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资料文库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世界政治经济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1篇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主权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主权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恐怖分子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经济的有序运行,减少市场竞争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就难于顺利、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2篇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四国,这四国中除俄罗斯以外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国力大幅下降,经济全面衰退,本已退出了国际霸权的争夺序列,但是,其凭借着国内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基础以及政府领导人的经济复苏政策,使得俄罗斯迅速崛起,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之一。金砖四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经济发展正处于非常强势的劲头,但是,四国在国际政治与地区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与其经济力量不对称,另外其他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和地区联盟纷纷表达了对当前世界政治格局中一超多强局面的不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旧有体系开始对欲颠覆其格局的因素展开政治攻势,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其根源在于经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致使美国、日本等借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压,欲阻挡或延缓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移动的事实却也不可否认。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地区联盟必定被全球化所淹没,这是资本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而在国际格局中单极化现状也必将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一超多强局面在短时间内仍然会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格局。虽然和平与发展以深入人心,成为与世界的共识,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旧有国际政治格局体系的冲击,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必将越来越激烈并且白热化,局部冲突、货币战争、市场壁垒、资源争夺等国际问题将会频繁发生,不过,由于大国之间经济融合度的深入以及相互之间军事力量的增强,全面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甚微。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政治进程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其突出表现便在于传统掌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组织G8转变为更为全面的G20,这代表着一种认可,一种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平衡与稳定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力量的认同。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让全球政治关系更加复杂与多变,可以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走向以及经济重心的移动,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将因此而发生剧烈变化。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将会重新洗牌,其根本内因就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

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有曲折也有进步,其总的特点便是在曲折中前进,社会大生产分工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奠定了经济全球化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指在科技技术以及生产劳动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并互相渗透,在商品原料、加工、生产、流动、分配等各个环节的联系日趋紧密,最终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过程。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走向在向全球化靠拢的大方向下,还呈现如下形式: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求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二战以来国际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凸出表现,它建立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以利益最优化为主要原则建立的全球性的劳动分配网络,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未来世界经济必将出现较大的波动,不过在和平与发展的主基调下,对世界经济体系具有较大的破坏的动荡出现几率较小,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便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其原因包括:1.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具有一定的冲击。目前,传统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增速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或者开始衰退,人力资源成本较高,跨国公司开始将工业生产转移至新兴经济体之中,以寻求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而新兴经济体开始大规模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其经济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原材料、关税、国家补贴支持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入驻。另外,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政策具有较大活力,其经济增长束缚较小,最终使得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长期维持在较高的速度。新兴经济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经济的衰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者之间开始在世界分工的各个环节进行竞争,这给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地位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使得其不得不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行阻碍,以维持传统经济大国的地位。2.新型科技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各国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进行互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的分工中,开始从整体上进行最优化比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与新兴国家虽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大的竞争,但同时,两者之间的互补也越来越强烈。资本主义大国在科学技术以及资本力量、管理经验、海外分工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而新兴国家则具有人力资源成本低,国内自然资源、原材料丰富,国家政策优惠等方面的优势。二者之间具有较大的互补空间,互补合作则两利,反之则两害,两者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仍然会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策略。

(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最为主要的特点,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不平衡既指各国或地区间发展水平程度的不同,也指在整体经济实力上的不平衡,另外,经济发展增速也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世界经济重心的运动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颠覆性调整,同时也将导致国际关系的重新洗牌调整。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步不同,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大分工中占得有力先机,处于世界经济的上游阶段,而发展国国家由于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较差,最终沦为发达国家的代工厂、原料来源地或者产品倾销地。在未来经济结构中,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增速较大,并且大有赶超发达国家之势,但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于新型经济体国家。并且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贸易等环节也仍将占据主导地位。2.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不同,逐渐开始分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被发达国家进行过殖民和掠夺,无论是经济殖民或者政治殖民,最终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衰退,成为资本附庸。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以及国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增长的差距也十分悬殊。一些政局较稳定,经济政策也十分适合国情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许多政局不稳、经济政策不当,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国内外政治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最终导致在世界分工中沦为最为下游的地步。

(三)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历史机遇,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最终迈入世界分工的中上游阶段。早期世界经济发展中以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主要代表其经济发展十分抢眼,并最终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而在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更加巨大,尤其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四国为主要代表,合称“金砖四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其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断扩大,同时国家对地区的影响力也开始增大,尤其是在关乎世界经济稳定以及增长的国际事务中,其所获得的权利与地位也开始上升。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在传统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是否融入现有旧经济体制之中,新兴经济体对传统资本体系注入活力还是祈祷颠覆作用,其最终还并未表明态度,但是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规律来看,政治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式。单极化的现状完全不能满足其他经济大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要求,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也必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越加明显。

三、世界经济走向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到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使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规则不断趋于一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经济态势。经济全球化除了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以外,还将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

(一)新兴经济体借经济全球化制衡美国的单极化态势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尤其是在科技、国际贸易管理以及资金等方面都具有完全的主导优势。美国借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制定了许多国际贸易规则,并且以经济手段操纵国际经济政治组织,以巩固其超级大国地位。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经济军事政治强国将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状。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其中的机遇,并开始抓住机遇奋力直追,最终不断发展崛起,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以及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变化,新兴经济体也借全球化的态势不断壮大己身。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政治力量的对称,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度提高必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一趋势将促进地区大国力量的崛起,冲击美国的单极化世界。

(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了区域一体化进程

纵观当前世界,地区经济的加强必将使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同一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必将更加频发和紧密,同时,在经济关系的促进下,也将使得地区各方面交流进一步加深,包括人口流动、资本交流、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等,最终迈向区域一体化。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加将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欧盟和东盟为例,欧盟成员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序列,地区之间在经济贸易不断深化、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现代,其早已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以增加地区总体竞争力,其突出表现便是货币一体化以及政治管理的一体化。欧盟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当前多极化政治格局的重要环节。而东盟成员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联系日益紧密,不过在政治化进程中却困难重重,全球化贸易时代的到来,将促使地区经济贸易的深化发展。在未来,东盟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必将形成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重要地区政治力量而参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新分配事务。

(三)政治重心将随着经济重心的移动而转移

政治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的发展规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崛起,其本身所具备的经济活力也早已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大国,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加巨大,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必将要求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利以保护其经济增速。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传统大国为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而不得不去阻碍新兴国家的崛起,其政治重心以及焦点都将会放在新兴国家身上,并且其国际策略也大都将围绕新兴国家来制定,这就必然导致国际政治重心朝新型经济体国家移动。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发展增速长期以来都保持较高速度,国内政治稳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其经济总量也超越传统的英国、法国、日本等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力量的膨胀,使得其在东盟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地区政治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使得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国际政治势力开始围堵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导致国际政治重心朝向西太平洋移动。

(四)国际性政治联盟出现

国际政治联盟的出现是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目前国际性政治联盟主要包括非盟、欧盟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同时为了营造地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开始有意识地形成一些政治联盟,以保障区域政治稳定,协调地区政治、经济矛盾。国际性政治联盟的出现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联盟以经济联合为基础,以政治为手段,不断内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始积极谋求联盟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保障自身的国际安全和经济发展态势。

(五)大国之间合作与对话将会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主要方式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大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更加密切,任何一方经济受到损害,都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大国军事力量的增加也使得大国之间不可能轻易使用武力,因此,合作与交流将会成为未来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主要方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在未来,大国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而经济安全则将成为大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围绕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竞争压力,大国将会形成一定的关税壁垒或者地区贸易保护政策,并且贸易战争、反倾销调查、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也将更加频繁地使用,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大国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方式将以经济手段为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基调,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变化,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在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将会充分地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3.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大点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以及经济、文化等合作都将以经济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尽量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贸易主导权。

(六)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走向将导致国际政治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3篇

一、新方案下的课程特色与性质“:变”与“不变”

在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下,尤其在“05方案”实施以来,该课程教学面临更多变数的挑战,体现出了诸多“变”与“不变”。

首先,新的方案、新课程体系赋予了“当代”这门课程更多的变化。

第一,课程性质与地位发生了变化。“98方案”将该课程确定为高校文科公共必修课之一,而“05方案”却将该课程更改为高校文理工各类专业学生的公共选修课。这种从“必修”转变为“选修”的身份转换,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而是意味着该课程性质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教学方式与方法发生了变化。作为一门“大课”授课形式的公共课程,从“必修课”转为“选修课”的这种身份转换使得该课程教学方式与方法更加多元化。只有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授课方式,才可能使这门“选修课”进一步满足各专业类型大学生的需求,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和达到该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目的。

第三,授课主体发生了变化。“05方案”以前的课程体系下,授课主体是高校文科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年级学生,授课对象层次相对整齐。而新课程体系之下,授课主体变为多元化,其授课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科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也包括了大学各年级理工科学生。

其次,该课程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是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情况,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该课程继续保持了其诸多“不变”的一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目的不变。“当代”这门课程是一门理论与知识融于一身的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重要使命。也是通过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程。从内容体系安排可见,该课程要求学生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对当今国际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

第二,学习掌握这门课程的基本方法论没有变。“当代”这门课程虽然不是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但学习和掌握这门课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以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来掌握这门课程,我们才能看清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与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

第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授课方式没有变。由“必修课”到“选修课”的身份转换,使该课程面对的学生更为多元化,而且学生年级参差不齐,这给授课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更为科学合理结合。一方面,要求教师更为主动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学生也应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更加积极主动接收教师所带给的信息,促使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二、新方案下的教学探索:“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在新课程体系下,“当代”课程赋予了更多的“变”与“不变”的教学理念因素。一方面该课程延续了不可替代的传统教学特征与方法,另一方面面临着新课程体系要求下的新的教学方法创新等问题。如何将这两者辩证的统一起来,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的教学方法,要牢牢把握和坚持以下几点。

1.注重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谓教师主导作用,就是指任课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充分体现教师的引导作用。首先,授课教师要精心准备和设计好授课程序以及内容,确定重点、难点以及其他基础性知识内容。其次,作为授课教师,不能被动地接受知识更新,而是自觉地、前瞻性地查漏补缺,能够及时掌握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状况及其相关理论动态,并及时将其体现在授课内容中。同时,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创新能力。这仅仅体现在满足学生对新理论新知识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变得积极主动,有了学习的兴趣,他们自然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逐步形成乐于探究,努力求知的好习惯,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他们会在课前课后主动查阅图书资料、搜集素材,还可以通过制作课件、课堂汇报、课堂讨论等创新性手段来巩固和充实所学知识。

2.强化传统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注重改革创新“当代”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离不开传统教学方法,同时更多依赖于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来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法普遍采取的“大课”方式组织教学具有节约时间和精力的优点。但这种教学模式形式单一,手段落后,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已不适应新课程体系的教学要求。只有改变以往“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单一传统教学手段,采用多种现代化的手段,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如可以采取课堂辩论、课后阅读、课堂汇报等师生互动式教学方法,也可以采用案例式、启发式等教学手段。这可以消除学生对教师的“恐惧”,使学生畅所欲言的与同学交流、与教师探讨,形成多元化的交互式学习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4篇

“当代”内容十分丰富,而课时较少,不能事无巨细、平铺直叙地一一介绍,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十分必要。要抓住重点,集中讲授,重点把握一个科学分析(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两个发展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三个基本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四个如何认识(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外交战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重大成就、历史贡献和困难挫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以及五个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时起时伏;南非差距进一步拉大;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寓于这些重点内容的传授当中,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中的中国。有些内容则可以组织学生自学,布置相关思考题启发他们认真思考。只有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突出重点,才能增强课程的说服力。注重课程的讲解与学生所学专业的衔接。这就需要设计详细的调查问卷表,了解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储备、感兴趣的问题,以此作为教学的重要依据,找准教学的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这种有侧重的教学,可避免“供需”矛盾,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课程结束后,设计另一份教学问卷表,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意见与建议,以进一步促进“当代”课与相关专业的融合与衔接。本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这直接决定了这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我国对外战略也会相应做出调整,而教材出版有一个周期,这就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将世界经济政治与外交的一些最新变化和新数据,大量新的观点、材料,特别是将国内外最近、最新发生的,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讨论,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这样也才能更加符合教学基本要求,更加适用于教学实际。例如,在2008年讲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的相关内容时,正值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爆发之时,几年前的教材对此肯定不可能提及,如果教师仍然死捧教材,对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影响及启示丝毫不加分析和评价,就会严重影响“当代”课的吸引力,突显不出教学内容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此外,“当代”课还需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形势政策”课进行沟通和协调。这几门课程之间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合之处,如不提前统一协调或缺乏应有的沟通,容易导致内容的重复或结构性的缺失。

二、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方法,就是优秀的教学方法。教师在科学合理、恰当好处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基础上,改进课堂讲授灌输方法,灵活运用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研究式、体验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避免课堂讲授灌输时间过满以及空洞单一、硬性的说教,实现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正如巴班斯基所说:“教学方法是师生为达到教育和培养人的目的而进行的相互联系活动的方式。由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是多方面的,所以,教学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企图制定经常使用、数目有限的几种教学方法是错误的。”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教师应针对教学内容,根据教学需要,灵活机动、科学合理地使用各种教学方法,集各种教法之所长,避各种教法之所短。如,课堂讨论方法,即使在大班教学环境中,短短的45分钟课堂上不可能让大部分学生充分讨论发言,但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兴趣,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有助于学生在讨论中消化理解知识。因此,教师应精讲,少讲,每次课尽量留出5-15分钟供学生讨论问题。课堂提问也是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较好方法。研究发现,当参与课堂发言和提问的学生比例达到25%-45%时,所有学生都会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因此,教师要有准备、有意识地创设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启发学生灵感,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合理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是为了增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在不断改进课堂讲授灌输方法,充分发扬其优势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各种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双向互动。教师可视情况采取以上哪种、几种或其他教学方法,以活跃课堂气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参与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使其有独立感悟、思考和探索的空间。

三、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课堂教学是在一定的环境和氛围中进行的,良好的氛围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愉快的教学体验,提高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要促进教学环境中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就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创设和谐温馨的课堂氛围。教师对学生应平等以待,不能以知识的拥有者、传授者、灌输者自居,应打破课堂中存在的权力机制,废除教师对学生拥有绝对权威的传统观念,要谦逊地认识到自身作为学习者、研究者、实践者、服务者的角色。在课堂教学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本着“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指导思想,最大限度地面向全体学生,争取学生全员高效参与教学工作。教师应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融入人文关怀,尊重大学生的尊严、人格、价值和创造性,与他们真诚地沟通,理解、关心、帮助他们,给予他们信心和鼓励,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不断提高课堂教学的亲和力、说服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只有尊重学生,才能与学生平等相处、充分交流。课堂教学中,教师教风民主,态度宽容也会使学生更深地体会到教师的尊重,有利于师生关系的和谐和课堂气氛的融洽。此外,教师不拘泥于三尺讲坛,常深入到学生中讲解,课后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也会使彼此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东北;伪满;农作物;种植结构

一、资料分析与数据核定

关于伪满时期农业生产力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单一农产物的发展史或农业技术史,鲜有对该时期农作物整体生产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就现有的涉及上述问题的少数研究成果而言,其研究重点亦聚焦在对几项主要农产物的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的核定上。对于农作物整体种植结构情况这一重要的经济指标往往缺乏足够关注,即便是东北农业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和山本有造《“満洲国”经济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等亦难以避免上述缺憾。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原始资料记述的缺陷。首先,缺乏一套记录或能赖以推算出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情况的时段连续性资料。大多数此类资料仅仅反映一年或数年的情况,还有一些资料记录的仅是几种主要农产品的情况(这也误导了不少后来的研究者)。特别是伪满后期,因局势动荡和日本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全力疯狂掠夺东北农产品,有组织的农村调查统计工作大大停滞,从而导致这一时期东北农村可信的统计数据极其缺乏。其次,各个不同系统资料的统计口径分歧严重,以油料作物为例,一些资料将大豆、大麻子、小麻子、苏子等多种油料作物的数据分别详细开列,而其他一些资料则仅列出大豆或少数几种油料作物的数据,将其他油料作物与一些未开列的农产品如果蔬等归类于“其他”,由此造成使用不同来源数据进行年代比对的工作困难重重。另外,当时统计工作主体业务水平和业务要求各不相同,有些统计工作对准确性要求较高,而有些则仅要求业余统计员对情况做出一个概估,因此伪满时期农业统计数据的可靠程度参差不齐,不同来源数据相互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

此外,对使用数据可靠性的考证亦较为复杂。笔者对比分析了现存不同年代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并对其统计口径和可信性进行了逐一核对,在这一基础上,将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情况加以整理。该表涵盖伪满初期、中期和后期有代表性的六个时间节点:其中1931、1932年的数据主要来自满铁经济调查会的《昭和七年满洲产业统计》,[1]是当时东北经济统计的权威机构——满铁经济调查会的调查统计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性。1937、1940、1943年的数据则来源于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所编写《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2]是解放初期对伪满兴农部、满铁、关东州经济会等机构所遗留统计数据的整理,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伪满崩溃前的1944-1945年情况十分混乱,伪满当局将主要行政力量投入到疯狂的粮食出荷工作中,大部分理性的调查统计工作都趋于停滞,且这一时期资料散佚比较严重,现存数据亦较为混乱,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处是第一批接触日伪遗留资料的研究机构,然而其所研究资料中又有相当部分在内战中再次散佚,因此,该研究处整理编写的《东北收复区(辽宁、辽北、吉林省)农产物生产量调查报告书》一书无疑对了解这一混乱时期东北农村生产状况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3]此外,《昭和七年满洲产业统计》在统计口径上将不少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归类入“其他”项中,幸好在《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和《满洲农业要揽》这两部公认可信度很高的资料中有不少相关的数据,由此亦不难推算出这两种农作物当时大致的种植情况。

二、粮食作物对传统商品化作物的替代

在现有的关于伪满时期农业的研究中,一方面对作物种植比率缺乏较长时段的数据整理,另一方面多侧重于研究水稻、棉花等单项作物在伪满政府干预下的畸形发展。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上述作物的畸形发展可以完全概括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动趋势。实际上,通过前面对不同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面积比率数据的整理可以看出,上述概括并不准确。1931-1945年间,伪满政府全力扶持的水稻、棉花等作物确有很大程度的增长,棉花从0.28%上升到3.36%,水稻从0.58%上升到1.77%,然而即便是到了1945年,其所占比例仍较为有限,难以概括农产结构变动的整体情况。就粮食作物比率的提高而言,高粱、玉米、谷子、其他粮食作物四项总和从1931年的55.95%上升到1945年的69.32%,而东北传统商品化作物的代表——小麦和大豆,从1931年41.16%下降为1945年的17.18%,这种情况显然更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农产物结构的变动趋势。大豆、小麦等传统商品化作物被粮食作物替代的趋势在日本侵占前的东北某些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东北地区农户往往选择将一些货币价格较高的农产物大部分出售以换取货币,进而购买用来该地区稀缺的织物原料——棉花。在日本侵占东北前,东北农民主要是选择将大豆和小麦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而非自身消费,其商品化率常年保持在80%以上。[6]受人地压力和市场价格动荡的影响,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率在1931年前就开始在东北部分地区出现被粮食作物替代的趋势。[7]不过在日本侵占东北以前,上述现象还仅存在于部分地区,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显著。日本侵占东北后,因时局混乱和国际市场变化等原因,东北地区传统商品作物的贸易受到很大冲击。以大豆为例,“东北方面大豆、白米生产,亦告过剩。于去年(1933年)竟有将大豆作燃料的骇人事件”;[8]“哈尔滨函:……大豆近来行市节节下落……往年视同黄金之粮产,而今至无人过问。”[9]贸易市场的萧条,进而加速了商品化作物在农户种植领域的退出。不过,对传统商品化作物冲击最大的因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村农产品的掠夺政策。

特别是在制定掠夺方针时,对东北大豆提出要“奖励多种经营农业”,对其加以“抑制”“替代”,进而实现东北农产品种植结构向日本军需战备急需的“特用作物”转变。[10]而对于小麦,伪满当局虽然名义上也提出要“改良增产”,与棉花、洋麻、大麻子等更急需的战备物资相比,对促进其生产所做的工作可谓微乎其微。特别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深陷战争泥潭,其对东北地区农产品的掠夺也越来越近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出售传统商品化作物获取货币收益的可能性也日渐渺茫。日本殖民者对于东北农村农产品的掠夺主要是通过掌控东北农产品流通领域来实现的,即通过殖民政府国家机器强力介入粮栈等东北农产品原有收购机构,使农民一切出售农产品的行为必须按照规定的价格在日伪政府监视下进行,从而以远远低于合理市价甚至生产成本的“公定价格”强制征收农民出售到市场上的一切农产品。如表2所示,很多农产品的“出荷价格”尚不及生产成本价的一半,可见其掠夺的残酷性。而雇工、肥料等生产成本价格也随着日本殖民者经济统制政策的推进逐步升高。因出售农产品难以收回成本,农民对于农业生产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很低,农业生产中肥料、畜力、雇工等要素投入数量明显不足。这就导致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东北农作物的亩产量连年下降,1931-1944年间,仅高粱、玉米、粟米三种主要粮食的亩产量就下降了13.3%。[4]4-5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投入越多,则亏损越大,因而势必倾向于选择低生产成本的作物。根据1939年伪满“产业部”的统计,东北农村中每石大豆的生产成本为7.47元,每石小麦的生产成本为9.36元,每石高粱的生产成本为5.09元,每石玉米的生产成本为4.92元,每石小米的生产成本为4.72元。[5]446-464另外,小麦受病害影响颇大,还存在着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在市场价值规律完全无效的情况下,选择粮食作物远比选择传统商品化作物更容易降低生产成本上的风险(表2)。特别是到了伪满后期,日伪的“粮食出荷”越来越带有强制性,其数量则完全依靠伪满当局的需要落实到每户农户。为确保“出荷”数量的完成,伪满政府往往“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春订秋不变”,不管秋后收成如何,都强迫农民如数“出荷”给日伪组织的“出荷督励班”。一些地方甚至发展到“武装出荷”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行径。[12]44-45当时东北地区的“出荷额往往在粮食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农民在平常年景只能吃糠咽菜,如遇荒年,只能家破人亡”。[12]186以阿城县为例,该县在将自己所生产的粮食半数都交了出荷,“剩下的粮去了交地租、做种子、饲料,余下的口粮已经是所剩无几了”。[13]面对伪满政权完全不计后果的疯狂掠夺,东北农村的粮食自给都成为问题,传统商品化所带来的些许货币收入对于东北农民来说更加没有实际意义。除大豆尚因土地轮作原因保留一部分种植外,大批种植传统商品化作物的土地被生产成本更低、生存需求更为迫切的粮食作物所替代。

三、虚构的“农业经营多样化”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伪满统治时期,除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棉花等纤维作物、水稻等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每项增加的幅度均有限,但如相加起来却也不容忽视。1931到1945年间,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的种植比率从1.42%上升到1.8%,水稻从0.58%上升到1.77%,纤维作物从0.62%上升到5.35%。另外“果蔬及其他项”也从0.27%上升到4.7%。对于上述现象,一些日本右翼学者认为,这种农业生产的多样化是日本统治东北农村过程中“新作物栽培技术”和“化学肥料、农业药剂使用技术掌握”的结果,可算作是“日本对满洲经营”的“无形的成果”。[14]在国内,普遍认为上述现象系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农产品实施掠夺政策的必然产物,也有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部分承认其对东北农业近代化所起到的客观作用。要理解这一时期东北出现的“农业经营多样化”,必须结合日本对东北农业殖民化改造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目前,学界对于日本对殖民地区实行的农产品掠夺政策常常存在一种误读,即认为日本殖民者更多地倾向于掠夺殖民地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固有农产品,而在日本殖民地体系的设计中,平衡日本本土与各个殖民地间“供给上的不均衡”是首要问题。由于各殖民地间物资流通的“不畅”,特别是货币贸易常“与危险相伴”,日本殖民者显然更倾向于将各殖民地间的农产品进行工业加工后交换,而非简单地将初级农产品在殖民体系中流通。[15]这种现象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而愈发突出。因此,就东北农业而言,“对于仰给‘外国’农产品讲求自给之法”显然更受关注。[16]32对于棉花、洋麻等纤维作物,以及水稻、大麻子和小麻子等“特用油料作物”的种植,日本殖民者相当重视。无论种植面积还是种植比率,这几种作物在伪满时期都有较大提升。棉制品历来系输入东北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扩大东北地区自产棉花的种植也一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作“充实‘满洲’战略资源”的重要举措。而洋麻“可供做优良麻袋之原料”,扩大其种植是为了掠夺农产品,达到“麻袋之自给自足”。水稻的种植可以确保日军军需的大米。而大麻子则“不仅可为飞机及其他精致机械之润滑油,在药用方面,亦颇重要”;小麻子亦随日本“转向战争”,而“需要骤增”。对于这两种急需掠夺的农作物,伪满政府也“劝导强制并行”,尽力扩大其种植的比率。日本殖民者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战备上并不急需的纤维和油料作物,不但在生产组织上加以忽视,甚至还经常加以打压以促其萎缩。

恰如前述,日本殖民者一直在极力推行“农业经营多样化”,促进对大豆的“替代”。另外,因伪满政府对于大麻子等战备急需油料作物“严定限量,迫令供应,致农民对芝麻以及落花生、向日葵等已无暇顾及”,因而造成这几种油料作物的种植比率在伪满统治时期出现持续下滑。对于原来东北地区种植较多的青麻,日本殖民者亦“拟利用青麻之耕种面积,谋洋麻之增产,乃以统制价格政策,抑制当地种植青麻”。[4]58,62,64,123伪满的农事实验机构甚至为此还刻意终止了对于青麻的农事改良实验。[17]尽管青麻是东北农村急缺的作物,农民不但种植的“需求甚殷”,还多通过私下交易,逃避日伪统制政策,但青麻的种植比率在伪满统治时期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可以说,对于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变动,日本殖民者为掠夺战略物资而进行的设计干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伪满时期的“农业经营多样化”显然是为日本殖民者掠夺需要而“量身定制”、强行催生的。不过,日本殖民者当时极力推行种植的很多作物在灌溉、肥料、病虫害防护、栽培技术等方面并不具备条件,而且“出荷”收购价格往往低于生产成本,因此多数东北农民对于这些作物的种植常常是消极甚至是抵触的。同时,伪满当局在东北农村中的行政控制力有限,往往仅集中于搜刮农产品,对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能力相对很弱。因此,只有对其最为急需的棉花、水稻、麻等少数几种农作物才是其“应力图积极改良增产的”,而对大豆、高粱及玉米等大多数农作物则只能“倾注主力改良品种而增产任其自然发展”。[16]41

对于前者,即使其种植对农民十分不利,日本殖民者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其小范围内的种植面积比率增长。如棉花种植,因其收成极易受冻害和虫害因素影响而很不稳定,加之伪满政府所订收购价格极低,伪满时期的种棉户往往对此怨声载道。[18]不过,日本殖民者对棉花的生产和交易实行了严格的统制,直接在年初时以“出荷指标”的形式将棉花的收购数量逐级下达至农户;在收获时,以不足平常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户收获的所有棉花,并严禁农户私下里进行任何形式的棉花交易。“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则施以酷刑。如‘跪板凳、打板子、压杠子、灌凉水’等等。至于翻箱倒柜、打骂群众,则是家常便饭”。[19]另一方面,伪满当局还或多或少地订立一些“奖励”措施来引诱农民种棉。如设定一定“种棉奖励金”、对棉花种植组织一些诸如棉种消毒之类的技术指导、对棉花出荷者额外配给一定的豆油、肥料、棉布、粮食等。[4]120-122其中最后一点对当时东北农民的诱惑力尤其大。因为在伪满统制经济体制下,出荷农产品几乎是普通农户取得上述配给品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伪满政府这种对棉花种植不遗余力地威逼利诱、强制推广,东北棉花的作物种植比率从1931年的0.28%膨胀至1945年的3.26%。尤为突出的是伪满农产品统制政策推行最为疯狂的1943年至1945年,其比率从0.76%暴涨至3.26%。尽管日伪当局对其所需农作物的掠夺手段残暴,造成了一些作物种植比率的畸形增长,不过,这种建立在强制威逼基础上的增长毫无生产力组织上的支撑,归根结底是不可持续的。农民在日寇敲骨吸髓的掠夺下全无增加生产的动力,而伪满当局对于农产品增产的手段则多半依赖于单纯的威逼。

很多地区的农产品增产仅仅依靠政策的宣传,强制开发很多不适合耕作的“荒地”和逼迫非农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16]456-460在基本的软硬件条件都不完备的情况下,很多急需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的增长都受到严重制约。以水稻种植为例,由于先进栽培经验和技术只在日本和朝鲜移民中传播,东北农民在光复之前普遍“仍缺乏耕种水稻经验和技术”,[20]加之水利设施修建速度和技术远低于需求等原因,种植面积比率的增长长期缓慢。“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朝鲜移民开始在东北经营水田,水稻的种植比率迅速的从1931年的0.58%上升到1940年的1.74%。在水稻需求更加迫切的1940年以后,其种植面积的扩张速度却相对于其他作物明显放缓了,仅保持在1.7%左右,伪满后期水稻生产力反而出现了整体上日渐下降的情况。另外,由于基层对生产的控制力有限,日寇在“督励”“急需”的农作物增产时,常常顾此失彼。如洋麻,尽管日伪当局的需求十分迫切,种植面积比率经努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在伪满后期,因地方行政系统的“指导”明显地向更需要的棉花作物倾斜,对洋麻关注甚少,极大影响了洋麻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另外如苏子,尽管“苏油为高级涂料,军事方面需要最大”,但因伪满政府收购价订立得极低,而且无余力顾及在乡村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生产和病虫害防治,苏子的种植面积比率不增反降。[4]56-57,127

四、结论

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经济研究指标,其中能够反映技术、市场、政策等诸要素在农户经济中的博弈。通过研究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判明下列史实:其一,日本殖民者的农业掠夺政策破坏了东北农村中原有的市场经济要素,使当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出现了向自给生产倒退的趋势;其二,日本殖民者所谓的“农业经营多样化”,只不过是根据其需要而设计的掠夺手段,非但没有任何市场化分工的进步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东北农民的困苦;其三,很多日本殖民者所急需的农作物扩张乏力,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相应收效,充分暴露其殖民统治荒诞暴虐的本质及其农村政策长于掠夺而短于发展生产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満鉄経済調査会.満洲産業統計(昭和七年)[M].大连:満鉄経済調査会,1934:10-11.

[2]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M].沈阳: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1949:16-18.

[3]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处.东北收复区(辽宁、辽北、吉林省)农产物生产量调查报告书[R].沈阳: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处,1946:6.

[4]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M].沈阳: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1947.

[5]日満農政研究會新京事務局.満洲農業要攬[M].长春:日満農政研究會新京事務局,1940:416-432.

[6]南満洲鉄道調査課.満洲の農業[M].大连:南満洲鉄道調査課,1931:191.

[7]王大任.压力与共生:动变中的生态系统与近代东北农民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44-266.

[8]佚名.国际要闻[J].银行周报,1934,18(6):2.

[9]佚名.杂篡:哈团体维持北满经济[J].钱业月报,1931,11(2):132-133.

[10]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农产品改良增产方案(大豆)[R].大连:满铁经济调查会,1935:3-14.

[11]浅田乔二,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以十五年战争时期为中心[M].长春:《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1993:373.

[12]孙邦.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阿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阿城文史资料第7辑[M].黑龙江省阿城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阿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68.

[14]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M].沈阳: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1988:522.

[15]太平洋贸易研究所.东亚共荣圈经济循环の基本图式[M].东京:太平洋贸易研究所,1942:15-18.

[16]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7]满田隆一.满洲农业研究三十年[M].长春:建国印书馆,1944:70.

[18]王大任.退出的近代性:近代以来东北棉花种植业的兴衰[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1):145-146.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义县文史资料第1辑[M].辽宁义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48.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6篇

【关键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正文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探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探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熟悉。

葛兰西思想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的学者。他们的探究领域主要包括摘要: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探究论著涉及摘要: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和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新问题(注摘要: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摘要: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非凡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和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喜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探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索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探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和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新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摘要: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摘要:“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摘要:1、存在和意识间的相互功能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功能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猜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新问题(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新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功能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摘要:“领导权”一词和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功能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摘要: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和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探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摘要: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探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和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探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功能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和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功能,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和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功能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功能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和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征。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功能的结果。这种功能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功能,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和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布置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功能,也有忽然性事件的功能,结果不一定可以猜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熟悉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重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新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和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和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探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和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和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探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探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探究方法的最大特征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摘要: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和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摘要: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闻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摘要: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心得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功能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探究,有助于熟悉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征;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功能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探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摘要: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布置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功能。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功能,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功能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和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和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功能,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重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和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和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征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给商,把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摘要: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和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和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和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和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和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和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和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和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有关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摘要: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摘要: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探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摘要: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和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和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摘要: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靠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功能。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靠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和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和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和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平安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和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和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和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摘要:领土原则和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和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和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功能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和其生产能力不相当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新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靠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7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主权自身日益弱化,虽然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主权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是从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马克思主义”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政变。③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8篇

一、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原因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建设是基础性建设,但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是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由于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军备上而忽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注重工业发展、忽略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苏联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由此引发的内部矛盾开始增多。

(二)政治方面的原因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非常复杂,西方的和平演变的渗透是一大政治因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其建立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的统治根基,所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美国为首对苏联实施各方面的打压,尤其是赤裸裸的军事的打压。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人执政时期,苏联加强军备储备,与美国进行军备竞争,世界政治格局中东西方处于冷战时期,于是,由美国驻苏联大使的乔治?凯南提出了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诋毁社会主义的声誉,同时利用人员交流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以“拒绝与苏联贸易”、“军备竞赛”等为实现和平演变的手段,在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的同时又以贸易为诱饵和苏联进行交流,同时迫使苏联与之进行军事工业的竞争,让苏联顾不上民生经济的发展,使得苏联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同时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

(三)历史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激发了许多的深层矛盾,人们迫切地希望可以用革命来解决现状,革命运动是需要革命理论指导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不断传播,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家们就在不断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并以之领导俄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苏联建成后,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长期的战争后各地的经济都在回复发展阶段,但是斯大林以后的苏联经济可谓是一段不在正常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状态,这使得原本在回复的经济秩序被强行打乱,加重了苏联的危机。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走向

(一)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思的深刻教训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更加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实行的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可走的正确道路,比如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总结了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在不断增长,现在全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国民生活状况也在不断改善。中国的成功经验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做法深入人心,这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不断的丰富。

(二)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苏联的一次巨大政治变革,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在诧异震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兴趣,同时,学者们也在研究的原因、总结的教训的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