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论文范文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些“元”问题也还存在分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何为新闻伦理，这是新闻伦理学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伦理是指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是新闻职业伦理的简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伦理包括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内容，着眼于道德现象；还有观点认为，新闻伦理应是宏观层面（整个新闻领域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中观层面（具体的新闻媒体机构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微观层面（新闻工作者对本职业道德规范的理解和履行情况）三个层面的综合。学界目前对新闻伦理的定义和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争鸣固然重要，但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思考之后的共识也必不可少，特别是一个学科的关键概念。只有弄清楚了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解决了基本理论层面的问题，学科建设才有可能推进。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在反思、讨论中不断推进、完善和超越。我国伦理学者万俊人说，“伦理学不能只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而要为道德经验和道德规范提供更深刻的基本理论说明。”③应用伦理学更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句名言：“伦理学不在于呼吁，而在于论证。”④新闻伦理的本质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伦理规则，新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特点如何等，不是在新闻活动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程序，通过长期的总结和理论化的过程，在学术研究中达到学界的广泛共识的结果。那么如何有效改变目前的现状，促进新闻伦理理论的研究呢？这就需要把理论提升当作新闻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优先的方式推进新闻伦理理论研究的发展。具体来讲，首先应该从理论伦理学中吸取营养，找到强大的理论根基，全面深刻地反思新闻伦理学学科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另外也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吸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开放的态度提升新闻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其次，在一般伦理的背景下研究新闻伦理的个性，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方式，借助学科研究方法论来思考、讨论、论证新闻伦理学前面讲到的基本问题，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研究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再次，工作上要在新闻伦理研究队伍中集中力量攻关，讨论一些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举行大的以理论为目标的学术研讨会，以团队协作方式完成一些理论性强的重大课题，出版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专著。只要学界普遍重视，研究者动员起来，经过数年的努力，就能从理论上增强新闻伦理理论的深度，向着建立新闻伦理体系的目标迈进，全面推进学科建设。

二、从规范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规范之本在于理论

规范伦理，狭义上说，指道德体系中涉及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伦理，旨在为人们的道德生活确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广义上说，规范伦理因人们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理解而有所不同，一般凡是运用理论研究，论证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提出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伦理，都属于规范伦理。广义的规范伦理包含或部分包含了理论伦理的内容。目前，我国对新闻伦理规范研究较多。就专著和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军的《新闻工作者与法律》，王天定的《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的《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等，这些专著涉及到的新闻职业伦理的规范比较系统。同时，一批学术论文对新闻伦理规范的探讨也比较多，特别是从新闻伦理规范的角度来评价和解读新闻实践，成果比较突出。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仅仅就规范研究规范是不够的。比如目前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研究多是在自律和他律的阐释框架下对案例进行分析，多是用现有的新闻道德规范去评价相关实践。那么，为什么应用自律、他律的框架而不用别的框架，自律、他律的理论基础有哪些，发挥效用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条件、记者素养、媒介场域、制度基础等是否具备，以及各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还有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为何自律、他律常常失效等等。这些问题必须用理论的思维去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制度的制定与解释。新闻伦理规范是指导新闻伦理行为的准则，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但是，伦理学理论才是新闻伦理规范制定、研究和评价的前提。只有理论的提升才能为新闻伦理规范研究找到合法性空间，进而增强其有效性。比如说新闻伦理规范的制定需要遵循一系列社会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只有在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与道德价值相符，从而能够成为优良的道德规范；相反，如果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失误，甚至出现了谬误，那么，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则不一定能起到抑恶扬善的引导作用，甚至会纵容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新闻道德规范就是恶劣的道德规范。⑤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规范，属于实践规范。“合理的实践规范既是‘是’与‘应该’的统一体，又架设了一条由‘是’转变为‘应该’的‘桥梁’。同时，合理的实践规范架设的‘桥梁’为实现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社会需要提供了观念保障。”⑥如何判断规范与价值相符与否，如何使规范有效而不失范呢？“人在社会中为什么愿意交出一定的自由，接受、遵守某种规范和约束，或放弃某种规范、另外选择其他规范，这是需要论证、需要充足理由的。这种关于规范之前提、基础的探讨，关于规范确立的原则、方法、程序的探讨，是伦理学‘讲道德’‘有道德’的核心”。⑦新闻伦理学研究不只是单纯地将各种规则和价值标准简单地应用与推广，而是一种再研究、再创造、再构建，将新闻伦理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任何一种伦理规则的生成、生效、失效都有其社会历史上的根据。伦理学的分析工作即理论的反思和观照，在于发现一种伦理规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研究一种伦理规则能够有效的客体性条件和主体性条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论提升才能使规范本身具有合理性，以增强新闻伦理规范约束力的有效性。

三、从实践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实践提升依靠理论

实践伦理，实质是指规范伦理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是理论伦理经过规范伦理向现实的道德生活的转化，同时也是检验理论伦理和规范伦理是否真切实用的标准和尺度，是形成和产生新的理论伦理和规范伦理的伦理场所和领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中，新闻职业道德中的问题较多，所以新闻伦理实践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学界的研究中，论文很多，著作也不少。但是从问题方面来说，相当多的新闻伦理实践研究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深度，没有从理论上深刻分析。比如“就当下的新闻道德研究来看，更多的是对有关新闻事件中道德问题的个案分析，而这些个案研究，大多是用现有的道德规范说明有关新闻行为的道德与否。”⑧这样就会造成道德判断没有合理性的理论支持，对案例的解析也缺乏理论的深度和依据。再如研究新闻伦理失范的归因和对策的文章较多，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普遍停留在新闻伦理表征研究，而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索。⑨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研究新闻伦理实践中的问题，让理论建设来指导学科实践。新闻伦理理论不仅是新闻伦理实践价值的提炼，更重要的是它指导着新闻伦理实践，能为新闻伦理实践提供合理性的根据，也会使新闻伦理实践的研究不流于表层。正因为这样，更要求新闻伦理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在这方面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对现在的新闻道德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的，有以中国人民大学蓝鸿文教授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为代表的论著，这些研究就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和误导广告等新闻职业道德中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再比如对新闻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卉副研究员从关系角度研究失范现象；还有近年来伴随着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一些研究者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思索，指出应不伤害、不侵权、生命至上等超越一般伦理规范的原则意见等等。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度尚有提高的余地，亦即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给予提升。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因特网媒介下的社会情境使跨文化传播后台行为前台化社会情境(situation)构成言语和行为的隐形背景。当我们提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说“某人并没有根据当时的状况(context)来解释现象”，我们都指的是这一捉摸不定的变量———社会情境。同样，当我们指着某人行为“不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强调尊重所处情境的行为法则，以情境中的行为法则判断他的行为。情境通常以行为的实际位置来定义。RogerBarker认为“行为场景”是受限制于物理－时间的场所［3］11;LawrencePervin给情境下的定义是:大多数情况下包含人的特定的地点，有特定的时间和特定活动［4］35。Goffman描述的行为发生的“区域”是指在感知上受制于某种程度障碍的“地方”［5］106。他在区域模式中提出前台和后台行为，并暗示了两者的相互依赖性。前台的表现依赖于后台区域的存在。如果一个表演者不能够将后台区域行为从前台区域行为区分出来，那他失去的不仅仅是隐私，他前台的角色也不会扮演好。演员如果私下没有地方进行排练，他们就不能拿出让观众兴奋和心动的演出［5］106－140。依据Goffman对情境的定义，话语或行为的前、后台情境不一定与地点相关。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媒体技术创造同一场景地点下不同的前、后台行为:当我们在公共场所时，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与朋友交流，创造在公共场合与陌生人同处的前台场地下的后台话语;又例如，在家庭场景中，在家庭成员的目光下(后台)，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有不同的情境———这种情境成为我们在网络中与朋友交流的话语或行为的前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电子设备功能的应用，让自己任意游走于同一情境的前后台之间，我们可以衣冠不整，睡眼惺忪却振振有词地通过因特网音频发表庄重的演讲。电子媒体的介入使得情境的定义打破了面对面传播与有媒体介质的传播之间的武断的二分、割裂。物理环境和媒体都为人们的互动设置了社会信息流动的模式。如果我们把广义上的情境看做是信息系统，而非具体的地点，特别是在电子媒体的研究中，就能使同一物理环境下有媒体介入的互动和无媒体介入的互动之间的差别显现。韩国影星张娜拉圈钱门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因特网媒体下的社会情境中，跨文化的信息如何使得后台行为前台化。2009年10月份，有网友将张娜拉在韩国参加脱口秀节目“强心脏”时的言论翻译成中文放到网上，根据当天节目的字幕显示，“没钱就来中国”，张娜拉在节目中称那阵子她投资了电影，制作费紧张就到中国演出。这番言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指出张娜拉有贬损中国人的意思。如果没有因特网，张娜拉在中国的演艺行为就是她的前台行为，她良好的前台行为使得她曾被中国歌迷追捧;而她参加韩国电视节目就将成为在中国歌迷前演艺的后台行为，因为中国的电视台不转播韩国的脱口秀节目。正是因特网改变了这一跨文化传播的社会情境，通过网络，张娜拉的歌迷或是其他网友可以时时“窥探”到张娜拉在韩国的所有公开活动。张娜拉中国演艺活动的韩国“后台”行为，在新的跨文化传播社会情境下，成为人人可以接触了解的“前台”行为。而张娜拉也因为圈钱门而人气大跌。再如，2008年由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上海潮》，也让收不到日本电视台节目的中国观众通过因特网“窥探”到日本人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的后台行为———日本人眼中的上海人和上海社会。还有，2013年10月，美国ABC脱口秀节目辱华事件，2013年最后一天，西班牙电视台丑化中国人事件，2014年7月，美国新闻主播公开对“中国佬”开炮攻击事件，世界各地华裔华人都纷纷抗议。都是新媒体技术情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后台”行为“前台”化的例子。新技术使得跨文化新闻，或是跨文化传播的“后台”可以瞬间“前台”化，这种跨文化传播情境环境的改变使得对跨文化传播伦理的需求愈加迫切。

(二)权威的去神秘化我们在成长中经历的每一种角色转换，都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群体认同、角色转变和权威建立。群体认同包括共享对非群体成员完全封闭的信息，后台组队以及内部人地盘划分;角色转换包括无论是在“地盘”上还是在地位提升上，都有与内部群体信息的接触;权威的建立是神秘化的过程。获得权威在于对层次的合理把握，对情境和对情境中信息的控制。当信息系统是封闭的时候，权威会提升，反之，权威会削弱。“伟大”的人的伟大是通过在合适的社会场合控制其社会表现来实现的。这包括对获得知识途径的控制，隐藏后台行为或后台表现等。权威需要秘密，需要距离，需要神秘;而权威的等级建构往往是媒体在主导，是媒体促成领袖的举止和公众行为的显著差异［4］66。然而，因特网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公众与权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因特网强大的信息量，强大的搜索引擎，使得权威部分丧失控制信息的能力，控制信息流量的保护屏障变得稀薄;(2)受众在接受权威设置的传播程式时，可能会因为其他超链的存在而转向其他信息，脱离传者设定的信息轨迹，从而使有目的的传播失效;(3)网络中以音像形式进行的传播需要受众相对小得多的认知能力，因此传者文化中的任何内容都可能成为受众文化的任一成员有意或无意获得的信息，从而使得权威和非权威之间的界限模糊。尤其对于众多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甄别能力的普通受传者来说，跨文化传播中的那些色彩斑斓的非主流文化构成往往更具吸引力，他们正是通过这些非选择性传播内容感性地体验着甚至模仿着外来文化［6］。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体验着“文化震惊”;当外来文化对本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感情“挑衅”时，他们便会反击，或是出现文化融合或是发生文化冲突。因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无论对传者或是受众，跨文化伦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跨文化伦理标准的争论

(一)文化普遍主义论与文化相对主义论文化蕴含着伦理，这一点人们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认识到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伦理是否蕴含文化”，或是蕴含社会群体特定的共识系统，则有两种不同意见。持普遍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伦理超越文化系统的文化禁锢，因而并不蕴涵特定共识系统。普遍主义最极端的表述是，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文化的行为价值和行为标准。这套价值标准的实施也有全世界通用的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方式。这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化价值观及其标准，只要人们通过恰当的方式发现并推广，再加以执行之，就能够基本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纷争。而在跨文化传播中，这种普适的价值、信仰、制度、目标就是西方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达到这种全人类同一的方式就是现代化。普遍主义其实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伦理在跨文化传播中有如电影《阿凡达》中无视爱娃女神而入侵潘多拉的武装部队，只能招致非西方文化(如同纳美人)的还击。与这一极端观点相对应的另一端是完全的文化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者认为，每一种文化群体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对这一文化群体的判断和评价只能由群体内部人员进行。Howell甚至认为，所谓的适用于每个人、不分地点、不分时间的普遍伦理，普遍的善的标准，是人们一直苦苦追寻的神话［7］187。罗蒂(RichardRorty)认为，“离开了对一个给定的社会，即我们的社会，在某一研究领域中运用得熟练的证明程序的描述，无论是对真理还是对合理性，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8］81。相对主义考虑到人的个性、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终极不变的价值体系及其标准，必须面对人类价值多元化的事实。正如罗蒂所说，“人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休息而是更丰富、更好动的人类活动。我们应该认为，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变成更加有趣的人，而不是走向一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8］84－85。然而“过度的文化根源意识又演变了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封闭主义;当西方种族主义者由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时，那迷惑的言辞已让许多人失去警惕，并在一部分人心中已具有伦理的合法性，殊不知，其实质是以文化间多元主义为理由实行‘文化内一元主义’，以文化特殊为借口践踏人的文化选择权、文化交流权”［6］。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不是严格的二分论。不仅文化和文化之间存在普遍事物和相对事物之间的矛盾，任何单一文化伦理体系中都存在这种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使得人类社会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稳定性。当然，在现实社会中，习俗和价值观可能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审视跨文化传播时可以有某种情境伦理，我们看待情境中的伦理问题应该本着这种精神———我想维护我的利益，也理解你的利益，看我们双方是否可以建立共同利益。Casmir的第三文化建构忠告也反映了这一想法。谋求共同利益需要有对传播本质的了解和在特定群体中采用适当的模式［9］。

(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伦理观Thayer认为伦理研究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引发了本体论上的和认知论上的转变。伦理概念本身源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认定知识的系统化和普遍化为其目标。在现代主义之前，人们往往谈论的是道德，而非伦理;更多地从文化的特殊性考虑事情的对错［10］3－42。现代主义由一种信念支撑，即存在普遍的，确定的客观的伦理标准［11］。现代主义对人性作出的基本假设是———人天生是理性的、辨明是非的。由于现代主义信仰简单和普遍性，所以现代主义者不断简化、普遍化。后现代主义终结了人的神话。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既不理性，又模棱两可。后现代主义者反抗“基础主义”的“霸权”: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中拒斥普遍适用的“宏大叙事”，他把将真理置于优先地位称为“真理的白色恐怖”;福柯(MichelFoucault)认为真理同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真理为权力辩护，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使权力。真理被确立也就获得了霸权，从而必然压迫非主流话语。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别”，主张“多元论”。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果发行商依照现代主义伦理，在选择导演马丁•斯科西斯1988年拍摄的电影《基督最后的诱惑》的发行市场时，就会考虑诸如爱尔兰、波兰等地区受众的感受而回避这些地区。而后现代主义伦理认为，传者对于什么是受众心目中最好的语言、最好的技术、最高的质量以及最符合受众需求的文字、图像或影像，是无从知晓的，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中。例如，融合了悬疑、喜剧、时尚等多种经典元素于一身的《绝望主妇》2004年在美国开播仅仅2个月，每周就已吸引了2500万名观众。第一季播放到第20集时，全球已有130个国家购买播放权，以至于片方总裁扬言，一部好剧是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2005年《绝望主妇》在第57届艾美奖上获得两项大奖。同年，该剧以最快速度登陆央视八套。然而，如同艾美奖多次赢家的《人人都爱雷蒙德》《兄弟连》等美国顶尖级剧目，《绝望主妇》的中国之旅也重蹈覆辙，反响平平。而2007年在中国美剧迷们中大火的《越狱》在美国收视却是一般。跨文化传播中，传者设计的需求往往会因受众的文化差异而销蚀。从时间上看，后现代主义晚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是关于伦理本身是否可能的问题，是否当前需要的是道德的回归?也许在目前的国际媒体环境中，现代主义方法和后现代主义方法都需要:需要现代主义方法是因为在国际媒体制作生产和发行过程中，现代主义的伦理仍旧是主要媒体集团的道德语言;同时，我们也需要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因为全球化的媒体是后现代的主要先驱，后现代具有非连贯的、非决定的、非指向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依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主体被消解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怪圈。

三、跨文化传播伦理涉及的实务问题

(一)跨文化新闻传播跨文化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会遇到的主要伦理问题一是国家主权，二是高度集中的媒体所有权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国家主权问题，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新闻集团的主要股东、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基思•鲁珀特•默多克就曾经企图通过设立直播卫星来绕过中国政府主权，但是没能成功。虽然他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他虚伪面目下的真正用心———占领中国市场却是世人皆知的。个人或是公司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否有权躲避受众国的主权，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伦理问题。其次是全球媒体高度集中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线、特纳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国际媒体竞技场上只剩下两名成员———特纳和默多克。曾经为获得市场而责骂极权政权的那些媒体大亨，如果当初不是在作秀，那么现在就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因为他们现在也几近“极权”。现代主义伦理面对全球媒体的集中感到恐慌，因为过度集中会阻碍多元观点和民主的发展，阻碍媒体市场的有序与自我调节。虽然后现代主义不会对全球媒体的集中感到惊讶，因为在后现代的世界，一切都是商品，包括信息，物化世界的混沌是后现代的预期，然而全球媒体集中也会让后现代主义害怕［12］。对跨文化新闻实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东西方相互的刻板形象和“妖魔化”报道上。近三十年来，学者、法官、政治家和国际性团体不断提醒，世界正在被改变，在被不全面的全球报道改变。发展中国家就成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联合国授权教科文组织考察这方面的情况，这便有了MacBride委员会的研究及汇报，也就有了NWICO，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NWICO在八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使得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变得敏感。不到十年，NWICO出于操作原因，濒临瘫痪。Pratt和Ogundimu认为全球性媒体对于第三世界的新闻报道不是过少，就是偏颇，并以危机报道为主。有研究者考察了1972年到1981年的美国新闻报道，发现在41%的对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中，第三世界国家呈现极少，而在这些不足的报道中，危机和战争是报道的“主旋律”［13］157。再如中国方面，也有对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跨文化新闻研究，2006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主题演讲《构建和谐世界与对外形象传播》中指出，“国新办”最近对《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三大报2005年243篇涉华文字报道的内容和倾向作了一个统计分析。三家报纸关于中国形象(政治、经济、社会、企业、公共卫生等)报道的分析结果，有令人欣慰一面，就是与20世纪90年代充斥妖魔化内容的负面报道高达60%－70%相比，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已开始发生一些变化［14］。

(二)叙事性节目(包括电影，电视剧以及娱乐节目)传播学术界一般对跨文化传播中新闻的伦理问题比较关注，而往往忽视对大量的叙事性节目进出口的研究，其实叙事性节目更与伦理问题交结。一方面，叙事性节目制作国的制作和出口的经济权利是否高于进口国的文化生存权利?理论上，本土文化会因为更为廉价光鲜的进口品而削弱其自身制作和传播电视节目或电影的能力。另一方面，进口的叙事性节目会隐形地侵蚀地方文化，传播入侵文化的价值观和信念。美国娱乐产业在全世界的成功在于他们创造出一种本地假象。例如美国的肥皂剧，往往通过一些大众的话题，如婚姻、家庭、教育或是工作和性格鲜明的人物来逐渐培养出忠实的观众，而慢慢地，这些“朋友似的”剧中人物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就会逐步渗透本土人们心中。正是出于这两点考虑，法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争论中坚持限定美国电影和电视进口额度［15］。这里举美国电视剧《越狱》为例，来看叙事性节目通过网路传播在中国的影响。根据2009年5月27日中国日报网环球娱乐消息，一部没有宣传、没有引进的美剧让中国内地不计其数的观众通过各种渠道追看了四年。这就是《越狱》。为什么是《越狱》造就了这样的神话，而《老友记》《犯罪现场调查》或者《绝望的主妇》等在美国一直长期占据收视霸主地位的火爆美剧，在中国大陆却未能引起收看狂潮?其一，内地观众收看《越狱》不是通过常规的电视平台，而是通过网络。内地的网络看电视剧形式起始于2002年初，由我国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带动，但是当时内地个人电脑没有今日这么普及。2005年以后，由于内地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家庭接入宽带，高速在线观看或是下载不再是奢侈。《越狱》随着2006年中国网络的突飞猛进而跟进成长。每逢周二新一集《越狱》播出之时，国内几大美剧论坛都会陷入瘫痪的局面———服务器已完全承受不了蜂拥而至的巨大访问流量，这是其他任何美剧都无法企及的一个关注高度。其二，《越狱》恰巧迎合了中国年轻一代的看剧模式，动作，枪战，受众男性化，字幕组活力四射的翻译［16］。《越狱》在中国的追捧证实了在网络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中，传者其实对意义没有什么控制权。受众会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诠释出意想不到的意义。首先，只要语言不同的两种文化，就需要翻译:配音或是字幕。配音费用高，字幕又需要解读者的阅读速度够快。两种语言的不同，句式、文本语音的同时性，字幕的长度限制，目标语中等同语的缺失，势必影响原文本的完整再现;或是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译制文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诠释，后现代符号具有诠释的开放性和多重意义的理论似乎尤其能够解释跨文化传播中的诠释现象。而这种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但影响巨大的影视作品对于中国本土制作业和本土文化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四、跨文化传播伦理展望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里假设了一种“原初状态”“：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赋和气质，以及他们的善的观念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世代和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明水平；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社会在正义的环境中，只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政治和经济的理论原则、社会组织基础和人们的心理学法则。换言之，一切会引起人们陷入争纭不已的特殊信息都被排除。”置身在当今急遽变化的转型时代以及纷纭芜杂的公共舆论场中，新闻评论的立场常常受到各种外在力量的裹挟，其内在所具有的那些基本价值观受到侵袭，并日益变得支离破碎和动荡不安。事实上，真正致力于守望社会正义的新闻评论，理应在立场上进入罗尔斯意义上的“原初状态”：既不屈服于私人性偏见，也不被某种社会思潮或者集体心理所驱策；不取悦民粹主义倾向，亦不被“媒粹主义”所煽动；既独立于公共权力，亦疏离于浩浩荡荡的舆论洪流。新闻评论的立场独立，是其向社会大众提供优质意见的基础，也是获得社会公信力的源泉，若丧失了立场独立，新闻评论将成为一种语言的把戏以及个人或者小团体意志的传声筒。新闻评论独立品格的内涵，应包括“自主意识、自控意识，批判怀疑意识、责任意识、个性意识和勇于发出第一声、善于表达意见以及经得起历史检验等内容。”事实证明，只有具备独立品格，新闻评论才能担负起建构良好公共领域以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作为“灵魂和旗帜”的荣誉才不会蒙羞。

二、介入伦理：新闻评论介入新闻事件时应懂得“等待的哲学”

新闻时评是一种强烈的介入型意见文体。公共事件当前，新闻时评介入的节奏感和分寸感，考验着新闻评论创作者的智慧与责任感。介入的节奏感，指的是何时介入为宜。早与晚，快与慢，进与退，充满了时间的辩证法，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评论创作者对于事件本身判断力的体现。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新闻评论者总是急不可待地希望介入事件中去，而在事件细节并不明朗的情形下过早介入，且又过于明显地表露自己的倾向性观点，常常令自身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很多时候，忍住表达冲动，再缓一缓，再等一等，等更多事实披露之后，再介入也不为迟。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新闻评论特别需要涵养一种“等待的哲学”。介入的分寸感，指的是在介入之后，小心翼翼地巧妙规避各种表达陷阱，既完成了意见表达，申明了自己立场和态度，又为其他更多可能性的表达预留了足够空间，始终保持情感中正，理性充沛，遣词造句温和，立场公平而开放，严格按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准则，稳健而行、步步为营。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明哲保身，更非自我审查，而是一种必需的审慎。在功利主义时代，新闻时评要懂得慢的哲学，更要懂得审慎的哲学。这不仅是追求正义的需要，也是维护媒体声誉的需要。

三、话语伦理：新闻评论应剔除权力话语，回归法治理性与公义指向

新闻评论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罗兰.巴特则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利益”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权力寄寓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新闻评论作为“意见话语”的属性，更加强了新闻评论中的权力色彩，极易形成评论暴力。新闻评论的话语伦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法律理性，以法律为依归，严格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发言，不以道德判断取代法律判断，不以个人情感模糊法律意志，不以想象去裁剪事实，涵养新闻评论的法律理性，只有如此，新闻评论正义守望和舆论监督的价值指向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四、正义伦理：新闻评论要有超越性的观点视阈和健全的正义观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新闻评论作为守护社会正义的重要一环，其本身首先就面临着一个正义的叩问———评论如何正义？新闻评论的正义伦理，首先要求新闻评论要有超越性的观点视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所谓超越性的观点视阈，即新闻评论必须在时间面前保持谦卑，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立论和表达。面对一些复杂的公共事件，新闻评论倚重当下事实和证据，但也要超脱出眼下的事实和证据，保持观点的开放性，永远不要过早地盖棺论定。其次，新闻评论需要有健全完善的正义观。新闻评论对公权力越界保持戒心，但也绝不放松对所谓“弱者”的警惕；新闻评论看重民意，但绝不迎合和取悦民意，时刻保持立场的独立；新闻评论常常“发乎情”，但必须“止乎理”，不被情绪、偏见和私利所左右。新闻评论所忠诚的只是良知与真相，而不是其他；新闻评论决不应制造社会裂痕，煽动舆论斗争，而应该致力于弥合社会裂痕，促进舆论和解，增强社会信任；新闻评论不绕过负面现象，但也愿意释放正能量。新闻评论并不是正义的化身，它也不是正义的制造者，真正的事实与正义早就存在，只是被纷乱的现实所隐藏，新闻评论的使命在于通过逻辑与理性的力量，去发现和还原事实和正义。只有带着这种健全完善的正义观，新闻评论才会为这个社会带来正义与光明。

五、结语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新闻评论一直在茁壮成长，在社会舆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纵观当下新闻评论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新闻评论纵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整体上仍然处在一个粗砺的“初级阶段”，作为一种公众表达的形式，沾染了太多的庸俗、非理性和民粹主义气息，诸如稳健、均衡、公正、冷静、超脱等等品质，仍需要进一步磨砺和坐实。目前的新闻评论，在公众表达和精英表达两条道路上，同时快步疾行。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崛起，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人人都成了评论员，人人都可对新闻事件品头论足；另外一方面，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挑战下，开始调整战略，专攻新闻评论的深度化、专业化与独家化，有一个明显的精英化转向。各家报纸陆续创办的“评论周刊”就是证明。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1.1会计要素理论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与企业的发展相关的要素也比较单一。因此，当时的企业会计要素一般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所有者权益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等。这些变换需要在会计要素中加以体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本需要纳入会计要素体系。只有这样，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才能与时俱进，实现相应的社会功能。

1.2会计假设理论会计假设是各项会计活动实现的基础和保证。传统的会计假设有会计主体、货币计量、持续经营、会计期间等。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会计假设已经不适应企业的发展。首先，计量方式应该逐渐多样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支付等业务更加方便地进行。单一的货币计量方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应该实现非货币信息会计假设。然后，会计期间应该更加具有灵活性。传统的会计活动基本上是纸上作业，进行一次会计期间的财务计算非常麻烦。在当今的财务管理多采用信息技术管理系统，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够及时地反映的财务信息，使财务报告能够随时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1.3会计核算理论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假设等的改变使得相应的会计核算理论也要发生改变。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各种会计活动都加入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重要的会计要素。因此，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另外，对于经营成果的体现，新的会计核算需要更加看重增值因素。在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上应由全方位效益和社会资产替代财务效益的评价。最后，在企业职工利益分配上，会计核算应该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改为按知识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性。

1.4会计平衡理论在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源因素和知识因素受到特别重视。因此在会计平衡等式中这两方面的内容需要得到体现。首先，会计平衡等式需要反映知识产权的制度和特征；然后，充分重视知识等增值因素。因此，传统会计的平衡公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该改为“资产=负债+投资所有者权益+劳动所有者权益”。

1.5会计资产计量理论在新世纪，企业会计理论创新体系中，企业的资产包括财务资产和人力资源两部分。人力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采用传统的会计资产计量理论，不能明确人力资产的重要性。为了能够清晰地计量企业的人力资产，新的会计计量应该把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范围从传统的单一货币信息转换成非货币信息。如人力资源为企业增加的利润和效益可以采用货币计量方式计量，对于人力资源的增值计算采用非货币信息，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企业的人力资产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其作用是越来越明显，理所当然应作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除了以上的内容，我国的会计理论创新体系还包括会计资产记录理论、会计资产效益理论以及会计资产报告理论等。从一定程度来说，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在这些方面的创新需要充分地考虑到人力资产以及知识等因素。它们与普通财务资产不同，具有一定的增值性。合理的企业会计核算方式能够充分反映其增值性，这对于企业经营和融资都具有一定益处。

2.推动我国会计理论体系创新的途径

2.1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我国的企业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纸上作业的会计方式，这为新的会计理论的实施带来了很多限制。新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业务逐渐拓展，产品线逐渐增多，每天都有海量的财务数据需要处理。如果仍然采用原来的财务管理方式，那么财务管理的效率将会大大下降。财务数据管理不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多不便。新的会计理论需要打破原来的会计周期进行制作财务报告等活动，如果依然采用原来的记账方式会非常复杂。因此，企业要想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投资建设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计算机等相应的硬件和财务管理软件等。充分地采用这些技术能够使得会计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财务数据更加标准化。财务数据的标准化使得企业能更好地披露自身的财务数据。

2.2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会计人才培养由于企业长期采用传统的会计体系，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出现脱节。很多年龄较大的财务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对先进理论的认识以及先关的计算机技术的掌握，无法胜任新时期的会计工作。而年轻的会计，虽然熟悉计算机技术，然而缺乏实际的会计经验，工作效率比较低。为了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企业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首先，企业需要进行相关的培训，使得原有的财务人员能够在企业整体发展的角度，充分考虑人力因素和知识因素。然后企业在雇用新的员工时，也要严格把关，尽量录用那些能够掌握先进信息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才。另外，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人才予以优先考虑。此外，企业可以采用新员工与老员工相互合作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经验以及新技术的操作能力，充分地扬长避短，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2.3企业组织创新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主缺乏全局性的眼光，没有进行相应的组织重构和创新。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果依然采用原来的方式，那么企业无法真正地落实新的会计理论体系。企业组织创新是会计理论体系创新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使会计理论体系在企业得到落实，企业需要进行相应的组织创新。组织创新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力资产的因素。组织创新需要考虑到员工的需求以及员工才能与岗位的相匹配。另外，组织层次要保证员工具有一定的晋升空间，这样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组织还要确保员工之间的沟通，这样能够保证企业的组织效率。

3.总结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可拓学是由广东工业大学蔡文先生创立的一门学科这个学科是将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过内部的结合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体系。它能很好的描述各个量之间的变化规律。在于建筑设计创新结合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可拓论。可拓论是整个可拓学体系的基本理论主要有可拓逻辑、可拓集合和基元理论等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相互结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2可拓方法。可拓方法是可拓学中解决问题矛盾的方法，也是建筑设计创新的方法，他可以对建筑中的各项因素进行可拓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可拓变化。可拓方法主要包括拓展分析法、可拓变换法、共轭分析法、优度评价法和可拓思维法等。经过这些分析方法在建筑设计创新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形成创新思维框架，更加理性的设计创新建筑。3可拓工程。可拓工程是在可拓学中的实际运用，在建筑设计创新中可拓工程主要表现在可拓建筑策划、可拓建筑设计、可拓城市设计等方面。

二、创新与建筑设计创新

1创新。创新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改进措施，通过改进可以形成一种在原来基础之上或者更新型的超越原先的事物的新事物。这种创新包括新方案新设计新技术等等。2建筑设计创新。建筑设计创新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包括人文、社会、生态、艺术等等，他把这些因素融入在一起形成符合这些因素的新的多体系、多层次、多维度的一种建筑。

三、可拓建筑设计创新与方法的研究内容

对于在建筑学中的可拓建筑设计创新主要是研究其范围、方法。只有确定了在建筑设计中需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的去寻找下手点，只有好好的研究其创新的方法，才能知道从哪一个点进行创新的研究工作。在创新方法方面一般有四种创新方法1基于原型借鉴的发散法。2基于中介融通的传导法。3基于属性变换的共轭法。4基于要素充公的可拓法。

四、可拓建筑设计创新与方法的研究意义

在我们研究可拓学的时候发觉对于建筑设计的创新理论与方法与其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可以成为建筑设计的创新理论与方法的理论基础，通过其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促进建筑设计创新与方法的探究工作。从独特的视角为建筑设计提供新的创新思路，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促进三个交叉学科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我们进行建筑设计的创新的时候将可拓学引入其中，可以有效地丰富创新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可以以可拓学为基础，充分发挥理性思维的成分，为建筑设计创新铺垫一条崭新的道路，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建筑行业对于创新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在可拓学帮助建筑设计创新的同时也间接的开拓了可拓学和创新学研究的领域，促进了三个学科交叉增长。2扩展建筑设计创新的思维框架。在进行建筑创新的时候关键是思维的扩展，可拓建筑设计就是为整体的建筑创新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一个学科。它能够让我们的创新思维更加趋向于理性，整合整个建筑设计中的各项因素，捕捉到思维灵感，构建建筑设计创新思维的框架，实现建筑设计创新的理性思维，保证其稳定性和科学性。3完善建筑设计创新的方法论体系。可拓建筑设计创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通过静态和动态相互结合的方法，将内部各种关系和需要考察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再一次相互结合起来，进行方法、体系的构建，从而形成稳定的方法理论。因此将可拓学有选择的放到建筑设计创新中去可以在其创新的过程之中给予指导作用。4发展建筑设计创新的理性化方法。可拓学是在逻辑学和数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门理性学科。她能够用模型的方法将事、物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能将要进行的事和物描述出来，形成形式化、定量化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样在与建筑设计创新等问题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用一种较为理性的方法去看待建筑设计创新。能够按照这种方法将环境、资源、对象和目标有序的联合起来形成一种非常实用的理性创新方法。5奠定建筑设计创新智能化的基础。目前国内使用的众多软件都是绘图软件或者是形体推敲软件。我们在进行可拓建筑设计创新的时候可以在可拓学的基础上为电脑的软件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建立计算机数据库，这样将会奠定建筑设计创新智能化的基础。

五、结语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在制度层面，对于新闻评论者的要求存在着法律、纪律和道德三大类行为规范。本文把法律、纪律要求归为“硬性要求”，把“软性的”道德要求进一步细分为规约性要求和内在诉求，得到新闻评论者规范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新闻评论者的法律规范或较为硬性的纪律要求，如分散在国家各种法律法规中的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条款以及部门制定的宣传纪律等。我国没有单独成文的《新闻法》，而是将有关条文写入《宪法》《民法》《刑法》等条款中。新闻评论者应该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和纪律要求。第二层次是成文的对新闻评论者的伦理道德规范，表现为职业道德准则、新闻道德自律信条等，即外在的道德教条。第三层次是不成文的伦理道德要求，主要表现为评论者内在的道德诉求。以上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三种新闻评论伦理道德的标准。第一个层次是“禁止”，它用否定的形式明确哪些能为之，哪些不能为之，目标是保护社会大众、群体和组织的利益不受损害，属于新闻评论的“底线”标准；第二个层次是“应该”，提供行业标准或自律规范，重在规范新闻传播行业从业人员的评论行为，属于新闻评论的“职业”标准；第三个层次是“提倡”，它面对的是所有参与新闻评论传-受行为的公众，它指引新闻评论朝着更高的伦理目标前进，属于新闻评论的“理想”标准。

首先，新闻评论伦理要求不应表现在“禁止”这类硬的规范上。换句话说，应更多通过自律而不是他律来实现。新闻评论多数属于“意义”的探讨，这一层面的判断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尤其当涉及传播者的主观动机和意愿的时候，更是无从判断。因此，涉及评论的许多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或行政纪律的方式来禁止只能导致人治，或者造成泛道德主义泛滥，使社会思想和意见受到审查和禁锢，妨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其次，在“软性”要求上，新闻评论应侧重评论者内在的道德诉求。相比评论者和新闻记者，二者都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底线”要求，但是在“软性”要求上，是以成文的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还是以内在的道德诉求为主，二者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

评论者与记者相比，地位相对超然，缺少切实可行的职业操作规范。可以说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与新闻评论者同样重大，但至少新闻记者还有可依循而行的较完备的职业规范，如真实、客观、平衡报道等新闻专业主义的具体要求。而评论员因为要阐发新闻内涵，表达个人观点，很难有公认的具体规范，如台湾学者林大椿就认为，评论者“要有新闻记者的修养，但某些方面势必有更苛的要求”。④评论者的人员构成与新闻记者群体有所不同。新闻记者为媒体从业人员，可以通过较严格的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而新闻评论参与者除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包括专职评论员、编辑、记者）外，还包括媒体的特约评论员、评论嘉宾等，其中有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普通公民甚至准职业的“”，无法用职业道德来要求他们。即使是西方国家，对新闻评论成文的伦理规范也仅限于媒体从业人员，如美国的意见记者协会（TheAssociationofOpinionJournalists，简称AOJ），2012年重新印行了该协会的伦理章程《基本原则声明》⑤，没有提到对非媒体从业人员的任何“规定”。

对于评论者来说，缺少道德规范的监督机制。对记者来说，国外有新闻评议会之类的机构来监督道德规范的执行，国内由各级记协来履行监督职责。但是对于媒体评论员来说，是否违反道德规范几乎无法认定。对于非媒体从业人员的评论者来说，这种监督更是无从谈起。综上分析，新闻评论者的伦理道德规范更多地表现在“应该”和“提倡”层次，尤其是后者。新闻评论伦理要求多表现在评论者内在的道德诉求上，它虽然缺乏制度刚性，但多数人在一定的情境下会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可以通过受众批评和媒体间辩论，来逐步寻求共识，完善体系。本文认为，新闻评论伦理要求的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等“硬标准”应“宜宽不宜紧”，接近于对评论者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以充分保护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公民表达权；对新闻评论者内在的道德诉求则应“宜高不宜低”，类似于对评论者要求的“最小公倍数”，这样才容易通过逐步提高新闻评论者的素质和道德自省来实现对其强大话语权的自律，适应多元化社会和新媒介环境的需求。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真正实现新闻评论者言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二、社会层面：评论者的独立性要求

独立性应为新闻评论伦理的首要原则，这一原则源自媒体评论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根本要求。评论者的独立性要求，表现在如何面对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个方面。

（一）独立判断与社会属性新闻评论一旦失去了独立、公正的立场，无原则地为某种特殊利益所驱使，那便谈不上服务公众利益了。张昆等学者认为，如果新闻评论中充斥着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阶层的言论，不但不利于言论的生态平衡，还容易使媒体沦为某一阶层利益的代言人———这显然与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属性相违背。⑥评论者身处复杂的社会当中，拥有自己的社会属性，有自己的所属媒体，有自己的阶层利益，有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但评论者的服务对象是公共利益，言论的倾向性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不应为某个特定的组织或个人而改变。如《人民日报》评论员陈家兴所说，“立足于独立、客观、公正评论，总是会天然地赢得最广泛的受众。因为相比较而言，多数公众总是处于独立的第三方位置，没有直接的利益纠葛，对有关事情、事物、事件的关注，无非是想了解其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的社会基础。因此，合乎这种公众心理需求的评论，就天然地会受到公众的青睐。而始终做到持中守正的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就不可撼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⑦评论者应对所要评论的事实或现象有独立之判断，客观之分析，不做利益团体的附庸，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意见领袖，评论者不应过分卷入社会利益及其活动而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职责。评论员不能为拥有某些特殊利益的个人或组织所雇佣来创作维护其利益的评论，更不能为某些商业利益摇旗呐喊，获取报酬，沦为利益集团的发言工具。

（二）人文关怀与持论公正评论者既要尊重自己的权力，也要尊重他人的权利。相对于强势的社会利益集团，还存在着一些弱势群体。评论者一方面要在意见性信息传播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持论公正，不能以弱势群体“救世主”自居。一是坚持“减少伤害”原则。评论者以社会中的人或事作为自己的评论对象或批评对象，对被评论对象的评论中不应带有主观意识的人身攻击语言，不要侮辱他人人格、恶意诽谤、造谣说谎，更不要攻击漫骂甚至号召网民进行人肉搜索或实施现实中的伤害。即使被评论对象在思想行为上有错，也应在理性范围内批评说理。不能因被评论对象有悖道德、有违纪或违法的行为而在评论中为其添加莫须有的“罪名”或对其人身攻击。对于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只应限于事实和对事实本身的评论，而不应伤及被批评人的人格。二是尊重隐私，避免“示众”效应。对非公众人物、未成年人的错误行为，应涵盖在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中进行批评，不宜在公共媒体暴露其姓名和隐私。三是评论者应公正思考，对所有社会群体一视同仁。评论者应不考虑个人感受、自身利益，或其朋友、公司、团体的感受或利益。“要达到思想的真正公正状态是富有挑战性的。它要求我们同时具备理性的谦恭、理性的勇气、理性的热情、理性的诚实、理性的执著、自信的推理以及理性的自主”。

三、个人层面：评论者的态度与修养要求

无论是媒体从业人员还是公民参与新闻评论，都应具备新闻评论者所需的素质要求，这对提高新闻评论水准必不可少。在态度方面，要尊重事实，慎重发言；在修养方面，应具备逻辑和民主两方面的素质。

（一）尊重事实评论者应绝对地尊重事实，因为事实是新闻业得以存在的基石。评论者要在全面、准确之事实材料的基础上立论。《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曾提出评论的价值次序问题，即“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再断是非，再说利害”⑨，针对真实的新闻事件或现象开展讨论，这样的评论才有意义和价值。评论者不能“以谣言倒逼真相”，应更重视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是其中的利益和利害关系。评论者还应具有道德勇气，当以求真求是为依归。评论者应定期对自己的评论进行反省，对思考中可能存在的事实错误、逻辑错误、思维偏见等进行分析评估和再判断，对自己的论断进行校正、更新、完善，并把自己的反思过程告知受众。评论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拓展创作领域，以满足受众的多种需要。

（二）对不熟悉的领域应当慎言评论者除了需要立场稳定、宗旨清晰、意志坚定外，还需要学识修养。在新闻评论“政治化”年代，评论员多数重视通才和知识修养，希望能适应更宽广的评论领域。这一点在当前社会已经不易实现。如今，从街谈巷议到网络自发评论，到处都存在着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这是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无可厚非。但作为严肃的大众传媒平台上的新闻评论，则仍有一定的门坎限制。这是因为新闻事件的复杂、专业知识的限制以及人们自身阅历的局限性所致。学者曾健雄认为，“随着评论专业分工的细化，某些专业领域的评论作者必然要求更职业、更专业，这成为一种新趋势。由于专业领域存在的差异性，其对评论作者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及综合素质诸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⑩在新闻评论的广度上，评论者需要承认自身知识的不足。如果超出知识和经验范围，空口说白话，一定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贻笑大方。要求评论者认清自己的知识局限，对不熟悉的领域慎言，不是对言论的钳制，而是为了更好、更负责任地发言。以《纽约时报》为例，其言论版的专栏作家均各有专长，一般不会“跨界”评论。克鲁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做财经方面的评论；弗里德曼是中东问题专家，对巴以问题做了相当多的评论；克里斯托弗对远东问题有研究，多做此领域评论，并几乎“包揽”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多德则主攻关于美国政府动态的分析。可以说，评论的分工原则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媒体所认同。如央视特约评论员队伍已经有了较清晰的专业分工，与他们的专业背景相结合：杨禹身兼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研究员，对国内政治问题很有见地；周庆安身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分工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等领域的评论；王大伟是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孙哲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吴晓波是财经专家，他们都能以渊博精深的专业知识为基础，从专业视角进行分析判断，为观众提供深刻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三）逻辑与思想的连贯性新闻评论者提供的意见性信息应是连贯的，内在逻辑自洽的。评论者需要具备清晰的思维能力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评论者可以就一个新闻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不应对同一新闻事件同时做出支持和反对的两种评论。一方面，这有违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原理；另一方面，这会削弱评论者的公信力，从而失去受众的信任。如果评论者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不同的逻辑前提或结论自相矛盾，应明示受众，同时道歉并进行自我反省。评论者应按照事实和逻辑对问题进行公正的分析，不能造成思想的割裂和观点的矛盾。评论者不能故作惊人之语，故意发表“极端意见”招揽受众，或为自己赢得媒体曝光率和“知名度”。

（四）民主的修养台湾学者王民强调评论者需要具备民主的修养，具体包括“人权平等观念，守法重法精神，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容忍歧异与协调不同的美德”等。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评论者的言论应对社会民主化进程有所贡献，对公众形成民主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有所贡献。另外，民主修养也意味着评论者对不同意见者、辩论者，应持宽容态度，要以合理性的最大限度理解所批判的对象，不宜实行个人攻击，或拒斥一切批评，要公正对待对立面的意见和评论者。如今的一些时评人，批评别人时理直气壮，被人批评时气急败坏，应当反思。

四、文本层面：署名和剽窃问题

评论者是通过生产精神产品，以作品为媒介来与受众联系、交流的。在文本层面上集中反映了评论者的能力之高下、伦理之良劣。有学者把论证、论据、逻辑等问题都归为评论伦理问题，其实其中有些应属于评论者的能力问题，不宜笼统概括。本文在此着重探讨新闻评论的署名和剽窃问题，这是评论伦理在文本层面的重要内容。

（一）新闻评论的署名问题这个问题应分为两个方面。对于社论等代表集体意见的评论，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署名亟须规范。如党报的某些“署名评论”，实际上起到了社论的作用。《人民日报》的“任仲平”文章，代表编辑部发言又不同于社论，但无疑是一种“重型的编辑部评论”；继《人民日报》推出“任仲平”文章后，《河南日报》推出“何平”文章，《贵州日报》推出的“余心声”文章，《湖北日报》推出“楚天舒”文章，《辽宁日报》推出“辽新平”文章，《云南日报》推出了“南耀平”文章这些评论究竟属于什么规格和层次，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些有“创意”的署名方式或许传达了某种政治信息，但无疑容易造成受众的困惑乃至信息的误读。对于代表个人意见的评论，署名应当真实且标明背景。如学者李希光认为：“（媒体上的言论）有偏见不怕，怕的是大众媒体把这些有偏见的言论以匿名或笔名发表出来，使读者看不出作者来自哪一个利益集团，误使公众相信作者代表了全体公众的利益。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任何一个人的个人言论都不能被视为公众整体意见的代表。”。在当代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权仍有不小的差别，通过标明作者真实姓名和身份来辨清利益归属，应当是现实和负责任的做法。

（二）新闻评论的剽窃问题评论者要尊重他人著作权益，这一点无论是法律还是伦理规范上都有清晰的界定。如2009年11月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尊重新闻同行，反对不正当竞争。尊重他人的著作权益，引用他人的作品要注明出处，反对抄袭和剽窃行为。新闻评论中如果引用了他人观点，应当明确地标明，以示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如果评论者予以模糊，别人就可能误认此观点为评论者“原创”，造成事实上的剽窃行为。曾有学者对全国15家开设时评版的报纸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答“向本报投稿的作者中出现的评论伦理问题主要有哪些（可多选）”（答案设计为A、侵犯知识产权，剽窃他人论述B、只摆观点不作论证或虽有论证但较肤浅C、观点不明，不是让受众更清楚而是相反D、在隐匿自己身份的情况下为特定利益集团代言或为特定个人说话）时，有12家媒体即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侵犯知识产权，剽窃他人论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评论作者尊重知识产权意识的不足。如果新闻评论要对他人观点或研究文献进行引用，应按照科学论文的使用规范来使用它们，通常有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方式。直接引用是评论者逐字逐句使用了他人的原文或原话，应当加引号并说明来源。直接引用多用在原文或原话的语言非常有特点或很精确、不易变换说法的情况。间接引用是指评论者对某个说法保留其原意但变换具体措辞，用自己的话重述他人的主要观点。这样的情况下在引用时不必加引号，但仍应说明观点的来源。

五、结语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1.1识神-主司意识思维活动“识神”原是佛教的概念，指轮回思想中接受世间因果报应的灵魂实体。道家借来表示思虑、意识等心理活动，故也称其为“思虑之神”，《医学衷中参西录》“：识神者，发于心，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盖用识神则落于后天，不能返虚入深，实有着迹象之弊。”它是以元神为基础产生的一种活动，产生后还可以扰乱元神。故道家养生，多排斥“识神”。现代医家多认为识神是在大脑中形成的可以控制生命体行为的意识体，也是大脑皮层神经电化学活动的体现。大脑具有加工各种生物信息的功能，且大脑功能与信息能量之间可以产生能量旋机，形成大脑思维，然后通过不断复制、演化、创造和提炼新的信息，使大脑内的信息快速膨胀，信息能量也随之增大，形成信息能量场，具有能量感应性。这种感应性不断增强，又产生在大脑中，最终与大脑机能一起合成了具有分辨功能和控制身体功能的意识体，这就是识神。

1.2欲神-一种本能性的欲望所谓“欲神”，泛指人源于其个体生物本能的一类欲求冲动及相应的行为，食、色、性及趋利避害是其主要体现，它与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紧密相关。从实质上说，此种行为在动物中多为生理性的，是在无意识下引发的，多数情况下，机体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类冲动的萌发，并借助意识作出相应调控，同时还伴有某些情绪体验。

2三神与心身关系层次

心身关系是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对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判断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追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三神学说对中医学心身关系和心身结构的构建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为心身疾病的辨治提供了重要的靶点，这主要体现在三神学说与心身关系层次紧密相关性上。

2.1从“身”到“心”关系层次-欲神这是一个低层次的身心关系，在这层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多是躯体方面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控制这类行为的调节中枢位于古皮层、旧皮层，也称边缘前脑。可以说本能性的欲求冲动多为这些系统的功能所控制。然而，传统理论多认为：“识神”可以诱发或抑制“欲神”。从生理原理来看，则是大脑皮层的感知及意识等活动所伴有的皮层神经电化学反应对皮层下较低层次中枢调控的结果。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皮质电化学反应对边缘系统功能的下行性作用，这是“身”与“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医学家则认为“欲神”亦可以沿着神经通路向上扰乱元神，影响大脑皮层的精神心理活动，但从侧重的要点来看，上行性有可能次于并弱于识神对欲神的把握。

2.2从“身”到“身”的关系层次-元神就解剖构造而言，元神与欲神位置接近，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内侧皮层（边缘系统）也囊括了脑干、下丘脑等局域结构的调控作用在内。且这些部分主要依赖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对内脏的功能进行调节。这些功能多是与生俱来的，其调控中枢为边缘系统。故多认为“元神”是一种神经电化学活动，属于“身”的范围，而且这种活动也受到大脑皮层的调节，即所谓“识神”主宰“元神”。因其解剖位置相近，且有的则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功能，故欲神与识神之间多是紧密关联的。

2.3最高层次的身心关系-识神识神多被看成是大脑皮层神经电化学活动所产生的感知觉、思维、意识等高级精神心理活动，这些活动多是以皮层下较低层次的脑的活动（亦即元神）为物质基础，并接受了大量外界刺激后产生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意识、思维、感知觉等精神心理活动是以大脑皮层乃至全脑整体的神经活动为前提而彰显出来的；皮层下的结构对感受到的神经信息起到了向上传递和向下通达的作用，也可以使皮层始终处于觉醒状态。这些均是思维、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相关研究也证实，大脑半球后部的皮层和神经电化学活动是直接引起感知觉和意识等心理现象的最终整合部位，而且上述的心理现象则是依靠其余地方的神经活动引起相应部位的大脑皮层的神经电化学活动的最终产物。由此可见“，识神”是心身关系的最高级层次，也是最为错综复杂的。由于意识、思维等精神心理活动是在大脑皮层及整个脑部神经电化学活动的基础上凸显，故“身”是“心”发生的基础，而“心”则赖“身”来表达。就这一层心神关系而言，大脑皮质及其活动即“身”是物质基础，意识、思维即“心”是“身”凸显的结果。但识神一旦突现，又会对“身”及低层次的心、身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一、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前所未有的欺凌，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了，出现了“洋务运动”，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而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吸收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或者说某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深人群众的心坎，结果变法运动只是少数人参与，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成功，革除了帝制，但同样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文化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精神文化人手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白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的持久的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二、中国和平崛起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

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伦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属于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诚然是世界领先的，但在它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

更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深度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如果经济的发展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统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精神文化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开始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文化进行批判。从狄尔泰到席勒再到马克思，都是从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逻辑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些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可能会问在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人具有了一种亲和力呢？事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新的高科技工业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绝非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颠，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1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人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美国的9·11悲剧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现代经济的进步有它自身的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完美地发展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比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借鉴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自有阶级以来的社会，恶（包括贪欲、权欲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前苏联核电站泄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事件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的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核子弹等，且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几个大国政府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富强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的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才有可能沿着属于人的方向发展。

四、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煞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人。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作为人文工作者的作家和理论家能做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用他们的作品去鼓励还是去批判什么呢？难道是一味地加人到推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等的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作品去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我们认为“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恰当的回应。“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

但是，我们毕竟是文学艺术的理论批评工作者，我们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经济学家，文学批评不能整天高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离不开“诗情画意”，我们必须是在“诗情画意”的前提下来关怀现实。我曾反复讲过，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难道我们要面对那些极为拙劣的文学作品去“挖掘”其中的什么文化精神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我们所讲的“诗情画意”的前提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文本及其语言。语言永远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家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写语言，我们阅读文本，也是在阅读语言。我们要阅读语言把握文本所蕴含的审美情感流动的脉络，看看它在什么地方感动或打动了我们，让我们的心震颤起来，看看它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以智慧的启示；然后我们用专业的眼光来分析它，除了读出艺术意味以外，还要读出文化意蕴。通过文本语言的分析，揭示作品的情感和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路径。在这路径的入口，就是文本的语言。语言渗透了情感与文化。不顾语言展现给我们的东西，回到以前那种悬空谈感受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不是我们所要的批评。文本中一个词、一个句子在运用中的变化，都隐含着艺术的追求和文化的意味。所以要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文学所不可缺少的美学优点。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某些学者所热衷的“文化研究”，其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城市规划，去解读广告制作、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街心花园、去解读时尚杂志、去解读互联网络、去解读居室装修，去解读美人图片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岂不是要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文学艺术文本岂不要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所以，我最大的担心是当前某些新锐教授所呼喊的文艺学的“文化转型”，将使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对象完全转移，从而失去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码学科品格。正是基于这种担心我们才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文化诗学”的基木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目前，出现一种说法，由于全球化和高科技媒介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依赖图像来娱乐自己，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弱，最终文学和文学批评将消失。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存在，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其中也包括语言的表现形式，也必然还会生存下去。在与高科技的竞争中，文学可能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还会生存下去。实际上高科技的影视图像作品与文学创作是相互依存的。许多高科技图像作品都是文学作品的改编，没有文学作品的生产，就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影视图像作品的出现。反过来，经过高科技图像作品改编的文学作品一经放映之后，作为书籍的文学作品就会更走红。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北京每年举行的唐诗宋词诗歌朗诵会，吸引那么多听众，受到那么多人的热烈欢迎，也足以说明文学永远可以与图像的世界竞争而占有一席之地。文学作为文化之一种的独立存在，就证明它的理论也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在高科技时代没有悲观的理由。我希望那些专心搞文化研究的人，他们尽管可以去搞，怎么搞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某种需要就力图唱衰文学和诗学。实际上文学和诗学也不是那些人能够唱衰的。文学从变动着的现实生活吸取营养，继续自己的旅程。文学理论也会从文本语言出发，追求诗情画意，继续走自己的路。“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所以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审美，是“文化诗学”的重要旨趣。新晨

五、文学理论和批评要发展，要随着现实文化的发展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