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全国第16位上升到第4位，仅次于北京、广东、山东。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省跨入了小有名气的工业省行列。浙江现象和浙江经验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浙江奇迹得益于企业家创新、基层政府的主动支持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性默许(叶航，1999)。浙江模式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史晋川，2004)。温州模式是浙江模式的精髓，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不断扩张的市场秩序。市场经济率先在温州成长起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充裕的企业家资源;二是地方政府的保护性默许。但是，当前企业家和政府这两个因素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企业家精神正在消失，表现为大量企业家海外移民、大量人才选择报考公务员而不选择创业。另一方面强势政府正在兴起，表现为官僚政治倾向有所明显。官僚政治的不断成长将会制约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阻碍企业家创新和分工体系演进，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此外，其他不利因素也凸显出来，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能源紧缺问题、人格化交易问题、道德缺失问题、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等。这些因素对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强大阻力。改革与发展，转型与升级成为当前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试图从分工演进的经济思想中探寻浙江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分工理论的经济思想述评

分工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从交换、生产和历史三个视角来进行分析。这三种视角下的分工理论各有特点，交换视角的分工理论侧重分工是如何形成、演进，生产视角的分工理论侧重于企业内分工如何形成、演进，不足之处是两者都没有区分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的差别。历史视角的分工理论用辩证统一的方法分析了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的矛盾，深刻剖析分工的演进动力和分工带来的利弊。以下选取有代表性的分工理论进行简单述评。(1)斯密。他既是交换视角也是生产视角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劳动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促进了劳动分工，分工的专业化带来技术变迁、知识积累，进而产生了报酬递增。(2)杨小凯、贝克尔。交换视角的代表人物。杨晓凯认为分工使收益递增，但是分工深化使交易成本增加，分工深化受交易成本的制约。贝克尔认为分工扩展受知识积累和协调成本共同作用。协调活动的知识为社会一般知识，主要是合作的知识。贝克尔认为共同知识、利他文化、特定制度、产业集聚、鼓励企业家创新的制度均能降低协调成本，从而促进分工演进。(3)熊彼特。生产视角的代表人物。熊彼特提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分工)。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内生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4)马克思。历史视角的代表人物。用辩证唯物论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认为分工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因素影响。把分工分为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之间存在相互联系。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企业分工不断演进的动力。众多代表人物中，只有斯密和马克思对分工造成不利进行了思考。斯密提到了分工导致的过度专业化使人类的同情共感能力降低，摧毁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理解能力。马克思明确提出分工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麻木和愚昧，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

二、浙江经济分工演进的阶段特征、机制

根据工业化进程，可以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乡镇经济时代、县域经济时代、区域经济时代。对比三个时代中产业组织、企业家、政府功能变化，可以归纳出浙江经济分工演进的三大动力机制:制度演化倒逼机制、工业化动力机制、产业集聚区域空间叠进机制。

(一)乡镇经济时代乡镇经济时代指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此阶段企业以个体户和家庭作坊为主，规模很小。企业家才能表现为个人商业才能。政府功能体现在乡村干部和乡政政府这一级别上。私营企业的兴起使分工合作得以在企业内部进行。此阶段家族企业制度起着重要作用。家族企业内部成员对利益判断的相对一致性和家长式的决策方式在企业内部较为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使分工在家族企业内部展开。家族企业制度建立的基础是人格化交易，人格化交易的优点是降低了交易费用、机会成本，缺点是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在企业创业初期，建立在家族企业制度上的人格交易具有很大市场前景。创业初期的企业家不仅是管理者、还是销售者。由于企业规模小，企业家的主要精力放在市场开发上。温州商人的足迹遍布全球，正印证了此阶段的特征。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浙江一直处于计划经济的，基层政府(乡村干部和乡政府)能默许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以改善生活。此时，增量改革在浙江温州率先展开。

(二)县域经济时代县域经济时代指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此阶段企业规模开始扩大，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并开始向以产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集聚。企业家才能表现为工业家才能。政府功能体现在县、市级政府。家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是一个重要制度变迁，标志着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化，是市场分工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此阶段，温州模式的困境已经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人格化交易阻挡家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强大的社会关系网阻挡外资进入温州，温州模式陷入低端锁定。2003年温州人均生产总值已经位列浙江省后列。与温州不同的是，浙北、浙东是以乡镇企业模式进入工业化。乡镇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具有动力机制，股份制企业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此阶段外资不断进入浙江市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要求企业家才能从市场开发转向科学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由于企业规模扩大、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为降低交易成本需要进行专业市场建设。县、市政府积极投入专业市场建设，推进了企业集聚，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块状经济。

(三)区域竞争时代区域竞争时代指2000年以后。此阶段企业规模继续扩大，开始由股份制企业向集团化企业转变。企业家才能具有更宽泛的意义，不仅包含企业经营，还包含技术、管理创新，以及社会责任。政府功能体现在省级政府。股份制企业开始向企业集团转化，企业利用生产、营销等优势向多元化发展，开始跨出本地向外辐射，寻找更多、更好的合作伙伴。此阶段的企业家才能需从专业化管理向多元化管理转变，要求企业家具有足够的视野和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以使企业升级到内生成长模式。一旦企业获得内生成长动力，就可通过持续创新摆脱外在条件的约束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升级。与此相适应，省级政府也应顺应企业发展的需求，积极推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建立分工合作体系，整合区域内产业，打造都市圈、城市群，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三、浙江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

当前，以“民本经济”为特征的浙江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区域竞争时代，转型升级是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浙江经济要实现率先转型升级，必须从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提升人力资本、培育企业家精神这四个方面入手:

(一)体制创新国有企业凭借行政特权控制市场准入，可获得垄断利润。而民营企业却只能在竞争领域苦苦挣扎。除此之外，不合理税负、贷款政策歧视、扭曲的行政管理体制都严重阻碍民营企业发展。许多民营企业通过花大量精力向政府游说来获得租金收入。还有不少民营企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股票市场获取投机收入。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要改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限制和政策歧视，国有企业要坚决从竞争领域内部分退出。明确政府的职能是向社会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其次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部门本位、地方保护主义等旧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严重制约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政府应率先打破垄断、打破地方保护、引导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第三是改革财政体制。政府财政体制应进一步层层细化，应基于现实情况分析，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推进分工演进，实现经济增长。首先，制度可以引导资源分配，实现有效率的分工。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其次，制度创新可以为分工演进提供激励机制。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设定新规则，引导人们向制度设定的方向努力，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还可以把人们从既定财富分配的争夺转移到争相创造财富的有序竞争中来。再次，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演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才能真正遏制投机行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调整滞后性已成为影响浙江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是，浙江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却显得滞后。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主要是通过资产不平衡性影响人力资本总量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平衡和其投入的不平衡是互为因果、互相加强的。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使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四)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创新。熊彼特第一个明确界定企业家职能，他不仅把企业家提高到工业社会的英雄、伟大创新者的高度，而且强调企业家的职能是“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创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势头明显减缓，根源是企业家精神正在衰退，表现为: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影响企业家创新，导致许多企业家把资金投入房地产;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许多企业家致力于寻租行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也阻碍了企业家创新前进的道路。只有重振企业家精神，才能推动企业家创新，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重振企业家精神具体可以从创新、合作、道德三个维度展开。其中创新是首要维度。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平等合作，需要在管理和技术两方面积极开展创新。政府应建立起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合作是重要维度。企业家要协调好与供应商、经销商、发明者、政府官员的合作关系，要把有才能的人组织起来，授予其权力。政府应放松管制，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道德是必要维度。政府应引导企业建立有道德的企业文化。

四、相关政策建议

浙江政府通过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干预，使经济获得了显著增长。但是，浙江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向微观经济领域扩张，阻碍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当前，应对政府功能进行明确界定，防范“政府失灵”。下一阶段，要加速浙江经济发展，必须率先进行政府改革，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服务型政府不应过多介入微观经济领域，而应专注宏观经济领域，改革专业市场，合理规划和整合区域产业，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一)打造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政府发展的高级阶段，此阶段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而不是行政管理职能。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公共安全、公共文化。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制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基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基础，高度法制化是服务型政府的法律保障，理性成熟的公众是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于企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次是逐步明确以下职能:一是承担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守夜人”职能。二是承担规范市场经济的职能。三是在提供公共产品上，集中财力办大事，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四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五是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提升人力资本结构。

(二)治理专业市场顽疾专业市场与产业基地(块状经济)是共生的经济现象。浙江部分地区专业市场经历了快速成长、又快速消亡，主要原因是市场交易费用大于递增的规模报酬，使市场失去扩张的动力。改革专业市场，首先，要使专业市场由简单的物业管理转向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实现向现代贸易公司转变。其次，要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配送网络。

(三)发展新型战略产业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知识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七大领域。近年来，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能源紧张逼迫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首先要优化产业布局，引导产业集聚，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协作。其次要制定、修改并完善扶持政策，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区域创新体系升级区域创新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系统(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有效分工合作体系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如图)。根据创新动力可以将区域创新体系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国外典型的创新体系有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学城。国内比较典型的有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广州高新区。从实践来看，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仍存在政策体制和协调机制不通畅的问题，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跨地区创新体系形成。浙江区域创新体系具有草根型，浙江企业知识创造能力、创新绩效水平、创新环境等与上海、江苏差距较大。政府科技投入占GDP比重、发明专利、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单位GDP主要环保指标等强度性指标偏低，特别是知识获取能力显著落后于上海和江苏，国内外科技合作不足。为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浙江区域创新体系有必要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合作、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来实现从基于分析知识的区域创新体系向基于综合知识的区域创新体系升级。综上所述，浙江经济要实现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向内生增长优势转变，必须首先从政府转型开始，要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完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其次，必须跳出行政区域的限制，通过构建城市圈、都市圈、大区域圈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和完善新的分工合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