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论文范文

一、五年工作回顾

五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照“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宗旨，依靠各位顾问、理事和各界热心炎黄文化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活跃

2000年4月，我会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侨联、濮阳市政府等在濮阳市召开“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有5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有28人在会上发言，收到论文45篇。费孝通、李学勤、贾兰坡等知名学者发来贺电。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就“龙文化和祖国统一”发表了演说。会后出版了《龙文化与现代文明》论文集。

2000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科委和我会联合在郑州市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研讨会，会上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岳肖峡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讲了话。专家学者各抒已见，就“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科技兴豫”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有48名学者专家到会，共收到论文35篇。

2001年7月为迎接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我会召开会议，学习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努力开创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2003年7月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文化科研单位和各市、县文化、旅游、炎黄文化研究等部门的学者、领导约70余人，会上通报了各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了经验。会议收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世界华人理事会的贺电。收到各地专著、论文、内部刊物及交流材料300余份，1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会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有力的推动了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五年来一些市、县的炎黄文化研究会活动成效显著。濮阳市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濮阳市龙文化研究会功不可没。五年来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仅2004年就先后举办了“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和“龙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报告会。参加“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专家达60余人，收到论文有14篇，研讨会后他们还向市政府提交了成立市孝道工作领导小组的方案，建议把孝道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平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2000年至2004年先后举办了“尧文化研讨会”、“县衙文化研讨会”、“楚长城研讨会”、“苏轼学术研讨会”、“牛姓文化研讨会”等。2004年的牛姓文化研讨会反响强烈，平顶山市先后有四位牛姓名人：鲁山县宋代抗金名将牛皋，宝丰大顺农民政权宰辅牛金星，叶县明代南京太常寺卿牛凤，郏县抗日民族英雄牛子龙。研讨会对牛姓源流、牛姓“四杰”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讨，并对平顶山的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向平顶山市政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洛阳市汝阳县，为弘扬炎黄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汝阳经济于2004年4月25日举办“第三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颂祖大典”。会场设在汝阳县西泰山风景旅游区炎黄峰下。炎黄峰，一座酷似两位长者的山峰，被誉为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巍然屹立在群山和绿水环绕之中。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顺湛、窦思忠到会祝贺。

“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每当回想起李云龙在军校毕业论文演讲中阐述的这段激昂文字，都使我激动不已。现在处于和平年代，所以这种有勇有谋的“亮剑精神”实在是匮乏，我们很多的企业奋力在激烈的红海商战中拼杀着，但他们似乎缺少了这种所向披靡的坚定信念，也许正因为此，我们很多的学者、管理学家们纷纷从《亮剑》谈到了企业管理，认为《亮剑》中的不少内容都能给企业管理有所借鉴。

既然各位大家都在这个话题上大抒己见，各显高论，那我也来凑个热闹，在这抛砖引玉了。今天我想谈得是企业的绩效管理，那么这和《亮剑》又有什么关系了?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绩效管理以及绩效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

绩效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的全体目标，构成企业的各部门、或个人所必须达成的业务上之成果。业务上的成果和企业的目标是我们所愿景的，为了很好的达成这些我们所期盼达成的成果和目标。我们就需要引入绩效管理的这个概念，绩效管理是一个对目标及如何去实现目标形成共识的过程;一种通过对人的管理去提高成功概率的方法。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运用绩效管理了，这就是《尚书·尧典》中描述的“纳于大麓，暴风骤雨弗迷……”，可见当时尧将帝位禅让给舜之前，也对其进行了绩效评估。这可能就是最早的绩效管理了，但当时他们可能并不知晓这个名词。

万变不离其宗，一个企业是由企业员工组成的，我们单从企业的“企”字就可以看出“人”对企业的重要性。把“企”拆开，可看到是“人”和“止”两个字，也就是说，当把“人”字移开，企业就变成“止”了。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是企业员工的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确实是极大的。

现在我们都在提倡资源整合、优化资源等等，而人力资源就是这些资源当中最主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不论我们有多么深刻的管理理念，还是有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或是有多么实用的工艺流程，最终来使用他们，发挥他们作用的主体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员工。同样的管理理念，同样的科学技术，同样的工艺流程，同样的主体，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却会不同，这就是因为主体自身的变量在起作用。当某个员工在进行一项工作时，当他心情很愉悦，对工作积极性很高的时候，那么他的工作成果一定会很不错;反之，心情糟糕，抱着应付了事的态度来进行这项工作，只要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恐怕都要拜神感谢菩萨了。两种结果截然不同，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作为主体的企业员工对业务上的成果和企业的目标的达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正是因为如此，绩效管理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让企业员工能达成共识，主观、能动的去实现业务上的成果和企业的目标，我们就要通过绩效管理来对企业员工进行管理和交流，从而提升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让企业员工能更积极的去面对他们的工作。在这方面，《亮剑》中的独立团的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就做的很不错，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把曾经的一支元气大伤的“豆腐军”迅速改变成为善打硬仗、敢啃硬骨头、令敌闻之胆寒的常胜之师。

摘要：近几年，我国电影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类型更加多元化，票房成绩也是以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十的速度频频传来捷报。一直以来，制约电影创作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资金问题，也就是拍电影的融资渠道。中国电影制片领域的融资能力在近几年来已得到了明显提高，融资渠道不断拓宽。论文将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介绍电影融资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融资方式；华谊集团；中影集团；金融贷款

一、电影融资渠道介绍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论文百事通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现任市文化馆副馆长，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竞职。叫37岁、大专文化。兼市艺术团副团长，州曲艺家协会理事。毕业于学院中文专业。年参加工作，当过市新华书店职员、市文化馆调研部主任职务，年任市文化馆副馆长。曾荣获年度全市先进工作者、文化辅导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连续多年获全市文体系统先进党员、先进工作者称号。下面我将客观地说明我自己所具备的应聘能力，全面地论述我对于做好文体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并且，将心悦诚服地接受各位领导评委和同学们评判。

认为自己除了具备作为一名文体工作者须具备的政治坚定性、政治敏锐性，今天我参加市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副局长职位的竞选。能够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还具备以下优势和条件：

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参加高密度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自己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1年我调入文化馆工作。克服困难，组织全市青少年歌手大赛、书画广场表演赛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多20余次，促进了市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年开始担任全市广场文化活动指挥，至今成功策划组织了74场广场文化活动，因为是群众文化活动新领域，人手不够，自己就身兼节目编排、形式策划、文字撰稿、活动组织、协调调度、现场指挥、舞台监督、节目主持等数职。协调动员了全市63个部门单位和社会团体，取得了巨大社会效益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协调组织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年创建艺术培训中心，开展针对青少年的艺术培训，一方面加强了全市艺术水平梯级建设，一方面引导艺术培训向产业化发展，加强了对文化馆、艺术团的经济支持，提升了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后劲。另外我还积极参与过文体局其他几个重点部门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工作能力和水平。

二、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组织、带动全市文艺爱好者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得到锻炼和提高。近几年全市大型文化活动的主持词，都是由我撰稿。歌词创作上主要有市“税收之春”晚会主题曲《四月春之声》市春节晚会主题曲《托起明天的太阳》其他如表演唱词《农电好职员》参加电力系统比赛获二等奖；演讲词《追求内在永恒》获民政系统二等奖、平凡的岗位上铸就金融事业的辉煌》获得金融系统二等奖；论文《广场文化的认知传承发展》吉林省第16届群众文化研讨会上获二等奖并在群众文化研究》刊物上发表。年起，开始参与文体局一些大型材料的撰写工作，并频繁深入基层调研，掌握了全市文化体育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年－年形成9篇调查报告，文化明星评比工作中共摘取了七颗文化明星。可以说，文字功底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矗我相信自己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经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文学素养，适合今天竞选的岗位。

三、较强的事业心和创新进娶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事业比做生命一样重要。一个人在其位就应该谋其政。就应该不断进龋在市庆祝建州50周年庆典活动中，针对市体育场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了3200名学生翻花图案背景取代传统的木牌标语背景，并主动承担了翻花设计工作。协调四个学校亲自指挥，使翻花图案背景成功地首次展现在大型文体活动中。坚持创新使我选择的事业得以发展。也为我工作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

一方面我觉得参与本身就是自我价值的体现，选择参与今天的竞职。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能胜任这个职位。希望通过新的岗位，给自己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潜在才能，为建设和谐平安家园做出自己的贡献。

文体局副局长的工作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好的必须全力以赴，深知。理清思路，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如果这次竞职成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学习。覆盖面广。作为全市文体事业的带头人理应通晓各方面的知识，减少或消除“一知半解”弊病，加强知识结构的完善、业务能力的锻炼和经验教训的积累。从事文化工作多年，但还缺少宏观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为此，更要加强学习，深入了解有关文体事业的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和文化热点；深入基层、虚心求教，不断地用新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旅游文化传播目的地优势

论文摘要:旅游是一种使目的地文化向客源地传播的有效途径。与其它形式相比较，这种方式有着独特的优势。通过旅游传播文化符合旅游者旅游的目的，而且旅游者愉悦的心理有利于在旅途中接受异域文化。同时，旅游中的文化传播使更广泛的人群在更广泛的领域更真实地了解目的地文化。

旅游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能够将目的地文化传播到客源地，在国际旅游中这种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更值得我们重视。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随着国际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了旅游的这种功效，并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旅游者在旅游中与当地人交流，通过旅游，旅游者将信息带回本国，传播给其他人群。“一个人旅游的经历及感受会以言语语言和非言语语言方式，以口语形式和文字形式去影响别人。并且他可能在一切适宜的场合完成对他人的宣传，而不论其是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接受信息的人会成为信息的再次传播者，遂形成逐次非定向信息扩散。”旅游引起的目的地文化传播是通过旅游者亲临目的地，接受该国或该地文化信息，并将其扩散开来的。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从而将中国文化传播至国外。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与一般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一样担负着文化传播的功能，但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旅游这种方式具有更多优势地传播文化。

一、文化传播符合旅游者自觉的需要。

文化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的一大趋势。许多旅游本身就是把了解目的地文化作为旅游的目的。据调查，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出境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休闲消遣旅游者即使不是专门为了了解文化而旅游，对目的地的选择也都是建立在兴趣上的。尤其是国际旅游，路途遥远、费用较高，并非随意的选择。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文化必然或多或少的有兴趣，他们至少对目的地文化有着好奇心，希望能够亲身体验异域文化的情调，或者希望通过旅游了解一种文化，甚至有的是专家学者的考察。无论怎样，国际游客都希望能够在旅游过程中了解这种异域的文化。根据调查，外国人感兴趣的中国旅游资源占前三位的是:山水风光53.4%，文物古迹47.1%，民俗风情27.6%后二者显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中国的山水风光也很少有纯自然的景观，多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景观，如泰山、峨眉山、华山、捞山等，虽然自然风光优美，却更以人文景观闻名。同经济、政治、传媒等方式相比，旅游这种交流方式更体现了接受者的自愿性。事实上，经济政治领域的许多交流活动也是属于旅游的范畴，比如外交访问、商务差旅等。我们这里指的是休闲或观光意义上的旅游。由于交流过程的自愿性，旅游者能更主动地、有效地接受与反馈信息。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和交流者的民族中心主义等心理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文化误解，导致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出现后，接受者的主动性越强，消除误解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如果对交流方的文化没有兴趣，只是出于其它利益目的进行交际，甚至双方本来就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可能使双方的误解增大，导致文化交流的失败。

有观点认为“旅游者大多是带着先人之见，带着他人对有关国家的普遍评价和观念到国外旅游的;他们虽然能获得很多新的感受，但却在其先人之见的影响下来评价解释这些感受，而很少愿意改变以前所形成的观念。旅游者诚然在去目的地之前有“先人之见”，但是，既然旅游者愿意亲自作一次旅行、他们必然希望亲身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是否如自己所知。他们不可能是为了证明目的地确实如自己的想象才来旅行，尤其是不可能因为试图验证目的地文化在头脑中的偏见才去做一次旅行。换句话说，由于已形成的印象和文化差异等原因使旅游者愿意用这些“先人之见”来评价旅途中的感受，而他们的评判也确实是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来作为评价的，但这不可能决定他的感受。真实感受与心理印象的反差越大，越容易引起旅客的注意，更改印象。毕竟“眼见为实”，更易让人信服。如果旅游者不能从旅游中获取新的信息，那旅游还有何意义呢，人们只需要读书、通过他人或大众传媒来了解异域文化，而无需长距离地旅游。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吸引了异域的游客来旅游，往往不是“先人之见”影响了他们的感受，而是通过旅游改变了他们的成见。如《美国教授:中国，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中写的美国俄亥俄州大学代表团的四名教授来华访问在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团长诺尔塔先生对记者说:“我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喜欢中国，也喜欢北京!”在来华以前的一些担心都证明是不必要的。缺乏交流，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的想象或是道听途说有时与现实相去甚远，旅游正是用亲身经历来改变观念的途径。游客是用实践检验观念是否正确，而不是用观念映证实践。旅游者更多地是以一种平和、主动的心态面对文化交流，接受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信息。

二、旅游能更有效地传播目的地文化

旅游过程中人们是以一种愉悦的心情主动接受文化。文化的传播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手段。前者是接受文化群体主动性的接受，而后者则是传播者通过战争等方式强制性传播。当今世界，大部分父化交流的形式都是和平的，但具体文化接受者的主动程度有差别。

一、文学大众化探索之一：新瓶装新酒

延安“文协”推动文学大众化的方式之一，就是文学新内容与新形式相结合，即当时流行的叫法：新瓶装新酒。这种“新瓶装新酒”的做法具体表现在文学形式上就是街头诗朗诵运动，而街头诗朗诵运动则最早肇始于战歌社。“战歌社”的名称和组织，最早出现在陕北公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晚，在陕北公学的大操场上举行了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晚会。参加晚会的除陕公的同学和教职工外，还有校外的一些同志。人们团团席地而坐，当中留出了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张桌子和一盏汽灯，这就是讲话和表演节目的地方。陕公的同学刘御朗诵了一首写于一九三六年的较长的诗：《咱们不干谁来干》。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深入农村唤醒民众的宣传活动。诗人后来回忆当时他朗诵的场景时说“我的朗诵不是念稿子，故不必埋头纸面，而可以面向听众。我的朗诵没有依靠扬声器，故不必定定地站在一个位置上，但必须放大嗓门。在朗诵中，我的眼睛，我的手足，我的喉咙，自然而然地听从诗情的支配，有动有静，有缓有急，有高有低，有时是平平叙事，有时是娓娓说理，有时是嬉笑怒骂，有时是大声疾呼……在持续五六分钟的朗诵中，多次激起听众的掌声，这掌声正是台上台下思想共鸣的反映。朗诵完毕，当我退出‘舞台’时，有的同学热烈地同我握手，表示满意。这一次诗歌朗诵的尝试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2]对于这次成功的原因，刘御认为并非偶然，无论时间、地点和条件，对于这次朗诵都十分有利。他总结了以下三点主要原因：首先，在纪念“一二•九”的晚会上朗诵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诗歌，诗歌的中心内容与开会的意义和会场的气氛是十分合拍的。其次，晚会的主要听众———当时的陕公同学，多半是从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诗歌的思想感情完全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还有，朗诵者同时就是诗作者，他与听众之间又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斗争经验和思想感情，在朗诵中，他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他吐露他们的心声，台上台下的呼吸与脉搏，自然而然地统一起来了。应该说，刘御的总结是非常全面、准确的。

第二天，便有几位诗歌爱好者，前来联络，商议成立“战歌社”。后来，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建议以陕公“战歌社”为基础，再吸收其他单位的诗歌作者参加，在文协领导下，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战歌社。这一建议，得到大家赞同，便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召开了成立大会。柯仲平兼任社长。对于战歌社成立初期的一些活动，骆方在《诗歌民歌演唱晚会记》一文中有较为确切的记载。自从战歌社成立以后，战歌社即以开展新诗歌朗诵运动为中心展开工作。根据骆方的记载，战歌社成立一个月来几乎每次晚会（中央大礼堂的或陕北公学的）都有新诗朗诵的节目，“人们都以极大的注意注视着这一个新的运动的前途，都以极大的热心帮助这一个新的运动的开展。”[3]由于战歌社发起的诗歌朗诵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文艺界对诗歌朗诵运动开始关注。《新中华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边区文艺》第四期专门开辟“关于诗的朗诵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林山、雪苇、沙可夫、柯仲平等人的有关文章，三月十五日又发表了黄药眠的《我对于朗诵的意见》。二月二十六日，战歌社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诗歌朗诵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这些文章和讨论，一致肯定了诗歌朗诵运动是文艺（特别是诗歌）大众化的实践和途径，是时代的需要，应该发展；诗歌创作要大众化；朗诵要改进。在战歌社的积极带动下，延安的诗歌朗诵运动日益蓬勃发展。柯仲平是这一运动的带头人，群众集会、周末晚会、大街小巷，都是他诗歌朗诵的场所。为了积极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战歌社经常配合延安举行的各种重大社会活动开展工作。1938年6月18日，延安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高尔基逝世两周年大会，在纪念会场，战歌社布置了“纪念高尔基专号”的诗歌墙报，与会者争相观看抄录，反映良好。战歌社青年诗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他们除了办诗墙报、写朗诵诗外，还成立了朗诵队，编油印的社刊，积极推进延安的诗歌运动向前发展。在诗歌朗诵运动的基础上，战歌社还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发起了街头诗歌运动。1938年8月7日，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表了著名的《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并定八月七日这一天为“街头诗歌运动日”。当天，由柯仲平、林山、田间、史轮、邵子南等30多位诗人创作的街头诗，贴满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大街中心悬挂的几幅红布耀眼夺目，上面也写着“街头诗运动日”。同时，他们把诗写在墙壁、岩石和门板上，并散发诗传单，搞街头诗朗诵。街头诗运动日的诗歌有9首被登在1938年8月10日的《新中华报》的“街头诗选”上，它们是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骆方的《我们向你们敬礼》、贺嘉的《岗哨》、余修的《开大会》、敏夫的《边区自卫军》、史轮的《儿歌》、柯仲平的《保护我们的利益》、刘御的《小脚婆姨》和季纯的《给我一支枪》。“街头诗运动日”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街头诗创作进入高潮。抗战文艺工作团的高敏夫最早把延安的街头诗带到了晋察冀，《抗敌报》文艺副刊《海燕》也开始登载街头诗。在晋察冀，战地社的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等人与铁流社的钱丹辉、烂矛等合作，共同组织了一次街头诗运动日。

由于街头诗运动的蓬勃发展，对街头诗运动的理论探讨也进一步深入。1938年8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林山的《关于街头诗运动》的理论文章。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为什么提倡街头诗；街头诗在战地；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和成绩。两个月后，1938年10月26日，史塔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上发表了《关于街头诗》一文，文章分为“街头诗在陕北”“行动的街头诗与形式”“边区的诗歌工作者到街头去”三个部分。史塔认为，街头诗就是把诗贴在街头上，写在墙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以引起大众对诗的兴趣。这不仅是利用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同时也是使诗歌从学校里、课堂上、文人的会议席上、少数的知识分子中解放出来，使它真正的大众化，成为大众的诗歌。这种街头诗，决不是诗人在象牙塔里的低吟慢唱，而是参加在大时代斗争的行动里面的人，奏出的大时代的群众的旋律；同时又是正确地指导群众行动的，故街头诗是充满着行动性的行动的街头诗。史塔又以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为例，指出街头诗虽然具有相同于政治口号与标语的意义，然而它又不是口号与标语，而是一种利用“旧瓶装新酒”的特殊形式的新诗，负有“在旧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形式，创造明朗通俗口语的任务”。史塔号召诗歌工作者不仅要写诗，更要自觉广泛地开展伟大的抗战的街头诗运动。①街头诗的兴起既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现实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同时也是对新诗及新文学大众化传统的自觉传承，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诗人们在诗歌领域的有益尝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在语言和情感等方面显示出大众化的发展方向。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用典”便舍去了文学的陈腐艰涩，“不避俗语俗字”便容许了大众话语进入文学作品，使文学变得更加清晰、通俗、明白，有利于平民大众的接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继之而起的文学研究会在1920年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中已把民众具体化为工、农、商、学、兵以及其他下层民，并初步探讨了文学与民众的结合问题。1923年开始的革命诗歌提出了诗歌与工人、农民和士兵相结合的口号，后来中国诗歌会曾提倡创作“大众歌调”，代表诗人蒲风就曾尝试创作方言诗、明信片诗等。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可以视为上述新诗大众化、平民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它比上述运动更深入民众，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更广。对于街头诗的内容和兴起的意义，周巍峙作了很好的概括。边区街头诗认真地实践了街头诗的宣言：“让诗和人民在一起。”并且在作品上、在活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以抗战的、大众的斗争生活和抗日与民族存亡为根本题材，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现实，鼓舞和帮助人民前进”。它揭露敌人的阴谋，控诉日寇的暴行，歌颂战斗英雄，赞扬劳动模范；号召农民多打粮，鼓励军工多造手榴弹；讴歌民主生活，赞美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支持妇女婚姻自主，夸奖儿童站岗放哨；痛斥封建老顽固，批评懒汉二流子……总之，凡与人民相关的现实生活领域，无一不有它涉足其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街头诗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历史功绩显著。街头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次创举，是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传统的发展和飞跃。

街头诗主要采取了自由诗体，它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宣传性，诗体短小精悍，语言明白晓畅，画面形象生动，节奏分明，韵律整齐，洋溢着热爱家乡、抗战杀敌的激情。这是街头诗歌的优点，但不可避免的，街头诗也带有尝试中的一些不足。于中国新诗先天就带有形式过于欧化、语言过于直白的弱点，街头诗也存在着艺术上的某些不足。以田间为例，由于其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其街头诗“形式的最大特征是在利用诗句的分行（读起来的时候就是中止和间歇）形成急驰的旋律，在旋律的起伏中间使读者的呼吸紧张起来，使读者对诗人所歌的意象获得强力的感应，激动起感情的涌流”[5]。这是从褒扬田间街头诗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他的诗歌也有勉强分行、不够自然之嫌。难怪杨云琏在给胡风先生的信中说：“我非常奇怪田间先生为甚么毫不选择地，把一个完整的句子截成数段来安排。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印象吗？加重感情吗？抑是为了顾全形式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故地斩成数段来安排，也许是美观一点，但却失去了生命！”[6]因此，杨云琏把田间分行过多的诗歌比喻成“多节而乏汁的甘蔗”，似乎点中了初期抗战街头诗的形式弊病。

二、文学大众化探索之二：旧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的工作主要是由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来完成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亦称边区民众剧团，简称“民众剧团”，1938年7月4日成立于延安，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柯仲平、马健翎先后任团长。它是运用陕西地方戏剧艺术形式秦腔、郧鄂等，编演革命现代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艺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产生的。陕甘宁边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广大农民的头脑，这其中固然是千百年统治人们思想的正统封建思想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与传播封建思想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有很大的关系。利用旧的文化艺术形式，代之以新的革命内容来宣传革命思想、革命主张，对于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在革命文化战线工作的同志提出这一要求的，他所主张的“旧瓶装新酒”观点也是基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的现状和农民的思想实际所提出的。对于这一点，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有清醒的认识，如艾思奇就认为边区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有高度的大都市的文化，（这主要是指延安的革命文化而言）另一方面还有着极落后的文化，（这主要是指延安周围农村的封建文化而言）延安城的文化高度和边区其他各县的文化高度是有着相当距离的。因此，艾思奇认为，边区文化工作应该稍稍转一转方向，加上一点新的质量。提高的工作要和深入群众的工作相配合：“民众中间现在还保存着许多有地方特色的，然而为俗流低级的趣味所腐蚀了的文化生活，在年节的关头还做着男女调情之类的空洞无意义的舞蹈的表演，文化工作者应该走到他们中间去给以指导、教育，改善一些低级的东西，发扬他们的特色，加入抗战的内容。”据黄俊耀回忆，剧团的成立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

成立的当天，剧团在延安的火神庙演出了秦腔《一条路》《回关东》。这两出戏的内容，都是唤起民众抗日的意识，指出中国人只有坚决起来抗日才是唯一的一条生路。演出很成功，屋顶树杈都坐满了人。群众看戏后很受感动，演出轰动了延安。从此，古老的秦腔，开始注入了抗日的新鲜血液，以宣传抗日救国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但是这一剧团在当时的性质是业余的且仅限于延安市内，因此演出以后，团员多数回到生产上去了。延安市各民众团体及该会认为此种组织欲使其深入民间，担负教育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之职责，必须加以独立与扩大，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有立刻着手组织职业化的民众剧团之必要。经过边区党委和中央文委的研究，任命了将要成立的民众剧团的负责人，并且配备了必要的人员。团长柯仲平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所写的团歌道出了剧团的宗旨：“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已活了几千、几万年。我们是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区，我们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要叫胜利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

机遇与危机并存保护与竞争并重——新世纪全国地方戏曲剧种发展战略研讨会综述2002年10月25日至10月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联合主办召开的“新世纪全国地方戏曲剧种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江苏镇江的东吴宾馆举行。来自北京、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新疆、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安徽、海南、广东、江西、黑龙江、吉林、福建、上海、四川以及江苏等20余省市自治区的80余位专家学者汇集长江南岸的文化历史名城古润州，对中国各地方戏曲剧种的发展现状、前景及存在问题进行热烈而认真的研讨与争鸣，与会人员交流了解了各地剧种生存的实际，于大会或小组宣读论文观点或发表真知灼见的认识，具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气氛，对新世纪我国地方戏曲的繁荣必将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与会人员有四部分组成。一是各省市艺术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二是有关省市戏曲剧团的主要负责人；三是有关省市艺术类高校的教授与研究员；四是有关艺术刊物的主编或编辑人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王安葵先生致开幕辞。他说，新世纪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全国300多个地方剧种发展不平衡，需要调查清楚现状，此调查已列入全国科研项目的重点课题。各省市也应确定覆盖本地区的调查。去年昆曲列入世界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加以保护后，对全国激励很大，很多省市都要求将自己的稀有剧种列入保护名单。联合国每两年才能申报一次，每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给予研究批准，范围不单是戏曲还有其他民族文化遗产样式。目前文化部正拟定一个保护计划，根据各地剧种的实际情况分别列为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分类给予保护。地方剧种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古老剧种需要保护，年轻的剧种也需要保护。本次会议既是调查研究也是成果交流，北方的剧团与南方剧团面临情况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方不一样，各地艺研所一定要做出新的贡献，证明地方戏曲在先进文化方面的必要性。本次研讨会有很多高等艺术院校的同志参加，说明了戏曲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队伍自身力量的发展也相当重要。镇江文化局姚元龙局长详细介绍了镇江的概况，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甘露寺”与“金山”均借助于戏曲的传播而影响中外，研讨会选择在镇江举行，其本身也说明戏曲对旅游业和经济发展促进的有力例证。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江苏省剧协主席刘俊鸿全面介绍了省内地方剧种的历史与发展现状，并就地方戏曲与地方方言的关系，与民间文艺的关系，与民情民俗和审美情趣的关系，与政府倡导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他重点指出：发展地方戏曲要符合艺术规律，认识把握这种规律。不要在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重点扶持哪个剧种，因为不列入重点扶持的会伤害喜爱这些剧种的观众感情，所以现在提出“多剧种共同繁荣”的主张比较稳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文峰做了《试论戏曲多样性的成因》的学术发言，指出：戏曲多样性是多元化社会的必然。他从戏曲剧种的内部变化与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论证了语言、声腔、移民、商贸、文人墨客与其多样性发展的关系。江苏省剧目工作室主任汪人元就“地方戏的地方性”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地方戏的概念相对京昆而言不准确，应该都是地方戏，是“缩小”的民族性艺术，在全球化一体的语境中，其价值判断首先在于地方性。过去“大一统”的方式丧失了地方戏的本土性，一个标上了戏曲的剧本就能全国通用，就是地方戏丧失特色失去根的证明，个性与创造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研究员傅瑾语惊四座，他指出稀有剧种与濒临灭亡的剧种急需要保护，让其自生自灭是不负责任。当一个剧种丧失时，我们无法估计造成的损失，是文化基因的损失，我们不敢说失去了什么。需要保护的剧种有三个特征：一是自然形成；二是很难有市场份额；三是有老艺人，有可保护的东西。重要的问题是当政府承担了保护责任后，我们自身能否做好，给了钱不一定能保护住，必须首先做好保护的理论准备。要有多元化的文化观，不能把西方文化看成世界性的，高雅的，把我们民族地方的文化看成俗的，低级的，每个剧种要用自己自然成熟的系统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过去，文人话语的价值系统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民间艺术是引导也是压迫，文人审美趣味影响了民间艺术的多样性，民间艺人的创造性被文人的价值观改变，使其失去了继续丰富发展的可能性。保护稀有剧种一定要寻找符合社会市场规律的方式。不能丧失多样性，我不同意优胜劣汰的做法，昆曲如果没有20世纪知识分子自觉保护的壮举，让其自然竞争，现在也就不存在了。目前需要调查，全国有多少剧种，各自需要什么，应该怎么做，给予各地剧种继承与保护的压力和动力，减少弯路，力争好的结果。研讨会分为3个组，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分组讨论。山东省参加研讨会的有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晓家，山东省柳子剧团团长段雨强，淄博市艺术创作研究所所长、一级编剧巩武威，他们分别在小组讨论中发言，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小组发言异常热烈。对地方剧种是保护还是竞争?以当前地方戏曲发展情况的整体估价是乐观还是悲观?对文人参与戏曲的创作是功大还是过大等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通过情况的交流，各地剧种与戏曲的现状有很大差异，发展极不平衡。广东、江浙一带情况非常好，陕西、江西等地情况不好。黑龙江的龙江剧虽然是新剧种，因有白淑贤的旗帜人物，影响巨大，培养了近200人的学员，有了小小小白淑贤第四代小演员，发展了联合体，由7个地方剧团变为龙江剧的下属团；苏州的滑稽戏占据了城市市场，深受市民欢迎，经济收入可观；河南越调剧团专门演“三国戏”，演“诸葛亮的戏”在当地极受欢迎，他们的经验与做法引起与会人员的高度兴趣，应该剧团负责人之邀，明年的地方戏曲研讨会有意去河南周口举行。经过充分讨论，大会又集中召开。每组推举二至三位代表做大会发言。北京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华生，山东艺研所所长王晓家，黑龙江艺研所所长李明明，以及广州大学罗嘉慧副教授，吉林艺研所剧所长关音光分别就战略发展的设想，山东“周姑子”戏，龙江剧、奥剧的现状，吉剧的发展等专题做了详尽的阐述。参加会议的还有三个年轻的研究生，她们推举22岁的同济大学的戏曲理论研究生谈了参加会议的体会。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王安葵先生为本次研讨会做总结。他指出：对当前地方戏曲形势的估计，虽南北剧种处境不同，都面临严峻的情况不容乐观。说面临历史上最好的形势之一，是指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来的重大变化。本次与会研究人员都是带着危机感和使命感来参加会议，这也充分证明了大政方针的正确；对戏曲革新发展的不同见解是有益的。比如稀有剧种以保护为主还是革新为主?是继承还是推向市场?戏曲既代表民族文化同时又是大众化的娱乐手段，过去二者是统一的，现在有些分离。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应该保护，但戏曲不能都象文物那样保护，要很好地发展，与时俱进地满足人们的审美与娱乐需求。通过全国剧种调查，按文化价值分类分级采取保护、继承、发展并存的办法，使剧种代表的民族文化达到繁荣；关于剧团的政策是大家关心的，国家要管，不管不行，但管要符合规律。不能分为自然剧种与人为剧种去区别，哪个剧种不是人造的?要就这个剧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认真切实地研究，制定发展的方案。另外，关于改善评奖的问题，关于大众化精品化的问题，大家都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不一定这次讨论有结论，一切有待于实践。DvNews

论文摘要：笔者通过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就企业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一套可行的人力资源策略作了详细的阐述。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新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人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创造力成为企业核心的发展力，这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无可争议的真理。谁拥有最多最强的人才，谁就是市场的胜者；微软、思科、联想、宝钢等，哪一家不是拥有数千名高级技术开发或管理人才。但对于这些人，也最令企业管理者头疼。你给他高薪甚至股权，他也照样跳槽。这些现象越来越成为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笔者通过在公司多年的工作阅历，经过和一些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招聘人员、被招聘大学生交流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受到了企业的机制、管理者风格、企业文化、人才的物质、心理需求的变化、薪酬模式、技术快速更新等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环境等方面影响而产生变化。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一套可行性人力资源策略呢?笔者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做一阐述，与大家探讨。

1了解人才

浮躁，可能是目前许多老总们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有一部分大学生在求职时或刚刚开始工作时，自己还没有为公司作出什么贡献前，就先提出高薪，还要求宽松的工作环境、弹性的工作时间等等一系列要求；而且有一部分大学生频繁地跳槽，有时仅仅为了新公司比现在公司多几百元工资而已；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当今的大学毕业生在简历中夸大专业技能，或者编造经历甚至伪造学历；比如说了解某种技能就敢说精通，参与过某个项目就说敢是项目负责人。这些现象，使得老总们认为当今的大学毕业生过于浮躁。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当今人才的主流；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是时代的变迁。新经济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它还改变着人们选择职业的态度和价值观。当今大学生选择职业的态度代表了新经济的价值取向。

经过和很多在公司工作的大学生交往，我认为，当今大学生的想法是：首先，人才认为自己的知识就能创造财富，获取薪水是应该和创造财富成正比；第二，人才关心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否符合职业生涯发展、团队是否融合、企业文化是否接近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有必要先了解再下决定，多选几家很有必要。第三，技术不断更新给人才带来压力，他们不得不随时充实自己以免被淘汰，为此所付出的学习成本和精神压力应有所回报；第四，年轻就是资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追求利益最大化，要在4|D岁前获得可靠的物质保证。第

六、人才对人才市场的供需需求、薪酬模式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信息的透明化也使得人才与企业在商谈待遇等问题上处于知己知彼的平等位置。

企业中大学生的离职期往往会呈现出“二三二”的特性。“刚到公司两个星期是一个危险期。员工在新环境下，往往会不熟悉、不适应。如果不给他明确职责角色，很容易造成人员的流失。3个月后是第二个危险期，这时员工对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同等职责的技术人员也有了解，如果在工作范围、薪资回报中不能进行合理的调整，也会形成流失。而两年是一个疲劳期，如果在两年的时间里，员工仍然得不到发展，工作也没有进步和变化，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笔者认为要特别注意这3个危险期。每个企业都有一个人才流动的比率，在这个比率之内的适当流动，会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超过这个比率，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无法形成稳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的团队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人心不稳，也会给后来者形成一种不安全的心理，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