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的大学通识教育论文范文

一、内地高校距离通识教育有多远

内地的大学教育不仅教育理念难与台湾高教的通识教育对应，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教发展阶段上，尚且存在着时段不对等的差异。

(一)公共选修课需要有宗旨和主线全校公共选修课是最务实、最可行的方案，可以有效开阔学生视野。但公共选修课需要有宗旨和主线，需要有系统的安排，关键要看到底什么教师开设了什么课程。如果缺乏宗旨和主线，全校公共选修课就不能完全满足“通识教育”的目标。武汉大学国学院的学者提出:“目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国学概论’全部讲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文、史、哲三个老师，各讲一段。”［1］但“国学”不是文、史、哲三部分内容的叠加，必须体现出关联性、整体性。它可以理解为三种不同的治学原则，即哲学的求真、史学的求实与文学的言情，如此则“国学概论”未尝不可以一人来讲，而学习的效果也应当是1+1+1＞3。即如学者所指出的:“通识教育最根本的理念，应是通识思维能力的培养，所谓通识思维能力即想得更深入、看得更宽阔、判断得更正确的能力。”［2］民国初期诸多学术流派、学术氛围的兴起，都是由于优秀学者的带动。大学教育也需要学术领袖，需要能够“领导社会”的大师。否则，不免“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二)目前内地教育的主线是“教改”，还不是通识教育内地的教育改革、教学改革是一个官方的、持久的概念。教改的出现缘于教育弊端，其根本之处:一在政治体制;二在市场经济;三在教师群体。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从传统的科举精英体制变为干部培养和苏联式科技专家培养体制，再变为商业化个人职业技能培养，既不是精英教育，也不是民族教育，从管理者、教师到学生，都笼罩在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内，通识教育的目标、宗旨很难贯彻。章太炎曾经提醒学界防止“市道”的流行。《菿汉雅言•札记》:“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征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

内地的公共必修课一般为:两课+外语+计算机+军事+体育。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大学引入“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现为一套新学分制度，因此也被列入“全校公共必修课”。2007年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大讨论”提出:通识教育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驳;大学减负:每学期不超7门课;反对中学教育进行文理分科;实行不分院系的住宿制;以高深学问为原点;建立核心课程及助教制度。这些调整都不无益处，但是仍然延续着功利的、量化的思路。美国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如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共计十类:外国文化、历史A、历史B、文艺A、文艺B、文艺C、伦理、科学A、科学B、社会分析。其中很多门类原则上是不能量化的。西安理工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同时又是陕西省教育厅立项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项目。2004年更名为人文社科研究中心，设有三个研究所，内容分为三部分: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大学生文化艺术素质教育、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湖南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有人文素质教育部，包括语文教研室、数学教研室、体育教研室、政治教研室、理化教研室、英语教研室。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新旧杂陈”，严格说够不上通识教育。学术研究以资源分割为动力，学生以职业竞争为目标。高校按照研究型、应用型分为两类，即使研究型大学，也明显具有职业化趋向。“科研”、“事业”、“理想”、“追求”这些精神概念，都为物质利欲所笼罩。通识教育作为“全人教育”、“人文精神”，应当位于社会、政治之上，领导教育体制，但是作为学科分类和课程设置，却被置于现有教育体制框架之下，被量化、市场化了。即如庄生所说:“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2009年9月《光明日报》“国学”版有一次高端讨论，题为《国学是一门学科》。学者一方面提出“国学确确实实是一个学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文史哲成为一个大人文学科，下面历史、哲学、文学包括国学都是一级学科”。

但“国学”应当是国家学术，应当由国家学术领导国民的教育，乃至政治的走向。如果“国学”成为一级学科，它就取得了与其他一级学科并列的等量的资源，但这无疑将使“国学”丧失本质。内地在1989年以后，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是西化(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和市场化(渗透进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各个层面)的弊端。2005年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状况作了广泛的讨论。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2012年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内容包括: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主讲《尚书•尧典》;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陆建德主讲康拉德《台风》、《间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主讲卢梭《论科学与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主讲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主讲《史记•夏本纪》。论坛中，北京大学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中心主任张旭东指出，“在美国本科中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常态化、日常化的教育”。张旭东比较了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特别介绍了自己在纽约大学开展的以核心课程和小班讨论为主要方式的通识教育实践。张祥龙不仅分析了《尚书•尧典》的版本和内容，而且参照西方哲学思想分析了《尧典》中的重要哲学概念。与论坛相伴随，三联书店出版了《经典通识讲稿》两辑十册。可以看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采取的是“学者+名人”的经营方式，其中也包含着商业元素。它的理念是将通识教育国际化(欧美化)、常态化(普适化)，而不是针对当下的时弊提出对策。本国传统的人文观念、教育观念，大要在于君子小人之辨，亦即义利之辨、华夷之辨，其宗旨所归，毋宁说是与当世主流正相反对的。近20年来，教改的结果是加重了教育的弊病。相对于教育弊病的根源而言，各类文化论坛、国学班(北大、清华、复旦都有国学班，又有国学总裁班、少儿国学班，真正有价值的元素在“北京大学总裁同学联谊会”一面)，对于承接东西方思想精华(如本国的经学、二希文化的精义)，可谓杯水车薪、劝百讽一。

二、台湾通识教育与中国文化本位

台湾通识教育与欧美同步，在打通学科界限、倡导“人文主义”之后，可考虑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中体西用、融汇新知问题。1982年，台湾大学虞兆中校长提出，现代大学和传统儒家教育观一脉相承，学生人格养成应在学校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宜兰大学赵涵捷校长的治校理念是:达成上施下学的“教”，与因自觉而觉悟的“学”，进而推动全人教育，达成教学目标。这就与本国固有传统相承接。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像是生命，生命又像是文化。在内地提出“”的时候，钱穆提出了“文化大生命”的概念。类似这种理念在台湾社会教育中有明显体现。在内地，实际上不仅理科学生缺乏人文知识与素养，文科(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和理科(包括基础学科)都向职业化、功利化倾斜。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是在专业教育达到较高水平以后，进而打通学科界限;而内地大学教育传统门类的专业教育，还在下滑。台湾与内地的通识教育各自针对的当下问题不同。香港学者提出，通识教育的六项内容是:单元一: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单元二:今日香港;单元三:现代中国;单元四:全球化;单元五:公共卫生;单元六:能源科技与环境。内地达不到这个高度。内地教育由于市场的诱导，还陷在“利欲”、“本能”的圈子里，缺乏人文，缺乏理性，缺乏哲学，缺乏秩序。甘阳认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延续传统，“假如每天都没有延续性，都只在诞生新的东西，那就是没有生命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必须要存在于某种延续当中”。

问题是，延续什么呢?逊清以后，本国传统中断了。民国间，全盘西化的新派学者既中断了固有传统，又误解了西洋文明。现在，许多融汇了中西文明的民国时期的优秀成果，都没有继承下来，而“五四”、“新文化”的弊端却延续至今。那么，今天到底延续什么，反省什么，不可含糊而论。北大许智宏校长认为，北大的精神，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等，一代代传承下来。其实，其中许多已被模式化了的观念，大都需要重新反思。甘阳又认为:“中国的通识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让我们的教育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根基之中。这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具体是设置两门核心课程，一门中国文明，一门外国文明。问题是，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到底怎么讲?如学者指出的，“通识教育”观念起于西方，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或称古希腊时期的博雅教育思想。美国通识教育有一个核心，就是西方的人文经典，提醒人们，可以将中国的通识教育上溯到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思想。由此就有中西文明的差异问题。有学者强调，21世纪为“知识经济”的世纪，也是“全球化”与“科技化”的世纪。肯定地说，注重人文精神、文理工交融、全球通识、东西文化交融，都是有益的。但毕竟，“通识教育”的背景是欧美文化模式。

人文主义(humanism)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关注人的精神与道德，重视人的权利与自由，这是欧美的人文主义。而儒家的“仁”就是“人”，中国文明就是君子之道、圣贤之道，中国传统的“教学”就是“继承”、“觉悟”，与欧美不同。东方文明的全球化，理论上成立，实际上还是有困难的。考虑到欧洲的人文主义(hu-manism)、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是在中世纪宗教黑暗的背景上发生，英国近代的工业革命是以武力贩卖给中国攫取白银为保障，美国现代文明是以屠杀本土居民印第安人为前提条件，那么“人文主义”就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普适的观念了。台湾地处海岛，亦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台湾本土的防卫问题、台湾史学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台湾佛教的兴盛问题，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然而对于历史传统也当有充分的考虑。相对于历史传统，大陆有时间上的断裂，台湾有地理上的断裂。陈寅恪论隋唐制度渊源，认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如果台湾能自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亦即是保全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中体西用，融汇新知，才有世界化、普适化之境界。

作者：张京华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