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与体会范文

一、制度苛严，突出预防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建立，就着手抓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防止贪污浪费现象的滋生。1932-1933年，多次训令，惩治贪污腐化问题。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措施极为苛严，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上述法律、法规、条例、制度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制度之严，近乎刑律。

二、惩治处罚重，突出威慑性

有了制度，并严格执行，狠抓落实，并从中央机关抓起，1932年以来，先后枪毙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钱物折合2000余元），雩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对于地方上的贪污浪费分子，中央也毫不手软。1934年，针对雩都县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对出现的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刘天浩重大贪污案，追究了领导责任。经过审理，撤销了刘洪清雩都县委书记及中央委员职务，撤销了熊仙壁雩都县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枪决了二刘，判处熊仙壁监禁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此案在中央苏区影响极大，是当时牵涉面最大、判刑最重、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

三、启示

（一）群众路线不能丢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工作我们从未松懈过，一直在努力探索新路子、新方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是群众路线这一方法没有运用好，没有发动群众，只是自己一头热，一头急。正如社会上说的反腐败“上头热，底下凉，上头急，下头缓”现象。只依靠纪检人员单兵作战，收效甚微。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腐败分子，群众认为早该查处，但却一路高升，带病升迁，带病提拔干部的现象频频发生。这些问题，原因何在？就是不坚持群众路线，没有发挥群众在反腐工作中的检举和监督作用，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所以才产生了一些大案，大到成克杰，小到一个小村官腐败行为的暴露，无不是如此。发动群众，全民反腐，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使腐败分子无处匿身，腐败现象无处生存。才能形成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新局面。

（二）惩治处罚不能轻

建党初期反腐制度之严，惩治之重，在现在看来是有点过分的，但战争时期，试想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后方干部（有职有权）人员却在那里贪污公款，挥霍享受，营私舞弊，战士的心不寒吗？只有严管、严惩，才能警醒他人，达到威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呢？就是惩治不及时、不到位，没治疼。如能像瑞金时期那样严治、重惩，甚至取命，恐怕就有人会缩手，贪欲不会战胜生欲的。因为处罚轻和监管不严，所以才有人一旦得势掌权，肆无忌坦地大贪，唯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实中，有时对个别腐败分子常常被以“保护干部”为名，采取内部处理或党内处分，甚至异地任职、提前退休等方式结案，有的案件和人因怕影响政绩而被地方主管“瞒“”包”“顶”，不能得到查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滋长了腐败行为及腐败分子。试想，严管严罚重治腐败，谁还敢顶风冒险作案？

（三）制度预防不能松

在2002年1月的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比如，对领导干部的管理，要从事后查处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将监督的关口前移。“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从制度建设入手预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党员干部心灵净化着手教育，使党员干部从心灵上铸起抗贪拒腐的屏障，每个公务员和党员干部都从自身做起，增强宗旨观念，加强党性锻炼，发挥“四自”能力作用，“清廉干部”，以保护干部。

建党初期反腐倡廉工作的三个特点，正是我们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不足之处，为此，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坚持群众路线，教育预防惩治并重，“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十八大报告）”，才能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作者：郭志龙单位：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委党校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