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论文范文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篇
1.在医学理论方面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丝路上往来胡僧继续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用印度医学普度众生，印度医学理论源源不断的传诵、运用，开拓了中医学视野，孙思邈是隋唐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医学思想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医精诚》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这一方面体现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佛学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僧侣成为印度医学理论的交流载体，在高僧们用佛学、医学普度众生的过程中，印度医学理论得以释读，并丰富了中医学内容。
2.医治方式方面
隋唐时期除医学理论外，中医学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治疗技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眼科手术和颅脑外科方面的治疗方式，引起了中医们的极大兴趣，并效仿学习。《新唐书•拂传》曰“: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经行记》中也有“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的记载。再如眼医婆罗门治刘禹锡眼病,可见时人对这些技术的震惊和推崇。隋唐经丝绸之路往来于内地与西域的僧人既传播了佛法，又传播了医学，唐代胡僧医术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讲述,健儿张国英在战争中箭镞中腹,医生断定其必死无疑。晚上,张国英梦见有胡僧给了他一丸药。第二天,便泻出箭镞,不治而愈。这则民间故事,用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众对西域，尤其是对僧人所赐药物的敬仰与期望，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方式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这种对西域药物药效的想象与肯定，甚至认为西域异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此外西域医学的独特治疗方式也深深吸引着唐代民众的心理认同。武则天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国人释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西域医药学让中医药学欣喜的是西域当地的传统治疗法启迪了中医治疗方式的探索与发展。如琪针疗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国给唐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动物，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
3.在长寿保健方面
受唐代统治者青睐的延年药是丝绸之路上特殊的药品，与此同时制造这种药物的药师和佛僧成了西域药物配制的传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高宗时，命天竺的僧人卢伽阿逸炼制长生药。还有一些西域药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层社会当作保健药物应用。
4.方剂方面
西域方剂为中医学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众的疾病治疗。如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方剂。西域方剂的另一个用处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纥药司曾为唐顺宗炮制龙膏酒。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饮品。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西域人民面对沙漠复杂的生存环境，总结出的应对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药物方面
普通药物方面，主要促动因素是商品买卖，经济利益的带动下，商人们热衷于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一个重要商品就是番药和香料。这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产生影响最为卓著的一个方面。甚至勾起诗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来的药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见西域传来的物种大都在中原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为人所熟知。进贡药材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的药材，有洋提葱、丹砂、石黄、胡药等。
二、西域医药学对中医药学产生影响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1.西域医药学在独特的生活环境下
创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疗方式，加之西域独有的物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引起中医大家和民众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医药学在中原治疗效果突出时，更加促动了中原民众、中医学家对西域医药学的推崇和探索，这也使得丝路上西域医药学的东传更有现实意义。
2.影响范围广阔，各有不同来由
西域医药学在丝路上的东渐，对中医药学多有补益，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医治方式、长寿保健、药物、方剂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印度医学理论、维吾尔族医学理论、藏医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医化运用主要依靠中医学大家吸收、理解、解读、实践应用；医治方式，主要包括当时中医药学还未深入掌握的医学领域，如眼科手术和异于中医治疗方式的独特民族治疗法，这些技术有赖于掌握当时先进医治技能的西域医生传至中原，引入中医药学；长寿保健法传入中原，往往通过对皇室宫廷的延年药进贡和民间娱乐体育保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方剂则是民间治病过程中成效显著而广为流传，中医大师、民众、宫廷广泛应用，最终成为固定的中医方剂并促进了新方剂的配制；西域药物、香料对中医学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贩卖，此外还有朝贡方式引进。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唐代文化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包容特征。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从稿二编》中评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可见唐代文化的博怀，为西域医药学增补中医药学的内容营造了社会背景和实现通道。
3.西域药物对中医药学补益较多
丝绸之路上西域医药学向中医药学增补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增添了中医药材的种类，这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多有体现，可见西域药物对丰富中医药学的显著作用。丝绸之路上药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原具有西域药物的广大市场，这项事业能为从事此业的民众获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唐代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其中香料是大宗，买药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商人。
4.中医学兼容众少数民族医学的独到之处，在交流中发展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2篇
1、中医学的教学现状
1.1目前各西医院校一般都存在着课时少、内容多、教学难度大的问题，这几乎成了中医学教学的瓶颈。现行的《中医学》教材包含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针灸及中医内、外、妇、儿等多门学科，几乎是中医专业课的浓缩版，这些课程中医专业的学生至少要学700多学时，而在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时仅为51，其教学内容之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2中医学课程安排在第三学年，也就是西医各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和西医的内、外学科同时进行，这时的学生已具有较系统的西医理论知识，习惯于用人体解剖和生理、生化的知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很容易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对中医学产生抵触心理，难以理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中医理论；并且西医课程多，分量重，使得学生必须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从而挤占了中医课学习时间。
1.3再有就是教师和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学用处不大，因此教师存在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多采用全部为理论内容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就学生而言，虽然一部分学生认为中医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效果不错，特别是一些西医疗效不好而中医疗效卓著的疾病，或者在养生保健方面值得提倡，意识到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因而对中医学有兴趣，但大部分学生对中医学缺乏认同感，上述各方面原因导致中医学教学质量不高，效果不理想。
2、中医学的教学意义
2.1通过对一些综合医院的门诊药房的了解，我们发现当前门诊使用中成药的概率，西医各科并不低于中医科，也就是说西医临床各级医生正在广泛地使用着中成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成药治疗疾病可以弥补西药的一些不足，成为西药的很好补充，中西药配合使用能够大大提高临床疗效。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由于一些西医大夫中医知识不足，不能很好地对临床病症进行准确的辨证论治，这就难免有给病人用错药的时候，基于上述原因，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这门课程让未来的西医专业人员在学习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一定的中医知识是临床工作的实际需要使然，因而必须重视西医院校中医学的教学，为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准确使用中医药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2.2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还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医学科研领域，有许多西医大夫正在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而西医工作者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懂得中医，因此，西医院校开设中医教学也是科研工作的需要，为今后有志于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学生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平台。
3、中医学的教学方法
3.1首先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教育家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任何一种学习，只有感兴趣了才能学好。通过认真备课，精心做好教学设计，包括安排授课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作多媒体课件，对课堂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使用的语言、肢体动作等环节都进行仔细琢磨，尤其是第一堂课非常关键，在绪论部分通过介绍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例，告诉学生学习中医学的重要意义；通过介绍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各自的优势，中医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临床进行授课。任课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博览群书，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要加强临床实践，努力做到对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样讲起课来才会使课堂内容充实，气氛活跃，深受学生喜爱，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
3.2积极开展教学手段改革：改变过去单一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努力提高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质量，通过动画、视频、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体手段将临床上一些典型病例的诊治经过播放出来，把望闻问切四诊融于一典型病例之中，变抽象为具体，让学生更近距离的接触中医临床，增强教学的形象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弥补他们没有临床见习的缺憾，同时亦能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积极开展网络教学，在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上充实、完善中医学网络课程，丰富网络教学资源，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答疑、布置作业与网络指导学习、网络测试等，做好网络辅助教学工作，充分保障学生的课外学习，丰富了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3大力推行教学方法改革：加强教学方法改革，采用基于问题学习（PBL）、基于案例学习（CBL）、团队导向学习（TBL）、引导式、交互式等教学方法。CBL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体会证与证的区别，也可以通过案例的中西医对比将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结合起来，使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在四诊、脏腑部分的教学中可以开展一定的PBL法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能加强各学科间的联系，并避免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密切师生同学间的关系，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形成性评价，健全和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在整个中医学授课过程中将课堂互动、课堂测验、实验报告、PBL教学、学习论文等对学生的学习水平的了解及时反馈给学生，让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对理论知识、实验操作、动手能力与应用能力等的考核，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积极参与实践、改善学习方法、增强团队意识与协作意识，使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加强实践能力和科研意识培养，在授课过程中引用模拟门诊，模拟大夫接诊环节让学生们体验准医生的感觉；积极开展科研促进教学活动，让教师们在授课中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吸引学生参与其中，体现"早临床"、"早科研"的人才培养模式。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3篇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世界的现代化程度已经使人类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大量成果。但是，人类本身却不断地遭受着环境变化、社会关系和疾病侵扰等诸多问题。摒除客观条件的不易控制性之外，人类在生理病理、应变机制、病症治疗、预防康复等多个方面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举例说无处不在的病毒性感冒早已对人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可是至今医药学界在防治措施中并无良策，往往处于被动之中。
由此，不能埋怨一百多年来医学理论的迟缓发展，也不能责怪当今的医学科技不发达。究其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中华医学和西方医学目前未能真正地融会贯通，所以不能形成合力以对付病魔和提高人类自身的健康素质。
然而，通过中国对中医药伟大宝库半个世纪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可以说中华医学已经开始迈入脱离虚玄理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了——这就是即将崛起的现代中医学。后者通过崭新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能够基本说明中医的科学性、规律性、诊治法则和临床效验。与此同时，对于生理应激理论十分陌生的西方医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继续前进的机遇，从而在诸如现代人体平衡理论、人体机能状态分类、亚健康问题、诊治对策等方面，获得崭新的认识和有益的进步。如是说，以往难于融洽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已有了一个共同的结合点，这就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都应关注的生理应激理论的意义所在！就此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1中国经络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
众所周知，经络学说是中医学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中医典籍及现代研究中，对经络有着各式各样的描述和阐释，真是莫衷一是。但是其中有一套学说逐渐脱颖而出，这就是在1986年9月北京召开的“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正式宣读的经络本质的“血管及其神经学说”。此学说坚持了古代医家的一贯思路，合理地揭示了经络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
上述见解，别以为对西医学来说尚属已知结构，但其中却存在有许多的未知认识：例如交感性神经的节段性规律、交感性神经在体表-内脏双向联接中的作用、交感性传入神经的生理属性、交感性神经的感知及与大脑皮层的关系等等。然而根据笔者大量文献资料的论证，我国医家在公元前就发现了脉及支配脉管的交感性神经，并被称为“经脉”或“经络”。解析后来看，它的结构及功能在古代经络学说中阐释的明白清楚，应用的得心应手，并使中华医学在上述领域已经独领两千多年。
深入地说，经络这种人体结构具有流动性和感知性的属性，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为主要基础的功能性表现；循经感传及慢速性是交感性传入神经基本的内脏性感知功能；“心胸内关谋”，“肚腹三里留”等经验反映了交感性神经潜在的特异性节段联系；针灸经络穴位所导致的神经-体液性调节，是由于激活了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以及中枢下丘脑所形成的，后者也是一种血管-神经复合结构，具有交感神经系统中枢和垂体门脉系统的双重作用。如此等等，科学地说明了经络的许多低级属性及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调节作用。追溯这些原因，可以在环节动物如蚯蚓水平发现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的雏形，并且在人体内现存的交感神经干（链）就是这一进化的痕迹。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证和具体说明请参见笔者专著《现代针灸学概论》一书［1］。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医学研究中，躯体性神经及大脑的意识支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经络本质的研究而显得事倍功半，并且还延缓了人体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这是揭示经络本质的另一种意义或启示。
2生理应激理论的发展
在人类探讨自身生命规律的时候，不能不提及西方医学近200年来研究人体平衡理论的经典过程。19世纪里法国伯尔纳（Bernard）提出了以循环系统起核心作用的“内环境”学说，20世纪初美国坎农（Canmon）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为中心的“稳态”学说。在1956年加拿大病理学教授赛里（Selye）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皮质系统为中心的“应激”学说。这种应激被认为是机体对不良刺激或应激情境的反应，并具有保护性和适应性的功能防卫反应。所以，这种应激学说的特征是可以包含三个反应阶段（警戒期、阻抗期、衰竭期）的一般适应综合征。至此，现代神经-体液理论已经比较深入了，但就学术系统来说，仍给人难以自圆其说的遗憾。
然而，当人们关注中华医学传统经典的时候，当中西医结合学者审视古论的时候，许多灵感可能就会不期而至。正如前述，“经脉”、“络脉”、“气血流注”、“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等等，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神经-体液调节的雏形。特别是在1963年，中国著名的生理学泰斗蔡翘教授在赛里应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理应激”的概念［2］。这种生理应激强调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刺激反应恢复到原来正常状态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与赛里应激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后者一般被视为“病理应激”。这种不同似乎并未引起西方医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中国却很早很默契地被用来认识针灸针麻的调节原理了［3］。
深入地说，针灸针麻的实施非常符合生理应激的概念和过程；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生理应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系列研究还证实：针灸针麻术所导致的机体反应基本上是在如下七个系统中进行的：交感神经系统、血管系统、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中枢痛觉调制系统、内脏系统。这七个系统不仅是针灸针麻调节原理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整个机体维持体内生理反应和病理反应的基本单位，因此可以统称为生理应激系统。站在人体生命科学的高度还可发现，这个大系统也是人体生命机制的基本调节系统，或经常被人们誉为“生命力（又称为内驱力）”的系统。
解剖生理学指出，血管系统作为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等的传输基础，应该是自环节动物以来最基本的生物结构。交感神经系统可以在中枢痛觉调制系统的调控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神经递质调节着血管系统、内脏系统。特别是中枢中的下丘脑，不仅是典型的血管-神经结构，执行着调节垂体门脉和高级中枢植物性神经功能的重要功能；并且也是公认的表现出生命力及维持生理稳态的必需结构。例如在环节动物的血和血管开始构成为一个闭锁性的循环系统，与此同时也才开始具有了由若干神经节组成的链状神经系，这样两者就可以在保持内外环境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联系到实验研究已证明了经络具有的许多低级生物属性，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核心理论的经络学说，可以说在结构布局和调节功能两方面，实际上早已勾划出了一幅神经-体液调节理论的原始画卷。现代研究也已经揭示了经络气血的重要物质基础，即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竟在生理应激状态中起着枢纽样的作用［1］！由此不仅展现了中医学现代化的良好条件，而且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成熟发展。
3现代医学理论的重大进展
例如至今尚属天下难题的现代人体平衡理论，在中医学“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人体平衡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到生理应激理论就可以这样总结出来了：以血管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为枢纽的生理应激系统在维持和调节机体内、外平衡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内平衡是系统性调节的结果。其中枢纽的作用已由中国古代经络学说所全面阐述，其中的系统性调节即是组成生理应激系统的七个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或再平衡。由此比较西方医学研究中只强调单一结构的弱点，中华医学的整体观更能全面地认识人体的生命机制了。
这一成果再结合到中医体质学说关于“视人五态乃治之”的思想，现代中医学还创新地提出了现代人体机能的五种状态，即生理状态、代偿状态、生理应激状态、病理应激状态、衰竭状态。这一突破不仅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也使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观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诊治过程中，如果不仅知道病因（这是西医的长处），而且也知道患者所处的状态（这是中医的长处），那么就会使整体诊断更准确，个体治疗更贴切。因此以中西医结合为特征的现代中医学还提出了崭新的复合诊治法［4］。
又例如时下人们喜欢谈论的所谓“亚健康”（又被称为“半健康”或“第三状态”）。很多人都为处于如疲劳、睡眠欠佳、消化不良、多汗、易怒或易忧郁等等状态而苦恼。目前“亚健康”仅仅定义为无病与有病之间的状态是既空洞又不准确的。显然西医学和传统中医学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然而，现代中医学采用的现代人体机能状态分类法，就将“亚健康”归为“生理应激”状态。这即是在平常态、代偿态、生理应激态、病理应激态和衰竭态等五种状态中的第三状态。其中既明确了“亚健康”在整体上所处的生理病理状态，又在经络辨证中也有利于病或证（态）的转归分析。这样不仅使现代中医学既有了传统中医的特点又有了现代医学的特点，而且使中医药和针灸成为了调节和治疗这种状态的最佳疗法。
4小结
中国进行医学现代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其中的重大步骤就是非常开放地把西方医学也当作主流医学之一，并与中华医学并驾齐驱。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医学丰厚的理论阐述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传统医学的科学内核一旦被破解和揭示，就会升华传统医学达到质的突破—这就是现代中医学的企求和目标！
通过本文对生理应激理论及其应用的初步介绍，特别是已经在现代针灸学的理论和临床中的成功应用［5，6］，说明了应用这套科学的“大理论”来指导现代中医学的总结和应用是非常可行的。站在世界医学的高度，中医学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是中华医学的巨大进步和荣光，而且也是现代医学的催熟剂和完善机遇。而今，具有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了！如果讲究科学发展观的管理层和医学界能抓住这一重大契机，那么在中西医真正结合之际，就能展示现代神经-体液理论的应有进展，就能展示世界现代医学体系的最新模式，就能展示保障人类健康的最佳方案，也就能早日展示人类“医学大同”的理想蓝图！
【参考文献】
1袁其伦．现代针灸学概论．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
2蔡翘.Selye应激学说与生理应激.生理科学进展，1963，5（1）：1.
3袁其伦．现代针灸学的理论与临床．香港：华杰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7.
4袁其伦．现代针灸学临床实用手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4篇
西医学是以解剖学为基础,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与当今的科学发展思维一致。与西医学相比较,中医学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形成了以阴阳五行、整体观念和辩证施治为主导的系统论思维,进而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治则与治法[3]。中西医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体、健康和疾病进行了解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思维模式。虽然中西医都是以病人为服务对象,以治愈疾病为目标,但由于基础理论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等存在很大的差别。故中药临床药学应当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来开展合理用药得研究与实践工作。如中药、中成药的临床应用是否合理应以是否符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等中医药理论为判断标准。
2中西医治疗药物的差异
西药一般用化学合成方法制成或从天然产物提纯而成;包括阿司匹林、青霉素等。其化学成分单一,结构清楚,作用靶点明确。看其说明书则有化学名、结构式,剂量上比中药精确,通常以毫克计。相对于西药而言,中药属于由食物衍化而来的自然药物,药物成分十分复杂,多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等,药食相兼,注重君臣佐使配伍使用,起到增强、协同、减毒等作用。鉴于中药的特点,中药临床药学也具有一些自身的内容与特点。
(1)中药的质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药的质量受基源、产地、炮制等方面的影响较大,在目前中药质控模式及相关的监管机制尚不十分完善的背景下,中药师还应肩负起严格规范生产、提高药品质量的责任。
(2)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与化学药物不同,中药成分复杂,在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药代动力学研究、治疗药物监测等方面往往更为复杂,应探索建立与中药特点相适应的临床药学方法、模式和体系。
(3)中药的煎药方法。中药汤剂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武器之一,它具有可随证加减药物的优势,体现了中医辨证用药的精髓。与化学药物或中成药不同,汤剂往往需要临服用前再进行科学规范的制备。除了部分患者接受医院或社会药店的代煎药的技术服务以外,较多的患者选择自制。由于中药饮片种类繁多,煎煮时对加水量、火候、时间、煎煮程序、特殊煎法、等要求较多,这就需要药师耐心的进行煎药技术指导,防止因制药过程不规范而影响药物治疗效果或产生用药安全问题。另外,中药注射剂也是一类特殊的中药剂型,由于其具有疗效发挥迅速、成分复杂、用药安全问题突出等特点,也应受到更多关注。
(4)实施临床药学人才的差异。临床药学是一门多学科相关的综合学科,需要掌握药学、医学等许多知识。而由于中医药特有的文化属性,中药临床药学要求药师不仅应具备扎实的中药专业知识,还应同时具备中医基础理论以及中医临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以及西医药学方面的各类相关专业知识,才能胜任中药临床药学的工作。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中西药治疗乳腺增生病
乳腺增生病，属中医乳癖范畴，是妇女常见病。近年来，用平消胶囊配合六味地黄丸治疗乳腺增生病42例，并与天冬素片治疗26例进行对照，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68例中，来自门诊54例，住院14例，均为女性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42例，对照组26例，治疗组年龄最小17岁，最大54岁；病程最短4个月，最长7年。对照组年龄最小18岁，最大49岁；病程最短6个月，最长8年。两组年龄均以30～40岁居多。两组年龄、病程均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按《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对本病的诊断标准。临床表现为单侧或双侧乳房外上象限有一个或多个扁平肿块，扪之有豆粒大小韧硬结节，可有触痛；月中块边界胀痛，每随喜怒而消长，常在月经前加重，月经后缓解；多见于20～40岁；X线摄片检查可见小叶增生或囊性增生的阴影。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予口服国产平消胶囊，每次4～8粒，每日3次免费论文。配合六味地黄丸，每次1丸，每日2次。
对照组：予口服天冬素片，每次4～6片，每日3次。两组均为60天l个疗程。
3 疗效评定标准与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按《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有关规定及钼钯X线摄片复查结果判定为治愈：乳房肿块及疼痛消失；好转：乳房肿块缩小，疼痛减轻或消失；无效：乳房肿块及疼痛无变化。
结果：治疗组42例中，治愈23例医学检验论文，好转16例，无效3例；对照组26例中，治愈7例，好转12例，，无效7例，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2.86 ％、73.08％。
4 讨 论
通过对比观察，并经统计学处理，说明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治疗组治愈率较高，占54.16％，而对照组则以好车专率为多，占46．15％，说明治疗组X寸本病的治愈作用更优（X2＝5．27，P＜0.05）。
乳癖是由情志内伤、冲任失调、痰瘀凝结而成，肿块和疼痛与月经周期有关，而冲任失调是乳癖形成的重要病机。气滞、血瘀、痰湿循经聚于乳房，从而出现乳房疼痛，肿块结节等症状。乳房和子宫通过冲任之脉相连，冲任失调后上则瘀滞痰浊凝结于乳房而发乳癖，下则经水逆乱并致疼痛，这也是乳癖形成后其症状、体征的出现或加重与月经周期关系密切，并多在月经前症状明显的原因所在。
平消胶囊具有活血化瘀、止痛散结、清热解毒、扶正祛邪的作用，六味地黄丸具有滋肾阴、调冲任的作用，二者配合，标本兼治，冲任血海充足，经络气血通畅，使乳房疼痛缓解，结节肿块逐渐消散，应用此法治疗乳腺增生病可收到良好效果，但对结节型乳腺增生病疗程需更长。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7篇
特殊临床表现的听力损伤，其诊断、处理皆有别于一般的感音神经性聋。Worthin
gton等［1］1980年报道了4例患者，他们都有可测得纯音听阈，但引不出听性脑干
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此后，又有学者报道相似病例［2
，3］，其中Kraus等［3］最早注意到这类患者的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
听阈，后来进一步发现这类患者耳蜗微音电位和诱发性耳声发射多正常。1993年B
erlin等［4］首先在2例患者中发现诱发性耳声发射对侧抑制消失，并提出了一个
“Ⅰ型传入神经元病”的概念。1996年Starr等［5］首次将其命名为听神经病，1
998年Doyle等［6］报道了8例听神经病患儿。这种病变表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顾瑞等［7］于1992年报道了16例中枢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根据听觉
电生理检查结果，应有部分患者符合听神经病的诊断；1999年梁凤和等［8］报道
了17例。
临床特点
听神经病发病率较低，且多自幼年起病。1999年Rance等［9］在5 199例新生
儿期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中检出109例ABR异常，其中12例引不出
ABR，但微音电位正常，即听神经病在这组高危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约为0.23 %。St
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患者均为散发病例，虽然就诊时患者年龄跨度较大，但
都是自婴幼儿或青少年期起病。听神经病发病率无性别差异。
1．病史：大多数患者主诉双耳听不清说话声，存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交流困难
，少数病例伴有耳鸣等，且多自幼年起病。均无耳毒性及噪声接触史，可有耳聋家
族史。
2．纯音及言语测听：听神经病患者的纯音听阈呈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并
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听力图可以是以低频损失为主的上升型，也可以是为以高频
损失为主的下降型，还可以为平坦型曲线，但以低频感音神经性聋较多，Soliman
等［10］和顾瑞等［7］分别报道了一组病例，其纯音听阈都以低频损失为主。言
语听力差是听神经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患者言语识别率常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听阈
，Starr等［11］和Zeng等［12］推测言语识别能力差与听神经非同步化放电有关
。Rance等［9］则认为是到达更高位中枢的听觉信号发生语音畸变所致。
3．ABR：ABR引不出反应是听神经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ABR无反应的原因包括
：①没有神经活动；②神经传导阻滞；③听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或同步化放电遭
到破坏［1］。从听神经病患者存有可定量测定的听力，即有一定的神经冲动传入
来看，第3种情况可能性较大。而导致有髓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最常见的原因是
脱髓鞘。
4．诱发性耳声发射及对侧抑制：这里主要指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
t evoked otoacoustic emission，TEOAE）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
oduction otoacoustic emission，DPOAE），在听神经病患者中，即使纯音听阈表
现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诱发性耳声发射仍然可正常或轻度改变，同时微音电位也
多正常，这是听神经病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正常人的诱发性耳声发射存在对侧抑制
，在测试中给对侧耳加一定强度的白噪声，TEOAE的振幅一般下降2～4 dB［4］，
但在听神经病患者中这种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等［4］比较了1位听神经病患
者与普通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TEOAE对侧抑制结果，两人虽有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
，但听神经病患者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认为可能的解释有：①Ⅰ型听觉传入
纤维非同步放电不足以激动耳声发射对侧抑制；②仅仅依靠Ⅱ型听觉传入纤维维持
某些频率区正常的纯音听阈；③初级听觉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受听觉传出系统调控，
即传出系统的功能障碍是疾病的首发因素。由于白噪声并不能使听觉通路神经元同
步化放电，说明耳声发射对侧抑制反射弧的激动并不需要听觉传入系统同步化放电
。听神经病患者在有足够声刺激传入的情况下对侧抑制现象消失，提示脑干听觉通
路或听觉传出系统存在病变，第3种可能性并不能轻易排除。另外还要注意可能出
现的继发性耳声发射引不出，所以必要时应同时检测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13］。
5．中、长潜伏期反应：听神经病患者中、长潜伏期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Starr等［5］报道的成人病例中约半数可引出，这可能是由于中、长潜伏期反应
的检测并不严格要求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
6．声导抗测试：听神经病患者的鼓室导抗图均呈“A”型，提示中耳功能正常
；镫骨肌反射引不出。Berlin等［4］ 2例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比较发现，他们有
着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都为2 kHz处正常，但听神经病患者镫骨肌反射引不出，
其对照则可引出，而按一般理解，其至少应在2 kHz处可以引出。与耳声发射对侧
抑制相似，镫骨肌反射的激动并不依赖于听觉传入纤维的同步化排放，听神经病患
者在有一定听觉传入信号的情况下仍引不出镫骨肌反射，提示听觉脑干通路存在病
变。
病变部位
听神经病的病变部位尚未确定。由于ABR的Ⅰ波是由耳蜗内听神经纤维发生的
，Starr等［5］根据听神经病患者ABR引不出反应推测病变可能发生于听神经的远
端部分，包括内毛细胞，螺旋神经节细胞，两者之间的突触连接及耳蜗内的听神经
纤维。
Harrison等［14］利用卡帕损伤灰鼠(chinchilla)耳蜗内毛细胞而外毛细胞基
本不受累的特性，以期建立听神经病的动物模型。他用纯音诱发的下丘单细胞电反
应阈值代表纯音听阈，将其与ABR相比较，发现ABR阈值不成比例地高于纯音阈值。
这与听神经病患者纯音听阈与ABR不协调相似。但该模型毕竟引出了ABR波形，与听
神经病不符，但可以说明仅仅有内毛细胞的损伤不足以解释听神经病的所有表现。
Ⅰ型螺旋神经节细胞与内毛细胞连接的解剖结构特点有利于神经元同步化放电
［11］。在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由于细胞连接结构的破坏而使神经元放电丧失了时
间锁定(time lock)，进而导致ABR引不出和言语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另外，两者突
触连接的病变，从理论上分析，同样可以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内毛细胞合成及释
放递质的非同步化，必然导致神经冲动排放的非同步化。
外毛细胞是产生听力所必须的，但其与内毛细胞的关系，及与之相连的Ⅱ型传
入神经纤维功能至今未明，故它在听神经病中扮演的角色还难以定论。虽然诱发性
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提示外毛细胞微机械活动和发生感受器电位功能正常，但并不
能排除其他诸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外毛细胞与Ⅱ型节细胞突触连接等的异常。
但目前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
St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病例中，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外周神经病表现；有人报道［15-17］患有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的家系中，
部分成员出现听神经病表现，提示病变累及听神经。以上说明听神经病可能是一种
全身性神经病变在听觉系统的表现。Rance等［9］报道的12例听神经病患儿中均未
发现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可能是病变发展需有一个过程。
另外，根据听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特点，不排除同时存在两
处或两处以上病变的可能性。有些部位的病变为所有听神经病患者所共有，而另一
些部位的病变则为不同的患者所特有。
病因和病理
听神经病只是一个功能性诊断，迄今尚未确定其病因。由于听神经病多于婴幼
儿和青少年期起病，故患者新生儿期及婴幼儿期曾出现的疾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认为可能的病因有：①遗传性疾病如Charcot - Marie - Tooth综合征(包括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Ⅰ型及Ⅱ型)和费里德赖希共济失调；②免疫性疾病如格林
-巴利综合征；③感染性疾病如麻疹、脑膜炎；④毒性物质代谢性疾病如新生儿期
高胆红素血症；⑤各种原因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肺炎等造成的缺氧；⑥无明显诱
因。这其中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尤为引人注目，Rance等［9］普查的12例听神经
病患儿中，6例曾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浓度超过350 μmol/L，另
外Berlin等［18］报道的5例听神经病患儿也均出现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ABR既可以表现为反应阈值的升高，也可以表现为Ⅰ-Ⅴ波
潜伏期延长，提示胆红素可以同时影响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Gunn大鼠是一种极好
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动物模型。高胆红素血症的Gunn大鼠表现为ABR异常，微音
电位正常，耳蜗核和斜方体的体积和细胞均明显缩小［19，20］。但胆红素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如胆红素能否损伤听神经纤维？是作用于雪旺
细胞还是轴索？对内、外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细胞是否有损伤作用？对耳蜗支持细
胞和血管纹作用如何？胆红素对听觉系统的损伤到何种程度会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
？
部分听神经病患者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平均10年）出现外周神经病表现是本
病的又一令人费解之处。可能导致听神经病的病因除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外，其他
致病因素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控制的，如高胆红素血症、缺氧、感染等，那么它
们为什么要在若干年后才引起外周神经病变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除部分遗传
性和免疫性疾病先后累及听神经和外周神经外，其他听神经病与外周神经病无相关
性，发生于同一患者纯属巧合；②听觉系统对上述致病因素更敏感，病变发展更迅
速。究竟如何解释有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积累。
由于缺乏相应部位的病理活检，故对听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知之甚少。目前认为
听神经纤维发生不均匀脱髓鞘的可能性较大，其根据有：①听神经纤维不均匀脱髓
鞘可以解释ABR引不出，及言语测听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测听；②患者伴有外周神
经病表现，且都以脱髓鞘为病变基础；③某些以脱髓鞘为主要病理表现的外周神经
病累及听神经可出现听神经病的表现［15-17］；④某些中枢性原发性脱髓鞘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累及听觉通路可出现类似听神经病的表现。Starr等［5］报道的10例
成人病例中，有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
其中3例是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另5例仅有外周神经传导速度和腱反射异
常。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的病理变化以神经脱髓鞘为主要表现，神经传导
速度下降及腱反射减弱也是神经脱髓鞘的表现。但Pareyson等［21］报道了对81例
脱髓鞘性和21例轴索性外周神经病共102例患者ABR的研究，其中44例出现异常，主
要表现为Ⅰ波潜伏期延长，Ⅰ-Ⅲ间期延长，少数为Ⅲ-Ⅴ间期延长，未发现引不出
反应的现象。如果听神经病仅仅是听神经纤维脱髓鞘的表现，那么这与脱髓鞘性外
周神经病累及听神经的病变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不同的ABR表现？听神经纤维脱髓
鞘到何种程度方引不出ABR，到何种程度只引起ABR波潜伏期的延长？听神经脱髓鞘
是由于雪旺细胞内髓鞘成分降解，还是由于雪旺细胞死亡所致，或着两者兼有？由
于雪旺细胞属于稳定细胞，可以通过增生修复损伤，如果脱髓鞘是雪旺细胞死亡所
致，不可逆性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抑制了雪旺细胞的再生？
治
疗
目前对听神经病尚缺乏十分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是否适合佩带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尚存有争议。Starr等［5］认为佩带助听器对改善听神经病患者的听力无
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负面效果。Rance等［9］的报道则积极得多，在15例佩
带助听器的患儿中7例在使用1年后无改善，另8例患儿的言语识别和一般听觉反应
都有明显的改善，这至少表明听神经病患儿存在通过佩带助听器改善言语识别技巧
的可能。因此Rance推荐所有行为听阈异常的外周神经病患儿都应该佩带助听器，
但这是否适用于成年人，尚待证实。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明显改善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但听神经
病大多数只表现为轻或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其预后较难预料。在听神经纤维脱髓鞘
的情况下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如何？Shepherd等［22］报道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
神经，产生了可传导的动作电位；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神经纤维也可引出ABR［
23］。但髓鞘缺失与不均匀脱髓鞘是不同的。Rance等［9］报道1例听神经病患儿
人工耳蜗植入1年后，其言语识别能力没有任何提高。该患儿未引出电刺激诱导的
ABR，提示听觉脑干水平存在病变，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出现于每位听神经病患者
，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听神经病是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值得注意的问题
听神经病的出现提示对于一些听觉检查结果矛盾的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及在高危
新生儿听力筛选中，有必要同时进行ABR、TEOAE和DPOAE（和/或耳蜗微音电位）检
查，以免漏诊。
听神经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的产生是由于病变不同还
是由于同一病变而程度不同，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这提醒我们在临床中对于不同的
听神经病患者应根据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综合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处理。
听神经病的命名是否恰当，其病因、病变部位、治疗及预防等都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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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or? Ear Hear，1980，1:28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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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pheral hearing loss or brain stem dysfunction? Laryngoscope，19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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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reveal itself through lack of efferent suppression? Hear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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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论文范文第8篇
特殊临床表现的听力损伤，其诊断、处理皆有别于一般的感音神经性聋。Worthin
gton等［1］1980年报道了4例患者，他们都有可测得纯音听阈，但引不出听性脑干
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此后，又有学者报道相似病例［2
，3］，其中Kraus等［3］最早注意到这类患者的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
听阈，后来进一步发现这类患者耳蜗微音电位和诱发性耳声发射多正常。1993年B
erlin等［4］首先在2例患者中发现诱发性耳声发射对侧抑制消失，并提出了一个
“Ⅰ型传入神经元病”的概念。1996年Starr等［5］首次将其命名为听神经病，1
998年Doyle等［6］报道了8例听神经病患儿。这种病变表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顾瑞等［7］于1992年报道了16例中枢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根据听觉
电生理检查结果，应有部分患者符合听神经病的诊断；1999年梁凤和等［8］报道
了17例。
临床特点
听神经病发病率较低，且多自幼年起病。1999年Rance等［9］在5 199例新生
儿期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中检出109例ABR异常，其中12例引不出
ABR，但微音电位正常，即听神经病在这组高危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约为0.23 %。St
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患者均为散发病例，虽然就诊时患者年龄跨度较大，但
都是自婴幼儿或青少年期起病。听神经病发病率无性别差异。
1．病史：大多数患者主诉双耳听不清说话声，存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交流困难
，少数病例伴有耳鸣等，且多自幼年起病。均无耳毒性及噪声接触史，可有耳聋家
族史。
2．纯音及言语测听：听神经病患者的纯音听阈呈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并
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听力图可以是以低频损失为主的上升型，也可以是为以高频
损失为主的下降型，还可以为平坦型曲线，但以低频感音神经性聋较多，Soliman
等［10］和顾瑞等［7］分别报道了一组病例，其纯音听阈都以低频损失为主。言
语听力差是听神经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患者言语识别率常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听阈
，Starr等［11］和Zeng等［12］推测言语识别能力差与听神经非同步化放电有关
。Rance等［9］则认为是到达更高位中枢的听觉信号发生语音畸变所致。
3．ABR：ABR引不出反应是听神经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ABR无反应的原因包括
：①没有神经活动；②神经传导阻滞；③听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或同步化放电遭
到破坏［1］。从听神经病患者存有可定量测定的听力，即有一定的神经冲动传入
来看，第3种情况可能性较大。而导致有髓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最常见的原因是
脱髓鞘。
4．诱发性耳声发射及对侧抑制：这里主要指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
t evoked otoacoustic emission，TEOAE）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
oduction otoacoustic emission，DPOAE），在听神经病患者中，即使纯音听阈表
现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诱发性耳声发射仍然可正常或轻度改变，同时微音电位也
多正常，这是听神经病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正常人的诱发性耳声发射存在对侧抑制
，在测试中给对侧耳加一定强度的白噪声，TEOAE的振幅一般下降2～4 dB［4］，
但在听神经病患者中这种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等［4］比较了1位听神经病患
者与普通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TEOAE对侧抑制结果，两人虽有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
，但听神经病患者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认为可能的解释有：①Ⅰ型听觉传入
纤维非同步放电不足以激动耳声发射对侧抑制；②仅仅依靠Ⅱ型听觉传入纤维维持
某些频率区正常的纯音听阈；③初级听觉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受听觉传出系统调控，
即传出系统的功能障碍是疾病的首发因素。由于白噪声并不能使听觉通路神经元同
步化放电，说明耳声发射对侧抑制反射弧的激动并不需要听觉传入系统同步化放电
。听神经病患者在有足够声刺激传入的情况下对侧抑制现象消失，提示脑干听觉通
路或听觉传出系统存在病变，第3种可能性并不能轻易排除。另外还要注意可能出
现的继发性耳声发射引不出，所以必要时应同时检测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13］。
5．中、长潜伏期反应：听神经病患者中、长潜伏期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Starr等［5］报道的成人病例中约半数可引出，这可能是由于中、长潜伏期反应
的检测并不严格要求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
6．声导抗测试：听神经病患者的鼓室导抗图均呈“A”型，提示中耳功能正常
；镫骨肌反射引不出。Berlin等［4］ 2例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比较发现，他们有
着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都为2 kHz处正常，但听神经病患者镫骨肌反射引不出，
其对照则可引出，而按一般理解，其至少应在2 kHz处可以引出。与耳声发射对侧
抑制相似，镫骨肌反射的激动并不依赖于听觉传入纤维的同步化排放，听神经病患
者在有一定听觉传入信号的情况下仍引不出镫骨肌反射，提示听觉脑干通路存在病
变。
病变部位
听神经病的病变部位尚未确定。由于ABR的Ⅰ波是由耳蜗内听神经纤维发生的
，Starr等［5］根据听神经病患者ABR引不出反应推测病变可能发生于听神经的远
端部分，包括内毛细胞，螺旋神经节细胞，两者之间的突触连接及耳蜗内的听神经
纤维。
Harrison等［14］利用卡帕损伤灰鼠(chinchilla)耳蜗内毛细胞而外毛细胞基
本不受累的特性，以期建立听神经病的动物模型。他用纯音诱发的下丘单细胞电反
应阈值代表纯音听阈，将其与ABR相比较，发现ABR阈值不成比例地高于纯音阈值。
这与听神经病患者纯音听阈与ABR不协调相似。但该模型毕竟引出了ABR波形，与听
神经病不符，但可以说明仅仅有内毛细胞的损伤不足以解释听神经病的所有表现。
Ⅰ型螺旋神经节细胞与内毛细胞连接的解剖结构特点有利于神经元同步化放电
［11］。在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由于细胞连接结构的破坏而使神经元放电丧失了时
间锁定(time lock)，进而导致ABR引不出和言语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另外，两者突
触连接的病变，从理论上分析，同样可以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内毛细胞合成及释
放递质的非同步化，必然导致神经冲动排放的非同步化。
外毛细胞是产生听力所必须的，但其与内毛细胞的关系，及与之相连的Ⅱ型传
入神经纤维功能至今未明，故它在听神经病中扮演的角色还难以定论。虽然诱发性
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提示外毛细胞微机械活动和发生感受器电位功能正常，但并不
能排除其他诸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外毛细胞与Ⅱ型节细胞突触连接等的异常。
但目前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
St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病例中，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外周神经病表现；有人报道［15-17］患有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的家系中，
部分成员出现听神经病表现，提示病变累及听神经。以上说明听神经病可能是一种
全身性神经病变在听觉系统的表现。Rance等［9］报道的12例听神经病患儿中均未
发现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可能是病变发展需有一个过程。
另外，根据听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特点，不排除同时存在两
处或两处以上病变的可能性。有些部位的病变为所有听神经病患者所共有，而另一
些部位的病变则为不同的患者所特有。
病因和病理
听神经病只是一个功能性诊断，迄今尚未确定其病因。由于听神经病多于婴幼
儿和青少年期起病，故患者新生儿期及婴幼儿期曾出现的疾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认为可能的病因有：①遗传性疾病如Charcot - Marie - Tooth综合征(包括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Ⅰ型及Ⅱ型)和费里德赖希共济失调；②免疫性疾病如格林
-巴利综合征；③感染性疾病如麻疹、脑膜炎；④毒性物质代谢性疾病如新生儿期
高胆红素血症；⑤各种原因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肺炎等造成的缺氧；⑥无明显诱
因。这其中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尤为引人注目，Rance等［9］普查的12例听神经
病患儿中，6例曾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浓度超过350 μmol/L，另
外Berlin等［18］报道的5例听神经病患儿也均出现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ABR既可以表现为反应阈值的升高，也可以表现为Ⅰ-Ⅴ波
潜伏期延长，提示胆红素可以同时影响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Gunn大鼠是一种极好
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动物模型。高胆红素血症的Gunn大鼠表现为ABR异常，微音
电位正常，耳蜗核和斜方体的体积和细胞均明显缩小［19，20］。但胆红素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如胆红素能否损伤听神经纤维？是作用于雪旺
细胞还是轴索？对内、外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细胞是否有损伤作用？对耳蜗支持细
胞和血管纹作用如何？胆红素对听觉系统的损伤到何种程度会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
？
部分听神经病患者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平均10年）出现外周神经病表现是本
病的又一令人费解之处。可能导致听神经病的病因除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外，其他
致病因素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控制的，如高胆红素血症、缺氧、感染等，那么它
们为什么要在若干年后才引起外周神经病变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除部分遗传
性和免疫性疾病先后累及听神经和外周神经外，其他听神经病与外周神经病无相关
性，发生于同一患者纯属巧合；②听觉系统对上述致病因素更敏感，病变发展更迅
速。究竟如何解释有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积累。
由于缺乏相应部位的病理活检，故对听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知之甚少。目前认为
听神经纤维发生不均匀脱髓鞘的可能性较大，其根据有：①听神经纤维不均匀脱髓
鞘可以解释ABR引不出，及言语测听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测听；②患者伴有外周神
经病表现，且都以脱髓鞘为病变基础；③某些以脱髓鞘为主要病理表现的外周神经
病累及听神经可出现听神经病的表现［15-17］；④某些中枢性原发性脱髓鞘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累及听觉通路可出现类似听神经病的表现。Starr等［5］报道的10例
成人病例中，有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
其中3例是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另5例仅有外周神经传导速度和腱反射异
常。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的病理变化以神经脱髓鞘为主要表现，神经传导
速度下降及腱反射减弱也是神经脱髓鞘的表现。但Pareyson等［21］报道了对81例
脱髓鞘性和21例轴索性外周神经病共102例患者ABR的研究，其中44例出现异常，主
要表现为Ⅰ波潜伏期延长，Ⅰ-Ⅲ间期延长，少数为Ⅲ-Ⅴ间期延长，未发现引不出
反应的现象。如果听神经病仅仅是听神经纤维脱髓鞘的表现，那么这与脱髓鞘性外
周神经病累及听神经的病变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不同的ABR表现？听神经纤维脱髓
鞘到何种程度方引不出ABR，到何种程度只引起ABR波潜伏期的延长？听神经脱髓鞘
是由于雪旺细胞内髓鞘成分降解，还是由于雪旺细胞死亡所致，或着两者兼有？由
于雪旺细胞属于稳定细胞，可以通过增生修复损伤，如果脱髓鞘是雪旺细胞死亡所
致，不可逆性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抑制了雪旺细胞的再生？
治 疗
目前对听神经病尚缺乏十分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是否适合佩带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尚存有争议。Starr等［5］认为佩带助听器对改善听神经病患者的听力无
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负面效果。Rance等［9］的报道则积极得多，在15例佩
带助听器的患儿中7例在使用1年后无改善，另8例患儿的言语识别和一般听觉反应
都有明显的改善，这至少表明听神经病患儿存在通过佩带助听器改善言语识别技巧
的可能。因此Rance推荐所有行为听阈异常的外周神经病患儿都应该佩带助听器，
但这是否适用于成年人，尚待证实。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明显改善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但听神经
病大多数只表现为轻或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其预后较难预料。在听神经纤维脱髓鞘
的情况下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如何？Shepherd等［22］报道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
神经，产生了可传导的动作电位；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神经纤维也可引出ABR［
23］。但髓鞘缺失与不均匀脱髓鞘是不同的。Rance等［9］报道1例听神经病患儿
人工耳蜗植入1年后，其言语识别能力没有任何提高。该患儿未引出电刺激诱导的
ABR，提示听觉脑干水平存在病变，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出现于每位听神经病患者
，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听神经病是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值得注意的问题
听神经病的出现提示对于一些听觉检查结果矛盾的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及在高危
新生儿听力筛选中，有必要同时进行ABR、TEOAE和DPOAE（和/或耳蜗微音电位）检
查，以免漏诊。
听神经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的产生是由于病变不同还
是由于同一病变而程度不同，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这提醒我们在临床中对于不同的
听神经病患者应根据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综合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处理。
听神经病的命名是否恰当，其病因、病变部位、治疗及预防等都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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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论文范文第9篇
1.1中医临床诊断方法与理论分析：中医对患者病症的临床诊断是建立在将患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疾病症状的发生则是病因对于人体造成的一种整体反应，中医理论基础强调“天人合一”、“形神统一”系统整体的生命观，动态把握人的整体生理状态和病理过程。中医理论通过四诊八纲对疾病进行辩证分析，实现患者病症的确认和诊断。从中医诊断的理论与方式看，对于患者病症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视宏观、把握整体以及以辩证方式实现病症诊断的特点。这种临床诊断方式和思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上述突出特征优势的同时，也由于在进行患者病症诊断确认过程中将辩证所取得的“证”作为其临床诊断的所有信息凭据，导致在患者病症诊断确定中缺乏对于微观细节的分析，因此，其在实际的临床病症诊断中也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性。
1.2西医临床诊断方法理论分析：与中医诊断理论不同，西医在进行患者病症的临床诊断中，其病症的诊断是通过对于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物理、生物、化学、各种仪器设备的应用，在对于患者进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实现患者病症原因与具体情况的确认诊断，同时对于患者病症发生与变化、病理特征等实现诊断确认，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理论的发展成熟，在临床诊断中的理论技术与经验也越来越成熟。但是，根据西医诊断的理论方式，其在实际诊断应用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西医诊治中过于重视微观和局部，在人体的整体性上考虑相对欠缺，因此，在实际诊断应用中也存在着一定不足。
1.3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诊断新思路：结合上述中医、西医在临床诊治中各自的思路方法及诊断理论，明显可以看出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诊治体系，一种以辨病诊治为主，一种以辩证诊治为主，在实际的诊治应用中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优势和不足，有学者根据中西医诊治的不同体系特征，将中医诊治归结为感应综合性科学，西医诊治归结为因果分析性的科学，在临床诊治应用中二者从不同的方法理论出发，但是都能够获得同样的真实有意义的资料。根据各自的特征，又有学者提出在临床病症的诊治中，以现代西医的诊断方式进行疾病的诊断，同时通过中医的辩证理论实现病症诊断的分型，将两种诊治方式在临床诊断中相互结合，实现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病症诊断分型方法，以在临床中进行应用，提高临床病症诊断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综合性，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进步。
2中西医结合进行综合治疗的新思路分析
临床中，在对于患者的病症原因以及病理变化、特征进行诊断确认后，就是针对患者病症开展的治疗。根据上述对于中西医进行临床诊断的特征分析，在患者病症诊断确认过程中，结合两种不同诊治方式各自的特征优势。那么，在对患者病症治疗中，可以选择中医、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也可以结合患者需要，以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方式实现患者病症的临床诊断，进行两种或者是多种治疗方式的综合应用，来实现患者病症的治疗控制。其中，中西医结合为主的综合治疗，在实际应用中，分为中西医治疗方法的综合应用及中西医药物的综合应用，它们都属于中西医结合实现患者病症综合治疗的范围。其中，中西医治疗方法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对患者病症的临床治疗中，中医治疗辨证论治，同时，还强调“以人为本”、“治末病”、“因时因人因地制宜”的治疗思想，中医治疗主要以中药、按摩、针灸、推拿、穴位等治疗方式为主，而西医则是以药物和激光、理疗、放疗、手术等多种治疗方式为主，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可以结合患者病症情况，选择两种或者是多种治疗方式。以中晚期食管癌为例，除了手术治疗外，局部的放疗、化疗也是治疗手段之一，而作为整体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药，在手术前后的应用，能加快术后康复，提高免疫力，促进造血机能，清除潜在的残存的癌细胞，减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提高生存质量，延长寿命。可见，中药、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等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将成为肿瘤治疗的最佳方法。其次，以中西医药物的应用实现患者病症的综合治疗中，其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第一种是使用中西医药物联合组成的固定复方制剂，进行患者病症的治疗，比如，在对胃病患者的中西医药物结合治疗中，可以使用胃仙U进行治疗，维C银翘片也是中西医药物结合制成的复方制剂。第二种中西医药物结合的综合治疗则是指不固定联合使用治疗形式，比如，在进行上呼吸道感染病症的治疗中，可以使用金银花和青霉素药物联合应用。中西药物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
3结束语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1篇
时间： 2003-3-18 作者：鞠 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2篇
自西学东渐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根植，中国形成了中、西二元医学并存的格局。中医和西医两大阵营之间虽然存在着相互竞争与排斥的现象，但中、西医之间的相互借鉴与结合日渐成为主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医学理论与临床上，中、西医学结合已蔚然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中、西医之间的相互借鉴与结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基本问题就是中、西医学名词术语之间的对应性问题。就临床诊疗实践和临床科研而言，中、西医病名之间的对应性问题尤为关键。早在上世纪30年代，作为当时全国中医最高学术机构的国立中央国医馆就以统一中、西医病名为首要工作，但由于该项工作在方针、方法上存在较大问题，中医界和西医界都不认同，结果中途而废。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中、西医学界在中、西医临床、教学和科研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西医病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积累了不少成果，但一直缺乏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西医病名对应关系的专著。这一空白在本世纪之初终于被林昭庚博士和他所领导的团队所填补。
中国医药大学资深教授林昭庚博士以中、西医双重背景的专长，汇集台湾当代中、西医学结合专家的热忱、智慧、经验与毅力，前后费时共计12年，编成《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不仅为中西医结合之巨大工程，更是迄今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国所完成之中西医学病名汇编及工具用书中，数据最为齐全的书籍，极具可读性及可参考性。该书以现代医学的病名为纲，搜罗历代中医文献可与之对应或近似的疾病名称，力图让中、西医病名对应汇通，旨在化解中、西医学之间的争端疑惑，更进一步提供中医学者了解现代医学、西医学者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的机会，让彼此有良好的互相学习、讨论与沟通管道，有助于中、西医结合医疗的发展，早日达到“中西医一元化”的目标。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一书是目前唯一的中西医病名对照之工具书。该书之主编林昭庚教授中西医学之学识修养深厚，在台湾与海外学术界颇富声誉，国内外230多篇，著作32种，以其学术成就在台湾获奖，亦受国际学术界之肯定，国内外院校机构聘为荣誉院士、教授等殊荣达30项，对中西医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副主编共4人，均为博士或副教授、硕士资格之中西医专家学者。编著者36人亦多为兼具中西医师执照，且任职于台湾医学中心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西医疾病之范畴有极多共识，亦共同历经12寒暑，克服困难，终于完成此书。对中西医学界来说，《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的出版，堪称空前壮举，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值得高度肯定与赞许!
就《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内容及编排架构来讨论，第一版以现代的“国际病名分类”为基础，逐一从中医典籍中找出相对应的证型，之后还加入了“实验诊断”的部份，让读者知道可以协助诊断的现代检验项目，并且以中、西医的角度，分别详细叙述该疾病的定义与临床症状，同时根据作者的临床经验，比较该疾病中、西医学上的不同，获得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的肯定。该书繁体版本是由台湾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出版，第一版自1992年着手编写，于2001年出版，而大陆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之简体版本，乃为第一版之版本。
鉴于中西医病名繁杂，林昭庚博士再度集结多位台湾当代中、西医学结合专家，共同参与该书的再版工作，经过了3年的努力，再完成了《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第二版》，于2004年出版，该书亦是根据作者们多年的临床经验，选取适当的中医病名作为对照，所选取的中医病名乃以相关中医文献为依据，内容较第一版更为丰富，全书共5册，约400万字，引用并参考458部中医文献，西医书籍86本，专门探讨中西医学对于同一疾病，其定义、证候与诊断上的相似与相异点，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巨大的著作。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第二版》以第一版的《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为基础，收录新增的西医疾病病名有133种，总西医疾病病名数达到997种，中医相关病名1759种，编次的原则系根据“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之编号顺序为蓝本，只要该书上的西医病名能找到相关的中医病名与病症，则尽可能地予以收录，依序分成传染病及寄生虫病、肿瘤、内分泌、营养及新陈代谢疾病与免疫性疾患、血液及造血器官之疾病、精神疾患、神经系统及感觉器官之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妊娠、生产及产褥期并发症、皮肤及皮下组织疾病、骨骼肌肉系统及结缔组织疾病、先天畸形、周产期病态、征候、症状及诊断欠明之各种病态、损伤及中毒等共18章，997篇；其中第十八章为“中西医病名对照表”，首列西医(中文)病名对中医病名对照表，次列西医(英文)病名对中医病名对照表，再列中医病名对西医病名对照表，以便于读者检阅。
书中每篇病名的编排项目分成6大部分，依序为本书编号、国际疾病分类(ICD-9/ICD-10)编号、现代医学病名及定义、中医相关病名及文献出处、诊断要点、综论等内容。该书特别将国际疾病分类编号写入，使读者在查阅内容时，除了以书中目录为指引外，亦可以“ICD-9/ICD-10”为指引，以利国际学术交流。
而“中医相关病名及文献出处”则根据该篇西医病名的临床症状，参考中医基本理论与临床经验，选取适当的相关中医病名，因中医是以“辨证论治”为基础，故一个西医病名，可能因为许多不同的临床症状而有数个相关的中医病名；而不同的西医病名，可能因其有共同的临床症状，而有相似的中医病名。以该书编号1的霍乱为例，西医学的霍乱(Cholera)乃霍乱弧菌侵犯于小肠所造成的急性传染病，过去在夏秋季节常有大小不等的流行。而中医学对霍乱一病的论述，可概括为两阶段：清代以前所论的霍乱，是指急性吐泻之疾，无流行传染之征；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后论及的霍乱，既包括了前者，更阐发了因“瘟毒”或“疫疠”所引起“阖户沿村，风行似疫”的传播快、流行广的真霍乱病。中医学所论的霍乱与西医学的霍乱，名称虽然相同，但含义并非一致。中医的霍乱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了以急性吐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病性急重的疾病，如西医学中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等相关疾病。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3篇
2006年10月，湖南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建议中医药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政府相关部门很快作出回应，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卫生部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虽然问题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澄清，但还是把中医的科学性问题提到了公众的面前。从当时学术界的反应来看，围绕这个问题的论争相当热闹，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样的论争其实早在近代中国就曾经出现，那时的相关讨论被命名为“中西医论争”，以后又有赵洪钧等的著作为之记录、评价[1]。这场论争与上海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所以我想从上海的角度，去回顾这一场中西医之争，这可能会对我们当前讨论中医存在意义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近代中西医论争之历史性回顾
中西医的区分比较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后出现的事情，鸦片战争时期，西医随教会医院在中国各地形成相当的规模，中西医论著的交流、以致相应的评价、论争也日渐频繁。受此思潮影响，侨居于上海等地的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6）作《废医论》，主张废止中医。以后其学生、活跃于上海政治思想两界的章太炎，也继承其观点，以西医理论为依据，对医学如何走出传统提出了看法。但章氏早年所著《医术平议》，基本上还是继承了《黄帝内经》中的思想，即便是以后被收入《章太炎医论》中的言论，也主要对中医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而非对中医作全面之舍弃。故其弟子章次公曾曰：“（我）执赘门下，言医药之学启发恳至，采获良多，而诏学成之者三事：贵习群方、用资证验，一也；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取元明诸家，以长沙为师者，二也；兼采元西之说，以资攻错三也。”[2]可见太炎先生在医学上是要求中西并用的。受到开展洋务运动的李鸿章、维新派梁启超及改良派郑观应等思想家的影响，上海于1904年创办了《医学报》。这被认为是医学界觉醒的重要标志。它提倡引进西医，对当时中医界存在的弊端加以批评，当然于批评中医方面则日趋峻急。这样中西医间的析辩有了一个学术上公开展现的平台。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多限于学术，尚不及反映体制的建置。至民国时期，西医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废止中医论者渐多，于是有了1916年的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主张全面废止中医。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曾受公费资助赴日留学，1916年于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后开业行医，主编过《中华医学杂志》等。除著有《灵素商兑》，尚有《医学革命论》一、二、三集，辑录关于批判中医的文章。他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在观点上有继承章氏之特点，但受时代的影响，更多取否定中医之态度。以后成为医学界排除中医入学系的中坚。1929年其作为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提出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为反对“废止中医”，国内医药团体曾两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四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请愿活动，影响十分重大。迫于医界压力，此提案最终被取消。医学界反驳余氏舆论中，最为典型的是恽铁樵（1878-1935），名树钰，江苏武进人。1916年因丧子攻学中医，曾兼上海各中医学校讲席。主要著作22种，被编为《药医学丛书》。他通过著《群经见智录》，对阴阳四时五行等医学理论做出分析，提出中西医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次年他又著《伤寒论研究》，再次通过阐明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对余云岫《灵素商兑》全盘否定中医的观点作出回应。以后他的弟子陆渊雷等又撰文，对他的观点作出呼应。期间，余云岫等人通过公开致函、发表文章等方式加以应答，于是形成中西医学术论战之高潮，而往复论争之中心仍是在上海。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请准中医入学系，中西医之争遂反复反映于上层。同年上海医师公会成立，以废止中医为核心宗旨。以后中西医学术之争不断，有时甚至相当激烈。直至建国以后，两家之争方暂时停息。值得注意的是，此间之大事件还是多发生于上海。虽然这中间我国的政局有许多变化，中央政府历居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然有中西医论争的事件则往往在上海发生，再蔓延于他处。所以可以说，这一场论战的核心还是在上海。其间原因，我认为与上海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前沿作用有关。地处沿海的上海，较早获得了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于是置身其间的知识分子，较早对如何改革传统文化科学，作出了思考。他们在当时时代起到的开先风气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分的。
二、问题核心在于中医理论体系评价
回顾这段历史，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从文化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于是注意到当时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着多样的角度，除了从政治、社会层面的思考，经验、疗效方面的说明之外，他们还较多地作出了学理层面的考察。余云岫曾说：“处今之世，为今之人，况在以科学救国为急务之中国，宜挟科学以号召乎？抑挟玄学以号召乎？”[3]这里就将西医等同于科学，而把中医归之于玄学之列。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玄学，几乎与传统儒学、甚至愚昧迷信地位同等。对于这一说法，已经有人加以反驳，有些学者指出，关于中西医关系的结论，不能下得过于独断，“务宜平其意气，去其主奴，广其思益”，[4]不然只是一个盲目者。这里蕴涵着如何看待中医，中医是否只是经验的堆积，它是否已经具有理论体系等问题。各位医学界人士对如何看待中医理论，它是否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许多学者对中医的阴阳学说展开探讨，指出它的合理性及在我国医学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但也有人对中医的五行六气说的合理性提出怀疑。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他提出《周易》《内经》的基础都在于四时，说：“易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之运行……故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5]这是就两者的基本理论提出看法。这样的见解在当时医学界还是很少见的。在此基础上，恽氏还吸取前人观点，对阴阳四时五行等医学理论做出分析。他说《内经》中反复谈五行，是由于“《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化收藏之变化，则予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也”。[6]另外他还就五行相生的顺序及四时递变作出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的结论，对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加以了提示。恽铁樵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被杨则民阐发为是辩证法的方法的体现，被医学理论界普遍地认可，以后成为中医学界公认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对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加以了比较。还有学者就中医传统理论的不足、缺陷加以思考，并就如何吸取西医之长，作出中西医汇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引出的后果非常积极，它成了对中医理论进行回顾、反思的契机，也是使中医得到触动与发展的好机会。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中医病名；诊断；标准；病证结合
病名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辨病是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内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机可究、规律可循、证候可辨、治法可用、预后可测，临床治疗的目标主要也是针对病。但目前中医病名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临床诊断、论文著作、科研课题等，大部分都使用西医病名，中医病名被弃而不用，或仅称属中医“范畴”。因此，必须制定中医标准病名，作为国家标准加以颁布实施，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维持中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
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最早即是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黄帝内经》所记述的病名逾200种，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无论是《伤寒论》论外感病，还是《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都是以病为纲，病脉证治并重。此后历代医著如《诸病源候论》、《景岳全书》、《医宗金鉴》、《证治准绳》等，以及近代临床各科的中医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症)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因此，继承中医学的病名及诊断十分必要。
病证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基本方法，诊断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证候又能准确地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关系犹如经纬纵横交错，使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在病位的表里上下与脏腑经络，病性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病势的进退深浅3方面达到3维统一。中医病名融于中医理论体系，能正确引导临床辨证与施治。与证名诊断一样，病名诊断是中医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内容，取消中医病名不仅仅是病名被取消了，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病证结合诊断特色也没有了，更谈不上中医的优势、生命力和发展。
2中医临床必须使用中医病名
就临床诊疗的目标来说，中医与西医所针对的都是疾病，在这一点上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学的不同，所导出的病名体系必然不同。中、西医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状相互组合而构成。在病因病性方面，中、西医的概念基本不同，中医的风寒湿热、痰饮瘀血、阴阳虚实、劳瘅痹厥、胀脱痿痛、癌瘤瘕、痈疽翳障等，西医称之为细菌、炎症、变态反应、免疫紊乱、功能亢进、减退、衰竭等等，而气、血、水、脓、毒、火(炎)等概念，中、西医则都将其视作基本的病理改变。在病位方面，虽然中、西医的解剖名称基本相同，但中医学的认识相对笼统而西医学的概念以精细为特征，由于中、西医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功能诊断、临床综合征诊断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而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较冗长而复杂。与之不同，中医学病名极为精当简炼，每个病名实际用词一般只有2～4个字，不一定将每个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质属性概括无遗，而可通过辨证诊断使之得到补充。正是由于病名诊断与辨证诊断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使中医学的病证诊断完整地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具有中医之特色。可见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既有关联而又不等同，中、西医病名的对应关系是模糊的，即“是也不是，不是也是”。
中医临床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准确而规范的中医病名。中、西医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对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某些中医病名目前尚不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主要是由于受西医病名的冲击，加之近代中医一味地强调辨证而不重视病名诊断所致，而不是中医病名脱离了实际，导致广大群众不能接受。只有规范中医病名，坚持并强化中医病名诊断，方可使中医病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才有益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学的优势。
3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
中医的许多病名，如破伤风、托盘疔、胬肉攀睛、鹅口疮、舌菌、痄腮、阴吹等，精炼简捷，见名知义，易于掌握。中医有不少好的病名，如历节风、破伤风、感冒、红丝疔、缠腰火丹、蛇头疔、乳岩、天行赤眼、蟹睛、骨槽风、鼻渊等，其命名科学确切，名实相符，正如宋·张杲《医说·疾症》所谓“古之论疾，多取象比类，使人易晓”。因此，这些中医病名一直沿用至今，为人共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乱、伤寒、破伤风、风湿热、感冒、麻疹、癫痫、子痫、白喉、痔、痈、痛风、风疹、云翳、脚气病、牛皮癣、梅毒等，在西医传入中国时，便为西医所引用。
中医强调辨证，并多以症为病。但辨证毕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情况，症则只是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而通过诊断所确定的病名，代表着对疾病最本质的认识。病名诊断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临床施治，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说明不同疾病可以有自己的专方、专药、专法治疗，如肺痨若不治痨杀虫，则辨证治疗效果欠佳。虽然异病同证时应当同治，但治疗也应根据病而有所区别，如胃疡、久泄均可见脾虚证候，在补脾益气同时，胃疡者常结合理气止痛，久泄者则常兼利湿止泻。同时病名诊断亦可指导辨证，因为每个病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往往可体现为不同的“证”，各证出现的频度也不一致，如风眩最常见的证型为肝阳上亢，而阴阳两虚则较少见，有时病人可能仅有血压增高，而其他症状不明显，以致无症而出现无证可辨，此时则可根据风眩而首先考虑为肝阳上亢，采用平肝潜阳的治法。
4取消中医病名必将导致中医学的灭亡
有学者提出，中医病名改革应大部分采用西医病名，或中、西医病名并用，这样方有利于中医现代化，并能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2]。也有人认为“取消中医病名中医灭亡不了”。这些观点显然都是不对的。中医临床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医学需要与国际接轨，但绝不能用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因为中、西医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等基本概念不同于西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等理论，把西医的病名搬过来，套在中医学的头上，则名实不相符，无异于穿西装戴瓜皮礼帽，这无疑会给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思维方面的负面效应。
中、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认识疾病的角度不同，那种“西病中证”式的诊断无异于“人头马、美人鱼”之类，似是优势互补、强强相合，但实际上只会使中医学走向灭亡。因为用西医学理论来衡量中医学，不仅只是病名不科学，中医学的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之类病因，肝之开窍于目，脾主运化与统血，经络的解剖结构，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药理论等等，统统都无科学可言，都应在废弃之列。坚持中医病名是保持和发扬中医学体系的要害所在，是中医学生死攸关的大事。设若中医学取消了病名，则说明中医学对“病”没有认识，中医只知辨证施治，不会诊病治病，那么中医学还有何“术”可言呢?取消病名，就会使中医学术一溃百溃，一发不可收拾。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部分，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人已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出现了文化自卑，不少人对中医的知识财富不相信，甚至抵触，这并不足为奇。癀瘕、卑傈、旭痹、瘅等字都不认识，这是由于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落叶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医学术消亡的前兆，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的中医，如何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3，4]。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否认中医理论体系，妄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必然失败。1933年下发的《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之所以遭到反对而没有实施，其主要原因就是武断的认为中医病名不科学，要统一则必以西医病名为标准，这是其夭折的致命之处。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中医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可以断言，取消中医病名只会是重蹈复辄的命运。恽铁憔在《论医集·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之商榷》说：“今若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医学说，则名实不相符。若废中医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不为此，则为彼，更无回旋余地。例如《伤寒》一书，包括支气管炎、肋膜炎、胸水乃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射病、虎列拉等等，假如使用此诸名色，初步，《伤寒论》本文，将渐次无人研读；进一步，必《伤寒》方无人能用；及后一步，必讲究注射灭菌。如此，则中医消灭、中药消灭。是故用中医病名为统一病名，在此必争，是非得已，不止名从主人而已。”先贤之见在当代中医界已被印证，这不正是废弃中医病名之恶果吗？
我们应从病证结合的角度，站在发展中医理论与保持中医特色的高度，坚持中医病名诊断，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摒弃“重证轻病”、“西病中证”等错误观点，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深入开展对“病”的研究，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5规范中医病名体系
任何学科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病名学术也不例外。中医病名规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则，必然也只能是继承性原则，要从蕴藏前人丰富经验和理论的历代医籍中整理、挖掘中医病名，切合临床实际者用之，不符合临床实际者改造之。在此基础上本着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准确性等原则，全面系统地开展病名体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中医病名学术体系。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5]疾病部分即是本着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宗旨，采用继承、挖掘、引申、创新、引进等方法对病名进行分化定义，从而使中医病名学术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体系。
现代医学制定有国际疾病分类(1CD)等国际标准和国内的《疾病分类与代码》。但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与西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来名词规范中医疾病名称。现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被弃用，没有中医的病名体系，这将使中医学术处于灭亡的境地，因而必须加紧中医病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中医学者开展中医标准病名的研究，建立中医标准病名体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弥补前段标准化研究的不足。中医标准病名研究应按照中医理论体系，严格区分病、证、症概念，在继承原有病名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病名，按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分化、扩展中医的病名。该研究可为中医学术提供全面标准的“原件”，不断完善中医疾病体系，并能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起到指导作用，也有利于保护中医学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朱文锋，贺泽龙．论坚持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2)：50-52.
[2]苏玉仑．中医病名应改革[J]．中国中医药报，2000，5：31.
[3]刘理想，张其成．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报，2006，10（13）：8.
西医学论文范文第15篇
西医学依靠分析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中医学则依靠宏观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以分析为主的微观科学在发展了数百年后出现了现代的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在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灰色系统、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不少学者将其与中医学进行渗透、研究，但成就不大。其原因，不是大方向不对，而是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将中医学理论破译、诠释，还不足以使中医学理论升华到新的理论水平，出现新的理论平台，出现新的突破。比如，美国1965年模糊数学问世，“”结束以后传入中国，立即与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交叉。中医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都可以用模糊数学进行诠释。中医学的“君、臣、佐、使，取类比象，大数法则”等均是模糊推理。中医学的诊断，是一种模糊诊断。中医学的治疗，是一种模糊综合评判。虽然，模糊数学说明解释了中医学的很多概念，使某些理论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高度，有了一个现代科学的解释。但是，十几年来只看到模糊数学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出现了模糊冰箱、模糊洗衣机、模糊电脑，在提升中医学方面却未有长足的进展。这如前所述，主要是宏观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完全诠释中医学，进而提升中医学的高度。那么，什么是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呢?长期以来，我看了很多有关突破口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章所述观点很难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就是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随着微观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西医学，已将单因素疾病的治疗不断攻克，比如某些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创伤等，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多因素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性疲劳综合症、衰老等，西医学就收效甚微了。而中医学就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宏观医学上，随着宏观医学的发展，一些多因素疾病将得到攻克，从而对人类生命的延长，对人类健康进一步做出重大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山之石就是宏观科学。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医学发展中困扰我们的现代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与独特、中医不能西医化等一系列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现代化与传统化: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提升中医学，自然就是现代化，将传统医学上升到了一个现代化平台，自然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传统的光大，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中医不仅毫无疑义，反而笑逐颜开。国际化与民族化:用现代宏观科学语言诠释中医学，才能真正国际化，才能让国际科技界、医学界，听懂中医学的语言，了解中医学的特点，接受中医的治疗，扩大中医学的影响，才能使民族的东西国际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因为它有鲜明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特点，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融。中医学的形成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有一个深厚宽广的文化背景，所以它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汲取了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丰富营养，也汲取了大量古代当时发达的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物候学等宏观科学的合理“内核”，与当时医疗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中医学。所以，实际上它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在现代科学剧烈的分化与结合态势下，如何实现中医学在现代层次上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这并非易事怎样解决?只有把中医学定位是宏观科学，只有用现代不断前进的宏观科学去研究、诠释、提升古老的中医学，这个矛盾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融合与独特:预言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大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医学科学当然也不例外。
二、但是融合决非指学科分科的消失。
融合即是综合，中医学将在21世纪随着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趋势而大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医不能西医化:中医学是一种宏观科学，研究、发展中医学就应该用宏观科学来研究、来发展，促使其提高。如果用西医学微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可以的，也应大力提倡，但是其成果只能是西医学的成果而非中医学的成果。比如:中医学者用西医药学的方法从青蒿中发现了治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虽然是中医药学者发现的，但是这也是西医学的成果。正如，上世纪上半叶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从黄连中发现黄连素一样，这都是西医的成果。虽然发现了黄连素，西医用黄连素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已不佳;但是中医仍然用黄连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仍然很理想。黄连久用不衰，已长达2000年。但是，发现青蒿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对疟疾的治疗有巨大的意义。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下去，争取有更多的发现。用西医学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去大力研究中医、研究中药，这是西医学的发展。中医现代化使用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其结果不是西医化，而是“中医”化，是中医学的提升、拓展、提高，更“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才可以真正出现“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美国的中医专家邱国柱先生在为《中医现代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将不是中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疗效，或探讨其疗效和机制，或解释其理论原理。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比现有医学更高更深的高度综合化的人体生命科学。中医学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发挥本身的优势，从而达成中医的现代化”。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方法论总的精神:以客观总体为着眼点，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动态性。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这点，如钱学森先生就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话。
三、解决中医发展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
同志1995年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中医学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要想创新，就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就要抓富有创新内涵的教育。中医的教育，应加大现代科学的讲授范围，主要应将现代宏观科学的学科，向中医学院学生渗透。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及其最新进展。其中尤以现代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为最应“渗透”的内容。本身原为宏观科学的中医学，应该而且可能随着宏观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中医学应尽快与当今各种飞速发展的宏观科学交叉、渗透，出现各种新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发展的沃土是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说过，这块沃土是一块处女地，一经耕耘，即可收获。从人才角度看，懂模糊数学的有几人精通中医学，懂中医学的有几人精通模糊数学?中医界缺乏大量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人才是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出自交叉学科，中医学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预言，中医学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大力促进现代宏观科学的发展。中医学院人才的培养，应出现中医学与现代宏观科学的双学历学士、双学历硕士、双学历博士，培养交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横断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推动中医学的飞速发展。比如，目前就应培养精通中医学又精通混沌理论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出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新的分支:混沌中医学、模糊中医学、系统中医学、信息中医学、控制中医学等。中医学院的学生不学高等数学是一大缺憾。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四、中医学实际上很好的运用了古代数学成果——大数法则。
而一般的高等数学达不到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有用高等数学的最新分支、最新发展与中医学进行交叉，才能发展、提升中医学。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按上述的大方向逐步做起，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用现代宏观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中医学）现代化的中医学。这就如古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医界应力戒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固步自封、囿于成见、浅尝辄止的不利于发展的陋习。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中医学发展的势头不强劲，问题出在中医自身。中医学前进不快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强调外因，应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自立才能自强，中医能自立而且能自强!这样发展的结果，笔者设想在我国将会有两种医学——西医学与中医学，或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一种病会有西医学(微观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和中医学(宏观科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患者与医生均会各择其优，或者是二者结合治疗。21世纪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组成崭新的生命科学。笔者这种观点，将会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受到现代科技界的认同，受到广大中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赞同，也会受到远见卓识的广大老中医的赞同。中医学的深化研究，必然涉及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和西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未能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发展。
五、中西医学结合学者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西医中人员陆续培养出来，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力量，其成员大部分为高级西医临床与教学人员，西医理论造诣深，又系统学习中医，中医也精通，数十年来，基本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说明中医、论证中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6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学生由于要当医生，就必须懂西医，这是客观环境压力所造成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就业的压力，逼着他们也得懂西医，能使用听诊器，能处理急诊(中医院也得有急诊室)，成为一批中学西人员，他们也在搞中西医结合，也搞出了不少成果，其方法也使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医学的方法去研究、论证、说明中医。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沈自尹院士的《肾的研究》，把肾阳虚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说清楚了。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西医结合最突出的价值是临床上的应用。中西医结合使很多疾病的治疗上了新台阶，出现了新的疗效水平，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国外人士，尤其是广大华人归国治病，大都是奔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而来的。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生命力。中医学的定义是什么?笔者给中医学下了一个定义:中医学就是中华宏观医学。中华宏观医学是中华民族用整体的、宏观的理论去解释人体产生的生理与病理现象，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靶点、多成分的整体调控的方法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种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是一种中国古代形成的独特的宏观医学，它是当时中国古达的宏观科学与当时医疗实践不断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宏观科学水平和医学水平。2000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简单明了的对中医学的注释就是中华宏观医学，简称中医学。他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中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宏观的方法研究中医学，用上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宏观科学来研究中医，这种宏观科学在21世纪将有大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医学的发展。西医学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西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微观的方法研究西医学，西医学将随着微观科学的发展而继续长足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仍然要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主要将沿着用西医的方法、思路去印证中医的疗效。从中医理论中找到西医解释的突破口，从中药中找到更好的有效成分或单体等。总之，中西医结合就是将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进行沟通。
六、人体的生命科学将由三部分组成:宏观医学(中医学)、微观医学(西医学)、宏观与微观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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