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作论文范文

儿童文学翻译有助于扩大儿童知识面,加深儿童对世界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孩子们包容并蓄的良好品质,较早地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诸多西方经典童话故事,以及近年来风靡全球的畅销儿童文学作品,如《哈利波特系列》、《鸡皮疙瘩系列》等,均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了我国少年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国家教育部推荐的100部小学生课外读物中,外国译作共计38部,其中文学翻译作品27部。[1]此外,翻译读物长久以来占据了我国少儿图书市场的重要位置,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官方统计,1995~1999年间,中国外文图书版权贸易达2.07万宗,1999年至2003年则达4.27万宗;2003年当年的外文版权贸易额为1.94亿美元。2005年全国引进或翻译作品少儿读物类43368种次,共计39.12万册。[2]和儿童翻译图书的出版热度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显得甚为滞后,一直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不论是文学研究领域还是翻译研究领域都少有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特别关注。正如徐德荣在2004年刊载于《中国翻译》的《儿童文学翻译刍议》一文中指出的,“儿童文学的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儿童文学的译作层出不穷,而针对儿童文学翻译的专门研究却少得可怜。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起步,但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还暂付阙如。”[3]

一、2004年前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概述

据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从1981年至2004年,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计16篇,除去2篇有关儿童文学引进与输出的文章,2篇报道和1篇期刊目录,涉及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共10篇,分别是:王泉根《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1986)、金燕玉《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1986)、徐家荣《儿童文学翻译中形象再现的艺术手法》(1991)、张文萍《试论“信,达,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2002)、于天池《论李长之的童话译著及其儿童创作论》(2003)、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2004)、《五四时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2004)、《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上)》(2004)及《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下)》(2004)、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2004)。1999年至2004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只有4篇相关论文:硕士论文包括夏历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2000)、何静《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2004)和谭晶的《儿童和成人的对话》(2004),博士论文为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2003)。

上述14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以下几个方面: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或原则、个别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文献梳理以及文学研究会对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的推介等。

二、2005~2010年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分析

2005~2010年间,国内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提高。

(一)公开出版的论著

201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丽博士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该书吸纳描述性翻译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生成、接受与影响进行考察,厘清了50年中国所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概貌,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的接受情形,阐述了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专著,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此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一书的编者在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形成走向时,还着重介绍并梳理了我国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分析和总结了外国儿童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深远影响,这对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摘要]本文从戴乃迭与杨宪益合译和个人独译两个视角回顾了国内戴乃迭翻译研究的现状，指出目前学者对戴乃迭合译作品与独译作品的研究关注度呈现出不平衡性，对其独译作品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对戴乃迭的翻译思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对戴乃迭作为译者本身的研究更是不足，同时对戴乃迭翻译研究提出了新思路和新方向，以期丰富戴乃迭翻译研究。

[关键词]戴乃迭翻译研究；现状；述评

1引言

戴乃迭原名GladnessTayer，1919年出生于北京。自此，她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成了她的第二个祖国。她与杨宪益先生一起为中国的文史翻译工作和中西文化交流倾尽毕生精力、心血和智慧，被誉为文艺战线上的白求恩。（秋茵，2001）她一生翻译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国内对戴乃迭翻译思想及其文学作品翻译研究也日益兴盛。本文将对国内戴乃迭翻译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分析目前戴乃迭翻译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探讨对其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2戴乃迭合译和独译翻译研究现状

戴乃迭的翻译活动可以大略分为合译和独译两个部分。戴乃迭与杨宪益结婚以后，二人合译活动贯穿戴乃迭的整个翻译生涯，其中杨宪益翻译初稿，戴乃迭负责修改英文和定稿。后来戴乃迭开始单独翻译作品，自己负责翻译初稿，杨宪益只是校对。由他们的分工可以看出，要想深入地了解戴乃迭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行为过程，应该更多地关注她的独译作品研究。但是目前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二人合译的作品上。笔者以“戴乃迭”和“杨宪益”为主题，在中国期刊网上共找到相关论文900余篇。其中，对戴乃迭与杨宪益合译作品《红楼梦》研究最多，有400余篇。《红楼梦》翻译是戴乃迭和杨宪益对中国文学名著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之一，是广受中外学者和读者推崇的经典译作，自然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从《红楼梦》的服饰文化翻译、建筑文化翻译、饮食文化翻译、人物对话翻译、称呼语翻译、委婉语翻译、宗教词汇翻译、诗歌翻译等到译本翻译策略、翻译思想及功能翻译理论、关联理论等指导下的译本研究及与其它译本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该译本的翻译研究视角相当多元化，从这些研究中对戴乃迭的翻译思想可见一斑，她觉得他们合译的作品比较拘泥于原文，译文平庸、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她非常钦佩霍克斯的做法，认为翻译时可以多一些创造性。（王佐良，1997）20世纪50年代二人开始合译鲁迅作品，对鲁迅作品在海外的推介起到了关键作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因此关于二人的鲁迅作品英译研究也位居前列，文章达到120余篇。《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呐喊》和《药》等的英译均有多人进行分析研究，《朝花夕拾》《三味书屋》《风波》《社戏》《野草》《伤逝》等的英译研究也有人涉猎。研究视角从译本对比分析、各种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探究到作品中的字词、修辞等的翻译，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角度、多维度的特点。可是相比较对二人的合译研究，关于戴乃迭个人的独译作品研究却非常有限。提及戴乃迭，人们首先会想到杨宪益，戴乃迭的名字大多时候是和杨宪益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对戴乃迭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合译的作品上，对戴乃迭个人及其独译作品研究的较少。笔者以“戴乃迭”不含“杨宪益”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查找并进行了人工筛选，共找到相关论文不足百篇。从文章发表时间来看，自2011年始，对戴乃迭的独译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2013年之后更是成倍增长（2013年底之前关于戴乃迭的期刊论文共19篇（王惠萍，2014））。由此可见，学者对戴乃迭独译作品研究的关注度正在日渐提高，但是整体数量仍然偏少，而且上乘之作不多。学者们对戴乃迭的个人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译作文本研究，译者视角研究和关于戴乃迭个人生前轶事的相关文章及综述等。

戴乃迭个人独译可考的译作达到80余部（篇）（付文慧，2011），可是目前学者研究最多的只有《边城》一部，达到30篇，其中主要是戴乃迭译本与其它一个或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除《边城》之外，学者对戴乃迭的独译作品给予关注的只有16部（篇），包括《阿诗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沉重的翅膀》《蝴蝶》《荷花淀》《芙蓉镇》《绿化树》《红旗谱》《萧萧》《祖母绿》《爱，是不能忘记的》《人人之间》《丈夫》《日出》《鸭窠围的夜》《手》。译者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包括目的论、翻译美学、情感流动视角、描述翻译研究理论、操控论、情景语境、功能语境、汉英语义关系等。但是这与戴乃迭80余部的译作比较起来，可谓寥若晨星。即便如此，戴乃迭的译作研究数量还是远远多于关于戴乃迭个人的译者研究数量。关于戴乃迭的译者研究文章只有寥寥数篇，主要是从译者主体性和译者多重民族文化身份两个视角开展。这与戴乃迭为架起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所做的贡献和所具有的影响力极为不相称。不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丽丽于2012年发表的《珠联璧合，和而不同——戴乃迭的合译和独译的对比研究》一文，首次对戴乃迭与杨宪益的合译和她自己的独译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译作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和而不同”，并且从文化身份、话语权和翻译思想三个方面剖析了该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开展戴乃迭的独译和合译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和新视角，是戴乃迭翻译研究的有益尝试。2013年邓宏春和马月华（2013）从杂合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戴乃迭独译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等，戴乃迭的独译活动和译者身份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后，花萌、李春芳（2014）；任东升、朗希萌（2016）等分别从译者视域和国家翻译实践视阕的角度研究了戴乃迭的独译行为。戴乃迭作为一个独立译者的关注度日益显现。除此之外，关于戴乃迭个人生前轶事的文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由杨宪益及其亲友撰写，对了解戴乃迭的生存环境、心路历程、人生经历及由此对她的翻译思想及翻译行为的动因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3戴乃迭翻译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1.引言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接受理论被引入我国学术界以来就得到包括翻译在内的多领域蓬勃发展。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以“接受美学和翻译”的论文从内容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板块研究:古典文学、儿童文学和文本内涵的文学翻译接受研究;译者、读者和作家的主体性研究;理论、影视翻译和非文学文本翻译的翻译接受其它研究。研究方法有个案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总之，研究一方面呈现多维度、多理论和多学科的结合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集中于翻译策略和技巧的大部分翻译实践研究也体现出译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发挥。

关键词:接受美学;英译;主体性;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

同作为西方20世纪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作为理论的核心内容。西方阐释学的关键是理解，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偏见”“前理解”及“视野融合”等重要概念甚至成为后续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60年代，姚斯和伊瑟尔开创接受美学理论，该理论在70年代迅速蓬勃发展，成为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个流派和突出代表。上世纪80年代是接受美学理论在我国的介绍期、引入期，先后发表于《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系列关于接受美学理论介绍的论文将此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视野之内。同时期内，接受美学理论翻译也紧跟其后迅速展开。其中，以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周宁、金元浦二位教授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为此理论翻译的代表作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随后的《审美过程研究》(金元浦、周宁、金惠敏，1991)《接受美学译文集》(刘小枫，1989)《接受美学》(张廷深，1989)等译著的相继出版使接受美学理论很快在中国学术界扎根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宜相长，结合包括翻译在内的多领域得到多方位发展。新兴的接受美学理论以其“以读者为中心”“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等几个核心概念使之与以作者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解读理论相区别，也为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读者，包括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与译作的关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在此形势下，本文就近十年来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的英汉及汉英翻译研究展开调查，以期厘清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状况。

二、文献统计

据对CNKI(中国知网)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三个数据库中的论文(以核心期刊和学报为主)，以“接受美学与翻译”(以英汉汉英翻译为主)为主题进行电子检索，得出相关研究的最终统计成果达659篇。选择其中具有较强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论文，并对这些论文的题目、摘要以及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期对近十年来国内接受美学的翻译视角研究现状做出较为全面和客观的分析。

三、文学翻译的接受研究

总体来看，无论是硕博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以作品案例分析为主要方法的文学翻译接受研究占据接受美学视角翻译研究的大半壁江山。学者们对译作微观操作层面展开大量探讨，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作品译本或是文学作品内涵的翻译研究。此类研究性论文的特点是研究对象译本范围较广、内涵研究对象较多。

近年来，虽然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被译介的势头越来越旺，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据万方数据检索结果，2000年至2010年，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学位论文约98篇，学术论文近100篇，论著就更是屈指可数了。本文作者对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翻译研究视角做出了总结或综述，随后提出了一些新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

笔者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拿来”，但我们不能老“拿来”，老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其实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实力挺强的，挺受儿童喜爱的，如郑渊洁的作品就是典型。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中国人自己或外国人对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呢?比如，也从诗学、赞助者、语言、译者主体性等角度着手研究，说不定会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更大的“出口”之门找到秘笈，到时作家们不再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堪忧。

总之，现有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吸纳了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还比较欠缺，而翻译研究作为新的学科颇具争论性，不太成熟，所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必须有新的方法或视角的运用。但是，上面提出的新视角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在运用他们研究儿童文学翻译时，只能说主要从哪种视角切入，而不能完全排斥其他视角，他们有时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比如，在研究某个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时，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按体裁分类进行研究，也可按儿童年龄段进行分类研究。同样的，新老视角之间有时也能相互结合的。比如，研究转译作品时，我们可以先把它们分成几个特定时期的转译再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涉及到的每个翻译家的转译作品，也可以将几个转译本进行对照研究等，几乎可以和各个已有视角进行结合。也必须结合，才能更全面地研究。笔者就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视角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期待着更多新视角，带我们走进更加繁荣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时代。

1《中国公路学报》概况

《中国公路学报》(ISSN:1001－7372;CN:61－1313/U)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公路学会主办、长安大学协办、长安大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公路交通行业权威学术刊物，自1988年创刊以来一直走在公路交通科技发展学术研究的最前沿，目前已经被美国E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CSCD)等国内外著名检索系统收录。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7版)》的数据，《中国公路学报》复合影响因子为1．751，5年影响因子为2．096，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在130余种交通运输工程类期刊中均居前2位，在公路运输类期刊中排名第1。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在《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tificandTechnicalPapersandCitationsDatabase，CSTPCD)收录的约2000种学术期刊中，按照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综合评价排名，《中国公路学报》近年来均位居前列(2012年居于首位)。《中国公路学报》连续3次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全国“百强报刊”，2013年和2014年连续2年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13次被评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为了方便作者投稿、专家审稿和服务读者，编辑部开通了《中国公路学报》中英文网站，启用了中英文双语采编系统，使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标注论文标题、摘要、图表名和参考文献等。自2017年开始，编辑部与中国知网合作，稳步推进《中国公路学报》与中国知网的双语出版合作项目，每期遴选5篇知名作者撰写的学术影响较大的优秀论文，经作者翻译、编辑部审核后提交中国知网。双语出版的论文可在JTP下载，可以提升学术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引用率，进一步扩大了学报的国际影响力。

2中文学术期刊双语出版的困境

中文学术期刊在国内学术共同体中历经多年的耕耘，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作者和编委等办刊资源。中文学术期刊在面临期刊国际化挑战时，除了创办英文期刊以外，还有次优选择———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实行中英文双语出版，积极主动地开展期刊国际化，对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5］。因此，实行双语出版是绝大多数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化的不二选择。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医杂志》是期刊国际化较为彻底，或者说双语出版比较成功的中文学术期刊，是我国学术期刊中拥有语种数量最多的期刊。《中医杂志》目前有英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德文版、法文版、葡萄牙文版和荷兰文版，在全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石油勘探与开发》和《石油勘探与开发(英文)》(SCI收录)以中英文2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行;《石油勘探与开发》(将国外论文翻译成中文)在国内3大数据库发行，《石油勘探与开发(英文)》(将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在ScienceDirect平台上发行。上述期刊的成功经验可供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或者双语出版参考和借鉴。双语出版属于政府资助的项目，但目前仅涉及约200种学术期刊，在经营方式有限、规模相对固定并且尚未全面盈利的条件下，再加上翻译困难、难以获取资金资助、版权关系不清晰、部分中文学术期刊编辑部和作者没有充分认识双语出版的益处等原因，双语出版短期内难以有快速扩张的可能。

2．1双语出版翻译主体难寻

双语出版的首要和根本问题是翻译。目前由中国知网JTP项目支持全文翻译的中文学术期刊仅有100余种，例如《东北亚论坛》《敦煌研究》《心理学报》《中国针灸》等。鉴于学术论文的专业性和翻译的准确性、可靠性(“信达雅”的要求)，必须寻求既懂专业又熟悉英文的科研人员以确保学术论文的翻译质量。一般来说，学术论文的作者是最了解自己论文的主体，因此作者可提供最接近原文含义的译文。但这样的方式会增加作者的工作量，导致作者参与双语出版的积极性不强。假如由学术论文作者以外的人员从事翻译工作，则由于双语出版资助有限且尚未全面盈利，出版机构难以支付高昂的翻译费用或者只能接受低水平的译文。文学翻译从业人员的稿酬为每千字几十元，科技翻译的专业性相对较强，稿酬稍高，但是依然无法保障全职翻译人员的合理收益，较低的收入导致翻译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大幅度受挫。另外，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翻译人员某项目收入超过800元的部分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进一步打击了翻译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双语出版很难找到专业的翻译人员。

2．2双语出版的资金来源有限

双语出版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立项支持的大型翻译出版工程，致力于近期内成功打造200种左右中英文双语对照出版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双语出版属于政府资助的项目，受资助的学术期刊数量有限，仅涉及200种左右的学术期刊，这对于6400多种学术期刊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目前双语出版的经营方式有限，规模相对固定并且尚未盈利，再加上大多数学术期刊办刊经费捉襟见肘，除非受到双语出版项目等全力资助，否则依靠学术期刊编辑部自身筹措资金开展双语出版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双语出版项目遴选出的受资助学术期刊都是期刊界的佼佼者，而那些办刊水平相对较高、尚未受到资助的学术期刊意欲通过双语出版提升期刊影响力，只能自己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其结果很难令人满意。

引言

近年来，虽然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被译介的势头越来越旺，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据万方数据检索结果，2000年至2010年，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学位论文约98篇，学术论文近100篇，论著就更是屈指可数了。本文作者对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翻译研究视角做出了总结或综述，随后提出了一些新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

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

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双重性主体性客体性

论文摘要:译者的双重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文学翻译中译者与译论,译者与原作,译者与译作以及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多元关系都证明了译者具有双重性,并充分体现了其主体地位。

一、引言

在传统的翻译观中,译者只是语言转换的一种工具,被称作“奴仆”、“媒婆”、“舌人”或是“隐形人”,常处于被动地位,具有明显的客体性。随着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认识的逐步发展,关于翻译主体的讨论越来越多,译者的主体性越来越得到关注。杨武能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而在文学翻译的整个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1]227许均认为可以把译者看作是“狭义的翻译主体”[2]351。辜正坤将翻译主体概念厘定为:原作主体、行为主体、翻译读者主体和翻译批评主体,同时表示不反对将翻译家界定为翻译主体[3]134。这就突破了传统译论中对译者的定位,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动作的执行者是毋庸置疑的,要进一步明确译者的身份、地位和作用需纵观翻译活动的前后始终从其主体性和客体性两个方面来分析讨论。

二、译者与原作

译者与作者的思想来源、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原作,曾利沙认为:“文本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是烙有作者个性特征的思想物化形式,反映着作者对特定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或客观世界等的主观认识方式。可以说,文本又是主题化思想规约下的产物。”[4]原作来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是作者在其语境中对人或事进行加工整理来体现一定的主题内容,为表达其一定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意志而创造出的东西。所以原作通常被称作创作。而译者的工作对象是原作,其思想来源于文本及其内容。译作是译者对原作的转换、转化或是再创作,要使原作在新的语境中实现其价值。没有原作和原作者,也就无所谓译者,由此译者看似属于次要地位,然而没有译者及其把原作作为翻译对象的选择,原作则难以成为译作而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换言之,译者在对某一作品进行翻译时,是有选择性和目的性的。原作者有其创作的情感基础和动机,译者有其个性倾向和特定需要。一般来说,译者在阅读时会选择一些符合自己兴趣爱好和审美情趣的作品。只有阅读这样的作品,译者才会被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故事情节所打动,从而与原作者产生共鸣,才有译介和考虑如何译介的冲动。这正是主体性的一个表现。反过来看,大多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活动前要通读原作一遍、两遍甚至数遍,形成自己对原文文本的感性认识。只有译者首先把作品置于源语言语境之下,认为自己理解了原作的文本内容及内化在文本中的深刻内涵或精神意义,然后可能又要考虑是否符合译入语语境和读者的需要,最后才决定是否翻译。这又表现出其客体性。译者要译出好的译作,使自己成为好的译者,则必须充分把握原作,深入了解原作创作的时代背景,作者本人的个人背景及创作手法等,在此前提之下去考虑怎样开展翻译。这就是说“如果把写作比成自由跳舞,翻译就是戴着手铐脚镣在跳舞,而且要跳的优美。因为原著的创作不受语言形式的限制,而翻译既要考虑对原文忠实,又要按照译文的语言规则来表达原文的思想。”[5]3

由此看来原作是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根据,但译者又有其主体的选择性和目的性,而且译者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语言形式上的转换和文化的移植,而进行翻译活动时又受译入语语境或本族文化的影响和当时文化主流的制约,同时又有一定的主流翻译思想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