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硕士论文范文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1篇

阅读眼动研究文献分布时间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阅读眼动研究的发展脉络。统计结果（表1）发现，我国“三大教育”领域阅读眼动研究文献在时间分布方面有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少。在CNKI的“三大教育”学科领域，以“眼动”＋“阅读”为主题词检索，仅获得有效文献28篇，与相同领域主题词是“阅读”的28219条文献记录相比较，其总量非常少。其中，检索结果，1986年前有效文献为0篇。1986年以来，年平均有效文献仅有1.1篇。文献篇目最多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6篇。2011年次之，有5篇。第二，出现晚。“三大教育”领域阅读眼动研究第一篇文献资料出现年份为1986年。而中文阅读眼动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国外对阅读的眼动研究则始于1879年[2]。第三，增长趋势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国内“三大教育”领域对阅读眼动研究比较稀少，而2000至2009年十年间出现了19篇有效文献，2010至2011年，两年时间就出现了7篇有效文献。相对而言，近十年的文献数量呈上升的态势。“文献来源”既可以作为主要阵地，用来展示阅读眼动研究的成果，便于同行对研究成果进行搜集，也可折射阅读眼动研究是否进入“三大教育”前沿，成为一线教师熟悉的科研方法。统计结果表明：在28篇阅读眼动研究有效文献中，公开发表的论文有12篇，分别发表在11种公开期刊上，除《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2篇外，其他期刊均只收录有1篇，这10个刊物按刊出阅读眼动研究文献时间先后为《心理科学》、《教育教学论坛》、《教育科学研究》、《吉林教育科学（普教研究）》、《天津市教科院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心理发展与教育》、《淮南师范学院学报》、《心理学探新》及《心理科学通讯》。其中，进入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类2000–2011年版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仅有1篇，刊于2001年07月的《教育科学研究》①。除去以上文献，另外16篇源于博士、硕士论文库及会议的文献，分别为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2篇以及会议文献1篇②。其中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2篇。其他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篇，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篇，河南大学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西南大学硕士论文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各有1篇。从统计的数据看，华东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近年来对儿童阅读眼动研究比较关注。

对儿童阅读眼动研究论文的作者所在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同行间的交流与学习提供一个参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现儿童阅读眼动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情况，反映研究人员构成方面的特点或局限。统计结果发现：第一，文献第一作者所在单位是小学或中学约占7.14%（见表3），文献第一作者所在单位是高校的（见表4）约占92.86%。第二，国内儿童阅读眼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他们共公开发表研究文献19篇，占检索到的28篇文献总量的67.85%。对“文献主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考察研究我国“三大教育”领域阅读眼动研究的重点和范围。在对文献题目和关键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摘要和全文，对文献的主要内容和文献主题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28篇文献共有关键词120个，其中有107个关键词仅出现1次。出现2次以上的关键词13个，“眼动”出现23次。（2）阅读眼动研究的内容有三类：一为阅读眼动基础研究，其中包括儿童阅读眼动的特征或发展研究、阅读眼动障碍研究；二为阅读应用的研究，包括阅读眼动教学（策略或实效）研究、阅读情境研究（独立和陪读）、阅读媒介（图文）研究；三为阅读眼动研究文献述评（评介）。其中应用研究的文献占57.20%。（3）缺乏对儿童阅读认知心理理论层面探索的研究，缺乏对阅读教学界热点话题诸如“语感”和“文感”的相关研究。

研究方法影响着研究的路线和结果。据统计，28篇有效文献多数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其中，“文献法”使用率最高，达92.90%。“眼动测量法”使用率次之，达60.70%。另外，有39.30%主题词含有“眼动”的文献，研究中并没有进行眼动实验，只是引用他人的眼动研究结果。根据表6，“眼动测量法”研究使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使用者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院所。第二，阅读眼动实验材料选择上，绘本和汉语的语篇阅读眼动研究相对丰富。汉语（文字）材料的语言单位涉及词、句和篇，英语（文字）有字母、句和篇。检索中没有找到有关汉字和英语单词认读眼动研究报告。第三，有不同体裁作品的阅读眼动研究报告。例如“科技文”阅读眼动研究。第四，眼动实验被试以小学生为主，其年龄、受教育情况与阅读眼动关系的研究相对受重视。第五，部分实验属于基础研究，即对阅读眼动事实的发现和验证；部分属于应用研究，即服务于阅读教学和训练。没有发现解释汉语阅读认知心理的理论研究。第六，不同高校在实验材料和被试的选择上存在一些差异，其中，华东师范大学较关注学前儿童绘本的阅读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相对关注小学教材排版效果的研究。综上统计和分析，在学前、初等、中等教育学科领域，我国阅读眼动研究表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儿童阅读眼动研究起步比较迟，研究成果比较有限。第二，文献主要源于学术性强、面向高校的期刊，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至今，仅1篇相关文献出现在“三大教育”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与“三大教育”一线教师存在隔阂。第三，研究力量主体是高校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极少研究者来自中小学教师队伍。第四，本次检索到的阅读眼动研究触及阅读眼动基础研究、阅读应用的眼动研究和阅读研究文献述评（评介）。阅读认知过程的探索缺乏，阅读教学热点话题未关注，理论上缺乏创新。第五，“眼动记录法”在“三大教育”阅读研究中的使用不普遍，能掌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集中在高校。另外，从被试和实验材料选择的角度看，“三大教育”阅读眼动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广度，但总体而言，不够丰富，系统性欠缺。

综上可见，我国阅读眼动研究存在着以下值得反思和重视的三个问题。一是研究成果不被阅读教学界所了解。本次研究检索到的文献仅有一篇源于进入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类2000–2011年版中文核心期刊。反映出阅读眼动研究未能对一线阅读教学起到引领或参考的作用。二是系统性研究比较缺乏。尽管“天津师范大学是国内眼动研究的发源地，位于国内眼动研究最前沿，引领着国内眼动研究的发展方向”[3]，但天津师范大学仅对阅读者和阅读材料题材类型阅读眼动特征进行了系列的研究。类似地，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只对绘本阅读、小学教材插图进行一系列的探讨。这种现象反映出该类研究的系统性不足。正如闫国利、白学军曾指出：“尽管目前我国学者对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虽然已涵盖了字词、句子、语篇和不同文体等方面，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但由于我们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者感兴趣的领域不同，导致研究比较零碎，不够系统。”[4]三是缺乏对语文教育热点话题的关注。例如，到目前为止阅读眼动研究还未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反复提到的“语感”及近年来备受重视的“文感”具有什么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如何影响阅读认知过程等与心理学关系非常密切的问题纳入研究对象。

眼动测量法能有效地反映阅读认知加工过程“怎么样”，从而为某些阅读现象“为什么”和阅读训练可以或应该“如何”设计提供佐证，是研究阅读认知过程最直接的方法之一。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眼动研究者关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阅读，从而为我国的语文教学带来更多的启迪和真正的革新。（本文作者：吕小君单位：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2篇

语类(genre，亦译为“体裁”)曾经一直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自从Bakhtin(1986:60-102)将语类概念引入非文学领域以来，语类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目前已被用来指所有的语篇类型。同一语类的语篇在研究目的、语篇结构、文体风格和目的读者方面都呈现出类似的模式(Swales1990:58)。与应用语篇分析的其它三个层面(语域分析、语法修辞分析和交互分析模式)仍停留在对语言进行表层描写相比，语类分析层面则超越了对语篇语言特征的简单描述，力求解释语篇建构的理据，探讨语篇结构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从而揭示实现交际目的特殊方式和语篇建构的规范性。因此，语类分析具有了解释性的特点，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在一起(Bhatia1993:5-22)。当然，文体的分类是必要的，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各种文体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王晓军2008:32)。学术论文是受专业学科语篇社团所制约的专业语类，论文作者既需向读者客观地传达研究结果，又需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读者取得情感上的认同(高霞2015:30)。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阅读学术论文有助于了解相关领域内的研究历史和最新的研究动态，而相对快捷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就是阅读引言。论文引言(Re-searchArticleIntroductions，简称RAIs)位于论文正文的开头，起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详尽信息并提供解读视角的作用(Weissbery＆Burker1990:20)，相当于全文脉络的“路线图”，已被确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集聚说服/推广力的论文组成部分(Loi2010:267-279;Swales2004:226;Samraj2008:55-67)，具有阐明研究目的、综述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评估标准等功能。但引言也被认为是一篇论文最难写的部分，作者必须采用规范的撰写方法和组织形式来阐述论文的主题，同时必须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大量研究信息，反映本研究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有关引言语类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Swales(1990:137-166)采用其语步—步骤(move-step)分析法建立并逐步完善的CARS(CreateaResearchSpace:创建研究空间)的语篇研究模式(PrototypicalModel)，该模型是Swales在其代表作GenreAnalysis(《语类分析》)一书中首次提出的。CARS模型从三个语步、11个步骤(每个语步包含数个步骤，每个语步都是通过具体的步骤而实现)解析了学术论文前言部分的交际过程，即语步1:确立研究领域;语步2:确立合适的研究地位;语步3:占据研究地位，这是Swales基于其建立的110篇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的研究成果。CARS模型中的三个语步通过不同的功能划分，环环紧扣，构成了相互衔接、相互承启、相互支持的一个整体，借助于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清楚严密的修辞结构达成了作者劝说和推广自己学术成果的目的。Swales尤其强调论文引言的推广作用，指出:论文引言推崇研究的原创性，论文竞争趋于激烈，而引言对学术的推广性和助推作用更加凸显”。此后围绕该分析模式的引言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外众多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实践或验证CARS模型的真实性。Ahmad(2012)对60篇伊斯兰论文引言的修辞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严格遵循CARS模型的引言数量很少;Samraj(2008:55-67)在美国对三个学科(biology，philosophy和linguistics)的硕士论文引言进行了对比性话语分析。根据研究实践，Swales(2004:232)后来又将CARS模型中的第三语步调整为“呈现当前的研究”，并将三个语步中的步骤进行了从内容到顺序的调整，改进后的CARS模型在引言必备的几个步骤之下，增加了一些必须的和可选的实现各步骤的具体小步，更加完善了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结构分析模式。

近年来国内有关引言的语类研究也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涉及广泛，主要两个方面:1)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譬如，徐有志等(2007:47-51)依据Swales提出的CARS“三语步”语篇分析模式，对我国北方六所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引言部分的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蒋婷、徐娟(2013:203-208)采用语料库方法，选取30篇中外法律权威学术论文，探讨了语类分析的框架，对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对比分析，并探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等。2)从不同的视角对引言语类的研究。譬如，何建敏、于建平(2006:104-108)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有关经验功能的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英语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实现经验功能的途径，通过对实际语篇的量化分析，归纳、总结和描述了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语域特征。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重理论轻实践，实证性研究比例偏低，且样本量偏小。有些研究只注重理论评述，缺乏实际步骤分析，应用研究力度不够深入。近几年国内实证性研究虽有上升趋势，但非实证性研究仍居垄断地位。其次，对论文引言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中英)语际对比，缺少进行语内对比研究或者跨学科的实证对比研究。迄今为止，从语类分析的视角，把引言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类，用大样本的实证性语料库方法综合研究引言语类特征的研究依然为数甚少。因此，有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论文引言的对比研究，由可比的或等价的语料构成的较大型可比语料库的创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引言语类的相关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2．研究思路与框架

研究采用了Swales(1990:141，2004:232)的关于引言语类分析的CARS语步模型。在分析具体的语篇时，研究人员通常以语步和步骤作为语篇分析的出发点。语步这一概念可被表述为由一组表现同一意旨取向的语言特征组成的，表达一定交际功能的语篇片断。在语类分析中，每一语步都从语篇功能和语境出发，通过语篇中的语言线索来辨认和确定。如果一组句子传达同一类交际信息，那么他们就被认定为同一语步(Swales1990:58)。Swales＆Feak(2010:167-180)认为，语步是一组完成特殊任务的文字，是一个功能性而不是语法概念。语步的长度不同，可以是一个短语或句子，也可以是一个段落。一个语步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步骤组成。步骤也是一个语义单位，由句子的一部分、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来表达。

2．1引言语类的修辞结构

Swales(2004:232)的CARS原型模式由三大语步组成，这三个语步又各自包含一个或多个步骤。CARS模型体现了人们可以在不破坏语类基本结构或者语类原型(prototype)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即作者可以在这三个语步的框架下根据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的不同来选择不同步骤的组合而传递个人意图。在这个模式中，语篇按照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语步构成，每一语步由几个可供选择的步骤来实现。

2．1．1Swales的CARS引言模型尽管许多学者都对Swales的语步界定提出修订意见和建议，但是，语步分析的方法依然是目前用来分析学术语篇最广泛的手段之一，同时，这种语步分析的方法也被广泛用来研究学术语篇尤其是论文摘要和引言及结论部分。

2．1．2研究的引言标注模型根据阅读大量学术论文的经验，又经过正式标注前对引言文本的实验性标注，我们发现，大量的引言文本并非都完全按照CARS模式构成。1)在语步顺序方面，有的文本并非按照语步一、语步二和语步三的标准顺序排列，语步一的内容有时出现在语步二或语步三之后，相反，语步三有时又会在语步一或语步二之前呈现;2)在语步内容方面，三个语步的内容并非界限分明，有的引言文本三个语步内容相互交错;3)在语步的完整性方面，有的文本三个语步俱全，有的侧重于某个语步，而其它语步内容较少或不曾涉及，也有的文本在语步一之前会出现与引言文本似不相关又相关的名人名言之类的内容作为卷首语(引言可选开头语)。此外，每个语步下的步骤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鉴于中外学术论文引言的不同特点，我们先经过反复试验和讨论，在Swales有关引言的“3个语步，11个步骤”CARS模型基础上进行了适用于中外学术论文引言的补充和完善，然后才对所有文本进行标注。继而根据提取的标注数据对引言文本的语步分布状况进行分析。

2．2语料库简介

本研究通过自主研制的汉英双语学术论文引言可比语料库(CECIC)中的引言语料，充分利用语料库的大文本、多功能、语料选择严谨以及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优势来实现中外汉英期刊学术论文引言的多层对比研究，探讨汉英学术论文引言文本的语类结构特征。可比语料库也称类比语料库，多用于语言对比。可比语料库扩展了研究问题的范围，并且可以避免平行语料库中带有原文烙印的“翻译腔(translationese)”的影响(王克非2004:7;牛桂玲2013:113)。语料库旨在能够代表当代汉英学术论文引言的总体，按照一定的取样规则，收录十一个学科的中外中英文论文引言共计2068篇。主要目的是研究中英文引言在多个层面的语类特点，突破了以往只研究期刊论文、或者只研究学位论文等的研究模式。语料库的取样采用的是系统取样法(刘瑞清2016:435)，即先将总体系统地分成若干组，然后依据一定的抽样距离，从母体中抽取样本。语料库由中国学术论文引言汉英双语语料库和国际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汉英双语语料库两个子库构成，每个子库又分硕士论文引言和期刊论文引言两个部分。中文期刊的选择标准为2008年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较有影响的期刊;国际期刊则选自ISI系统被SCI、EI和SSCI检索的学术期刊。中国中文期刊论文中文引言库(CJ)和国际期刊论文英文引言库(EJ)各包含11个学科(应用科学，生物科学，传播与艺术，地球与环境科学，教育学，卫生与健康科学，哲学、宗教学与神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与文学)的期刊论文引言语料，每学科各有54篇，共计1188篇期刊论文引言语料;在880篇硕士论文引言部分，中国学生硕士论文引言(CD)选自“985”院校的重点学科硕士论文，国际学生论文引言(ED)则选自国际排名在前200名的院校，基本确保了语料库的平衡性;四个子语料库中中英硕士论文之间和中英期刊论文之间所对应的学科门类引言文本内容接近，也保证了语际、语内语料之间的可比性;所选论文均出版于2013-2014年，保证了引言文本的时效性和代表性。

3．数据分析与讨论

3．1中英文论文引言的语步分布特征分析

3．1．1引言语步的分布特征

三个语步及其各步骤之间有着“起承转合”的紧密关联，三个语步是相互衔接、相互承启、相互支持的一个整体。语步一为“确立研究领域”，其作用在于分析研究大背景，从宏观到微观地将读者的关注点吸引并确定到相关研究领域，为“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出了铺垫;语步二为“确立合适的研究地位”，作者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精细梳理，概括出本领域的研究不足或研究空白并阐明需要某种研究弥补不足或填补空白的作用，从而确定了尚未正式出场的“本研究”的研究地位;语步三为“介绍本研究”，经过前两个语步的铺垫和“气氛”渲染，第三语步自然而然、恰到好处地引入了“本研究”，对本研究的目的、方法、研究步骤及研究意义等进行概括成为水到渠成。每个语步下的分解步骤具体地承担了实现各语步总目的的作用。表4中的语步数据都经过了归一化处理。结果显示:中外硕士论文引言和期刊论文引言的表现并不一致。首先，就学位论文而言，中国学生硕士论文引言的语步一和语步二频数都比相对应的国际学生硕士论文引言高，尤其是语步二，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还多。但在“介绍本研究”的第三语步却被国际硕士论文引言反超，但相差不大;其次，就期刊论文而言，中国期刊论文引言中的三个语步频数均少于国际期刊，其中，虽然中国期刊论文引言在前两个语步与国际期刊论文引言相差将近一倍，但该差别与两个子语料库的总语步频数的差别比例接近，这是由于文本自身的文字量造成的。但中国期刊论文引言语步三的使用频数却大大少于国际期刊引言，后者超过前者将近三倍。数据表明，中国研究生论文或期刊论文作者在引言部分都花了大量篇幅在“确立研究领域”和“确立研究地位”方面的论述，而到了读者更为感兴趣的涉及到作者本人所做的具体研究时，作者却采用了较少的篇幅。一方面或许是由于各个学校采用了不同的论文模板，而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国际研究生或期刊论文规约性更强，作者更为明了自己的论文写作目的，有较强的语类意识，有意识地用更大的文字比重和篇幅来让读者了解自己的研究和发现，借此提高研究的可信程度和增加说服力，“劝说”的功能和效果会更突出。相反，中国论文作者在引言部分用较多的篇幅进行前期相关研究的介绍，对作者本人研究的阐述略显不足，减弱了引言的“路线图”和劝说力度，因为读者更多关注的恰恰是作者本人的研究、包括研究视角、方法步骤及研究发现和结论等。

3．1．2语步的差异性分析在差异性方面，中国学生硕士论文引言与国际学生硕士论文引言仅在语步三前置方面无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P＞0．5)，在其它主要语步及后置语步分布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5);中国期刊论文引言和国际期刊论文引言仅在语步二前置方面无显著性差异，而在其它三大语步和后置语步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5)。由此可见，中外硕士论文引言之间和中外期刊论文引言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中国式”论文写作方式。而造成这种显著性差异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对提高学生学术论文水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2各语步的文本覆盖率(Textcoverage)及语步逆序/循环现象

表格6中的数据显示:引言中的逆序现象在中外论文引言中都较为突出。虽然大多数引言文本三个语步的排列顺序非常规整，遵循“语步一---＞语步二---＞语步三”的顺序，但也经常会有例外，中文硕士论文的前置语步现象较为突出。引言起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详尽信息并提供解读视角的作用，是一个步骤性、规约性很强的语类，引言的每一个语步或步骤都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交际功能(Samraj2008:55-67;Swales2004:226)。按照国内外专门从事学术语篇研究的学者对引言结构达成的共识，作者应首先介绍研究背景，综述当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找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及空白所在，然后顺势提出自己当前的研究目的对解决原有问题的意义和根据，并接着介绍研究方法。这种结构有利于作者把读者的注意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当前研究上，有根有据，环环相扣，力度较大，说服力强，引言的劝说和推广作用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2．其中三个主语步中包含逆序语步(前置和后置)频数。表格5和表格6中的数据都表明中英文论文引言中都存在一定量的逆序语步，并且这些语步逆序的数据反映出中外论文作者在逆序表达方面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国际硕士论文引言和期刊论文引言逆序的文本覆盖率较低，而中国论文引言逆序的文本覆盖率相对较高，说明中国学术论文引言中的逆序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中国作者采用较多的逆序结构来突出自己的重点，尤其是没有经过铺垫在本应是第一语步的介绍研究背景部分就直接将属于第三语步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和盘托出，显得有些突兀，削弱了引言语步的规约性和步骤性。在另一方面，中国论文引言因为缺乏充分的论证就急于推出自己的研究，增加了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难度，说服力就有所欠缺。在另一方面，一些引言作者反复介绍自己的研究背景，即使是在已经完整地完成了整个引言的三个步骤后又做补充似地再一次对背景进行介绍，采用了“语步一→语步二(→语步一)→语步三→语步一(→语步二)”的循环结构，有语无伦次之嫌。究其原因，缺乏引言文体意识、对引言语类的步骤性及各语步的不同功能认识不足是导致循环语步产生的主因。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3篇

从涉及的文学流派来看,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及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受到青睐。前者的代表作家有哈代、狄更斯、奥斯汀,后者主要有劳伦斯、艾略特、乔伊斯等等。其中一些名作家及其作品被反复研究。例如,106篇论文中关于劳伦斯的就有8篇,哈代的有《篇,海明威的有4篇,单独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有4篇,单独分析《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有三篇。甚至在同一年硕士论文中有两篇论文选取同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情况。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条:

1.简便原则。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时期是文学的繁盛时期,好的作品层出不穷,名作家的作品流传广泛,其文本材料容易获得,前人的评述较多,相对而言,收集资料更为简便。而古代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可查的资料相对有限。

2.安全原则。大多数已被归为某种流派的作家,前人对其都有定论,特别是对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无数人已进行了无数次研究,再研究时不必担心把他们分错类别或下错定义,因此最为安全。

3.导向原则。通过统计、对比发现,大多数研究生论文的选题方向与导师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一致。文学研究的视角是丰富多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创新的成分。文学研究的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研究对象的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研究对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更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把英语学位论文归为三种类型:个案研究型、总体概述型和综合型。所谓个案研究型,是指往往选定一个人物或一种现象来写,开口小,聚焦集中,论述充分,较易把握。

这是欧美文学方向大学生、研究生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方式,也是我国研究生普遍采用的方式。所谓总体概述型,是指对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普遍现象所进行的全面与综合的论述。例如,李欧梵(Leo-ou-fan-Lee)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RomanticGenerationofModernChineseWriter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3)就是如此。这类题目涉及面较广,依赖于较强的综合概括和分析能力。所谓综合型,则是前两种的综合形态,即一定的综合论述加上具体的个案研究,或具体的个案研究加上一定的综合论述。其特色是点与面结合,综合前面两种方式的优势。

从表二可以看出,106篇硕士学位论文几乎都集中于第一种类型,即个案研究型。如果再细分的话,这种个案研究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作品研究,如“论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的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传统与创新的融合——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等。第二类是作家研究,选定一个作家,概括其全部作品或某个时期的作品,分析其创作思想或特色,如《心灵的历程——T#S#艾略特的思想发展轨迹及宗教观》、《托马斯#哈代的“错姻缘”之惑》等。第三类是文学现象研究。它主要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其中的规律。在上述的106篇论文中只有3篇属于此类。

从表二还可以看出:《《.》%的论文集中于个案研究的第一种类型即作品研究。论文作者选取某个作家富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从介绍作家出发,概括作品的主要内容,分析其主题思想、语言上的特色。具体分析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大多数论文的作者都以介绍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辅之以作家的家庭、人生经历,例如一篇名为“生命的真谛——《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真义管窥”,论文从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日益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人际之间的交流,从而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人格的异化。另外,劳伦斯特殊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其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篇名为“有节制的反抗:简#奥斯汀的妇女观”也是从18、19世纪男性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现实出发,挖掘简#奥斯汀一贯选取妇女题材的缘由。结论是该女作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小镇里,有限的社会经历和狭隘的视野决定了她无法摆脱当时妇女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女性只有通过爱情和婚姻才能改变命运。

由于论文都偏向于对社会背景的分析,使得论文内容较为单一,即重视对作品主题思想的阐释和把握,从而获取对某种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揭露、讽刺的效果。这种主题式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出蕴含作品中极其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但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它把读者定位成文化水平有限的、被动接受的一方,居高临下地训导读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读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事实上,从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文学创作中淡化社会批判主题的倾向日益突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特定含义的作品放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便获得了一种再生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和反应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本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乃至潜在的意义都需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在笔者分析的106篇论文中无一篇探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评价等问题。

大多数论文花大量篇幅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阐述文本独特的写作技巧和手法。如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及巧妙的情节安排等等。诚然这对引导读者理解欣赏原作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是许多论文作者注重用相对简单的语言转述文本作者所表达的意思,而对一些创作技巧和手法缺乏理论上的追根溯源,间或提及,往往也只是涉及简单的介绍。例如关于意识流创作手法的问题,不少论文都有相关内容。但是对于意识流手法的理论基础即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知识和原作作者受到各种理论的影响却未引起重视。例如一篇关于肖伯纳戏剧的论文中提到肖伯纳受到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和易卜生的影响,也只限于列举一些例子,并没有系统阐述这各方面因素如何对肖伯纳产生了影响。在笔者所阅读的106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涉及到作家的美学观和创作思想问题,即“济慈的美学观及诗歌创作思想”。

注重对文学作品进行印象式的评述。对作品的分析、鉴赏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上,缺乏理论框架、模式的支撑。例如有很多论文涉及到对作品的文体分析。一个文本在词汇、语法上与正常规范不同程度的偏离就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其判断依据是对在不同层次上的偏离的数量统计结果。笔者发现,在写关于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两篇论文中,两文作者都注意到文本的语言特点:按主人公成长的不同阶段来选择语言,都以第一自然段的儿语为例。遗憾的是,两文作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统计出儿语占所分析部分全部实词的比例,因而都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硕士生的论文侧重于对文本的静态分析,忽略了对其进行横向、纵向联系的研究。从古希腊神话到21世纪的今天,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其中文学史上的每一次变革与发展无不是在前人创造成果的基础上发生的,这就是文学的传统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学传统就没有文学本身。许多作家,尤其是大家最擅长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创造,求发展,可惜的是,拿到一部作品后,多数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只注重该作品本身独有的风格、技巧,表现手法和主题思想,而对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多大程度上延续了文化传统的因素,即纵向的传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外,对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学流派的文学作品的对比研究以及不同国别的作品比较也探讨不多。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还发现,全国统招的研究生和学位班、课程班的学员学术水平的差异在论文中有所体现。与统招研究生的论文相比,学位班和课程班的学位论文在选题上更多地重复前人;对作品的分析相对肤浅,理论力度更弱,在语言、格式上的问题也较多。

此外,硕士学位论文的参考书目和格式也是评估一篇论文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一些权威性论文列出的参考书目数量可观,大多在2”本以上,其中包括英文原版、中文译本以及文学专著、期刊里的评论性、赏析性的文章。随着电脑的日益普及,互联网上的资料极其丰富,硕士生可以从多种渠道查询与专业,尤其是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调查结果显示:硕士生论文极少引用网上资源。硕士生论文的格式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普遍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字体不合规范,引文的引用不合要求以及标题、参考书目的格式和少量的语法错误、单词打印错误等等。我们认为,所有论文均按照统一规格设计纸张的大小,以及论文的封面和首页都应符合统一的规格。这样不仅仅可以使论文美观大方,更体现了作者对待学问,对待研究的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

鉴于以上对某非综合性院校英美文学硕士方向论文所凸显的问题的考查,我们认为,硕士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是硕士生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也是提高研究生学术和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加强对硕士生论文的指导对于提高硕士生教育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建议:

首先在选题上引导学生树立选题意识,关注学科研究中尚未被认识和解决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出值得深层挖掘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研究生由于主观条件(学识、资料、时间)的限制,对于笼统、偏大的问题很难胜任。选题不当,或过于庞大、过于抽象,是学生选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将选题具体化,落到实处,进行深入探讨是较好的方法。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4篇

1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的内涵界定

1.1工程硕士创新能力界定工程硕士创新能力是指培养工程硕士利用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经过科学的思维加工和再造，做出新发现、创造新事物、提出新观点、运用新办法、开拓新领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综合，主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知识结构和创新实践四方面的要素[2]。创新意识包括创造动机、创造兴趣、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是个体在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捕捉新信息、洞察新问题，进而产生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个性特征，是主观能动性和智力品质的创造性发挥。创新思维是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潜意识思维与显意识思维的有机统一，是创造力的核心。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新观念的提出、问题的突破，往往表现为从“逻辑的中断”到“思维的飞跃”，一般伴随着直觉、灵感的产生。直觉与灵感都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与创造性密切相关的心理现象，在创造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形成工程硕士创新能力的基础，没有坚实的知识积累，就难以形成丰富的联想和创造性思维。知识不仅包括客观的、明确的显性知识，还包括隐性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相对于明确知识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是掌握明确知识的向导，是人认识行为的内在动力并最终决定了人的创造性表现。创新实践是创造具有新质事物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即主体不断地将显性知识内化并获得隐性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认知模式，将隐性知识进行不断的组合，进行知识创新或创造新事物[3]。

1.2工程硕士应用能力界定应用能力就是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并为新技术或新理论的生成提供有效需求信息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心里有做事的套路、眼睛能看到事情去做、手上有做事的技能”。工程硕士应用能力培养的目的是使工程硕士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一定的组织或协调能力，能够在产品、工艺、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等创新成果植入社会经济系统的过程中，为社会做出高于普通人的贡献，并能为新技术、新理论的生成提供有效需求信息的能力。工程硕士应用能力培养是一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新型高等教育类型。与理论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相比较，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更强调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相对于理论型人才培养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工程硕士培养应用能力培养更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其创新特色。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上，应用性是工程硕士应用能力培养的特色、优势和本质特征。

2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构成要素

根据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含义和目标要求，形成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关键要素主要包括：培养者、培养对象和培养环境。培养者主要是师资队伍，培养对象是工程硕士，培养环境又分为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都包含一定数量的次级环境要素。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校外环境影响校内环境，校内环境和校外环境都既可以直接影响培养对象，又可以通过对培养者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培养对象。同时，上述影响的受动要素对施动要素也有反作用。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共同影响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成效。（见图1）

3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中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校内环境的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3.1培养目标不清，实际培养过程被边缘化在理论学习上工程硕士强调实用性，工学硕士强调基础性、系统性；在培养方向上，工程硕士强调开展技术工作的能力和必要的管理能力及创新能力，工学硕士更强调研究能力。由于两类硕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有区别，对于他们的理论学习和论文工作就应该围绕培养目标制定不同的要求和评价标准。工学硕士论文在评审中一般要求对其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论文工作的创新性、论文工作反映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论文写作水平等做出评价。工程硕士论文的评价也应根据工程硕士论文要求和培养目标制定出一套规范的、实事求是的、科的评价方法[5]。但是，目前多数学校还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工程硕士的招生规模与工学硕士的招生规模相比差距较大，重视不够，被边缘化。工程硕士与工学硕士培养过程和评价标准趋同，培养措施并不到位。课程设置不是按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设置；无论英语、数学还是专业课、选修课，老师的讲授内容脱离实际，不能很好地适应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需要；学校对于工程硕士论文的评价仍把学术性作为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

3.2课程设置不甚合理

3.2.1课程结构不甚合理从笔者所在学校可以看出，在课程设置上，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失衡，必修课的数量太多，选修课的数量偏少，是必修课学分的一半不到，学生选课余地小。选修课程所涉及的面不够宽，交叉学科、跨学科的课程少，不适应经济社会需要和工程硕士全面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当前的工程硕士课程设置过于偏重工程科学与数学的分析，轻视了工程实践训练，实践类课程只占总课程的2/3。

3.2.2课程内容滞后于学科前沿发展工程硕士的课程内容反映不出学科领域内的一些最新知识和科研成果，尤其是一些专业学科领域的热点、重点，边缘学科和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等都很少能够及时地反映到课程内容中，许多陈旧的课程没能及时更新或是淘汰，这样就导致了工程硕士的课程内容明显滞后于学科前沿的发展，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大量工程技术人才的需要。

3.3培养手段有待于加强，培养制度缺乏规范性人才培养制度是人才培养得以按规定实施的重要保障与基本前提，也是培养模式中最为活跃的一项内容，工程硕士的日常教学管理制度和双导师制的落实中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工程硕士的学习时间难以保证；企业导师作用不能发挥；企业导师与学校导师不协调，企业导师对学校导师在教学上的安排与要求了解不多，不能深入参与教学工作，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帮助不大。而学校导师则忙于自身教学，不能保证与企业导师及学生有充分的沟通、交流与讨论[6]。

3.4培养评价机制缺乏科学性从入口方面看，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笔试中专业课的考核内容随意性较大，无论是试题的覆盖面、题型，还是难易程度，都缺乏标准性。面试环节，主观随意性较大，如面试的形式、内容，面试成绩的评判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从过程评价看，工程硕士培养过程中存在对学员的课程考核不严现象，有些工程硕士与自己导师的年龄相差不多，有的甚至还要年长，有些工程硕士生的职位比导师还高，通常对这些学员高抬贵手，使其轻松过关，从而对工程硕士的培养质量造成不好的影响。从出口方面，答辩组不能客观评价论文质量的情况，一般是要求过低，即只要学生按照要求完成论文就行，最终的结果是只要参与答辩的都能通过。另外有时学校为了追求毕业率，也会变相降低论文标准，最终使其质量很难达到硕士的水平[7]。

4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

在总结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目标和要求，分析了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的关键性要素，剖析了我国工程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根据社会、市场对工程硕士的新要求以及国家教育部门对工程硕士培养的相关规定，构建了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见图2）。首先，根据校外环境提供的经济、社会人才需求信息，分析用人单位对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方面的总体要求，并将创新能力要求具体分解为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等方面的要求；将实践能力要求具体分解为人格、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操作技能等方面的要求。其次，根据培养单位的具体条件，设定具有特色且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并依此设计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内容，选择培养手段，制订培养制度，建立培养评价机制。再次，依托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内容、培养手段、培养制度和培养评价等营造校内环境；打造导师队伍，规范导师行为，激励导师队伍；健全和完善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入口、过程和出口管理制度。最后，通过校内环境、导师队伍和入口、过程、出口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共同完成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任务，并将毕业生输送给校外环境，完成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的一个运行周期。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下一个周期的运行，需根据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和经济、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对原有模式进行修订和完善以后再运行，以此类推。该模式强调工程硕士培养要兼顾创新能力培养和实践能力培养。因为实践是创新的源泉和目的，创新是实践的动力。

5工程硕士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模式运行的保障措施

5.1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要保障培养模式的有效运行，就要求作为“产品”的工程硕士必须满足市场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买方市场条件下，生产者要主动了解消费者需求，并以比竞争对手更快和更好的方式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应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收集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信息，为它们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通过信息渠道获取相关部门和单位生产、运营中面临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解决开展工程硕士培养工作，并不断优化自身的工程硕士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将工程硕士培养过程融入地方经济、根植用人单位的实践环境，才能保证自身工程硕士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一致，才能更好地实现高校服务社会的目标。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理工类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及组织管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本文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点，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提高专业学位培养质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理工类高校；专业学位；可持续发展

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是我国为适应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设定的一种研究生层次的学位。专业学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职业指向性，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1]自1991年设立以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理工类高校得到了迅猛发展，“应用”“实践”“复合”的特点日益突出。但受办学理念和学科发展惯性等因素的制约，理工类高校大多没有形成自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和品牌，特别在管理机制、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加强政策支持

要重视政策法规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努力突破制度上的障碍，完善配套制度，从政策上、制度上、宣传上加大扶持力度。（1）从政策上加大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和支持力度，扩大应用型、复合型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2）在制度上，将专业学位学历与职业资格相衔接，促进研究生群体不断提升个体综合素质，切实优化生源结构。（3）重视宣传效应，在全社会营造认可、支持专业硕士的良好舆论氛围与心理环境，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的社会接受度。

二、改进培养方案

理工类高校在不断的发展中积累了宝贵的学科资源，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色，因此，理工类高校必须从专业特色和教学实际出发，有目的地设立培养计划、设计教学体系，确定课程大纲，规范课堂标准，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定位与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

1.增强培养内容的职业性专业学位的职业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其授课内容、学位论文或毕业设计等方面不同于学术学位，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一是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重点讲授理论和专业知识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适当减少理论论证、公式推导等部分的比重；二是多听取工程、企业部门意见，根据工程实际发展的需要，与工程技术专家联合开设反映工程实务前沿的专业课程，提高复合型知识所占比例，[2]重视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引入模块式课程，突破文理分科界线，注重课程设计的“有用性”，适当引入具备综合知识体系类课程，培养学生的主动实践能力；三是加强学科间的交互与融合，变单一学科学习为多学科间综合性、系统性的交流与创新，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通过讲座、研讨、报告会等多种方式将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学术和工程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到培养模式中来，以提升学生的知识承载力和技术应用力；四是将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工作经历等实际操作环节与专业学位论文（设计）选题相结合，重视论文（设计）的时效性、有用性、现实针对性和创新性。引入校外评审机制，邀请本行业中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日常教学与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工作中来，优化专业学位硕士论文（设计）的内容要求及评优条件，加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设计）的盲评检查工作和毕业生的跟踪追责工作。

2.增加实验教学和案例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收集、运用和编写工程案例，强化案例教学，重视运用团队学习、实践训练、现场研究、启发式与研讨式教学等方法。同时，根据课程实践的需要，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组织各种技能、实践训练等，把“学中干”和“干中学”紧密地融为一体。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研究生们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教师不要轻易做出评价，而是多加启发和诱导。

3.构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耦合机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可以分为以传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础能力为目的的学科性教育及以丰富学生生产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践性教育。两种教育目标虽各有侧重点，但二者彼此联系，互为前提，不可割裂。由此，理工类高校必须建立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活动的联合机制，鼓励、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内化理论，使他们成为具备理论研究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佼佼者。[3]实现把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堂教育与直接获得实践经验的校外行业教育有机结合，使其贯穿于整个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中，将有助于塑造研究生全面发展的综合品质和敢于创新的心理品质，并提高其专业实践能力。

三、加强专业学位师资队伍建设

构建产与学相结合的“双师型”导师队伍，对于提高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质量和提升教学活动的有效性与现实性具有重要意义。[4]因此，理工类高校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与目标行业对接，采取多样措施以吸引业界专家加入到教学与实践环节中来，建设由校内学业导师与校外专家联手共同支撑的“双导师”育人体系，以加强专业实践教学的现实针对性，构建科学合理的学位论文（设计）指导、评价工作标准。“双导师制”中校内导师是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的主要导师，校外实务导师为辅导老师。但不能直接地将二者关系理解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学术研究和行业实践两个环节分别进行指导的简单分工模式。理工类高校专业硕士教育中的教学导师在完成理论教学、研究任务的同时，应当主动提高业务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将精力合理分配到理论与实践上。实务导师除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行业实践作业外，也要主动参与到研究生科研论文（设计）的选题、研究与撰写工作当中来，以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论文（设计）的现实可能性。为了保证实务导师队伍建设的有效性，理工类高校应通过多种激励措施和保障政策提高行业专家参与教学科研的积极主动性，并邀请实务导师参与硕士论文选题、研究、撰写与答辩等的各个环节，倾听他们的意见，吸纳他们的建议。

参考文献：

[1]曹洁，张小玲，武文洁.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J].教育科学文摘，2015，（2）：92-93.

[2]夏松竹，孙建国，印桂生，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硕士）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5，（10）：4-8.

[3]唐建峰，车立新，安家荣，等.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的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4，（7）：27-29.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6篇

2010年国内儿童文学科研成果较2009年，数量上基本相当，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有所增多，更多的80后新生代研究者开始进入，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理论修养及科研能力，老中青三代研究者都以自己的姿态进入儿童文学研究的舞台。研究内容总体来说现象分析多于本质探讨。以下是2010年国内儿童文学主要科研成果概述与分析。

（一）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

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主要包括儿童文学教学研究（高校及大专院校、中小学及幼儿园文学教学研究）以及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研究。高校及大专院校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广西幼儿师范学校教师张雪辉的《参与式儿童文学教学》（《当代教育论坛》2010年第9期）提出，在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中，应让学生参与备课，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心智参与型、语言表达型、实践操作型等三种主要形式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技能；重视学生在教学评价中的参与，注重过程性评价。心智参与型即教师讲授内容要容易引起学生思想的交锋或思考；语言表达型即让学生分组参与讲授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材料，并鼓励学生运用“头脑风暴”，通过大量材料产生新的思想；实践操作型即采用角色扮演、游戏、案例分析等形式使学生感受学以致用的乐趣。大庆师范学院韦宏提出“儿童文学分层次教学”（《儿童文学分层次教学》，发表于《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年第7期），认为儿童文学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初等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教学模式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主要采用理论教育式教学模式或文史贯穿式教学模式；初等教育专业应采用主题化教学模式或能力培养式教学模式；学前教育专业应采用情境化教学模式、讲故事教学模式或文体式教学模式。儿童文学分层次教学的想法有合理性，不过文章内容说服力稍有不足。韦宏还认为高校儿童文学课程应该从教学内容、模式、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师范院校儿童文学课程改革路向》，发表于《黑龙江教育》2010年第5期），提出儿童文学的教学体系应以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为纲，以中外儿童文学史为线，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目，以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为法，此种提法有一定的新意，其中第四个方面讲出了教育专业与文学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区别。不过他提出的学前教育专业所应采用的情境式教学模式，有混淆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法与幼儿园教学法之嫌。教学方法上，他认为儿童文学应以声情并茂地诵读及有声有色的讲故事为主要方法。笔者认为此种教学方法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有出入，同时也与教师口语课及大学语文课程内容与目标出现交叉。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学研究比较重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海南师范大学王标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5期）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重要的课程资源，而目前现状却不容乐观：首先教师儿童文学素养不足；其次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较多改编本，失去了原汁原味；再次选编以国内作品为主，未将世界最优秀的作品选入其中；另外，小学生的儿童文学课外阅读未有很好的指导，亲子阅读也不多。而市面上良莠不齐的出版物也都影响了孩子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接受。扬州大学刘华的《儿童文学校本课程：目标及本质特征》（《江苏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认为作为校本教材的儿童文学必须制定明确的课程目标，且基于儿童文学课程定位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作为校本教材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具有弹性、课程内容应具有选择性、课程实施要强调生成性、课程评价要突出非标准化。此研究观点为将儿童文学作为校本教材的小学或幼儿园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李山林和朱少先在《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选材浅议———以人教版低年级语文教材为例》（《基础教育研究》2010年8月）微观而透彻地分析了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选材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教材中存在民间文学缺失、幻想类作品缺乏、幽默文学作品不足、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较少且丢失原味、原作采用“教材体”编写等问题。赵丽娜的硕士论文《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内容分析》（河南大学），以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凤凰康轩：幼儿多元能力探索课程》、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幼儿园和谐发展课程》（分领域）及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渗透式领域课程》三版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为研究对象，从人物、主题、情节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以量的方式对故事类作品的人物、主题、情节进行分类与统计，再以质的方式对其内涵进行诠释。论文认为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人物方面的特点为：人物类型以动物类型为主；人物特性多样化如命名方式多样、人物对比突显人物特征等，存在的不足在于拟人形象对物性把握不够，性别方面男性居于中心地位，男女人物多保持传统形象等。主题方面，研究认为三种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单一主题居多，故事主题讲究单纯明确；知识类、道德类、情感类主题是故事传递的重点。主题中存在的问题为：主题种类有失偏颇，知识类主题中健康、科学、社会知识主题占有较大百分比，艺术、语言知识较少；道德类主题中有关他人的道德、有关自身的道德主题占有较大比例，对有关社会的道德、有关自然的道德关注不够；情感类主题中有关他人的情感、有关自身的情感主题占有较大比例，有关社会的情感和有关自然的情感没有受到重视。根据研究结果作者对教材编写者、教师提出了建议：认为教材编写要注重快乐的原则，要去“工具性”、重“文学性”，要主题、人物、情节相烘托；认为要更新幼儿园教材的内容：扩大人物类型的取材范围，要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对幼儿园教师来说，要加强儿童文学素养，要引导幼儿欣赏文学类的作品，回归“文学性”。此研究资料详实，分析有条理而透彻，值得相关研究者参考。梁珊的硕士论文《幼儿园童话个案教学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4月），选取山西省A幼儿园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得出结论为：幼儿教师基本上都能认识到童话在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及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不过却大多忽略了童话的审美功能：在童话教学的目标设定上，幼儿教师偏重于认知与技能方面；在童话内容选择上，幼儿教师偏重于选择知识类、道德类童话；在童话教学实施中，幼儿教师多数都能进行教学环境的创设，但教学组织和方法使用单一，在教学过程中幼儿的学习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凸显；在童话教学评价中，评价的主体多为幼儿教师，内容多偏重幼儿知识与技能的发展，多采用口头评价方式。研究建议：幼儿教师应加强对童话价值的理解；幼儿园应提供教学资源支持、应建立支持型文化氛围、应加强家园合作。在《例谈小学童话教学的误区与对策》（教学与管理，2010年6月）中，江苏丹阳市进修学校教师蒋成云提出，童话教学中表演的部分要把生长点放在虚点的挖掘上，找准文本虚点和实点的衔接点，实点描写精读，虚点描述想象，以对虚点的创造为支点，借助表演，丰富童话意境。此观点对童话表演教学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江苏泰州师范专科学校孙建国提出在儿童文学视野下的寓言教学，应该尊重学生的思考，允许多元解读，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维。（《论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寓言教学的新路径》，发表于《教育导刊》2010年5月）。论及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关系的观点主要有：翟永明认为儿童文学只有将教育主义和游戏精神融合起来才会达到最佳状态（《论儿童文学中教育主义与游戏精神的关系》，发表于《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郑慧俐在《试论儿童文学与儿童道德人格的构建》（（《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中提出，儿童文学以其价值时空、镜像反映、追求超我、情感渲泄、审美图景来显现道德意识、唤醒道德情感，完成儿童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文章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论证了儿童文学对儿童道德人格构建的意义。

（二）儿童文学文艺学研究

1．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2010年，在儿童文学作家中，曹文轩和彭学军受到较多研究者的关注。肖成红的硕士论文《论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残缺之美>人物类型的塑造》（吉林大学），以曹文轩作品中常出现的残缺人物类型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其理论上的源头，认为其与古典美学“以残缺为美”的传统一脉相承，在残缺中表现至美，引领读者重新审视外表的美与丑，深刻揭示只有内心美才是永恒的，淡化自然式的美丑，引导读者追求精神及心灵的锤炼。杨建生的《拷问生命，追求永恒———对曹文轩<草房子>中死亡描写的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5月）认为曹文轩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待死亡这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以唯美的方式对死亡做了有特色的描写，积极正视童年生态，使死亡这一命题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余舜雯的硕士论文《彭学军少年小说论》（上海师范大学），从作家的具体作品出发，对彭学军少年小说创作的主题内容和形式艺术进行探讨，按照作品不同的主题内容进行分类分析，选择了形式上的几个特点进行探索，归纳出作者在主题内容上的偏好：对童年记忆中湘西世界的真诚感念与抒写、对少年心灵成长的关注与深切关怀。在与同类作家作简单比较后，找到作者在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作者塑造的少女形象的内倾性以及反映出的美学特征上的真纯与凝重；语言风格上散文化、抒情性的特质和由此带来小说质感上的典雅、优美；结构上的精心安排使作者略显散文化的小说不失故事性的本色。在国内儿童诗歌研究方面,彭斯远的《把欢乐还给儿童———论高洪波儿童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认为高洪波的儿童诗表现和释放了孩子的苦恼和郁闷，努力还原了孩子童心的稚拙与纯真。从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使得高洪波的诗歌具有长久魅力。刘琼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香”———刘御与金子美铃童谣创作艺术风格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4月）对中外这两位儿童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刘御的诗歌中成人的思想文化意识和儿童的叙事话语有着审美特质和自然的结合，而金子美铃的诗歌意境优美、感情细腻、想象独特，渗透着一种忧郁和寂寞。作者对金子美铃的诗歌分析比较到位，不过两位诗人的风格可比性不是很强。谈凤霞的《儿童文学的“无所谓”与“有所畏”———彭懿幻想小说批评》（《粤海风》2010年第2期）对彭懿幻想小说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其个别作品对于恐怖元素及爱情的表现，没有把握很好的尺度，会对小读者造成负面影响；有些作品的构思仿制西方作家；对幽默的追求有时陷于油滑；其作品的哲学式思考、人文性底蕴与世界经典幻想作品还有一定距离。对一些过度赞扬的评论者，作者也进行了批评，认为溢美无助于作家的进步。此文在赞扬声一片的儿童文学批评界有很重要的价值，体现出了作为文学批评者的勇气。对国外作品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徐莹的《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儿童成长的自我认同》（《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9月）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认为爱丽丝在兔子洞中经历了自我认同的焦虑，最终从认同焦虑中走出来，从而达到自我实现，文章角度比较新颖。宋卫琴的《<秘密花园>的象征意义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1期）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母性精神教化力量”的象征意象进行解读，认为这些意象起到了精神治疗和积极思想的魔力。王舜日、侯颖的《<女巫>的恐怖美学与情感指向》（《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认为达尔的《女巫》呈现出独特的恐怖美学特征，作者借助现实与幻想结合、心理描写、细写描写、加快节奏等艺术手法营造恐怖感，而同时又很好地把恐怖控制在了安全的范围内，紧张过后是温情的呵护。此外还有徐芳的硕士论文《<小王子>中“二元世界”的象征意义分析》（西南大学）等。

2.儿童文学本质及文体研究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李学斌的博士论文《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上海师范大学）对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进行了深度而系统的剖析，认为“游戏精神”的审美发生与现实效应之于儿童文学具有本体价值。论文引用哲学阐释学解析儿童文学“游戏精神”，提出“自我表现”乃“游戏精神”之深层心理动因；通过“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之关系考察，倡示“游戏精神”乃儿童文学之“核心价值”；将“儿童文学之游戏性”分为“表层”和“深层”，以此区分“游戏精神”的不同境界；同时，经由“儿童观”、“童年幻想”、“儿童幽默”之关系剖析，揭示“游戏精神”之审美发生机制；另外，文章还探讨了当下儿童文学中“游戏精神”粗鄙化、表象化之审美错讹，为现实提供警示。仇敏在《当下儿童文学与诗性主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中提出，儿童文学诗性主体的建构和表现应该超越年龄和成人意识形态的制约，摆脱功利主义、消费社会和享乐主义的感性诱惑，获得独立和自由的美学品格，使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阅读者获得诗意和审美的艺术享受，从而提升生命的艺术境界。王蕾《安徒生童话与中国文学童话的本体论研究》（《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月）一文对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理论者周作人与赵景深的理论辨析进行再次梳理，从而厘清什么是文学童话及文学童话的本质属性。认为文学童话本意多是寄托、教训或是讽刺，但在儿童看来，它的价值却不在此，往往被买椟还珠；同时，文学童话具有审美个性，有文学的结构，是美的童话；文学童话的最高境界是营造一个融合成人和孩子的世界，如安徒生童话。周云华、赵卫华的《儿童文学视角下佤族动物故事的美学特征解读》（《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分析了佤族动物故事的类型、内容及特点，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价值。舒伟的《关于西方文学童话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外语研究》2010年第4期）从童话文学史演进史的视野，探讨西方文学童话研究面临的几个问题：童话名称的由来及童话文学的确立；童话小说的崛起与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的关系；童话小说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要突出儿童性———童心、童趣，以及儿童本位———关爱与责任，这使它区别于一般幻想小说，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超越儿童性，概括说来即：为儿童写作，为具备童心的人写作）等。同时，文章进一步分析出英国童话小说因其双重性出现的两种创作走向———儿童文学化和成人化。部分成人化的童话小说充分利用了传统童话作为其资源，来传达其意识形态。阳艳波的硕士论文《童话想说什么》（湖南师范大学）对童话中隐含的负面教育知识进行分析，研究的切入点很有价值，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如建议教师选择有利于价值对话的童话、选择有儿童存在的童话、选择有人文关怀的童话等。但也有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如认为童话中有很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如乌龟不可能和兔子赛跑等，认为要让科学回归童话，用事实说话。而童话这一文体本身的特征就是幻想，就是讲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一个既定前提下，情节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用科学的标尺去衡量童话，本身就有问题。另外，该文个别观点有过度诠释之嫌，如认为《梅花鹿》所隐含的内容是诚实是要吃亏的等。李慧的博士论文《童话论》（上海师范大学），资料详实地论述了童话概念的来龙去脉、国内童话研究的历史等，同时对民间童话及文学童话各自独有的特征状貌予以描述、分析和欣赏，进一步澄清了童话与幻想文学的差别。另外，通过中外经典文本的分析，具体阐释经典品质是如何存在和呈现的。刘李娥的《新时期儿童小说游戏精神的动态狂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对新时期小说的游戏精神进行了分析，认为作家们在人物关系的设计上、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在叙述语言的表达上，都给以游戏化处理，使文本呈现出欢快活泼的游戏格局。王敏的《叙事视角的选择与成长主题的表达———兼论中西少年小说成长内涵的变迁》（《阴山学刊》2010年6月）从中西少年小说的发展历程中选取了几个典型文本，分析并阐述小说叙述视角与成长内涵之间的相关性，认为从成人视角到儿童视角，从二者相融合的成人视角为主到儿童视角为主，这一演变轨迹昭示着中西儿童文学作家儿童观与成长观的改变，而与之相关的成长内涵的表达都深刻打上了历史文化的烙印，显示着中西儿童文学或同或异的文化品格和审美追求。郑薏苡的《图画书的美学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2月）对图画书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图画书中的图画是精美且能为孩子所理解的，认为图画作为叙事手段是开放的，不像文字话语那样直接表达意思，图画的叙述要靠读者去想象、去联想、去创造。蔡明明的硕士论文《图像传播时代儿童诗歌诗画关系探求》（西南大学）具体研究了在图像时代儿童诗歌传播的诗“画”关系，探讨如何让儿童在诗歌阅读中获得诗美体验。论文分析了图像时代儿童诗歌传播的多元形态，如绘画儿童诗、题画儿童诗、摄影儿童诗、诗歌VCD、DVD、电视MV、网络儿歌FLASH，以及传播的新方式如网络诗画会、儿童配画教学、诗朗诵、音诗舞、诗剧等，说明诗画结合成为图像时代儿童诗歌审美的重要方式，由此论证儿童诗歌传播的诗“画”协同关系。同时，该文也分析了图像时代儿童诗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在图像时代，由于科技的发展，各种高科技的娱乐活动吸引了大多数儿童的眼球，导致儿童的诗意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儿童的诗意体验开始缺失；诗歌创作者方面，存在对诗意把握的不准确，对诗画认识的欠缺，以及诗歌传播的滞后等问题；从诗歌传播者言，存在经济效益的制约、图像消费的膨胀、教育产业化追求等问题；从诗歌本体言，诗画本质的不同、诗意画美的冲突、图像对思维的影响、读图对阅读的消解、图像对心灵的遮蔽等问题，等等。

3.儿童文学读者接受研究

池文清的《儿童阅读能力培养的模式探究》（《文学教育》2010年第2期）认为孩子掌握儿童文学的语言符号，可以提升认知分析能力；感受儿童文学的文学形象，可以提升审美鉴赏能力；把握儿童文学的蕴含，可以培养联想扩展能力。韩梅的《儿童阅读视野的另类想象》（《文学教育》2010年第1期）认为儿童文学中的一些想象，可以释放孩子的负责情绪。彭应雄和杨峰的《从<夏洛的网>看儿童对文字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审美接受》（《电影评介》2010年第4期）认为文字文本更有助于培养孩子纯正的审美趣味，让孩子更好地体味作品的丰盈内容；电影虽给孩子带来感官的愉悦及思想的启发，却呈现出被动性和单义性的弱点。王敏的《游戏：既参与又对抗———儿童文学欣赏的游戏特质再探》（《昆明学院学报》2010年第32期）认为欣赏文学作品是儿童的游戏，在游戏中一方面他们全身心参与投入，一方面又表现出并非有意的对抗和反叛，既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又有对现实世界及文本意义的逃离。

4.儿童文学史研究

王福贵的硕士论文《欧洲童话研究：从民间童话到文人童话》（河北大学）通过对欧洲童话的发展进行纵向分析，展现了童话从不属于儿童到趋向于儿童文学的演变轨迹；通过对传统童话的两种基本类型———民间童话和文人童话进行横向对比，发掘童话对于儿童的心理学意义：给予儿童人格教育，启发孩子的智力和观察力等。刘梦雪的硕士论文《想象儿童———以1971-1976年儿童小说为中心》（河南大学）对1971-1976年间的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进行细读，分析儿童如何在主流话语的规训下发挥自身的模范教育功能，对伙伴及落后的大人进行引领与救赎；阐述儿童的成长模式，认为作品中的孩子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挟持和控制，并被放置于大风大浪中历炼，成为向施教者所期望的方向成长的接班人。文章从斗争视角分析儿童的性格特点，认为在阶级斗争话语笼罩下，儿童机警、早熟、好斗；斗争本应远离儿童，这时却成了生活的常态，这是那个时代扭曲人性的见证；同时，文章从审美角度阐述儿童形象如何以意象的形式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张宁、杨倩影的《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梳理了20世纪初儿童观发现和确立的曲折历程，概述了儿童本位价值观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及在儿童本位观影响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概况。杜传坤的《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学前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认为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论”的观点都是从现代性的“内部”看儿童文学的起源，而作为其理念支撑的“现代性”意识恰恰遮蔽了儿童文学的起源；儿童文学的产生不是先有儿童，才有为儿童的创作，而是儿童文学本身即是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儿童是立法者的文化想象，是成人世界的一个他者。作者从后现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起源，认为儿童是建构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观点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孙建国的《论<吴洞>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7月）认为，《吴洞》印证了神话是童话的起源的说法，是“灰姑娘型”故事叙事范式的典范：叶限是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其基本情节要素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型最早的叙事框架；《吴洞》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影响，还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叙事框架是作者的独创，从艺术表现上看其创造典型的手法新颖等。

5．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胡丽娜的《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与智慧———以殷健灵<1937：少年夏之秋>为例》（《中国出版》2010年6月上）以《1937：少年夏之秋》为例，就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境构建与情节设置、作家的写作姿态和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深度等问题予以剖析，同时通过与国外同类创作的比较，探求提升国内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品质的可能。杜霞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认为，新世纪儿童文学已逐渐形成多元共生的格局，少年小说着力于对历史、现实和心灵世界的深入开掘；畅销图画引发儿童文学分化，同时也面临如何葆有品质的质询；幻想文学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寻求本土的移植和转换。谭旭东的《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现状和走势》（《编辑之友》2010年第6期）认为，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总体状况为：创作队伍在不断扩大，出版跟不上创作，幼儿文学没有得到作家和出版者的足够重视；幼儿读者的需求将决定幼儿文学创作和出版的走势：图画书的引进、亲子阅读的兴起等，都会更快地促进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繁荣。翟永明在《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创作中的游戏精神》（《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提出游戏精神的内涵为：快乐原则、幻想原则及自由原则，这三大原则在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的作品中表现非常明显，从而构建了富有感染力的艺术世界。在其另一篇文章《试论儿童文学形象塑造中游戏精神的体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月）中，作者通过对作品的细致分析，认为形象滑稽奇特的外貌、夸张放纵的行为、快乐荒诞的语言、活泼生动的心理等都是游戏精神的体现。李利芳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间性意识———论汪晓军的儿童文学创作》（《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分析了汪晓军不同阶段儿童文学创作的间性意识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态。雷茜的《童恋题材的表现手法探究》（《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通过分析作品《本爱安娜》，指出童恋题材应高扬儿童的主体性，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给孩子以心灵慰藉和切实的指导。

6.儿童文学影视、文化研究

胡丽娜的《孙毓修儿童读物编辑特色与启示》（《中国编辑》2010年5月）通过对孙毓修《童话》丛书、《少年》杂志等儿童读物编辑实践的考查，分析其编辑特色：开风气之先的编辑理念；明确的受众意识及对读者互动参与的重视；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致力于对儿童读物深度和广度的追求等，这些特点对当下儿童读物出版仍有重要的启示。徐静静的《浙江师大国际儿童文学馆馆藏特色及开发》（《大众文艺》2010年第14期）详细介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儿童文学馆的特色及其具体措施：历史馆藏资料丰富而完善，台湾馆资料详实，作家馆特色鲜明，图画书馆日渐丰富。同时，馆藏已从儿童文学资料转为儿童文化资料。国际儿童文化馆利用馆藏资料编撰出版儿童文化相关资料如《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等；编选青少年课外读物并进行推广；编撰心理教育读本，进行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等。对外交流方面，与国际机构、组织及学者进行越来越多的互动。张悦的《当儿童文学出版邂逅“成人化”》（《中国图画评论》2010年第5期）认为从儿童文学出版情况看，作品越来越倾向“成人化”，而当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向“儿童成人化”倾斜时，会从生理和心理双重角度挤兑儿童，并且彻底改变传统“童年模式”对于世界的处理方式。吴芳芳的硕士论文《<小朋友>1922-1937》（上海师范大学）回顾《小朋友》杂志的历史，介绍杂志创刊之始的编辑方针和读者定位，总结了它在1937年之前的编辑特点和装帧设计之特色。作为重心的，作者介绍了这一时期里《小朋友》的主要作者及他们的创作情况，进而得出《小朋友》杂志和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比较同一时期儿童杂志《儿童世界》的基础上，作者分析得出《小朋友》杂志成功并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充满激情的编辑队伍；以儿童为中心的营销手段；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流行扩大了《小朋友》的知名度；有中华书局特有的渠道资源，等等。王晶的硕士论文《从文学经典到数码影像》（上海师范大学）以《宝葫芦的秘密》为例，对不同媒介时代和媒介形态之间以审美形象为主兼及叙事构成、表现手法、意识形态侧重等的异同面进行深入分析，对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论析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当商业资本力量成为主导力量之后，经典本身的构成、经典内涵的变迁以及迪斯尼中国化战略的步骤等问题。郑伟玲的硕士论文《木兰故事在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的变异》（安徽大学）依据历史和美学相统一的观点，结合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国原著的变异、主题学、科技整合的方法，分析迪斯尼动画影片《花木兰》变异的原因以及给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带来的启示，认为迪斯尼版《花木兰》对中国《木兰诗》中故事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在人物形象上，完全改变了女主人公花木兰传统女性的形象，代之以西方现代女性的形象，并且加入了其他配角；在结构特征上，增加了相亲失败的情节，增加了木兰和李翔的爱情副线，对战场生涯作了详细的描写，改变了原作结构单一、情节简单的叙事特征；在思想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重视女性主体地位和提倡自由婚恋观替换了《木兰诗》传统的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迪斯尼《花木兰》对中国《木兰诗》的种种变异与美国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差异、迪斯尼动画电影本身的特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渗透有关。文章认为国产动画电影存在的问题在于：强调电影的教育功能，对动画电影的趣味性不够重视，忽略动画电影的娱乐功能；在对接受者的把握上，长期被定位为适合12岁以下儿童观看，而忽略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这一庞大群体的潜力和需求。

7.儿童文学文学批评研究

赵霞、方卫平的《美国<儿童文学>杂志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走向》（《南方文坛》2010年5月）以美国杂志《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为线索，精当地叙评了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脉络：创刊之始，其研究集中在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美学、儿童阅读、作家作品及文体等方面，视野开阔，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展开纯学术性的探讨；1973年以后，研究开始鲜明地体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维度的特征，研究内容不但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范畴的限制，而且将意识形态、文化批评等理论资源引入儿童文学批评，而此时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多元”和“文化多元”的面貌也是当代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理论生长方向。跨学科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很多论文从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民俗学、社会学、女性主义、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角度切入文本研究；跨文化最鲜明的体现在对于域外儿童文学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介绍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该刊不再满足于对于现实话题的被动应对，而开始针对儿童文学文类的文学、文化和社会语境主动提出富有开拓价值的学术话题。研究者对《儿童文学》杂志的定位为：对于当代英语国家儿童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份同时具有开创性的承前启后意义的学术刊物。王亚玲的《守望儿童文学的艺术疆土———论方卫平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年3月）对方卫平的儿童文学研究进行了较全面而细致的分析，认为他是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张国龙的《中国成长小说研究现状考察》（《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认为中国成长小说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缺乏系统的成长小说理论建构；对世界成长小说发展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关于成长小说解读的居多，但大多数作品解读依托的成长小说理论有失偏颇；缺乏对中外成长小说的比较研究等。郑素华的《国内儿童文化研究：进展与问题》（《兰州学刊》2010年第4期）认为，近年国内儿童文化研究在儿童文化概念、儿童文化构成、儿童文化特征、儿童文化研究基本领域等四个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在研究定位、方法、取向及视野上还存在不足：儿童文化研究的定位及领域归属有待明确，儿童文化研究方法有待丰富和充实，儿童文化研究取向有待调整，儿童文化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研究成果评介及热点话题阐述

2010年儿童文学研究从内容上看，从教育、传媒角度关注的研究者慢慢增多，硕博士论文中三分之一都是从其中之一角度切入，且质量都较高，如赵丽娜的硕士论文《幼儿园教材故事类作品的内容分析》、王晶的博士论文《从文学经典到数码影像》等。期刊论文中，中小学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相对精当也更有价值，如王标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刘华的《儿童文学校本课程：目标及本质特征》等。传媒研究在期刊方面、编辑出版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不过有理论高度的不多。吴芳芳的硕士论文《<小朋友>1922———1937》梳理了《小朋友》杂志的编辑特色、作家作品等，使对《小朋友》刊物的研究更为全面而系统。作家作品研究中的小说研究仍集中关注当代作家曹文轩，另外一个在本年度受关注较多的作家是彭学军；儿童诗研究数量不多，质量总体也不高。儿童文学本质及文体研究部分，李学斌的博士论文《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舒伟的《关于西方文学童话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很有价值；蔡明明的硕士论文《图像传播时代儿童诗歌诗“画”关系探求》在传媒视角下关照的儿童诗研究也不错。读者接受研究，就目前的资料看，王敏的《游戏“既参与又对抗”儿童文学欣赏的游戏特质再探》较有理论意义。文学史部分的研究，杜传坤的《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从新的角度定位“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刘梦雪的硕士论文《想象儿童———以1971-1976年儿童小说为中心》资料详实，弥补了研究的一个空白，不过未有很突出的新观点。创作研究中，胡丽娜的《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与智慧———以殷健灵<1937：少年夏之秋>为例》精准地分析出了作品的优点及存在的硬伤，且延伸总结出儿童文学历史题材作品所应具备的品质。李利芳从间性意识的角度分析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角度比较新。杜霞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述评》对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现象有中肯的分析与评价。文学批评研究最重要的文章有赵霞、方卫平的《美国<儿童文学>杂志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走向》、郑素华的《国内儿童文化研究———进展与问题》等。综上所述，本年度儿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为中小学及幼儿园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儿童文化研究（主要为影视动漫、编辑出版等研究）。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7篇

“孝”作为人类共同的感情，各个国家对孝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孝作为中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的厚重度、理论的系统性和其烙入骨髓的深刻性都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碰撞往往令教师措手不及，如何正确地阐释中华文化并为外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是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当深思熟虑的。当前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还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也是在文化因素的教学中有所提及。陈逸飞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孝”的教学设计》中为“孝”从汉字到文化的教学做了系统的设计。叶剑华的硕士论文《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范畴“孝”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通过对“孝”字义项的分析来阐释每个义项包含的文化蕴意。

韩笑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因素的选择时指出“我们的教材中应致力于宣传一种吸收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推崇个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追求平等积极进取的新的孝文化观。”刘冬冬在其硕士论文《针对中级外国学生的<论语>思想文化教材编写设计》中提及儒家“孝”思想的教学中应注重中西对比，其对《论语》的教学编排对“孝”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艳丽研究了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中孝文化的素材并探源其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分析了《训世评话》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编排特点，对于我们文化教材编著有很大启示。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成就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主体论，这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自觉。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在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已初露端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拓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不足

对外汉语中的孝文化研究还十分欠缺，尤其是针对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文化因素中有所提及。因此孝文化传播存在以下不足：（1）理论性不足。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导，缺乏理论会导致实践的无目的性和无计划性。对外汉语孝道缺乏理论研究，传播的原则、内容筛选、途径构建等皆缺少论述。（2）系统性不足。构建系统的传播模式和课堂教学范式是目前孝文化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3）实践性不足。对外汉语教学本身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孝道的教学如何正确合理地开展，需要研究者针对课堂教学实际制定可行的计划。现有的研究也未能注重中外的差异，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孝道传播做出合理的具体的扬弃和编排。（4）方法较单一。当前研究的方法单一，大多局限于文献研究法等常见方法，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如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从而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成果。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展望

心理硕士论文范文第8篇

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学创作完全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因而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以汉字进行文学创作，遂催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潮流，也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实现了本民族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文学创作也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形式逐渐发展为以小说、戏剧、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滥觞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等作品，1971年陈英雄将其作品集结为《域外梦痕》出版。但因其创作紧随当时官方“反共战斗”文艺主流话语，无形中遮蔽了民族主体性，因而未被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认同。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经受了台湾民主改革运动和“党外”社会运动的启示与刺激，政治利益诉求和山海文化经验在他们的文字中得以尽情展现，文学创作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独特的文学品质赢得了文坛不错的回响。新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俨然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在上世纪末甚至被视为“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坛兴起伊始，便引起了台湾岛内学者的注意，许俊雅、陈昭瑛、吴锦发、孙大川、蒲忠成等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开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黄铃华编，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和《台湾原住民汉语言文学选集•评论卷》(孙大川编，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标识的一批研究成果。随后，董恕明、魏贻君、陈芷凡、吕慧珍等博硕士研究生也先后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自1993至今岛内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①其中魏贻君的《战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台湾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董恕明的《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论述较为出色。由于岛内学者的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一度成为岛内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新宠，研究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孙大川的《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中外文学》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书写与民族/国家———论原住民文学》(《当代》1994年98期)和吴家君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1997硕士论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许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农族田雅各布的小说〈最后的猎人〉》(《文讯》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与性别书写———阿妈书写的叙事批评》(台湾辅仁大学2001硕士论文)、谢惠君的《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台湾屏东师范学院2004硕士论文)、潘泠相的《排湾族作家研究———以陈英雄、莫那能、利格拉乐•阿妈、亚荣隆•撒可努为对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5硕士论文)、廖婉如的《祖灵的凝视:瓦历斯•诺干作品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硕士论文)、侯伟仁的《拓拔斯•塔玛匹玛(Tuobasi•Tamapima)小说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以及简晓惠的《夏曼•蓝波安海洋文学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等，在文体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作品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硕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等等。从战后整个文学场域到具体作家作品，岛内学者的论述已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场式跟进，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但纵观岛内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批评观念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导致了他们难以用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诉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1］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威权解体、社会民主风气渐开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对“主流”和“中心”进行冲击与挑战。不同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族群之争和党派之斗，进而使作为“本土化”象征和“关键少数”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团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和“思想正确”的论述。这种现象必然显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导致有些研究者将“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问题”等同起来，有些论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场去思考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陈英雄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包寇•索克鲁曼、沙力浪、阿绮骨等，台湾少数民族拥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内容不同，写作风格迥异，文学追求不断超越，但岛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浓厚政治抗争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对前后期的作家多“视而不见”。政治的歧见必然会引发学术观念的偏见，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很难使论者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显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尽管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获得不少赞誉和殊荣，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更从八○年代以汉语小说、新诗与散文扩展了台湾文学的堂庑”［2］，但整体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引起岛内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视作一个“集合名词”来处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仅以泰雅族著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为例，其创作无论是诗集、散文或评论都已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吴晟所指:“至今尚未见到文学学者或诗文评论家，对瓦历斯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文学背景等等，有一篇较全面剖析探讨的论文，也就是说，虽然瓦历斯屡获文学奖，并没有相对的好的评论出现，和其他‘族群’的文学作品备受讨论比起来，这种漠视现象，一直令我纳闷不解。”［3］杨翠也指出:“关于台湾原住民书写的研究，比起汉族书写而言，一向是极其贫弱。”［4］更有学者如陈芳明之流口头宣称“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学渐渐在文坛上浮现，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加入拼图的行列。”［5］

但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研究却显得轻薄和轻率许多。在其首次涉及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后戒严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页，其中在不到三页的篇幅中，鸟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见无论是“台湾文学经典”还是《台湾作家全集》甄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固然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运用能力和艺术成就有关，但是否也与主流学者漠视与自大的心态有关呢?

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同样也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曾思奇的《台湾原住民的呼声———评久久酒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甦的《7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若干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为起始，大陆地区便展开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研究，其后吴重阳、岳玉杰、古继堂、曹惠民、朱双一、李瑛等学者有意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先后发表了《为台湾文学注入新血———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谈》(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2期)、《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朱双一，《台湾研究》1995年1期)、《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3期)、《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朱双一，《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发自台湾社会底层的呐喊———评高山族青年盲诗人莫那能的诗》(古继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2期)、《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曹惠民，《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1期)、《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李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近40篇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如周翔、王志彬、黄育聪、李娜、李晨、张晓妹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周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方忠、王志彬，《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论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王志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1期)、《台湾原住民论述:重构民族想像与多元敞开》(黄育聪，《华文文学》2008年4期)等学术论文。同时一些高校的博硕士研究生还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论文写作对象，如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研究》(华侨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王志彬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文学》(徐州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和张晓妹的《山海世界的构筑与重现———以台湾原住民布农和雅美族文学创作为例》(华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一些台港文学史著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留置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如白少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杨匡汉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和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琼的《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民族出版社，2008)等。纵观大陆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已从前期的印象式评介发展到当下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成果代表了大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民族出版社，2007)一书从台湾少数民族概况、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特点以及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介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著。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视阈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动态行程，并指出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文学属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既有长期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还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以说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台港澳文学、民族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得益于两岸频繁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所传承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融入这块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叉”的文学地带，开拓了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使得文学批评与研究深富生机与活力。陈建樾在分析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之困时，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低迷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学者缺乏台湾‘原住民’的实地田野调查经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大陆的相关研究只能围绕着台湾‘原住民’历史问题做文章，而台湾‘原住民’研究日趋史学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越来越被弱化和边缘化。

梁国扬也指出:“即使台湾原住民研究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那至少资料搜集有没有足够的来源，提出的观念能否得到史籍或考古的佐证，那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神祗信仰能否有合乎生存规律的合理解释等，都是研究者、撰稿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9］这都表明了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跨过政治与地理的鸿沟去开展台湾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研究，资料尤为重要。但囿于资料不足而陷研究之窘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缺乏田野调查，相关文献资料、文本资料尤其是大量网络文本资料的搜集困难，都会对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念产生影响。目前的一个事实是，大陆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大都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可能接触和占有这方面研究资料的人。这和早期大陆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人员的构成非常相似。资料的不易获得，也使这一领域存在由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者的现象，这与其他研究领域是不尽相同的。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正是因资料的搜集困难或不足，致使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主流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和文学思潮上，对新兴的、尚处于“边缘状态”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关注不够。“应该说，由于我们对台湾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情况无法作实地深入地考察，掌握的材料不充分，因此，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其发展历史及其在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作全面的、准确的判断，而只能就所涉猎的资料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在实际的研究中，大陆学者多是把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视为文学新地景，或是视为80年代台湾多元文学思潮之一，或是将其与客家文学和眷村文学等相对的势群文学置为一谈，如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就把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政治小说、环保小说、女性书写、选举文学、大河小说、网络文学、同志小说、台语文学、客家文学等一并放在上编第四章“文学生产”中论述。弱化或“边缘化”的处置方式，难以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上升至一个“民族文学”的层面予以研究，这无疑制约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三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对于丰富祖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以及重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学价值。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创作潮流，尽管两岸政治体制不同，社会环境相异，但战后两岸少数民族被迫纳入文化全球化体系中去，共同经受着全球化、现代化和主流强势文化的冲击，相对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更早地经历了这些经验，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更普遍意义上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写作研究。同时，文学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精神反映，台湾少数民族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