，都采用了“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办法来进行投资控制与管理。每年要聘请有资格的中介机构测算物价指数，再根据这一物价指数计算出测算年的动态投资与静态投资之间的差额。

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资金每年的物价指数是聘请中国价格中心进行测算的，该中心本着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本着对国家、对移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在三峡库区14个区、县，对数十种商品进行价格采集，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概算权重为基础，精心测算1993～1995年三峡水库移民补偿资金物价指数，通过专家评审后，已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1996、1997年的物价指数也即将被批准。考虑移民补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物价上涨因素，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对移民群众极端负责的精神。

要使水库移民各大类补偿投资及其总额计算的准确，关键还在于要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地搞好淹没线以下的人口和实物数量的调查，也可以说这是计算水库移民补偿性投资的基础，是执行好开发性移民补偿原则的基础。

1991年至1992年6月上旬，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四川、湖北两省和有关地(市)县政府，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要求的精度，完成了20个县(市)水库淹没线以下的人口调查和实物数量调查。实有人口的调查方法是：由调查人员根据分公安机关填发的户口册逐一入户调查，按人口登记办法当场核对并填报，由户主签字认可。农村人口按组、村、乡、区、县逐级汇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认可，城镇人口按居民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镇、县(市)逐级汇总由各级负责人签字认可。这样调查的成果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是群众认可、各级政府认可的，因此是可信的。淹没实物数量的调查大致也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

有了可靠的淹没线以下人口和实物数量，有了经过各方论证后得出的补偿标准，即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水库区移民各大类补偿投资额及其总额，三峡库移民补偿投资总额为400亿元(1993年5月末价格水平)，这一补偿投资总额，不但能补偿(补足)库区移民的淹没损失和搬迁安置，还考虑了移民适当的发展。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万家寨水利移民管理

一、概述

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区沉没影响涉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准格尔旗和山西省偏关县3个县（旗）10个乡（镇）的70多个自然村，水库直淹农村人口3698人，沉没耕地、园林、水塘346hm2，沉没林地78．5hm2，沉没各类房屋12．38万m2，沉没各类树木42．8万株。沉没县级以上大专项7项，文物古迹28处，乡镇和私营企业60多个，三等水准线路1条。全库区规划搬迁5078人，生产安置人口5094人。

库区移民工作从1994年开始，到1998年全部结束，2002年4月顺利通过由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主持的竣工终验，移民工程质量为优良。

万家寨水利枢纽移民工作采取前期补偿、补助和后期生产扶持的办法，坚持国家提倡的开发性移民方针，将移民安置和库区建设结合起来，合理使用移民经费，提高投资效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开发性移民的路子。主要表现在摘要：

（1）在移民搬迁及专项迁建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批复的投资概算，由监理工程师进行现场监督，逐一兑现移民安置及专项迁建工程的全部补偿补助资金，对一些原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移民意愿，结合具体情况，由业主、监理、设计、地方移民实施机构四方现场联合办公，在不突破概算的前提下进行现场优化设计变更，并签字认可，使移民的意愿真正得到体现。

（2）制定了《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区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成立了后期扶持领导小组，明确了各级实施机构组成和职责，使得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得到了保证。

（3）聘请专家深入移民安置点，认真了解情况，结合安置点的具体特征进行研讨，制定出符合地方政府及移民意愿的后期扶持规划，充分利用后期扶持资金，帮助移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经济收入，使移民真正富起来。

二、健全的移民工程管理体制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作为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的业主单位，下设征地移民办公室，负责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征地、库区沉没补偿、大专项迁建处理以及移民的生产生活安置的协调、组织、管理，根据工程进度按期拨付移民资金，适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抽查，不定期组织审计部门对各级移民机构的移民资金使用进行事中审计，在整个移民工程的实施管理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功能。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移民局设立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移民监理部，进行现场监理。移民监理工程师的重点是检查控制移民工程实施的进度和质量，为下拨移民资金提供监理依据。

水利部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探究院为万家寨水利枢纽移民工程的规划设计单位，常派代表到现场配合监理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实施项目现场进行优化设计变更。

征地移民所涉及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万家寨水利工程征地安置领导小组，由自治区副主席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内蒙古准格尔旗成立了征地移民安置办公室；内蒙古清水河县成立县委书记任总指挥，由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组成的万家寨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安置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由副县长任主任；山西省偏关县成立了支持重点工程办公室。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把移民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为了全面保证移民工程的实施，自治区对县（旗）、县（旗）对乡、乡对村、村对户层层签订移民安置协议，逐级明确责任目标，把各级的责任目标作为考核本级干部政绩的内容。

县级专项迁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项的拆除、搬迁和新建项目的管理工作，按国家基建程序管理专项工程的实施工作。

乡（镇）移民机构协助负责本乡（镇）内影响人口的调地生产安置，协调村委会的关系，协调村和村之间的土地调整新问题，向村民宣传有关移民政策和法规。

村委会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和县级移民机构做移民的土地调整、移民搬迁工作，对移民做好宣传工作，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移民实施中存在的各种新问题。

三、充分发挥移民监理的监督功能

移民工程实施监理制，目前已被许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采用，万家寨水利枢纽移民工程实施监理制在国内属于较早的项目之一。一些做法对移民工程监理尚有一定的借鉴功能，在此做一个概要介绍。

1．监理工作原则

（1）事前指导原则。鉴于移民实施机构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从事移民工作，移民监理在进驻现场后的第一次移民工作会议上，就向和会代表通报了移民监理规划内容，重点介绍了监理工作范围、目标和控制办法，以便实施单位按监理规划要求配合监理工作。为使实施机构了解把握各阶段移民工作的操作程序和内容要求，监理及时印发内容具体的年度监理计划，以便参照配合实施。

（2）监督和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在监理介入万家寨水库移民工作的开始阶段，个别地方政府移民机构认为，移民是地方政府负责包干实施的，监理介入似乎多了个“紧箍咒”，一度配合消极。通过监理在检查督促实施单位工作的同时，积极为他们完善移民计划和办法，做好参谋，使他们转变了对监理的看法，不但主动配合监理工作，而且碰到新问题还坦诚征求监理的处理意见。

（3）同项目法人、设代协调配合的原则。移民监理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和移民规划方面，虽具有客观独立性，但监理同业主、设代的目标一致。为了顺利实现共同的管理目标，从移民实施计划的制定到实施过程中发现新问题的处理，监理都同业主、设代密切配合，主动汇报，并阐明监理意见，达成共识后付诸实施。这样既让业主及时把握了移民实施活动的状况，也使监理符合法规的意见得到了支持，便于协调一致工作。需要从设计方面答复或解释的新问题，由设代直接出面处理，见效更迅捷显著。

（4）广泛宣传政策和严格执行补偿标准的原则。移民群众服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大局需要，克服难离故土的心理是通情达理的，但他们最关心的是搬迁补偿和安置去向。对此，移民监理凭借移民相信监理客观处事的优势，同业主、设代和地方政府实施机构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移民搬迁村反复宣传移民政策和国家批复的补偿标准，同时向移民全面介绍规划的各种安置方案，并建议实施机构组织移民户到规划安置点实地考察，最后由移民户自己选择安置方式和地点。

（5）执行移民规划和实际变化相结合的实施原则。万家寨水库移民实施中结合实际进行了合理调整。在兑现实施中根据群众意见，监理同意移民实施机构组织由县、乡、村各级管理人员和移民代表参加的联合评委会，对各类房窑按新旧程度分等评定补偿单价，一等价高于规划标准，二等价基本同规划标准持平，三等以下补偿单价低于规划标准。这样兑现相对比较合理，群众满足。同时监理建议实施机构对分等补偿进行加权测算，使分等兑现总金额基本接近规划补偿总金额，如有结余继续用于移民。确保了补偿兑现顺利实施。

另外，移民监理还坚持发《监理通知书》和发《监理简报》相结合以及突出监理重点的工作原则。

2．监理控制

（1）进度控制。

①在移民搬迁安置期间，根据主体工程对库区清理时限的要求，制定监理进度控制总目标。依据搬迁计划，监理人员每周深入库区现场，督促检查移民搬迁和专项拆迁处理进展情况，并按监理统计表式样分类统计各项搬迁进度，然后同计划进度横道图作对比分析。发现进度滞后，及时找出原因，提出解决建议，配合业主共同协助实施单位采取有效办法，加快搬迁和清理进度。

②依据实施单位报送的项目月进度统计报表，监理人员到现场抽查核实，加强对重点监理项目的进度控制。

（2）工程质量控制。

①按照设计对库底清理的各项质量要求，监理人员深入现场，对库区各类建筑物拆毁、树木砍伐、消毒处理等，逐项督促检查，确保库底清理完全达到设计标准要求。

②依据规划和移民安置方案，以移民生活生产设施建设配套齐全、功能恢复到位为总目标，监理人员重点对移民居住（包括宅基地划定和建房）、水、电、路、教育、医疗等设施建设和耕地划拨及土地质量等定期到现场进行检查统计，落实到位情况，确保移民的生活生产基本条件按规划标准建设到位。同时了解移民对安置条件的满足程度，对移民在完善安置方面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及时建议实施单位采纳并做完善工作，最终使移民的各项安置设施达到方便生活，有利生产恢复和发展。

③对大型专业项目复建和基础设施专项工程建设的质量控制。因各项目都聘有施工专业监理人员，移民监理除参和审查项目设计、施工单位的资质和工程竣工验收外，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移民监理人员定期到现场对施工监理的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和工程建设质量进行检查记录。对发现的工程质量新问题，及时通告业主，并向实施单位和现场施工监理单位发送移民监理通知书，责成妥善处理。

（3）资金拨付及使用控制。

①配合业主按基建程序对移民项目资金实施管理，控制预拨款。对移民实物补偿资金，依据移民搬迁计划，本着提前一次拨付到位的原则拨款，确保实施单位兑现移民补偿需要，促进搬迁。对专业项目资金的拨款，一般按监理统计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超前20％的原则，并结合实施单位的用款计划，控制预拨款。对大型专项在竣工验收之前，预留质保金，竣工验收后拨付全部工程费用。

②对移民资金的使用实行跟踪检查监控制度。按移民资金拨付流程渠道，监理人员定期检查各中间环节及时下拨资金情况，防止资金在中间环节滞留，确保实施单位使用。对移民实物补偿资金的使用，监理人员按规划补偿标准，对补偿对象进行抽查访问。访问主要内容，一是补偿项目和标准，二是补偿有否拖欠新问题。

另外，移民监理在移民工程信息管理、合同管理以及协调各方关系上均发挥了很好的功能。

四、移民资金专项管理

1．实行移民资金专项财务独立管理

万家寨水利枢纽移民工程财务实行独立管理，公司移民办下设财务科，各级移民机构设立专项财务专款专用、独立管理、独立记账、独立核算。

2．移民监理对移民财务监督控制

根据各级移民机构按月上报的移民资金使用情况，工程完成进度按月统计上报。公司移民办及时召开主任办公会，会同移民监理部总监对财务拨款把关，依据监理对进度质量标准的评定意见，实施经费控制拨付。拨款及质量控制行使监理一票否决权，充分发挥了集体决策把关和监理的功能。

3．按基建程序拨付移民资金

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为保证搬迁任务顺利完成，对移民实物补偿资金一次拨付到位。对专业项目迁建经费，采取按完成工程量进度超前20％的原则把握预付款，项目快完成时，按完成工程量进度付款；对重点大专项实行专款专用，按基建程序拨款，预留5％质保金，工程验收后结清付款。

五、加强业主对移民工作的管理力度

1．保证运行机构和体制有效运作

万家寨水利枢纽实施了业主和移民实施主体单位——各级政府的合同制、政府层层责任制、工程质量进度监理制、设代现场指导优化设计制、移民工作中的奖励激励机制，为移民工作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组织保证、技术保证、质量和经费保证。

2．宣传政策法规，公正处理新问题

移民工作开始实施第一件事，就是让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移民政策、法规。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办多级别干部的学习班，提高了广大移民干部的政策水平。同时还会同内蒙古自治区移民办、监理部、设代入村入户宣传政策，耐心解答移民提出的新问题。

督促基层移民干部在补偿兑现时，对实物量和兑现情况张榜公布，让广大群众监督。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规划标准实行各项补偿，如数兑现，不折不扣。

3．依靠政府当好参谋，协调各方齐抓共管

公司移民办在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紧紧依靠地方政府，协调好各方关系，抓住重点，组织内蒙古移民办和监理部、设计代表四方联合现场办公。深入实地对基层移民工作调查探究，当即形成统一熟悉，协调一致解决新问题。对调查中发现的重大带有普遍性涉及移民政策正确贯彻执行的新问题，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多次批示摘要：一定把移民工作做好，保证水库下闸蓄水，决不拖工程后腿。分管移民的自治区副主席亲自深入库区现场办公，有力地推动了移民工作的进展。

4．按项目管好财务，定期检查和审计

公司移民办对移民工程实施按项目管理，并建立了计算机移民信息管理数据库。

各级移民财务都采取独立管理，专款专用。对各级移民机构的财务人员，举办了多次学习班进行培训。统一了账目，统一了财务报表。移民办会计深入各移民机构辅导建账，要求各级移民机构按月对移民资金使用情况、工程完成进度进行统计上报，并定期对账务进行检查。同时对移民资金使用进行跟踪检查。开展阶段性移民经费的事中审计，防患于未然，防止动用移民资金。

5．引进激励机制

在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进度一度严重滞后，为使其迎头赶上，在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引进激励机制，制定了《万家寨水库移民安置实施工作奖励办法》，明确奖励原则、奖励范围、先进单位及个人的评选条件，正式发文给各级移民机构进行宣传。通过表彰，交流了经验，弘扬了正气，鼓舞了士气，对全面完成库区移民搬迁任务，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功能。

6．落实安置目标

在万家寨水库移民安置中，提出了以建设文明新村为总目标的工作任务，并请安置区地方政府帮助完善移民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物质条件，提高移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引导移民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通过移民机构、地方政府和广大移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移民安置四到位（住宅、耕地、供水、基础设施到位）的目标基本实现。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5篇

(二)移民迁建和社会经济发展

在移民中发展，在发展中移民，不但是理想发展模式，也是实际行动。一定要妥善处理好移民迁建和发展关联，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住房复建要想到发展需要；工矿企业在复建时，要以市场为核心，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保护环境为条件，综合现实情况采取技术嫁接、改组改造、结构调整、兼并重组、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逐渐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工业体系。

(三)移民和教育

在新环境中，强化教育极为关键，涵盖移民思想观念、道德修养、法制教育、文化科技、职业培训等各层面。在思想道德领域，采用教育和学习，让移民自觉把握和认识大局，服从国家利益，提升迁移重建家园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法制观念领域，宣传教育让移民更好把握政府策略方针，遵纪守法，加强法制意识；在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领域，普及教育、学习和培训，更多更好掌握科技文化知识，加快速度学会和掌握新工作技能和生活形式，适应新变化，提升自立、自强能力。

(四)移民和城镇化

工业化、城镇化是社会进步必然走势。在移民迁建进程中，采用科学规划、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使城镇化发展迅速提升。相较于农村，需加强移民群众生产生活安置，重视移民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让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有保障；同时，在农业安置容量有限客观条件下，鼓励有一技之长的移民自谋出路，进入城镇经商办企业，从事非农业生产运营活动，依照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劳动力配置，强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当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强化移民安置的策略

(一)财政金融支持

在中央政府坚持努力下，基本确保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移民安置投资需求。为强化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地质灾害预防、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整治工作，中央政府还安排专项资金支援建设，成效明显。在促进企业组成调整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企业技术改革和贷款流动；对国有工矿企业采取关闭破产后职工安置资金缺口，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移民资金分摊处理。在支援农村移民安置领域，国家设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用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所需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二)税费优惠政策

为了支持移民工程建设，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国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当地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农村移民建房占用耕地，减免耕地占用税；坝区和淹没区建设占用耕地按应纳税额40%征收耕地占用税；为快速调整企业构成，促进组合搬迁和企业关停政策实行，亏损企业可合并国有、集体企业；在落实还款计划前提下，以搬迁企业年底贷款余额为限，经债权银行同意免除之前全部利息，并在之后3-5年还款期内免收利息；国家从水利水电工程的电价收入中提取一定资金建立专项基金，用于移民后期扶持；国家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受益地区安排建设项目，要优先考虑符合条件的移民就业。

(三)推动产业结构整改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难免有被淹没的工矿和大中型企业，而且大部分企业多为国有和集体所有。在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下，在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工业全体生产能力过剩特殊情况下，大部分企业规模小、效益差、污染严重，产品销路差，资不抵债。在政府引领下，这部分企业要有步骤进行破产或关闭解体，并把下岗职工妥善安置，采用最低生活保障体制，创建条件促进其再就业；对效率好、规模大、产品有特点、有市场企业结合产业构成整改和对口支援建设，走技术改造和组合搬迁道路，体现产品、产业、企业所有制和组织构成全面整改，努力创建经济结构互补、协调性好、资源运用充分、市场竞争力强的工业经济健康发展新局面。

(四)支援对口建设

对口支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总方针，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付出最大支持和帮助，让很多移民迁建企业取得新发展，促进产业构成整改、优化和升级，快速建设基础设施，促进科技、教育、卫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全国已采取经济合作类对口支援项目数千个，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引入资金超过百亿元。大量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既有力支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地区移民安置，也为企业开发新市场宣传名牌效应。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三峡移民 社会融入 健康发展

三峡移民在形式上分为就地后靠移民和跨省外迁移民。其中跨省外迁的三峡移民大多具有非自愿性迁徙的特点，这种以大规模、远距离为搬迁特征的外迁三峡移民在缺乏基本的社会心理认同感的情形下，其生产结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支持网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民在安置地区能否生活稳定与健康发展，关系到地区的稳定发展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国内外学者对移民的研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力图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对已有的三峡移民研究作述评。

一、国外的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我国三峡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较少，但是对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却是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重点。国外早在工业化时期就有了对各式各样的移民比较详细的研究，西方学者对移民融入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对于移民社会融入研究使用的概念大致有：社会同化（assimilation）、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与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等。这些概念的侧重点不同，它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界定、描述移民的融入状况。

格雷泽（glazer）和卢卡森（lucassen）指出，社会同化是指移民被流入国完全接纳，并归属于某一特定群体，其后代有着与其祖辈不同的社会认同，成为该国的公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同化主要是从社会价值体系、社会身份认同等层面来进行概括，并且着重强调了移民群体的被动适应过程，移民最终能否融入主流社会取决于是否完全接受流入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因此，同化更加突出社会成员同质性特征。

社会适应指的是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适应以及他们在面对特定的社会环境时所作出的反应。马腾斯（martens）指出，移民的适应过程不仅包括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吸纳与整合，还包括移民群体对新社会价值体系的认知、选择、行动与内化过程。移民通过内化了的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准来实现对新的生活与文化环境的适应。社会适应更多地强调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

社会融合的概念相对更为宽泛，是指移民在主流社会的融入状况，包括移民的生活状态、移民融入的演变过程等多个方面。艾林森（w.ellingsen）指出，移民社会融合是指移民平等地融入主流社会的状态和过程，体现了移民与其所融入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是一种双向适应的过程。社会融合既包含个体层面的融合，又包含群体层面的融合。此外，社会融合的研究内容也包括诸多方面，学术界倾向于从移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关系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界定。

文化适应最经典的定义来源于1936年雷德菲尔德·林顿（redfield 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的界定，指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移民进入到新社会中，通过持续的互动与联系，其自身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从狭义上来看，文化适应是指移民对主流社会文化习俗的适应。但是文化适应仅是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某一具体阶段，移民在文化上适应了主流社会，并不意味着移民完全融入到当地社会。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在1964年的研究中指出，移民融入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过程，其中的文化适应仅是移民融入的第一步，包括对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文化特质的适应等。他还指出，初级阶段的文化适应与结构性融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恩泽格尔（h.entzinger）和拜泽韦德（r.biezeveld）也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文化适应并不是移民社会融入的唯一选择，也不是社会融合成功的必然要求。移民虽然接纳了主流社会的某些重要价值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对其自身原有文化的全盘否定与丢弃。

社会吸纳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医疗与福利危机，带有一种公共政策和福利研究的社会意味。这一概念起初是用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后来又用于对移民群体、少数族群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它将移民群体看作是社会行动的客体，更多地突出流入地社会的积极能动作用。它的目的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态，消除社会生活的障碍与预期风险。

社会并入的内涵与社会吸纳比较类似。它主要是针对移民在劳动择业、文化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网络等诸多方面的融入。因此，社会并入政策是通过创造均等的教育培训机会，为移民提供语言与技能等方面培训，从而提升移民等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能力，进一步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

二、国内的三峡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三峡移民问题是整个三峡水利工程的关键之所在，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三峡移民的研究有助于国家进一步完善移民政策，为以后其他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与指导。三峡移民在迁移人数与迁移规模上当属世界之最，尤其是外迁移民所面临的不仅是地域上的变迁，更是在缺少社会心理认同感的情形下，生产结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支持网等的巨大与深刻的变化，因此三峡工程从实施之初就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水利工程建设所导致的移民迁徙是移民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三峡移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水利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保健、建筑工程、新闻传媒、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

第一，三峡移民扶持政策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峡水利工程实施的第一阶段，研究内容大多涉及水利工程的规划实施与监督管理、资金的运作监管、移民的拆迁安置、国家补偿政策等方面。例如，徐琪、刘逸农等（1993）的《三峡库区移民环境容量研究》，袁宏全（1994）的《三峡移民工程管理方法研究》。

第二，三峡移民经济融入方面的研究。大致从1999年以后，国内学者对移民的研究逐渐开始涉及经济发展这一层面。随着三峡工程的进一步展开，移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移民的经济融入状况与移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整个移民工程不仅是移民能不能迁得出的问题，更是移民迁出后在安置地能否稳得住、经济生活能否得到较快恢复，并持续发展、走上富裕道路的问题。例如，罗凌云、风笑天（2001）的《三峡农村移民经济生产的适应性》，马德峰（2005）的《我国水库外迁移民社区经济适应研究——以大丰市三峡移民安置点为个案》，张燕（2007）的《水库外迁移民在安置地的社会经济适应研究综述》，、孙泽建（2012）的《浙江首批三峡移民的经济适应——兼论模糊人情化扶持及其超越》。

第三，三峡移民文化心理融入与稳定性研究。三峡移民迁移模式分为就地后靠与跨省外迁，不同的迁移模式与安置方式对移民的心理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还容易产生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刘震、雷洪（1999）的《三峡移民在社会适应中的社会心态》，何泽仪、彭婷（2005）的《入湘三峡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探析》，刘伟（2007）的《从“乡土”文化结构探究三峡移民心理困境原因》，彭豪祥、段跃芳（2009）的《三峡工程移民社会适应性与心理健康研究》，喻婷婷（2010）的《论后移民时代三峡移民的生活融入与文化认同》。

第四，三峡移民社会整合方面的研究。随着移民工程的进一步展开，移民在安置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全面铺开。但是随着后移民时代的来临，各安置地已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移民更深层次的社会发展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杜健梅、风笑天（2000）的《人际关系适应性：三峡农村移民的研究》，艳梅、雷洪（2001）的《对三峡移民社区环境适应性状况的考察》，刘晋飞、黄东东（2008）的《三峡移民社区的整合机制分析——兼论移民纠纷框架下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马佶庆（2011）的《移民的社会网络与适应层次研究：以广东?i山村三峡移民为例》。

第五，三峡移民工作总结与移民精神的研究。大致从1997开始，国内学者就开始对移民工作之初所取得的经验与成果进行研究。例如，辛文、焦成斌（1998）的《三峡工程四川库区十年移民工作回顾》。随着三峡水利建设的告捷，对移民工作的回顾性文章也较多，主要论述了移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移民扶持中所需注意的问题。例如，张宝欣（2008）的《三峡外迁移民工作回顾与思考》，傅秀堂（2010）的《三峡移民规划和论证工作回顾》。此外，对三峡移民精神的总结研究也颇多。例如，宣传教育局（2006）的《百万移民感动中国：三峡移民精神颂》，龚举品（2010）的《三峡移民精神的弘扬与库区建设》等。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水库移民 三峡工程 移民特点

水是构成人的生命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水资源是经济社会所必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开发利用的不足20％，今后必然会加大开发力度。而大规模地开发水利水电资源，势必产生水库移民问题，或者说只要继续大规模地开发水利水电资源，水库移民就必须配套进行。国内外水电专家一致认为，水库移民的安置与扶持问题，是关系一个水利水电工程成败的关键。

1 水库移民的历史考察及实例分析

由于工程建设、战争、灾害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人群居住地需进行短暂或永久的迁徙移动，后者就是所谓的移民。世界各地历代都有因种族、宗教、政治等原因造成的移民。马克思在《强迫移民》一文中指出：“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①。”《圣经》上就载有古犹太民族因宗教等原因而被迫长途迁移的故事。1492年15万犹太人因种族等政治原因受到西班牙驱逐，被迫迁移别国。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东部邻国的国界重新划定，引起约1000万人在国与国之间迁移②。移民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它与人类发展与进步的历程相伴。我国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闯关东”、“下南洋”，即是几次大的移民活动。

移民，按其意愿的性质而言，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移民，一般是迫于生存的环境与条件，由政府或集体将较大数量的人口有组织地迁移到新的地区永久居住；另一类是非自愿移民，主要是因为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或为了某种特殊需要，居民的房屋土地等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及生存条件被占或将被水淹没，必须动员迁移的人口，所以称为非自愿性质的移民③。按移民的动因和移民现象而言，移民可以分为工程性移民、灾害性移民、战争性移民、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等类型。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因水利、交通、城镇等工程建设而搬迁安置移民的现象难以避免，其中尤以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占地和水库淹没涉及面广、移民人数多、搬迁安置任务重。有资料表明：自1949年至1999年，全国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86000多座，包括在建的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在内，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含竣工蓄水前自然增长人口）总计约1750万人，是当今世界上水库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④。可见，水库移民是水利水电资源开发的必然产物，移民问题将伴随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长期存在。从一定意义说，移民，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移民在开发资源发展经济，促进地区之间科技交流和文化交流，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文明进步等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以强力阻止移民发生，而是认真搞好移民安置，并从中吸取教训，摸索经验，寻求合理的方法和科学的道路，让移民安居乐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生态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先看水库移民的几个实例：

1958年动工兴建的三门峡水库和东平湖水库，对黄河兴利除弊发挥了很大作用。三门峡水库淹地5.6万hm2，移民31.89万人；东平湖水库淹地3.4万hm2，移民27.8万人。这两座水库移民，大部分就地后靠，少部分外迁安置：三门峡水库移民外迁4万人，约占13％；东平湖水库移民外迁12万人，约占43％。当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加上对移民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只作了短期的生活安置，且补偿标准偏低，生产扶持没有跟上，尤其是安置区耕地很少，土壤贫瘠，虽经20多年努力，移民的生产生活仍低于搬迁前的水平。直到80年代中期，国家把库区纳入老、少、边、穷地区的治理范围，认真处理移民安置遗留问题，并在生产生活上给予大力扶持，才使移民基本达到了劳力有事干、生产有门路，移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才逐步达到或接近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

丹江口水库，1958年动工兴建，坝高97m，装机900MW，总库容209亿m3，淹没涉及湖北河南3县2市，共淹没土地3.01万hm2，水库移民38.2万人。移民分6批迁出和安置，淹没处理经费分5次核定，7次追加，共计3.2亿元。移民中90％以上为农业人口，少部远迁，大部后靠。远迁到青海的早已返迁重新安置。迁移到邻省邻县的，虽能勉强安顿下来，但困难很多，如从库区河南浙川迁入湖北钟祥大柴湖的4万移民，住在低洼地，生活生产条件差，人平收入比非居民区低一倍。就地后靠安置的人口过挤，库周原有25万人，迁入20万人以后，新老居民共耕1.96万hm2耕地，人均只有几分地。加上补偿标准低，扣除专项设施处理费用，移民经费人平只有594元，建房、搬迁、生活救济已非常艰难，更无力发展生产。到80年代初尚有80％的移民未解决温饱，年人均纯收入不到100元，远远低于非移民户。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由于土地紧缺，新老居民关系更趋紧张，库区森林遭到破坏，植被减少，生态恶化，移民上访不断。1984年，国务院批准从丹江口超发电收入中筹措3亿元，分10年安排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并从这时起，改变了移民经费的分配办法，坚持面向千家万户，实行有偿扶持，变单纯生活救济为生产扶助，促进其种植柑桔、红果、龙须草，发展网箱养鱼、库汊养鱼等，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使移民的收入状况迅速改观，短短五、六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作为长江干流第一座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和三峡工程前期实战试验工程的葛洲坝工程，1970年动工兴建，1989年全面竣工，电站装机2715MW。水库面积79.3km2淹没涉及宜昌、秭归、巴东3县及宜昌市城区，受淹耕地792.54hm2，动迁移民28535人。葛洲坝水库移民曾在80年代被全国公认为移民安置较好的一个典型。1985年第一期工程验收时，有关方面对移民安置作了肯定的评价⑤。葛洲坝水库移民工作的经验主要有4条：一是进行思想教育，深入开展政治动员；二是地方党政机关带头搬迁，把困难留给自已，把方便让给工程，当时的宜昌县委、县革委会、县人武部及县属几十个部门和单位，在只有38万元搬迁补偿费（后来追补到180万元）的情况下，仅用46d的时间，就全部迁至9km外的小溪塔镇；三是采取了以生产建设促进移民安置即“以建促安”的方针，为安置水库移民，共改田380.1hm2，约占淹没耕地的60％，定植成活柑桔11万株，改造果树8.9万株，使移民年人均总收入达到631元，不仅高于搬迁前的收入，也高于当地居民的收入，同时，移民住房普遍改成砖瓦房，住房面积扩大了20％，移民比较满意；四是本着对水库移民负责到底的精神，跟踪协调解决移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上述3处水库，都是国家直属工程，即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部属水库。而位于宜昌境内的清江隔河岩水库，则是一座以省为主建设和管理的地方工程，其水库移民又有新的特点。这一工程于1986年开始兴建，1993年竣工，装机容量1 200MW，水库面积72km2，淹没及影响土地4 555.67hm2，需动迁移民30 018人（除巴东县185人外，都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库移民工作开展之初，湖北省根据国家有关水库移民政策和丹江口、葛洲坝等水库移民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开发性移民的指导思想和“三为主”、“三同步”的移民工作原则。所谓“三为主”，即移民安置形式以就地就近为主；安置门路以大农业为主；移民兴办企业以小、集、轻、矿为主。所谓“三同步”，即移民分批安置与工程同步；移民的生活安置与生产安置同步；移民的生活生产安置与公益设施建设同步。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县里侧重从局部和近期利益理解这一方针。认为“抓住隔河岩工程兴建的机遇，振兴长阳经济，通过安置移民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就是利用移民补偿经费赶快上一些工业项目，并以此作为安置移民的重要门路。同时，寄希望于以大量的“农转非”来安置移民。因此，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实际运行中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困难。如按工程总体设计，库区搬迁建设规划中要求在一年之内，即1988年5月1日前恢复清江北干线52km公路，以缓解库区10个乡镇客货运输之急需。而县里陆续将这段公路工程向49个施工单位发包，使这条公路干线费时23个月才基本通车，造成在隔河岩工程截流蓄水后库区南北干线长期中断，县域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广播、邮电等设施尚未恢复，库区内完全陷入与世隔绝状态，移民群众称之为“天聋地哑”⑥。在水库一期移民的搬迁安置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移民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在实地调查研究后，指出了“四个盲目”的问题⑦：（1）盲目进城务工经商；（2）盲目投亲靠友；（3）盲目集中安置，有的移民住房建在不稳定的滑坡体上；（4）育目后靠，移民后靠新开垦的坡地，坡度超过30°的占三分之一以上，造成水土流失和移民用水、烧柴困难。虽然这些问题引起了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重视，相继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纠正和解决，但其教训应当记取。 　2 水库移民的现实意义及途径选择

几十年来丰富的实践表明，水库移民牵涉面广、政策性强、问题复杂、难度很大。移民安置和扶持客观上关系到库区和安置区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发展和移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移民工作是一项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的系统工程⑧。

水库移民是水电资源开发的必然产物。所以研究水库移民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水力资源蕴藏量6760GW，虽已建坝86000座，但只开发利用了10％多一点，还剩下80％以上的开发量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步伐，今后将要修筑多少大坝、迁安多少水库移民?其移民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可想而知。

从世界范围看，水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任重道远。有资料表明，到1990年，水力资源已基本开发完毕的国家只有瑞士。美国开发了45％，俄罗斯开发了20％，加拿大开发了53％，日本开发了70％⑩。已建筑的一些大中型水库，移民都在万人以上，甚至几十万人。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库容1 689亿m3，装机2100MW，移民12万人；前苏联的中叶尼塞大坝，库容670亿m3，移民27万人；前苏联的古比雪夫大坝，库容580亿m3，装机2 300MW，移民15万人；巴基斯坦的塔贝拉大坝，库容137亿m3，移民8.6万人；巴西的伊泰普大坝，库容290亿m3，装机12600MW，移民2万人。1979年至1985年，世界银行在27个国家援建了40个水利发电和农业开发项目，移民总人口超过70万人⑾。世界各国在长期的、丰富的水库移民实践中，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譬如有的忽视或缺少移民规划、忽视安置区居民的意愿、忽视移民的谋生途径，有的低估移民人数等等⑿。但摸索了一套带规律性的移民安置办法，积累了一些很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世界银行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高级顾问、移民领域世界一流专家迈克尔·M·塞尼教授在他的《移民与发展》一书中指出：中国与世界银行的经验都证明，要进行成功的移民，至少必须满足5个主要条件：第一，要有一个保证移民的合法权益并使他们生活水平等同或超过以前的水平的好的政策。第二，要执行正确合理的政策，必须有强有力的机构能力和实施正确的政策的政治意愿。第三，安排足够的资金。移民生活所需投资非常重要。资金计划不能仅局限于失去财产的赔偿费，而且也必须提供除资产损失赔偿费以外的资金，创造开发良机使移民们重新开始走上富裕之路。第四，要预测社会风险并使之减少到最小程度。拥有详细而灵活的计划很重要，为了确保所调配的资源由有关社区和受影响的个人很好地利用，移民计划必须因地制宜。第五，要求移民和所在社区的代表直接参与移民工作的整个过程是必要的——从移民选择开始到满足移民需要的最优方案和具体位置的选择。使政府政策、组织机构、资金、计划者的专门知识以及公众的参与形成一体化、形成强有力的联合，是明智的选择。它可以克服像非自愿移民这样一个复杂过程中的困难⒀。

宜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2.1万km2的国土范围内，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6000MW，可开发利用的程度很高。境内每平方公里可开发水能资源为1 174kW，分别是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的28.8倍和5.5倍，是长江流域平均水平的9.7倍。近30年来，市域内巳建成长江葛洲坝、清江隔河岩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建成西北口、古洞口、锁金山、熊渡等地方小水电站320多座；地方还正在兴建清江高坝洲电站等一批中小电站；特别是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在宜昌兴建，把宜昌推向了“世界水电之都”的宝座。与此相应，水库移民工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要深入考察国内外水库移民的经验教训，把移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研究，把三峡移民工程摆在世界水电旅游城建设的关键地位，并当作一种特殊的品牌、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难得的发展机遇来利用和开发。

3 三峡移民的战略任务及突出特点

正在兴建的长江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三峡工程的首要目标是防洪，即修建高程185m、总长2 309m的拦河大坝，形成总库容393亿m3的巨大水库滞蓄洪水，使长江中游的防洪能力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第二大目标是发电，将建成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18 200MW，年发电量可达847亿kW.h；第三大目标是改善峡江航道，万吨级船队可通过5级船闸直达重庆，通航能力将从目前的1000万t提高到5000万t，使万里长江成为名符其实的黄金水道。此外，巨大的河道型水库，还具有水产养殖、水上旅游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按照总体设计方案，三峡工程建设将历时17年，到2009年全部竣工。三峡工程概算总投资，按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静态总投资900.5亿元，其中库区移民淹没补偿400亿元，预计到工程完工时动态总投资将达2039亿元。

多年来的实践启示人们，任何一个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系统，主要包括枢纽工程、库区移民工程以及配套的输变电或输水工程3个子系统，它们是紧密相连的有机统一体。基于对三峡工程的科学认识，党和国家在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和部署上，十分重视水库移民问题，将移民工程与枢纽工程同步论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江泽民同志1997年11月8日在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叫故好移民工作，是关系三峡工程进展和成功的关键。它涉及百万移民，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库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总结、发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自始至终地把这一工作做好⒁。”为什么说三峡工程的成败关键在移民呢?这是由三峡移民工程的战略任务和三峡水库的淹没特点所决定的。

3.1 三峡移民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按国家批准并正在施工建设的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175m高程方案，三峡水库水面面积1 084km2，其中淹没陆地面积632km2。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1991年底全面调查统计⒂，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4个县和重庆市的从巫山至江津的沿江16个县（市、区），共淹没耕地、园地和林地3.13万hm2，淹没各类房屋3460万㎡，需迁建工矿企业1599家，1991年底实有人口84.4万人，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等因素，到2009年工程建成时，移民动迁总量将达113万人（以上指标均不含坝区15.28km2的征地移民）。一座水库的移民人数超过百万，举世罕见。而且在水库淹没中，涉及两座城市、11座县城及116个集镇需要搬迁；还有大量的交通通讯设施、小水电站、抽水站以及1000余处文物古迹需要迁移或复建。如此浩大和繁杂的移民工程，其艰巨性、复杂性是其他任何工程不可比拟的。三峡百万移民也因此而被称为“世界级难题”。

3.2 三峡移民的指令性和突变性

三峡工程各个阶段的移民腾地和移民清库任务，容不得半点迟疑。1992年4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坝区开始进行征地移民现场勘测调查，当年11月中旬，中央宣布三峡工程进入前期施工准备阶段，几千名施工人员和几百台大型机械开进坝区，在坝区移民安置规划未制定、搬迁补偿标准未明确、移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支援服务三峡工程为已任，顾全大局，紧急动员，广大移民群众象战争年代支前一样，迅速行动，舍小家，为国家，先搬迁，后建房，先腾地，后补偿，经过一年多的突击，提前完成了涉及宜昌、秭归2县4镇的三峡工程坝区4409户13445人的征地移民任务，确保了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后，又按工程建设需要，如期完成了三峡工程专用公路和砂石料场的征地移民任务。根据工程进度安排，1997年冬季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截流之前必须完成库区90m水位以下的一期移民。一期移民涉及湖北宜昌县至重庆市云阳县的7个县，共搬迁移民29000多人，拆除房屋135万㎡。经过艰苦努力，提前两个月完成一期移民搬迁，并全面进行了清库和验收，确保了三峡大江截流顺利实现。为确保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至135m，首批机组发电，二期移民的指令性计划已在库区层层下达，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宜昌市二期移民搬迁人口为43 484人，迁建房屋160.3万㎡。截至2000年10月，已搬迁安置移民32444人，占75％；迁建房屋114.2万㎡，包括秭归县城及7座集镇的迁建。三峡移民搬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一项计划性特殊任务，它所带来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超常规的突变。

3.3 三峡移民的开发性和开放性

1993年8月，国务院施行《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明确指出：“国家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由有关人民政府组织领导移民安置工作，统筹使用移民经费，合理开发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结合，通过多渠道、多产业、多形式、多方法妥善安置移民，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三峡库区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开发性移民方针，是我国水库移民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一方针，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库移民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三峡库区8年移民试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峡水库移民一开始，就贯彻了开发性移民的方针政策，坚持国家扶持、政策优惠、各方支援、自力更生的原则，由政府出面，有计划地开发本地资源，拓展安置容量，并帮助提供配套服务，广辟生产生活门路，使之达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同时，国家批准三峡库区为“三峡经济开放区”，享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某些特殊政策，并号召发达省、市对口支援三峡移民，把移民企业和相关生产要素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大市场。三峡库区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开展对口支援、招商引资的优惠措施。库区移民呈现出了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安置的良性局面。

3.4 三峡移民的重组性和扩张性

三峡移民是一项涉及库区社会重构、资源重组的事业，重组性是三峡移民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与传统的单纯补偿性移民、原样搬迁复制的根本区别。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必然要求结合移民搬迁，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新的生产力。所谓扩张，既是规模的拓展，更是结构的改善，功能的强化和质量的提高。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看，实施开发性移民的过程，就是库区经济扩张的过程。开发性移民从实施扩张开始，到实现扩张为止，整个移民搬迁和重建家园的过程贯穿着经济的扩张，充满着对未来扩张的向往。当然，在实际运作中，要注重一切从移民实际出发，坚持理性扩张。

3.5 三峡移民的关键性和全局性

这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于三峡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性和全局性。三峡百万移民任务能否如期完成，移民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是衡量三峡工程建设是否成功的关键；移民问题，关系到整个三峡工程决策和建设的全局，也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并被世人所关注。二是对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和全局性。三峡水库淹没涉及20个县（市、区）的300多个乡镇，虽然没有一个县全淹，但凡是有移民任务的地方，移民工作都牵扯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且被淹的大多数县属于部级或省级贫困县，山大坡陡，自然条件较差，调配资源、发展经济的空间相当有限。再者，三峡移民时间跨度达17年，其间要经历多次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而移民又是一项连续性、动态性非常强的任务，因此，三峡移民对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三是对于库区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关键性和全局性。淹没区的群众要在规定的时限内，举家搬迁，背井离乡；库区周边群众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脱贫致富任务十分艰巨。关心群众生活，帮助解决移民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无疑是关系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全局和形象的一个重点内容。 　注释：

①张宝欣：《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12）.

②张宝欣：《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12）.

③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移民专家组编.《长江三峡工程移民专题论证文集》，《论移民与发展》（张岳），武汉大学出版杜，1988，（12）.

④漆林：《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序言》.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12）.

⑤傅秀堂：《环境与移民》.水库移民工程论文集.1989－1990.

⑥黄永贵：《湖北地区部属水库移民相关问题比较》.水库移民工程论文集·1989－1990.

⑦李德刚、黄水贵：《清江隔河岩库区移民安置与建设的经验总结》：水库移民工程论文集.1991－1993.

⑧傅秀堂.《环境与移民》，水库移民工程论文集.1989－1990；汪小莲.《隔河岩水库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载水库移民工程论文集.1991－1993.

⑨、⑩傅秀堂.《环境与移民》.水库移民工程论文集.1989－1990.

⑾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移民研究》，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10）：43－44.

⑿张宝欣.《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12）.

⒀[美]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

⒁江泽民.《在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7，（11）.

⒂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移民研究》，湖北科技出版社，1997，（10）：7－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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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N].宜昌日报，2000，（l0）.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内容提要：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与本土化两个视角都比较强调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间的融合，也带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而从“移民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上述两个视角所研究的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发现，如果把“移民化”理解为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同化与融合，那么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则是一种“反移民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路径可以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一种“群体性共存”的“移民化”新模式开始形成。

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新的视角，一个是从“市民化”的角度关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的权利获得（陈映芳，2003；文军等，2004；林拓，2004）；另一个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关注台商在大陆的状况（耿曙，2002、2003；黄凯政，2004；林家煌，2004）。其中，前者更多的是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峡两岸政治结构的框架下面，探讨台商的本土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的空心化，以及两岸的经贸联系最终是否会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动。严格来讲，这两个概念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关怀。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将利用更具有社会学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来对上述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并对他们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工与大陆台商两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移民化”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研究视角都比较强调当地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其中关于市民化的讨论比较倾向于从城市市民现有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出发，讨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并由此出发来讨论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则比较倾向于关注台商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状况、台商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状况。本文，在关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和大陆台商的研究中发现，随着移民进入都市时间的增长，随着移民群体规模的扩大，我们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进行充分的关注。本文的研究将从对此现象的考察出发，从“结构－制度分析”着手深入讨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外来人口“移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化”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农民工与台商的“反移民化”倾向

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早期进入上海的移民，包括农民工和台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但要努力学会当地的方言，而且要尽量要求自己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努力在当地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尽量争取与当地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对于后期进入上海的移民来讲，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经为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

从同化与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倾向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指“移民化”的结果，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化”过程，新移民变得不是越来越像当地人，或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二是指“移民化”的过程，即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是一种同化与融合的趋势，而是一种分化与隔离的倾向。具体来讲，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移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来讲，可能更多的可以从收入差距上出来。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与子女入学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总体来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虽然对于生活方式与观念方面的改变，还没有很好的指标来测量；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群体来讲，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离与处于高收入水平群体的接触对观念的影响，有时候产生的可能不是一种认同，而是一种仇视。对于大陆台商来讲，问题的表现可能正好相反，虽然近几年，台商与上海当地人之间在收入差距上日渐缩小，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却在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的服务业入住上海，台商适应上海、融入上海的动力开始下降。

其次，新移民的行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对于早期移民来讲，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要求助于当地的公共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但是对于后期的移民来讲，由于他们的先辈们已经开创出了一套穿透正式体制与制度的行为方式与非正式渠道，他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或渠道很快地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通过正式的方式或渠道来解决问题逐渐失去了兴趣，至少已经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争取。

第三，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日益封闭。对于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为了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不得不与当地人打交道，并在与当地人的交往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虽然这种网络很脆弱，或者让人很不舒服。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移民之间的社会支持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呈现出一个日益封闭的倾向。

对于上述现象，本文的经验调查主要来自于对不同移民个案的深入访谈，在访谈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生活状况的差异，以及早期移民在“移民化”过程中生活状况的变化。③

对“反移民化”倾向的“结构——制度”分析

在“移民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逐步“同化”与不断“融合”呢？在调查中发现，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进入当地社会时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早期移民那种处处碰壁的感觉；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对于当地的那种陌生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得比较舒服了。对于那些老移民来讲，近期与早期的这种差异更是明显。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些移民已经逐步被当地所同化，或者与当地逐步实现融合了呢？进一步调查发现，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变得日益开放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之外的新的社会空间的快速成长。在调查中发现，近期移民之所以觉得进入当地社会的障碍越来越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移民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哪怕已经开放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了。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移民文化甚至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而当地人则逐渐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比如，被台商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柏兰芝教授的观点，已经形成了台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跨界治理”。［1］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来的不是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间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间的分化与隔离。

为什么“移民化”的过程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呢？这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移民政策的变动路径相关。建国之后，城市的移民政策曾经经历过一个由开放到封闭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们经历了一个把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和侨民逐步排挤出去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称为“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谢艾伦，1996／2004）对内，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逐步封闭的过程，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中也有了很详细的讨论（陆益龙，2003）。但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都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建构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制度变迁先于结构变迁，制度建构结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城市移民问题上实际经历了与建国初期正好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又经历了一个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渐进式”道路，所以与建国初期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

在这样的社会变迁逻辑下，当移民进入城市，面对一个封闭的城市体系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之外，重塑一套新的社会结构要比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移民在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系与制度缝隙中寻求资源的同时，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在体制外建立新的结构与空间，当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空间逐渐形成的时候，不但老的移民会逐步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在这些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之上，而且会成为新移民们创业的乐园；老的移民会逐渐失去向旧体制进行挑战的激情和动力，而新移民可能连这方面的欲望也没有了。于是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反移民化”的倾向。

当然，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与台商来讲，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逻辑，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农民工来讲，这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更多可能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过程。因为他们是都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最初的“在夹缝中生存”，逐步沦为城市社会的最低层。从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进城以来，已经有1亿多人口以这种身份生活在城市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已经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他们仍然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存在的合理性还仅仅在于我们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我们城市中的一些脏乱差、危险的工作和服务离不开他们。直到最近，才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公民权的角度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城市才开始在法律法规上要求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三金”，为民工子女提供同样的教育；全国总工会也开始考虑农民工进入工会的问题。

对台商来讲，虽然他们不是都市化中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对于正式制度的态度与农民工有些相似。台商往往面临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方面来自台湾当局，他们的很多限制使得大陆方面为台商提供的一些方便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来自实际的执行部门，虽然大陆方面对台商制定了非常优惠和宽松的政策，但由于两岸关系的敏感性，使得实际的工作部门在处理涉及台湾事务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就被设定在台商与我们的城市当中，使得台商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台商的圈子当中。

在调查中，有很多准备在大陆长期发展的台商，看好上海未来的发展前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在上海发展，因此他们计划让自己的孩子更早地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但是事情的结果常常不如所愿，大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压力往往让这些台湾孩子难以适应，最终的结果往往还是逐步从当地的学校中退出来，或者回台湾，或者进入上海的国际学校就读。

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进入上海，他们逐渐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群体，并在古北路、仙霞路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台湾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新来的台湾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就如同回到了台北。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与早期移民相比，已经感到方便了很多，并且在进入上海之后，也不再有那种很强烈的陌生感；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当地居民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又进了一层。

对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在大陆创业、投资，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当地人的力量，通过学习上海话、交上海朋友种种途径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像一个上海人。但是对新来的移民来讲，由于有了早期移民的基本信息和基本的支持，仅仅在这个社区的内部就能够把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差不多了，因此，也就失去了与当地社会进一步融合的动力。 转贴于

这样一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模式，不但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而且会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社会变迁中的“锁闭”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曾经专门论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问题。在诺思那里，正式制度的变迁由于受到更为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而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2］在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中，早期阶段，“路径依赖”更多的表现是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作用，但是到了后期，日益成熟和完善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会逐渐把我们的制度变迁过程锁定在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结构当中，从而出现诺思所讲的“锁闭”效应。

目前，在农民工与大陆台商这两个移民群体当中，“锁闭”效应已经初见端倪。庞大的农民工移民群体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在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因为城市的管理者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命运的改变；因为不清楚，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带来多少相关政策的连锁反应。反过来，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早已从那种一步登天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对于城市给予他们的积极反应已经有些麻木了。对他们来讲，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人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其寄希望于城市人偶尔施舍，还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置于移民群体中，经营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对台商来讲，这种“锁闭”效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开始以一种“服务”的姿态讨论“两新”组织的党建问题，其中包括台湾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和台商的企业。对于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非弱势群体”移民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他们要求与当地社会进行同化和融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正式组织和结构开始想办法如何进入他们当中。

这种“锁闭”效应可以说是目前关于移民问题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我们的城市结构当中逐步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自己比较独立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时候，且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已经以“习惯”的方式稳定地存在于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可能应该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从自身的标准出发来改造他们，而是要进行自我调整，逐步把这些结构与制度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当中。

“移民化”与新的移民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城市在重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路径，因此，在农民工和台商这两个外来群体“移民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就不是一种与当地社会逐步同化与融合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本文在开始部分所描述的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移民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移民化”实际上是新的移民不断地争取与当地社会享有平等的“群体性共存”权利的过程。

当然，这样一种“群体性共存”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上多元共存的关系，还带有很强的社会分层的蕴涵。也就是说，新形成的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之间，包括不同的新移民群体之间，已经逐渐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倾向。这种等级分化结构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一种再结构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直接体现了这些移民群体“移民化”程度的加强。

注释：

① 本文的初稿曾经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2004年12月12－1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中国城市：城市研究的新一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周雪光教授对本文发表了主题评论，另外，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仍然存在的所有问题及相关的责任将由作者本人承担。

② 本文中的“台商”，指中国台湾地区在大陆经商（包括投资建厂和从事贸易）的人士。

③ 在上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的一个差异，即早期移民已经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访谈的早期移民来讲，经过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沉淀下来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移民的特征；但是对于近期移民来讲，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经历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后可能最终会选择离开。应该说本文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并没有对这个变量进行很好的控制，但是考虑到本文所考察的问题与这个变量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变量发挥作用，在本文的调查当中应该发现的是与本文论述的正好相反的逻辑，所以，不控制这个变量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柏兰芝、潘毅． 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2003． 9． 19

［2］诺思，刘守英译．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1994

参考书目：

（1）陈映芳． 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2）耿曙． “资讯人”抑或“台湾人”？——大上海地区高科技台商的国家认同． 佛光大学“第二屆政治与资讯研讨会”﹐2002

（3）耿曙． 连缀社群﹕WTO背景下两岸民间互动的分析概念． 许光泰﹑方孝谦﹑陈永生编． 世贸组织与两岸发展． 台北﹕政大国关中心，2003

（4）黄凯政． 大陆台商当地化经营之研究——以大上海地区为例．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5）林家煌． 过门不入：大陆台商信任結构、协力网络与产业群聚．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大纲，2004

（6）林拓． 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编． 城市研究简讯第11期，2004

（7）陆益龙． 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征地移民概念，监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工作，外部协调

 

一、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的概念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活动中，征地移民监理单位接受业主或有关单位的委托和授权，依据国家批准的工程移民文件、法律法规及有关合同、协议、责任等合法文件而进行的监督管理活动。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旨在实现移民活动的目标，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监理的工作范围和内容，既可以是全方位、全过程监理，也可以是阶段性的监理，还可以是具有某种特殊目的的专项监理。免费论文参考网。

二、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工作

1、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补偿费的按时足额兑现、土地补偿费的有效使用；农村移民居民点建设、农村移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移民生产安置措施落实和生产项目的实施；集镇搬迁建设；专业项目的恢复建设；移民按计划搬迁安置；附着物清除进度；征地移民实施过程中档案资料(包括音像)收集；参与征地移民实施方案的制定；配合审计和检查；临时用地复垦实施；参加征地移民各阶段验收等。

2、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服务的主要工作

（1）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实施进度控制方面

1）根据工程进度的总体要求，审核实施方案提交的总进度计划、阶段计划和详细的年度工作计划，并提出控制性进度目标和实施计划，督促实施方采取切实措施，实现合同的工期目标要求。当实施进度发生较大偏差时，及时向发包人提出调整控制性进度计划意见，经发包人批准后，完成进度计划的调整。

2）对实施方编制的征地移民实施方案和有关问题提出审核意见。

3）根据批准的征地移民实施计划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方案，对各类移民安置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监控。重点控制农村移民村庄和散迁户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建房进度；农村移民生产用地拨付和生产开发的实施进度；移民安置区专业项目建设实施进度；集镇迁建实施进度。及时向发包人反映征地移民计划的执行情况。

4）对勘测定界单位征地界桩埋设进度进行控制。

（2）水利工程征地移民质量控制方面

1）协助发包人审查实施方提交的征地移民实施方案和质量保证体系，并监督实施。

2）按照移民安置的综合质量目标控制移民安置实施质量；检查移民安置有关工程质量的监理和监督工作；综合检测移民安置质量及生产、生活水平，并做出总体评价。

3）对移民安置工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责令整改。对移民安置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和发生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在进行必要的调查后，提交专题报告。

4）对征地界桩埋设质量数量进行控制，向发包人提交专题报告。

5）参与各阶段的专项验收和移民安置验收，并提交各相应阶段的监理报告，移民工程竣工验收时，提交《征地移民监理质量评估报告》。

（3）水利工程征地移民投资控制方面

1）监督征地移民补偿资金的拨付、使用。分项检查项目资金使用及资金分配公告情况；定点抽查移民个人补偿费的兑现。

2）协助发包人审查征地移民超出概算部分项目内容。

3）督促征地移民补偿资金按计划及时到位，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实施方按审定的规模、标准和投资进行实施。

4）参与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成果审核以及漏项、设计方案变更等审查，提出监理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

（4）监理信息管理制度

对水利工程征地移民专业项目和移民安置工程建设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定期编制移民监理工作报告，及时上报重大问题。免费论文参考网。应在发包人要求的时间内向发包人提交征地移民监理实施细则和合同条款中规定的文件资料。

（5）合同的管理

协助发包人组织各项移民工程合同的签订，并在合同实施过程中管理合同，包括合同管理、会议管理、支付款项、合同变更、违约、索赔及风险分担、合同争议协调等。

（6）集镇和专业项目的恢复建设

全面管理集镇和专业项目承建合同，就实施方选择的分包商资格及分包项目进行审查批准；协助或代表发包人答复实施方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宏观控制各集镇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实施进度、质量和造价，进行安全监督检查；主持监理合同授权范围内集镇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各方协调工作；参与集镇和专业项目恢复建设的验收工作。

三、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的外部协调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项目系统与外部的关系，主要是发包人与外部单位的合同关系，因此，水利工程征地移民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内容，主要是相互配合，界定各方的权利、职责和义务，共同保证工程移民项目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与外部关系的协调过程中，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协调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在不同的阶段也各不相同。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水利工程征地移民监理的介入主要是在征地移民工作的实施过程中。

1、进度问题的协调

进度问题的协调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面附着物清除进度的协调，另一个方面是征地移民资金发放进度协调。对地面附着物清除进度的协调，实践证明，有两项协调工作很有效：一是与发包人共同商定以及网络计划，并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作为衡量工程进度的依据；二是设立奖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或工程办事机构工作的积极性。

2、合同争议的协调

在水利征地移民监理协调中，合同争议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单项移民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单项移民工程诸如专项迁建合同纠纷、临时用地复垦合同纠纷等，首先应协调解决，协调不成时才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时，可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诉请人民法院审判决定。

3、与设计单位关系的协调

在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工作中，设计单位负责工程影响人口和实物等指标的认定、区域环境容量的分析和移民规划的编制等一系列工作。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是十分必要的。协调好与设计单位的工作关系，能够为征地移民实施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在征地移民实施中能够对移民安置规划编制的前提、环境容量制约因素、规划所使用的政策、规范标准等依据和规划的目标等情况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能够在移民安置中有的放矢，减少盲目性和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协调的方法有进行设计交底、召开工作例会和文件往来等。

4、其他关系的协调

水利工程征地移民资金收支一般都需要依靠各级银行及其业务网点进行，移民资金按进度拨付需要银行的配合。因此，有必要在征地移民实施初期对资金的拨付条件、标准和方式与银行进行协调；在外业调查开始时间和进行过程中以及界桩埋设的时间，需要与勘测定界单位进行协调。

【参考文献】1、左平，苏青，龚银辉.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监理与检测评估〔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

2、王显勇，任泽俭，赵文聚，范云.南水北调工程征地移民政策与技术应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基金项目：2013年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保定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编号：201301169）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城镇化进程中的保定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30日

一、前言

十报告提出，要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农民通过向城市转移，最终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最终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的根本途径。

河北省是全国第五人口大省，城镇人口排在全国第7位，但农业人口的绝对量较大，乡村人口仍居全国第4位。由于河北省农业人口基数较大，这给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等城镇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生产要素的聚集，经济结构的演进、提高城镇化进程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城镇化进程。保定市作为河北省的农业大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保定市经济发展起着日益突出的作用，但目前保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未实现长期性转移，同时存在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等问题。因此，本课题选择保定市与各县作为研究对象，为促进保定市城乡一体化，为保定市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及向市民化转化提供借鉴，同时针对本市、县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的问题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保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二、理论综述

国际上的人口转移理论为我们研究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际上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点是“比较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威廉·配第）。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派别有：唐纳德·博格的“推力一拉力”理论、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框架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及托达罗的模型理论。后两者是用来解释劳动力迁移的经典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现状而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即一个是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们。当工业部门要发展的时候，它便从边际效益为零，无限供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吸引走一部分劳动力。工业部门发展投资越多，吸收劳动力就越多，直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当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就业收入时，人口会不断向城市移动。此后的迁移理论对劳动力迁移解释有了新的思路。具有代表性的是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决定家庭成员的外出或迁移。

雅各·明塞认为家庭在劳动力迁移上起到关键作用，参加迁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模型认为社会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正式工业部门和非正式工业部门。正式工业部门具有稳定雇佣年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非正式工业部门的条件正好相反。当国家内在发展趋势导致愿意从事非工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短缺时，需要吸引外来劳动力补充，由此产生了迁移动机。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了城市经济学S曲线理论。他用城市化发展S曲线来描述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及所经历的各阶段。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农村劳动力状况密切相关。城市化发展速度越快，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越多。当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不断被释放和吸收的过程。

三、保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及阻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原因分析

据统计，截至2010年，保定市农村劳动力为564.50万人，其中乡村从业人员为522.1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2.5%。城市务工人员占17.5%。农村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291.63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61.09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69.45万人。二三产业共有劳动力230.6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40.86%，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非农行业。81.20%的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含初中），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从上面的材料可知，虽然保定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继续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是仍然存在转移人口比重不高、文化程度不高、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程度低、就业质量低等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传统乡土观念和意识浓重直接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广大农村居民深受根深蒂固的“乡土情节”的生活观念和“入土为安”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安于现状，缺少改变生活方式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阻碍了部分农村人口的有序转移，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二是城乡土地制度差异强化了农村人口对土地的依赖。当前，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度的差异造成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流动性差，强化了农村人口对土地的依赖性。导致部分农民即使有能力在城市生存发展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农村户籍，以及同户籍相联系的农村集体土地权益。部分农民在城里挣了钱，仍在农村老家盖房，造成农村住房的高空置率，是对个人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阻碍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原因。

三是农村人口职业培训滞后影响了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农村人口职业培训滞后，农民工技能和综合素质不高，影响了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就业质量。存在教育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资金投入不足、农民工自身培训积极性不高、教育培训机构水平和诚信度较低等问题。

四是传统社会观念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了城乡人口之间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方面的差异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较低，农村转移人口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和误解依然存在，农民工自身存在一些心理问题，也影响着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四、城镇化进程中的保定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

（一）完善农村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农民工培训制度建设，高标准设立培训机构，加强与企业、高校、专业培训机构的合作，加大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投入，多渠道、多方式增加资金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培训，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年龄状况、劳动技能、家庭状况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就业方向，加强对他们的技能培训和引导他们就业。不断提高其职业素质，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和维权意识等在内的现代化市民意识。

（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为农村转移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大力发展加工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同时，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创业环境，积极引导他们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就业空间，大力实施灵活就业。鼓励、帮助街道、社区、民办非企业组织和就业个体等大力拓展家政服务、保洁、环保等公益性岗位。

（三）加强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要推进户籍和人口迁移体制改革，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在劳动保障、子女教育、收入、医疗及退休金等方面给予他们城镇居民一样的保障。对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补偿，用于在城市安家费用。在城市的工业园区、工厂集中区等地修建经济适用房，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

（四）创新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转机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创新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转机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统筹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定居规模挂钩的政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用地需求。打通城乡土地转换渠道，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用农村承包土地换城镇户口、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用宅基地和房屋换城镇住房。加快征地制度改革，解决好被征地农民转移到城镇后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主要参考文献：

[1].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问题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8.

[2]张北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1篇

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 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 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合；本土融合；迁移融合；家庭式迁移

作者简介：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周思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也是其从文化、收入、身份等方面不断向城市居民趋同的过程。然而，随着大批农民工的不断涌入，他们逐渐形成了新的一套文化和准则。不同于一味地学习和接受城市的规则，农民工形成了一种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融合。只有将内部与外部的融合相结合，农民工才能既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又获得较强的归属感。其社会融合具有与身份相对应的二重性。

二、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2010；Park，1924；马戎，2004）。{1}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Simons，1901；Leonard & Kitsuse，1955；Spiro，1955）。{2}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2004）。{3}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Berbrier，2002）。{4}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1980）。{5}“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1995）。{6}

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维度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观点。王桂新和罗恩立（2007）将其分为经济、政治、公共权益以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的融合。{7}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将其分为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和身份融合。{8}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可观的经济收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田凯，1996）。{9}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社会维度的标准存在差异，由此测量出的社会融合情况也不同。同时，学术界对于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李强，2002；李培林，1996；赵延东，2002）。{10}其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普遍偏低且具有明显内部差异性（钱文荣，2009）。{11}

根据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尚有不足。首先，西方理论均从文化和结构讨论社会融合，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系，忽略阶层群体差异。其次，社会融合维度不一，其维度和影响因素之间的界限模糊，致使测量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1. 研究框架

由于本文需要对社会融合进行探索性分析，所以这里并未提出明确的假设。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特征（性别、户籍、教育、政治面貌、拥有证件类型）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迁移融合、本土融合）的重要因素（任远，2006）。{12}同时，家庭（配偶情况、迁移家庭规模、共住共居模式、居住地方）作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费正清，1987）{13}纳入回归方程。另外，工作状况（工种、企业性质）作为农民工生活的重要部分也将纳入回归方程。

2. 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0外来务工人员调查”，调查地点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宁波、上海、苏州、深圳、佛山、东莞六个城市。本调查最终成功访问了2 680位外来务工人员，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 主要指标及操作化测量

本文将社会融合分为了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两个概念。具体的指标操作化测量如下：

待遇情况：企业提供待遇情况，包括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其编码：1为有，0为没有。月平均收入：被访者的月平均工资。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被访者的邻居中是否有本地人。其编码：1为是，0为否。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被访者是否邀请过本地人到家做客。其编码：1为从来没有，2为偶尔，3为经常。听懂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听懂本地话。其编码：1为听不懂，2为听懂一些，3为全能听懂。讲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讲本地话。其编码：1为能讲，0为不能。工作评价：被访者对目前工作状况的评价，包括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工作时间、晋升机会和整体满意度。其编码：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企业评价：被访者对目前所在企业评价，包括工资水平、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按时发放、加班时间和报酬、社会保障、企业福利、劳动保护、工作环境、文化娱乐情况、上下级关系、工友关系、员工参与工资协商、职业技能培训、本外地人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城市评价：被访者对打工地所在城市评分，包括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社会治安、交通条件、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生态环境。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被访者目前工作场所最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其编码：1为是，2为否。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工友中与被访者同一个乡镇、县、省的人群比例。其编码：1为很少（50%）。社会交往中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社会交往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工作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家庭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年总收入。打工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外出打工收入。是否回老家买房：被访者5年内准备置办房产的地方。其编码：1为打工地城市，2为老家县城或乡镇，3为老家农村。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哪种人。其编码：1为本地人，2为新本地人，3为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4为既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地人，5为外地人。

4. 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探索社会融合的相关因子，统计模型为：

Xi=Ai1F1+Ai2F2+...+AimFm+Ui； （i=1，2，...，k）。

第二，当因变量为定距及以上变量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个人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家庭环境、工作状况与社会融合各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统计模型为：

Y=B0+B1X1+B2X2+...+BkXk+ε。

四、研究结果及发现

1. 农民工社会融合因子结构

（1）本土融合的因子结构

本土融合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相似，是农民工基于本地关系与本地居民进行的一种外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本土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8%（>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1可知，因子F1主要由“工作评价”、“企业评价”和“城市评价”3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70、0.885和0.756。这3项较好地代表了F1，反映的都是农民工对移入地的评价，是农民工的主观感受，表现的是其对移入城市的认同。因此，F1为“认同融合”。

因子F2主要由“听懂本地话程度”和“讲本地话程度” 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88、0.901。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2，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当地语言的情况。与文化的其它方面相比，语言是外来人口对移入地文化掌握的最突出表现。因此，F2为“文化融合”。

因子F3主要由“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和“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61、0.724。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3。与本地人做邻居反映了农民工在地缘上与本地人接近的程度，本地人到家做客的情况则反映了农民工是否与本地人有较为亲密的联系。这两者都较好地反映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因子F4主要由“待遇情况”和“月平均收入”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740、0.769。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4，反映了农民工个人在移入地的经济水平。月平均收入、待遇情况与其职业直接相关，是体现个人经济水平的最重要部分。经济水平越高，其在当地的经济地位越高，融合程度也越高。因此，F4为“经济融合”。

（2）迁移融合的因子结构

迁移融合是农民工基于乡土关系与当地同乡进行的一种内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迁移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9%（>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2可知，“是否回老家买房”和“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2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8和0.75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1，都表现的是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虽然此种类型的认同并不一定能使农民工长期定居移入地，但是作为精神上的依托，为农民工在本地的生活提供了动机和支撑。因此，F1为认同融合。

“社会交往老家方言使用情况”和“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2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70和0.862，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2。与国外对种族文化差异的研究不同的是，在中国，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因此，老家方言在公共场所的使用情况，则代表了农民工在移入地对家乡文化的传承。因此，F2为文化融合。

“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和“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2项指标对F3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02和0.813，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3。以往研究显示，工作从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农民工大部分生活。除去邻居，农民工社会关系大多来自于工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家庭总收入”和“打工总收入”2项指标对F4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912和0.91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4。家庭及家庭打工总收入在当地越高，其家庭的内部融合越高。家庭的总收入尤其是家庭打工的总收入代表了农民工亲属群体在移入地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迁移融合中亲属的经济水平。因此，F4为经济融合。

（3）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现状

通过对农民工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的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可知，仅有两者的经济融合呈现正相关，而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均成负相关。但是从其它角度来看，本地认同融合促进了迁移融合除认同融合的其它方面。本地文化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迁移融合的网络与经济融合。反而本地网络融合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迁移融合，本地经济融合也与迁移融合除经济外的其他方面呈相反趋势。由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的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之间的融入趋势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的（见表3）。

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回归分析

（1）农民工本土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4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3.2%、7.2%、7.4%和19.7%。其中，自变量对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大，而对认同融合的解释力最小。

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分析，性别仅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产生显著的影响。女性比男性的经济融合程度低0.420分（B=-0.420，P

从家庭环境的角度看，配偶所在地对农民工认同融合、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与配偶待在同一企业的农民工相比，与配偶在同一省市的农民工认同融合低0.237分（B=-0.237，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工种对农民工的认同融合和网络融合有显著影响。与生产工相比，技术人员的认同融合程度低0.178分（B=-0.178，P

（2）农民工人员迁移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5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迁移融合的认同融合、网络融合、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13.7%、6.4%和12.9%，而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为负。因此，自变量对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强，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不足。

针对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而言，性别对网络融合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网络融合程度低0.168分（B=-0.168，P

从家庭环境的方面来说，配偶所在地对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与配偶住在同一城区的农民工比在同一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网络融合程度低0.341分（B=-0.341，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分析，其工种对农民工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作为中低层管理人员的农民工比生产工认同融合程度低0.400分（B=-0.400，P

六、 结论与讨论

1. 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情况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并非是以与本地人靠近为结果，而是以更好地在城市生存为目的，其社会融合是根据自身情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因此，其社会融合包括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两种情况。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其中，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和网络融合的程度越高，迁移融合的相关融合程度就越低。但其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程度越高，迁移融合的相关融合程度也越高。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的其它方面则呈不同的方向和趋势相互影响。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是相互交叉着发展。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移民；移民现状；专业化；管理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修建了一定数量的大型水利工程，如三峡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等，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遗留了一些移民安置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以往的大型水利工程移民管理模式和实施效果可以发现，我国在水利工程移民管理没有形成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和强有力的理论体系支撑，而水利工程移民管理急需理论体系的指导，如果管理理论落后，就会制约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十一五”规划以来，国家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现代化现设的工作重心，为我国新时期水利工程移民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如何贯彻国家发展策略，制定有效的移民安置措施，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移民管理队伍，是当今及以后水利工程移民工作的重要课题。

1.水利工程移民概况

1.1水利工程移民的内涵

移民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移民是指改变居住地点，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狭义的移民是指定居。水利工程移民通常指由于国家发展需要，修建水库、电站、水坝等水利工程设施，导致当地居民丧失生产生活设施，而不得不迁移异地安置的活动。我国居民自古有依水而居的习惯，因此水利工程建设处往往水资源丰富，地质、水文、地形条件优越，居住人口密集。水利工程兴建会淹没库区，所涉及的区域的居民往往是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县地大规模人口迁移。

1.2水利工程移民的特征

一般来说，移民可分为两大类——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水利工程移民属于非自愿移民，并且在非自愿移民中所占比重大，影响大。大型的水利工程移民一般由政府组织和管理，移民异地安置、福利补偿、就业保障难度大，因此我国水利工程移民具有被动性，时限性和补偿性的基本特征。

2.我国水利工程移民现状

我国水利工程移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移民管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水利工程移民工作的需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奔向小康生活。一旦居民遇到水利工程修建需要移民异地安置，居民不仅会失去生产生活设施，而且多年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失去。众所周知，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一些居民宁愿过艰难贫困的生活也不愿接受政府的异地安置房屋和补偿金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因此，在移民工作中经常会出现钉子户的难题。更进一步说，政府对水利工程移民的简单扶持和一次性补偿金不能满足移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移民缺乏自主性发展空间已经成为制约水利工程移民管理的主要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为移民提供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常出现严重的滞后现象。尤其是大型的水利工程移民规模大，需要安置的居民人数多，安置工作落实不到位，常出现工程拆迁完后新安置房还没有建好，居民流离失所的现象。而水利工程移民规划中的后期扶持和福利补偿往往“只见雷声，不见雨点”，成了不可兑现的空头支票。因此，针对于我国目前不容乐观的移民现状，移民管理需要一个合理性和时限性的规划。

3.水利工程移民专业化管理措施

水利工程移民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问题，移民管理不仅关系到水利建设，也关系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建立一支专业化水利工程移民管理队伍和管理方案，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3.1完善移民管理体制，创新移民管理机制

我国政府制定的水利工作移民管理体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移民管理体制，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体系；一是移民管理机制，即组织机构和管理系统。管理机制为组织机构运行提供法律依据，二者相辅相成。首先，政府需要加强水利工程移民的法制建设，为妥善解决移民问题提供法律上的保障。目前，我国有关移民问题的法律法规基本上体现在《土地管理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文献中，制定专门移民安置法律法规，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已经非常有必要，移民法应该保护移民的权利和义务，确定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的相关原则，规定政府在移民工作管理中的责任、权利，明确移民安置的途径、标准、期限等要素，建立社会支持参与移民工作的途径等。其次，创新水利工程移民管理机制，形成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监督机制和依法移民管理机制。政府按照严格的等级管理机制，实行分级管理模式，贯彻落实法规政策和执行移民基本设施建设。水利工程建设按招标投标的方法确定项目法人，明确法人的责任、监督义务。这样，才能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水利工程移民管理组织机制。

3.2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移民专业化管理理念

随着时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水利工程移民管理理念也随着水利工程建设活动的深入而不断创新完善。在指导思想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主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新时期水利工程移民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创新移民专业化管理理念，要求树立水利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转变“重工程建设，轻移民管理；重移民搬迁，轻移民安置”的传统观念。形成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统筹发展的科学创新观念，建立分级管理和制衡机制的专业化管理理念。移民管理要严格按照自主性、开发性的移民方针，完善对移民安置的扶持方式，加大对移民安置的扶持力度，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让水利工程惠泽区人民和水利工程区域移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3广开渠道，创新移民专业化管理途径

水利工程移民管理是一项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传承多方面因素的综合问题，仅仅由政府宏观管理，是不能处理好移民中的微观问题的。因此，水利工程移民需要拓宽途径，让水利工程建设企业、移民、社会全体民众都参与都移民工作中来，形成以政府管理为主导，企业配合，移民参与，全社会支持的专业化管理模式。一方面，水利工程移民工作以移民为主体，需要移民的参与及配合。移民管理的相关活动关系到移民的直接利益，如果移民仅仅以管理客体的身份参与移民工作，移民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么移民管理决策就不能切合移民实际，必然会存在问题隐患。另一方面，水利工程移民工作量大，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政府应联合整个社会力量帮助移民完成家园重建和安置发展工作。随着工程建设筹资方式多元化的出现，逐渐形成了像中电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投资人、债权人对水利工程移民的管理。这有助于移民管理工作的监督和制约，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移民专业化管理。

4.结语

水利工程移民管理是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工程建设的顺利完成，关系到移民生产生活的发展，及整个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念，完善移民管理制度和机制，全面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精心设计一套移民专业化管理措施，才能确保移民安置工作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曾建生.水利工程移民专业化管理研究[D].河海大学，2007，6.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logistic模型；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冲突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贵州长期被视为农村贫困问题突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最多，主要有大量少数民族为主的贫困人口，他们常年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贫困面积广，程度最深，所以成为扶贫开发任务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基于现实上，2012年贵州省启动了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自2012年到2014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已实施搬迁40万人。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中，涉及范围广，行为主体很容易产生冲突，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这项工程对贵州“加快发展、加速转型、推动跨越”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同步进入小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的冲突没有得到事先的预防和妥善解决，会导致冲突的恶化和影响工程的实施进度。所以对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机制的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移民社区冲突的化解机制，提供其实际效果，保证后期工程的顺利进行。

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是许多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基于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它的研究整合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而在移民社区冲突的研究中，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了解到生态移民不仅仅是反贫困的一种策略，它也是反贫困过程中的一种社区运动过程，它涉及到社区重组、社区组合和社区嵌入。（于存海，2004）。而在这些社区运动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移民社区冲突，主要有文化与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扶贫生态移民社区机制、体制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合理，各种建设规划的短视，以及各个搬迁的社区人员阶层分化和文化素质裂化，导致社区服务发展严重失衡，（程进，2013）由于社区服务设施严重短缺，影响到扶贫生态移民社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社区冲突也就日益加剧。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居民聚居的少数民族的差异性、社区服务人才的短缺及扶贫生态移民综合素质偏低，更加加剧了各种冲突和矛盾。

最后，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问题，缺少具有特殊意义的代表性扶贫生态移民社区的研究，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对于理论框架更加丰富的诱导因素，定会对今后的扶贫生态移民社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社区的基本现状

通过对贵州省已实施的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地方进行调研，以立意抽样为主，分别对具有代表性地区的贵州省贵安新区和榕江县的移民社区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从扶贫生态社区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移民与政府、政府自身或社区建设主体自身之间四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对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各个层面的了解分析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现实境况。如表一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贵州省贵安新区与榕江县的移民概况资料主要来源于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对湖潮芦猫塘地区的经济状况调查，芦猫塘村经济发展规划方案。榕江县移民概况资料，主要来源于对榕江县古州镇丰乐移民新村调研所得。

两个移民点的移民农户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逐户调查。分别在贵安新区湖潮乡芦猫塘村发放问卷30份，榕江县古州镇丰乐移民新村发放问卷30分，在调查中总共发放60份问卷，收回55份，实际有效问卷48份。

（二）研究方法

顺利实施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和加快其进度也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

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在Verhulst在Malthus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了著名的Logistic模型，为揭示各个因素对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形成机制的影响，我们在考察移民社区冲突的发生机制时，它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情况，因变量的取值为分类变量，所以不适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而要采用使用得较为广泛的离散模型，即Logistic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主要适用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公共卫生学当中等领域，主要用途寻找影响因素、预测和判别的功能，本文采用二元因变量的Logistic模型的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不要求样本呈正态分布，采用 SPSS 软件的 Logistic 曲线回归分析方法，对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机制的产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然后通过最大似然法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本文采用 Logistic 累计分布函数，建立模型为：

P=exp（α+∑ni=1βiXij）1+exp（α+∑ni=1βiXij）

在公式中： P 为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发生的概率，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βi是第i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Xi为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第i个影响因素，晃常数项。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在已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两个地点的调研中，对移民、土著居民及村镇干部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发现，移民搬迁的时间不同，从不同地方搬迁来新移民区的意愿不一致，受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导致移民社区冲突发生的概率也不一样，等等。探讨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影响因素，假设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是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从移民基本情况，如年龄、居住年限、文化程度等，家庭状况，移民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参与与利益诉求、文化习俗等指标，考察其对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发生的影响。

将扶贫生态移民冲突类型分为个体冲突与群体冲突，对先迁的为老移民，后迁的为新移民，假设在2010年之前搬迁的为老移民，取值为1，2011年及以后搬迁为新移民，取值为0，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冲突发生的预测进行分析。由于各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差较大，都有合理的平均值，需要借助SPSS 软件中的 Binary Logis-tic 模块，分析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影响因素。最后逐步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显示经济利益、社会网与资源有限性等对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影响较大，进入回归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2 Log likelihood、Cox & Snell R2 和Nagelkerke R2三个参数值分别为26375、0401和0512，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可以进行较好的拟合。结果如表二：

由上可知，家庭情况与文化习俗对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种类的移民，差异并不明显，家庭人均收入、文化习俗与家庭人口数量的影响显示是负的，生活质量、社会关系与经济条件是正的。这说明移民的生活环境质量、搬迁意愿、资源争夺与经济利益，是影响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主要因素。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贵州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影响的移民个人信息、经济利益因素、价值观念因素、社区资源、技术与资金、移民社会关系因素、社区文化与环境因素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 Logistic 模型，对移民个体的主要信息，包括对年龄、性别、迁入时间、文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年龄的社区冲突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 091、071，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的社区冲突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 082、159、102，显示了扶贫生态移民社区个体信息的冲突影响不显著。而迁入时间、文化程度的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112、147，在迁入时间年限、文化程度对贵州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影响显著。

第二，内生因素中的生活环境、文化差异与经济利益因子分析上，由于移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根深蒂固，老移民生活至今的历史遗留问题等，内生因素影响冲突发生概率为3681%，内生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

第三，新、老移民总体上对搬迁的生活质量与条件的变化、生产与就业环境的态度，经济收入的难以保障，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对社区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潜在因素，移民技术与资金短缺、移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适应，是生态移民存在的主要问题。上述问题若无法解决，不仅激化了各个主体内在冲突因子，受到外在因素的催动下，更会影响移民政策的实施，还可能导致移民的社会性冲突的产生。

第四，地方经济的制约与外部产业的对接问题，使移民在对社区资源的争夺与经济利益的得失不断进行博弈，使得移民的社会关系处理方式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不同少数民族移民不同的与文化的碰撞，都使得移民自我发展能力受限，生产方式和技术、资金的缺乏，使得扶贫生态社区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移民与政府、政府自身或社区建设主体自身之间存在很多嫌隙，成为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发生的导火索，所以对扶贫生态移民社区冲突的形成机理，即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使得冲突的概率增大。（作者单位：1.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1]AndrewJS.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to land use conflicts in small-scale minin[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3，11（2）.117-130.

[2]Owusu QOteng-Ababio M，Afutu-Kotey R L.Conflicts and governance of landfill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cityAccra[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2，104（l）：105-113.

[3]于存海.论西部生态贫困、生态移民与社区整合[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25卷第1期，2004，（01）：128-133.

移民工程论文范文第15篇

内容摘要:由工程项目建设而引发的非自愿移民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世界银行针对非自愿移民所制定的“发展型移民政策”因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而受到众多国家的关注。该政策以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为理论基础,综合众多国家的实践经验而形成。对正处于非自愿移民高潮期的中国来说,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非自愿移民 发展型移民政策 世界银行

问题提出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尤其在二战以后,社会的发展以几何级的速度递进。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特征的现代化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大众的眼光更多集中在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巨大满足,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较早认识到现代化这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转变为个人的福利。这一研究导向带来了更多学术研究的反思,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并把这些研究成果逐渐充实到新的发展观中,从最初的以物为本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直至可持续的发展。

回顾人类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及其理论研究,虽然有上述新的发展观认识及转型,但更多的研究着笔于结果,即分析现代化的两面性,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往往以“发展的代价、转型的阵痛、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等宏大叙事的描述方式一带而过,从而使那些承受“代价、阵痛”的少数很快就淹没在发展的潮流中。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非自愿移民就是典型的“少数”。从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失地农民”,美国早期印地安人“西迁运动”,法国霍曼斯男爵时期艰苦的巴黎城市规划移民安置,到当代中国三峡工程,都产生了大量移民安置情况。据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水利、交通运输以及城市改善项目已经使世界8000-9000万人口迁移,并且随着全球的发展加速,整个移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成为移民的重点。如何处理这些因为发展而带来的移民问题,不仅关系到移民群体的个人福利,更将影响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乃至实现“赶超”的战略。

世界银行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先提出开发性项目中非自愿移民政策的国际组织,并在其贷款项目中进行了很好的实施。作为一个以“为消除贫困而努力”的国际组织,从1944年成立以来,世界银行一直秉承“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理念,针对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工程建设移民问题,参照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通过一些专家学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最后综合为具体的政策,落实到移民政策的操作中。早在1980年就颁布了最初的移民政策《世界银行资助项目中的非自愿移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1986年又提出了《实施政策说明》(OPN10.08),1988年将上述两个政策文本合并成一份详细的政策性文件(《开发项目中的非自愿移民》,技术文件80号),1990年移民政策经修订并重新颁布为世界银行业务导则OD4.30《非自愿移民》,并一直沿用至今。世界银行的移民政策已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解决移民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海外开发署(ODA)、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组织都在其相关项目中借鉴了世界银行的移民政策。

非自愿移民的概念及早期政策模型

(一)非自愿移民的概念

非自愿移民(involuntary resettlement)这个词汇在中文语义中容易引起误解,一般对应于中文“移民”词汇的是英文中的“immigrant”或“emigrant”,指的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个体或过程。而在本文中的“移民”对应的是“resettlement”,有时候也翻译为“安置”,从空间位置来看,这是在一国范围内的变动。世界银行社会政策高级顾问塞尼认为,非自愿移民包括两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社会过程:人口搬迁;他们生活的重新建立。因此这类移民是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开发、项目建设、工程发展、城市拓展等产生的,一般把这种发展总称为“诱发性的开发”―它指的是有意安排(通常由各国政府作出)的发展,使用公共财源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或经济资产。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一般不包括因为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而导致的移民。这两类移民之间存在着区别:强制性和不可恢复性。非自愿移民一般都带有政府或相关公共管理机构的强制色彩,在发展过程中有些移民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一旦移民行为发生后,其过程和结果将不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二)非自愿移民的早期政策模型

一般来看,非自愿移民会带来土地的征用、房屋拆迁、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支持网络的解体、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等行为。塞尼认为,非自愿移民包括了“人口迁移”与“重建”两方面,但是,一般意义上来看,迁移并不必然会自动带来重建,而如果没有“重建”的话,上述非自愿移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一般发展所能比的。如何来对待这种移民呢?由于缺少实际可借鉴的经验成果,也没有理论性的指导,早期许多国家更多是从各自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临时性的、应急性的政策以解决这些发展的“障碍”,综合来看,可以把这些政策归纳为单一视角的“应急型政策”。该种类型政策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

1.经济发展具有优先的地位且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了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非自愿移民项目是不可避免的,是发展过程中应该承受的代价。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非自愿移民项目必须从属于经济的优先地位。这些政策的背后暗含着预设:经济的发展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并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会自动调节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成为受益者。因而,政策的制定仅仅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暂时的“阻力”,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没有人是利益受损者,所有人都可以从非自愿移民项目的发展中受益。

2.整个移民的过程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运作程序。由于这种发展大多数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行为,并且认为其利益取向在于大众的福利,因而在运作过程中经常带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影子,行政主管部门以自己的意志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整个移民的过程中基本以政府制定政策、移民对象执行政策为主线,双方缺少互动,移民基本没有发言权。

3.经济赔偿带有“市场交易的特点”。在非自愿移民项目中,凡是涉及房屋搬迁、土地征用、物品损毁等情况时,一般采用简单的经济手段处理,典型的是采用“公平的市场交易”手段,按照市场价值来赔偿。如印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制定了相关的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规定可以通过土地换土地(landforland)、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交易方法(Bargaining Approach)等手段进行置换。表面上看,移民利益得到了相应保障。

4.带有明显的临时性质并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整个移民过程基本上以项目为导向,在项目确定后进行相应的移民政策制定。因而,移民项目中考虑最多的是技术工程因素。随着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域不同、主管对象不同,所实施的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别,缺少相应的指导性文件,随意性很大。

总体来看,这种“应急型移民政策”在发展初期对于经济的发展确实有推进器的效果,特别在推进发展速度、减小发展成本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效果。但从微观的视角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延续了“代价论”、“阵痛论”的认识,越来越受到质疑:移民项目所带来的发展为什么总有人承受代价?移民项目所带来的工程建设往往以公共利益面目出现,但在现实情况中却是作出最多牺牲的移民所享受的相关工程利益最少;移民在搬迁过程中的自身利益由于缺少渠道而得不到诉求,严重影响了移民的积极性和利益保障;按照市场价值进行所谓的平等交易,但是对许多社会成本却缺少基本的计算,导致移民在这种市场交易后往往陷入贫困的状况;缺少相关文件的指导所导致的政策随意性,容易引发的爆发,甚至引起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作为应景式的政策,在项目完成后,缺少基本的事后监测和评估。如此等等,都说明这种移民政策的短板到最后可能会影响整个发展的总体成效,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必须制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完善的移民政策,世界银行的发展型移民政策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发展型移民政策的理论背景

发展型移民政策(resettlement with development)是世界银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在世界银行支持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总结并推广的一项政策,这是个语带双关的概念:该政策主要是为应对工程建设、改造等开发型的项目而制定的;该政策的制定目的是要推进非自愿移民的发展。即“该计划的核心是‘发展’,是重建移民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基础的一系列措施”。Croll认为发展型移民政策是“一个强调生产的综合性概念,这一概念的转变试图提高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一项政策的制定和确立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理论基础,塞尼认为,“把概念化的知识转化为政策和计划方法,乃是一场场理论的和实际运作的战斗”,“……社会科学对非自愿移民的研究却多年来一贯被决策者、计划人员、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所漠视”。因此,世界银行的发展型移民政策吸取了非自愿移民中的惨痛教训,从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把这些理论概化为操作指标,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中。因此,分析发展型移民政策的转型与历史脉络,首先必须剖析20世80年代以来关于非自愿移民行为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人类学与社会学视角

人类学与社会学最早关注到了非自愿移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且开始研究非自愿移民项目对移民本身所带来的影响。人类学家Scudder和Colson较早对非自愿移民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非洲相关国家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移民,都是一种有压力的体验,进行搬迁的社会成员的反应是可以预判的,并具有广泛的相似方式。在最有精神压力的时期,比如搬迁的预备阶段、搬迁阶段及其后调整适应的最初几年,人们的行为倾向于保守、回避风险、墨守相似的行为和依附群体。如果公众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重塑自身后,他们就会渡过这段感到紧张和不安全的时期。人们的行为就开始变得有创新,也更愿意冒险,他们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灵活,更体现个人主义和无节制,这些都远远甚于那些还没有安置下来的社群。这是因为被搬迁的社会在重构自身的时候,所产生的简式文化作品、社会组织模式的解体以及重新安置期间新产生的领导层,对多元化和个人积极性产生的限制要少很多。当一个社会不再处于无管理状态,且以取得经济和行政能力的方式整合为更为广泛的地区性组织时,则可以认为它已经成功渡过移民阶段。因而他们的研究对非自愿移民的政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移民群体在安置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社会学对非自愿移民的研究也是比较积极的。社会学家认为,移民不仅仅是空间的搬迁,在这一过程中涉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质量的转变,社会支持网络的解体和重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等。因此,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所特有的概念,如社会整合、社区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网络、社会凝聚力等,对非自愿移民的现象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些概念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政策中,以此来化解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危机。

同时社会学中“风险”概念的诠释对非自愿移民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学家吉登斯、贝克等阐述了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常态性及其不确定性,尤其贝克进一步阐述了风险与危险的区别,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风险概念进行历史分析,那我们应区分风险概念和危险概念。危险适用于任何时期。人们认为,种种威胁都不是人力造成的,都不取决于人的决定,而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集体命运或者神的惩罚等等,并且认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改变的。与此相反,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

显然,风险概念的提出,表明的是一种理论建构: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人类只要采取恰当合理的措施,就可以把事情的发展掌握在预先设定的轨道上。把风险概念用来分析非自愿移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应急型”的移民政策中,基本上认为移民可能带来的危险是制定某一政策的前提,这种危险发生的概率是基于已有项目的统计数据而来的,因此这种政策仅仅是用来应付无法估计的某个时刻所带来的危险。而风险概念的使用,则把移民项目作为一个全程监控的整体,对于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进行完整的全程处理。以风险的视角来分析非自愿移民,对于移民政策的制定有两大启示:移民项目,不论是工程性的还是人文社会性的,这是一个整体,在新的理论体系框架中必须统一考虑;必须以制度化的措施来处理“风险”。

(二)经济学视角

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中缺少经济学的视角,注定该研究是有重大缺陷的。对于非自愿移民的研究采取经济学的视角是非常必要的,发展经济学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森(Amartya Sen)提出了生活标准(standard of living)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本质上是该人拥有“成为……”或“做……”的机会,相反,而不是财产、有用性或者幸福。总体来看,一个人的生活标准应该是他/她拥有的机会,在这种机会下,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市场上获取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或服务。进一步地,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发展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概念。Stiglitz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视野,社会是经济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成本,如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有形的,可以简单计算的,但有许多成本可能是无形的,或者是无法简单计算的,如企业排污等,而这些也是成本,必须考虑在经济发展的成本中。因而,发展经济学对非自愿移民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多重影响。对于非自愿移民的个人来说,作为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最需要的是通过适当的政策获得发展的机会,而显然,单纯的以市场价值进行的交易很大程度上会抹去发展的机会。如土地换土地的政策,可能会使移民失去优质的土地,而仅仅换来质量一般的资源。移民过程中为了不影响移民正常的生活水平,最好的措施就是提供尽可能的发展机会给移民。同时,在移民过程中,除了一般的有形的成本外,还有许多无形的社会成本必须考虑在内,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社会关系网络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移民的发展机会。

(三)新公共管理学视角

新公共管理学也为处理非自愿移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新公共管理理论推出了新的管理理念:治理。这是一个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概念,全球治理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所谓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概括来说,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主要有:治理所需要的权威不一定来自于政府,而统治的权威则来自政府;统治的权力运作方向总是自上而下,而治理则是上下互动的过程;统治的权威主要来自政府的法规条令,而治理则来自于公民的认同与共识。因而,治理理论对非自愿移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移民过程中,移民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不应该是简单的执行者或者旁观者,他也是参与者,只有移民本人积极主动地参与移民项目,移民和整体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发展才有可能继续,成果才有可能被全体共享。

发展型移民政策的政策内涵与评价

(一)发展型移民政策的政策内涵

世界银行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角和开发性项目的实践所制定的发展型移民政策,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包括基本原则、目标、方法、手段、具体措施以及事后评估监测体系等内容,其载体主要为两个文本:1988年政策性文件(《开发项目中的非自愿移民》,技术文件80号)和1990年经修订并重新颁布为世界银行业务导则OD4.30《非自愿移民》。尤其在最新的OD4.30《非自愿移民》文本中,渗透着上述理论的脉络,也正是有这些理论的支撑,才使该政策在实践中能有效发挥作用。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作为发展型移民政策的目标,该政策认为应保证工程项目引起的移民能从项目中受益。非自愿移民安置是工程设计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在工程开始前就把移民安置内容考虑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2.移民规划。在大规模的移民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需要制定一个详细而具体的移民安置计划、实施进度和预算,“移民安置规划应该围绕以提高或至少恢复被安置者原有的经济条件为目的的发展战略与总体方案来制定”。

3.组织结构。在移民安置开始前,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安置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可以由工程方内部成立,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同时,为了避免单方面的行为可能引起的移民不满情绪,达到信息公开与及时沟通的效果,必须有效动员移民参与到安置工作小组中来。“如果要获得安置区原有居民和移民的合作、参与及其反馈意见,在制定移民安置规划时就要系统性的介绍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一般来说,当地的一些非正式组织和领导群体的支持对移民过程具有很大的帮助。

4.社会经济调查。在工程项目正式开始前,必须对整个移民规模做大概的估算,一般原则为能尽量不移民为佳。对于必须要进行移民的对象,对其经济收入要进行大概的摸底调查,包括工作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如果移民的话,会对其哪些部分的收入产生影响;在移民过程中,原先移民们所享受的哪些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会受到损害。

5.安置原则。尽量使整个群体进行移民,而不打乱原有的移民整体性;移民群体的安置地尽量不要远离原来的居住区域;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如少数民族)和象征物件(如庙宇等),应尽量尊重文化习俗,最好能一起搬迁;对于移民即将安置区域来说,要注意移民与原有居民的文化适应性、资源共享性、生活匹配性等。

6.财产估价与经济补偿。对损失的财产应以重置的价格进行估价。确定一个合适的标准以弥补移民财产性损失;有一些类型的损失不能简单地以金钱的形式进行估价和补偿,如失去社会公共服务、丧失就业机会等,因此,必须开辟一条新途径,使移民能够获得等价的并且在其文化背景上可以接受的各种资源和挣钱机会。

7.注重移民过程中的社会服务。根据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在移民过程中,要注意移民的心理变化状况,有条件的情况下,要配备相应的心理辅导人员。同时,对于移民过程中社会组织、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等,要注重其完整性,合理的保存或恢复移民群体中的相关组织,使其在移民过程和新的安置地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8.增值。通常地,全面的经济增长不能仅仅依赖工程项目所影响的居民带来的福利保障。因此,对非农业移民或者所提供的土地不能充分满足需求的农业移民来说,需要制定可供选择的就业方案、社会保障、创业机会和信用贷款等,以满足其发展需要。

9.监督评估体系。在整个移民项目过程中,应当开设或者委托相关的第三方对项目进行监督,在移民安置完成后,还要定期进行回访,观察移民发展的整体状况。

(二)发展型移民政策评价

此外,世界银行针对发展型移民的要求研发了移民安置的风险分析模型。该模型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抓住了移民安置中经济、社会问题的核心,即贫困和重新安置问题;指出必须挖掘根源,分析导致移民的决策,减少移民过程中的风险;指出解决问题的社会进程。

该模型指出,在移民过程中的关键是贫困风险,并以此为核心,把风险归纳为八类: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土地不够肥沃,耕种无利可获);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的公共权益;社会组织结构解体。围绕这八类风险,该模型可以用来对移民进程进行诊断、预测并制定相关的对策,把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

从总体来看,世界银行在多学科的视角下所制定的发展型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移民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发展,维护了地方稳定,也正因为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所以在很多国际组织与国家、地区得以推广实施。但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来全面推广这一政策还存在许多障碍:该政策的实施需以大量的资金作为保障。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以发展型移民政策来执行的工程项目,移民费用约占整个工程项目的40%左右,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缺少实施的经济保障;该政策主要是从宏观上来处理移民项目,缺少微观个体的实施办法。如对移民的经济补偿,如何处理或区别对待不同移民家庭的情况,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际移民项目中很难真正落实该政策。

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会涉及大量的征地拆迁引发的移民项目,并且也引发了一些,影响了社会稳定,加重了发展的成本。而制定并实施合适的移民政策是重要的稳定器,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银行的发展型移民政策所秉承的理念与我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因而,应从该政策中吸取有益的元素,制定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型移民政策。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塞尼著,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编译.移民•重建•发展[M].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