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论文范文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生平传说狐突作为历史人物，在晋国的历史舞台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既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才能，又具有忠义守信的高尚品质，其悲惨遭遇最能激发历代民众的同情心，成为民间社会忠义的象征。狐突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在古交、交城、清徐一带流传着关于狐突生平逸闻或传说，这些传说以描述狐突事迹为主，主要包括狐突御戎传说、狐突被害传说。（1）狐突御戎传说狐突为晋太子申生的御戎，负责驾驭戎车。一年，晋献公派申生攻打“皋乐”族时赐其杂色衣和缺口玉环。狐突感叹杂色衣缺温润之情，缺口玉环显离异之意。申生攻打皋乐之际，狐突劝诫申生到他国避难，认为大夫在外会受朝中谗言，国家出现纷乱。申生执意攻打，凯旋而归。回国后国内谣言四起，申生继母骊姬频繁在献公前挑拨离间，狐突闭门不出。献公大怒，令申生自杀。申生死前悔意万分，嘱托狐突辅助其父治理国事，虽死心安。（2）狐突被害传说骊姬再献谗言诬蔑公子重耳。狐突之子狐毛、狐偃助重耳逃亡国外。晋怀公执政，令随重耳流亡之人三月内回国，过时抄家惩罚。狐突执意不肯召唤其子回国。怀公大怒，抓捕狐突，使尽手段威逼利诱，狐突严厉拒绝。七月初五狐突全家被杀，葬于晋阳马鞍山。至今此山仍遗有大小坟丘70余座。民间传说是凭借特定地域民众群体口头的历史记忆，流传的时间愈长，扩布的范围愈广，事实的因素会逐渐削弱，想象的成分会不断增加。上述两则传说的基本情节与典籍文献记载相似，可是在人物性格刻画、具体细节描述上更加形象生动，语言表述也更具备口语化的特点，这正是由历史事实向民间传说转化的重要特征。狐突一生为晋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达30余年的政局动荡中，赤胆忠心地保护申生和重耳两位“储君”的人身安全。狐突的辅佐使得申生在开辟晋国疆土上建立了功勋；狐突事前派他的两个儿子（特别是狐偃）随重耳逃亡，保护重耳，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狐突的行为表面上看是对君主个人尽忠，实质上关乎到社稷安危，百姓平安。因此在他死后，百姓感念他的忠义仁勇，述说着他生前护国为民的动人故事。
2、建庙传说建筑物的选址讲究风水，风水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物主人的命运。庙宇选址同样要讲究风水，但是在民间的建庙传说里，不少庙宇的选址原因往往简单地归之于某则神奇的传说，或是有人得到神灵托梦，百姓就在其显灵的地方修建神庙，供奉神灵。古交狐爷山的狐爷庙修建相传是从某个人的“托梦”开始的。据说很久之前，有人睡觉梦见一个长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告诉他没有地方可去。此人觉得很奇怪，认为这是狐神在给他托梦。第二天，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大家，于是大家商量修建一座狐爷庙。当地某人睡觉时梦到狐爷无处安身，大家认为这是神明的暗示，需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神庙。此时，庙宇的选址与所谓的风水就没有了直接联系。狐神“托梦”后，百姓一般不敢轻易违背，他们认为神明是万能的，得罪神明定会遭到报应。他们通常会根据梦境内容寻找这个地方，不仅为神灵完成所托之事，同时也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受到“神仙托梦”后，百姓为其修建庙宇，关于古交狐爷山狐爷庙的选址也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原平川的西川、南川及西治川社头集资修建狐爷庙。庙址选择在背风向阳的骡圪洞。开工当天早晨木料全部消失，莫名躺在了东山与西山之间的马鞍型平阔地上。众人奇怪，却认为此地山势高耸，没有水源无法建庙，将木料搬回原处。第二天木料又消失，出现在前一天的地方。人们认为神仙显灵，磕头祈祷，发现一根粗檩立在山石旁，一大汉将檩子扛起，一股清泉喷涌而出。众人方才悟出在此处建庙是神的旨意，于是将庙建在这里。百姓在某个地方给狐神建庙，原因并不是这里风水好，而是因为这是“神仙故意安排的”，因此这个地方就有了灵气。建座神庙可以庇佑一方百姓，并且能够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神明的神通广大。娄烦县下静游村的狐突庙据说是在光绪年间所建，关于庙的来历在当地也有一则神奇的传说：一年夏天的中午，下静游村在岚河畔锄苗归家的村民听见河中传来“救命啊！救命啊！我姓狐”的求救声，他下水用锄头捞起漂来的“人”，发现是一尊木制神像。神像打捞上来了，河里的呼救声也消失了。大伙将神像背回村，立在“狐爷”庙供奉。从此，村中一旦有人犯错，长辈命其在此认罪悔过。静游村的百姓看见河里漂浮的神像，听到神像发出求救的声音，便给神像修庙并供奉起来，体现出民众对神明的一种敬畏心理。此时，木制神像不再是原始的物质，而是进入了显现并在自身的显现中承载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作为一种“介质”，其物质材料已经不是自然的物质材料，也不是冷漠的、与人的存在没有关系的纯粹自然物，而是在被动的物质材料中灌注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意味”，承载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民众心理。于是，它的物性便触动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百姓对神明有敬畏之心，木制神像让人们认为是有神明在暗示，于是便不敢怠慢。即使不知道所谓何神，也会按照所见所闻为其修庙并供奉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就不会得罪神灵。
3、显灵传说显灵传说的产生与我国长期存在的魂魄观念、鬼神崇拜紧密相联。在下层民众看来，生前就不平凡的狐突，死后也会化为半仙半鬼，其灵魂会在凡间显现。自人类有埋葬意识以来，便与灵魂信仰紧密不分，人们认为灵魂是活动的并会随时出现，灵魂出现后形成的一系列活动被人们加以想象渲染，便产生了灵魂传说。狐爷山是埋葬狐突的地方，因此这一地区流传着这类传说是自然而然的，当地民众把他亲切的称呼为“狐爷”，每当谈及狐神显灵时，都称为“狐爷显灵”。（1）狐爷显现真身传说一个岚县人去娄烦卖草帽时碰到一个老人。老人向岚县人赊了一顶草帽，并说自己姓狐，是下静游村人。次日，岚县人卖完草帽，去村里找老人索要草帽钱。他根据地址来到狐爷庙，方知老人正是狐爷所变。于是岚县人买贡品叩拜狐爷后高兴地回家了。狐神与卖草帽人的传说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更加相信狐爷灵验，这个村子以及整个镇上的人都认为狐神是他们的保护神。（2）狐神替民解难传说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于是在狐神传说中，便将狐神塑造成充满正义感的人物形象，为民众扶危济困，排忧解难。在清徐、太原、娄烦一带的百姓中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有一年，晋源区大旱，阴历八月初二才降下一场雨。一个卖荞麦籽的老汉对村民说，此时种荞麦可获大丰收。老汉承诺把种子赊给村民，待荞麦丰收后再还钱，无收成则不必还钱，并说自己是白石涧沟人，姓狐。人们把乔麦籽买回下种到地里，结果获得大丰收。村民们到白石涧沟还钱，方知老汉正是狐爷所变。此后，凡遇天旱，村民就来涧沟拜狐爷。传说中的狐神乔装成凡人，拥有和普通百姓一样的容貌、神态和口音，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具有亲和力的长者，是生活在民众中的“狐爷爷”，这样就消除了百姓与狐神之间的神秘感。然而，和蔼可亲的“狐爷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对于贫苦善良的百姓会出手相助；对奸诈的恶人，绝不姑息纵容。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恶霸、财主使尽手段刁难百姓，想方设法从百姓的身上得到好处，扰乱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狐神嫉恶如仇，如果知道哪个恶霸欺负百姓，定会加以惩罚。交城“方秃子”传说就演述了这样的内容：农历五月初六，交城人要出北门上卦山。恶霸方秃子要求出北门的人给他捎一担粪去自家地里。狐爷变作样貌温和的人走到方秃子跟前。方秃子要求狐爷担粪，于是狐爷挑上粪出了北门。十多天后，方秃子的几十亩玉米越来越不景气。人们才想到那天的老人很像狐神庙里的狐爷，方知是狐神显灵。在这则传说里，“方秃子”作为地方恶霸的代表，欺压百姓，人们虽然痛恨这样的恶人，却没有办法与之抗衡，只能寄希望于狐神。狐爷作为神灵，法力无边，靠神奇的力量惩治恶霸，替百姓出气。民间传说将狐神塑造为正义之士，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4、宝物传说程蔷认为“活跃于文明社会的宝物观念，来自远古时期的神物幻想。原始社会人们天真幼稚的思维经过时代的淘洗、磨砺和加工，演变成为文明社会人类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但它们的内核仍然有着相同之处。原始人的神物幻想是构成古代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神话离不开神，也离不开神物。如此说来，有关神物的幻想，有关宝物的观念，确实是很早就进入了民间叙事”。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物质资料匮乏，生存艰难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充盈丰裕的，他们在各种艺术创造活动中自娱自乐，寻求自我精神的解放，并获得自我尊重、自我创造的满足，在幻想中不断地发现自我、找回自我、张扬自我。狐爷山一带流传的宝物传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1）宝物幻想与道德观宝物幻想是艺术创造最好的原料和催化剂，它可以使民间叙事创造者超越沉重而乏味的日常生活，徜徉在诱人的幻想之中，使这类民间叙事的接受者暂时地摆脱和忘却困窘忧患的处境，获得精神的慰藉和愉悦。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狐突山狐突墓周围的民众，自然会联想到其中埋藏了大量的宝贝，这些宝物会惠赐于民众，让民众过上富裕美满的好光景，因此，以宝物为叙事核心、以寻宝探宝为主要内容的口传作品在狐突传说中颇有艺术魅力，深受民众喜爱。在古交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狐突死后被晋文公厚葬于晋阳马鞍山上，文公制做的数万匹马在葬礼上附魂成活。翌年，一老翁手持拐杖将山拗开，数万匹马涌入山内。百姓见之，皆拜祈老翁，老翁霎时化作白光杳然无踪，但天空飘下一方丝帕，帕上写着：“马驹本是黄金铸，狐爷造化百姓富，若要发财须忠孝，单等吉日开宝库。”还有“：若要再相会，七月初五来。”每年七月初五，百姓牵牲畜集会于狐爷庙前，祭祀狐爷的同时意欲引出金马驹。凡善良的百姓在祭祀完后，其牲畜群里会增添一匹金马驹，也有贪婪之辈因捕捉抢夺金马驹，得罪了狐爷，于是老翁关严山门，金马驹从此不现。但善良的百姓每年依旧牵着牲畜来狐爷山祭祀赶集。凡是勤劳善良、忠诚孝顺的庶民百姓就能得到金马驹，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即宝物的获得和拥有，必须与人的“德行”相称，有德行的人才能有福。中国民间叙事常有这种含蓄、多层的意味，暗寓某种伦理道德的训示，引导人心向善。在中国百姓的思想深处，总愿意相信上天会降福给那些勤劳本份、心地善良的人，机缘和运气也只对这样的人才会起作用。这种思想贯穿于民间叙事作品中，特别是宝物主题传说，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普遍观念。传说对贪婪、狡诈、不讲信义等恶行的尖锐讽刺，与劳动农民的朴实善良形成鲜明对比。（2）寻宝传说与财富观人们相信有大量的金马驹埋藏在狐爷山底，这些金马驹就成为了后来觅宝者寻求的对象，继而又构成了寻宝的情节。以下是两则关于狐爷山寻宝的传说。狐爷山里的金马驹有位道长来到狐爷山，离开时送给一位老大爷一颗黄瓜种子。道长告之种子下种后一百天，用熟黄瓜打开山门，金马驹会出来。于是老大爷把黄瓜种子种下去。到九十九天时，他听见黄瓜有动静，认为黄瓜成熟了。他用黄瓜打开山门，金马驹奔跑出来。看到金马驹，他很高兴。忽听一声巨声，山门被关上了。老大爷气得晕倒在地上。他醒后看见用黄瓜所撬的地方，不停流出水。他认为这是狐神的安排，就在此地挖了口井，说是“仙泉”。此后，他饮用“仙泉”水，据说活了九十九岁。狐偃山的传说交城狐偃山上住着南蛮子，其头领叫“大蛮子”，他告诉同伴狐偃山中有金马驹。同伴们没有找到，都放弃了，但大蛮子还是独自寻找。他在睡梦中遇到一位仙女，仙女送给他一粒种子，并告诉他种子必须单独种进二亩良田里，每日锄地三次，百日内不可摘下，否则前功尽弃。一日，大蛮子不小心揣着种子跌下山崖。遇到一位老翁救了他，他便把一切都告诉了老翁。于是老翁让出二亩良田种下种子，大蛮子回南方，临走前叮嘱老翁牢记仙家的话。到了第九十九天，老翁忍不住摘下黄瓜在崖上一碰。狐偃山拦腰分开时金马驹出现，可是山盖突然落下，金马驹没能得到。这两则传说虽然情节有所不同，但其实属于一个母题，即主人公得到神仙的指点，寻找狐爷山里的金马驹，但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神仙的旨意去做，最终未能得到宝物。从民众心理因素分析，渴望摆脱贫穷变得富裕起来是农民们的普遍愿望，从很多传说中都可以看出，农民们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一切与自己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关的事物，因此他们常常把对于宝物的幻想寄托在一些自己觉得十分亲切的事物上。他们幻想一颗种子经过培育长出的果实能够打开狐爷山的宝库，生活中常见的黄瓜成了开启宝库的钥匙，这种美丽的幻想，是民间叙事的现实性和传奇性的有机结合。如果只是单纯的偶然得宝，情节就显得单纯朴素，但是经过神仙指点而获宝，就多了一个转折。把得宝的缘由归于某种客观因素的引导，是因为神仙的帮助，主人公才得到宝物，神仙与宝物，二者都具有超现实的特性。这样的幻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与农民勤劳的美德有关，而且关于人类寻宝过程的奇妙幻想能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所以这类传说获得了广大劳动民众的喜爱。寻宝传说是典型的复合型传说，其艺术手法是把该地的狐爷传说与全国各地普遍流传的南蛮盗宝型传说粘连在一起，把宝物与特有的风物相附会，丰富了传说的内容。第一则传说叙述寻宝者取宝失败了，却在当地留下某种遗迹，即狐爷山狐爷庙中的神井。这种“觅宝”、“取宝”情节与地方山川风物的粘合，使这类传说带上了很多地方色彩，更容易被当地群众接受。
5、神亲传说“神亲是村落之间把世俗亲缘引入信仰领域而结成的一种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它以共同信奉的某位神灵为纽带，确立了村落与该神的亲属关系及村落之间由此而来的亲戚关系。”婚姻关系在乡村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交往中极为重要，百姓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喜结连理，神与神之间也需要成双配对，因此人们会为“独身”的神明牵线搭桥，使之结成神亲。阳曲县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给狐神结神亲的传说：阳曲县大川村常家庄村民趁夜来到涧沟将狐神偷走，祈雨应验后，村民将狐神临时寄放在一条沟里。刘庄放羊人将此事告诉村民，于是刘庄村民将狐神请回供入娘娘庙。涧沟村村民发现狐神在刘庄，就将此事告到官衙。官衙老爷最后判定，涧沟的狐爷爷和刘庄的娘娘结为神婚。涧沟村正月十五闹红火初七将狐神请回。一个村落供奉着“狐爷爷”，周围村落的人们听说祈求狐爷爷降雨很灵验，因此把神像偷来供奉，这个传说其实和灵验传说是不可分割的。狐爷爷灵验，所以才有偷神像的情节，从而推动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又一个村落的人发现了神像，想到自己村里娘娘庙里供奉的“娘娘”是独身，于是就想让“狐爷爷”和“娘娘”结神亲，这样就可以共同供奉狐神，因此这两个村落就形成了共同的狐神信仰。两村的百姓把世俗的亲缘关系引入信仰领域，在给两个神结亲的同时，两个村落之间也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这则传说具有浓郁的喜剧性，在离奇曲折的情节和出人意外的结局中，隐含着乡村民众的生活智慧与生存策略。
6、狐神与神龙传说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司雨之神应该为龙。狐神既然可以司雨、司雹，自然与龙有了密切联系，于是出现了狐爷养育神龙的情节。西隅坊的居民常常在深夜被巨大的声音惊醒，他们看到金色巨龙落于狐神庙。庙中善友看到金龙潜入庙院井中，于是西隅坊人为这口井安装了栅栏，阻止金龙腾云而去。人们都认为那是狐爷养育的神龙，因此只有在七月十四狐神庙古会这一天，才会破例将井的栅栏打开。以上是流传在交城一带的狐爷养龙的传说。为了显示狐神的灵验，在大同阳高县广泛传播着狐神是小白龙的故事，这也是狐神信仰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胡神原名小白龙，专管人间降雨。小白龙被张天师派回山西后，他非常高兴，使尽了全身本领。于是狂风大作，冰雹漫天，颗粒无收，酿成大祸。为了赎罪，小白龙在阴历七月初三将麦种赔偿给乡亲们，并起名赔麦。乡亲们就为小白龙建庙，起名胡神庙。乡亲们每年七月初三为胡神唱戏。在这个叙事文本里，民众把“狐神”称作“胡神”，他本是小白龙的化身，他是神祇，具有呼风唤雨、掌控丰歉的“神力”。同时，他又像一个顽童，天真可爱，大胆任性，因一时过错给人间带来灾难。这就使这位神灵更具“人性”，传说文本把传奇性和现实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二、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社会文化变迁之轨迹
狐突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由于他的忠诚，受到百姓崇拜并加以祭祀。历代统治者从维护自身政治权威、进一步统治底层民众的需求出发，不断对狐突予以加封；历代民众出于对本地历史人物的敬仰和现实生存的需求，靠口头语言传讲着狐突的传说故事。官方与民间的两种力量互为促进，使狐突从忠臣形象逐渐演化为雨神，进而成为该地具有多种神职功能的保护神，狐突传说信仰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
（一）从贤臣到雨神的演化在历代民众构筑的传说信仰世界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民众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崇拜不是因为他们死后显灵，也不是因为他们长生不老的仙性，而是因为他们在世时表现了大德、大智或大勇，他们的文治武功有利于民，为世人尊崇和敬仰，所以把他们推上神位，赋予一定的神性，这是中国民间信仰对人物崇拜的最直接体现，称之为圣化或圣贤化。山西境内对狐突的崇拜，可从一些文人诗词中窥见一斑。明代乔宇曾写诗纪念狐突“:晋家争立衅谁开，霸业中衰未可回；诸子为君从患难，当时谋国总贤才。丹青遗像忠魂在，香火空山祀典来；自古英雄常死节，不须重起后人哀。”清人柯嶟《过狐突祠》亦写道“:闲来狐突祠，剔苏读残碑。创建知何代，荒凉适此时。苔封松柏少，僧寂鸟声迟。亮节千秋在，遗忠立晋基。”清康熙年间潘耒《狐大夫庙》写到“:皋落千年泪，韩原一片云；几能开霸业，魂尚拥储君。故里堪遗庙，空山况有坟；灵旗风过处，寒雨暮纷纷。”这些诗句都是颂扬狐突的高风亮节，道出了后人祭祀他的原因。与此同时，围绕狐突生前事迹形成的传说故事也开始流传开来。依据现有文献记载，可以断定清徐、交城一带为狐突建庙的时间为唐朝。明韩祐《碑亭记》云：“神为却波故城人，墓在马鞍山，立祠已久，唐长史王及善徙山南遗祠于县北，屡著灵应。”到了北宋时期，朝廷正式加封狐突为正祀之神并赐“狐神庙”，据《宋会要辑稿》云“:狐突祠，在交城县，徽宗大观二年（1108）五月赐额忠惠。”金元占领山西后沿用了宋朝的政策，继续支持鼓励百姓对狐突的崇拜，在祁县、太谷、清源等地建庙祭祀狐突。山西经历了从上古时期以晋南为中心，逐渐向北迁移，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晋文化区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金之际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因此这一时期是晋中地区狐突信仰发展的重要阶段。每种信仰的背后既有历史因素，又潜藏着地域因素。明清时期连续不断的旱灾把山西民众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们在绝境之中向神灵求救，对狐神的崇信达到了高潮。明崇祯七年（1634）至九年（1636）山西连年不雨，饿殍遍野；清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山西连续4年大旱，颗粒无收，死者不计其数。各地纷纷开始对狐神庙进行重修，政府官员甚至亲自祭狐神，“狐大夫庙在南关小木桥门外，牛站门、萧家营俱有庙，二月十五日知府主祭”。光绪四年，狐神又重新得到加封，“晋省大宪以求雨普泽，奏请敕加封灵弼忠惠利应侯，遣官诣马鞍山致祭。”光绪《清源乡志》记载“:狐突墓，在马鞍山下，宋宣和五年封利应侯，乡人建庙以祀之，坐下有泉，遇旱祷雨辄应。”另据狐突庙中碑文记载“：若利应侯者，生则忠于君，没犹庇其民，聪明正直而为神，其非同于淫祠也明矣！”认为他为民御大灾，捍大患，所以“每遇旱魃之年，邑侯之来守是邦者，往往率诸父老，祷雨于斯，随求随应，历有明证。”这些资料表明，民众深信狐突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雨神，具有救民于危厄之中的神职功能。狐突被奉为雨神，百姓遇到干旱少雨的时候会向狐神祈雨。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狐神灵验降雨的传说，娄烦一带的传说最具有代表性：清光绪三年，娄烦一带土地干旱严重，3个小孩将土地庙里的泥像搬回家中求雨，未成。小孩在狐爷庙前哭诉，承诺显灵就为狐爷唱戏谢恩。狐爷显灵，庙外降雨，老百姓为狐爷唱谢雨戏。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乡村百姓靠天吃饭，人们认为大自然的雨水由神灵掌管，于是在干旱少雨时祈求神灵降雨以缓解旱情。狐突作为地方性神灵，与其他神灵相比，人们认为他更了解下层百姓的苦衷，老百姓遇到灾难也容易与他沟通，求雨更为灵验。山西境内十年九旱，大多数农民把珍贵的雨水看作生存、生活的重要保障，于是潜意识里赋予狐爷雨神的身份。狐突便依据百姓的生活需求逐渐由人成神，由贤人变为雨神，山西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农耕文化土壤成为狐神降雨职能形成的重要原因。冰雹是山西区域内仅次于干旱的第二大气象灾害，《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云稍不敬，辄致风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号。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元中统三年敕建，本名利应侯狐突神庙。‘狐’、‘糊’同音，北人读入声皆似平，故‘突’转为‘涂’也。”可见，清代太谷一带的民众视狐突为雹神，稍有不敬，便致风雹，所以对狐神的崇祀非常认真。明清时期，雁北、晋中东山地区及河曲、五寨等县的冰雹灾害尤为严重，因此这些地区的民众普遍尊奉狐突为雹神。“俗传神祀水雹，故雁门以北，祠宇相望，而太、汾二郡亦无县不祀”。天镇“雹神祠，在南洋河北，祀晋大夫狐突。乾隆十七年知县张坊建”，修建缘由“：因民每岁祷神远在阳高许家园，会大雨雹，为民祈祷，建新祠三间”。在山西中部或南部某些区域，凡遇旱灾时，祈祷狐神，狐神的神职功能主要是司雨，而上述两地祭祀狐神则是为了防雹，这是民间信仰传播到一个新的区域之后形成的地域化调整。晋北地区的狐神不是本土固有的民间神灵，而是由晋中传入的，明代在山西北部沿边驻扎着大量军队，部分军户就是从山西中南部征调而来的。与此同时，明代及清初的移民实边与屯田垦荒政策造成人口流动，晋中大量民众迁移到了晋北，因此狐神信仰随着人口迁移在这里传播开来。又因阳高、天镇二县临近河北，明代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确立后的人口变迁使得狐神信仰也流传到与山西邻近的河北省个别县区。清俞鸿渐《印雪轩随笔》载，“万全县往北十里许，有名胡涂庙者，不知所始。或云县与山右接壤，庙祀晋大夫狐突，音之讹而为此，理或然也。今之庙额则曰胡神，其貌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相传七月朔为神诞辰，土人演剧酬神，远近毕至，男女焚香膜拜，三四日乃已。土人云：神司雹于此土，稍慢之，则硬雨为灾，秋稼必受其害，固奉之不敢不虔，……”狐突信仰传播到河北万全县之后，虽然“狐突”音转为“胡涂”，然而其雹神的神职功能与山西北部无异，尤其是“其貌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狐突神像明显保留了春秋时期山西西部少数民族的外表体质特征，为我们探讨春秋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部族融合及族群认同提供了难得的图像资料。
（二）由雨神到全能神的转变晋中地区清徐、交城一带的民众最初把狐突塑造为雨神的形象并赋予其司雨的职能，进而崇拜与祭祀之，屡次应验后更增加了民众的神秘感及依赖心理，对狐爷的神力深信不疑。明末清初，晋商异军突起，狐突的神格由雨神转变为商业保护神。商业兴起之初并未形成规范有序的体系，交通、治安、管理等制度均不完善，商业活动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干扰买卖正常进行，于是缺乏安全感的商人们急需要从本地原有神灵谱系中“提拔”一位神灵作为该行业群体的精神依靠，于是，狐突作为山西有名的民间神灵，当之无愧地得到擢升。据太谷县保存的民国十四年夏历九月《重修狐公庙碑记》记载，当时为狐突庙捐资的商业团体有：省城太原书业城、范华公司、双合成、商务书馆、中华书局、晋新书社等，还有祁县、榆次、介休、平邑、曲沃、忻县、晋城、寿阳、孝义等地商号，甚至还有外省如河南、石家庄、天津、北京、张家口、奉天、吉林、保定等地的各大商号。从这一碑刻史料中可看出，为狐突庙捐资的仅商业店铺就有310个，遍布山西各市县乃至外省，其商号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令人惊叹。说明狐突信仰底蕴深厚，播布广阔，同时也反映了商人群体在长期从事商业经营过程中寻求保护的心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能力，水利设施的兴建和人工降雨的发明使狐突作为雨神的信仰职能逐渐减退；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和生活压力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需要从信仰的世界找到皈依，寻求心灵的救赎，而信仰具有心理暗示的作用，人们把技术或组织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诉诸于这种神秘力量，通过祈求神灵，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山西很多地方的民众把狐突庙作为心理治疗所，狐突信仰也成为帮助他们治疗在现实社会中所造成的心理问题的良药。人们赋予狐突地方保护神的功能，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富足、身体健康、事业成功、感情幸福等。因此狐神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在雨神职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更多符合百姓生活愿望的神职功能，成为无所不能的地方保护神。在狐突诸多神职功能里，最显著的职能有两种：一是惩恶扬善的职能。狐突凭借“忠”而闻名于世，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百姓认为狐神富有正义感，会为百姓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每每遇到恶人恶行时便会在狐神面前诉说，祈求狐神显灵。在古交、娄烦一带就流传着一些狐神惩治恶霸的传说；二是生育神的职能。中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求得子嗣。狐神具有不可估量的神力，因此人们在狐神塑像前上香跪拜，祈求子嗣，如在清徐一带就有向狐神“摘花求子”的习俗。此外，人们赋予狐神的神职功能还有求功名利禄、求平安幸福、求寻找失物等，百姓根据自己的生存需求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狐神形象。狐突信仰内化为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诉求，其神职功能走向多元化。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1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是对过去的积累，是该区域产业发展状况的具体表现。可以反映某地区域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可以体现包括该地区文化产业规模和文化产业资源条件两个方面的指标。产业规模方面本文主要选取5个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X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X2)、文化事业从业人员占地区第三产业人口比重(X3)［2］、固定资产投资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的比重(X4)、旅游外汇收入占GDP的比重(X5)。制约产业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初期的生产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由此，本文选取3个指标来度量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每万人人口拥有文化事业机构的数量(X6)，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7)，运输、通信、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在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重(X8)。本文按照不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类，将各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加权求和，再除以总人数，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大学本科以上文化人口×15+高中文化人口×11+中专及初中文化人口×8+小学文化人口×5)/总人口。
1．2文化产业未来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产业的长远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产业自身的成长能力和市场潜力。由于欠缺有关文化产业方面政府拨款的统计数据，本文用政府财政预(决)算中教育经费支出(X9)这一指标来反映地区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水平。文化产业成长的市场潜力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也体现在产业发展的自身动力上。相关的指标可以选择: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X10)、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X11)、文化产业发展系数(X12)。在这里，文化产业发展系数=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
2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本文采用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2012年数据利用SPSS软件来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各类指标数据分别来源于《甘肃省发展年鉴》《甘肃省教育年鉴》以及甘肃省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中心的相关统计数据。
2．1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简化众多的指标变量是因子分析法的最大优势。这一方法可以筛选处理重复的信息，根据由方差贡献率大小来决定各综合因子的权重而不是主观赋值，使得评价结果唯一，且更为客观合理。方差越大的变量越重要，越具有较大的权重，说明该因子对研究产生的结果越重要;相反，方差越小的变量所对应的权重也就越小，重要性越低。设有N个样本，P个指标，数据资料阵为:X=(x1，x2，…，xp)，其中，xj=x1jx2j…xnj()T，j=1，2，…，p，因子分析就是将p个观测指标综合为m(m＜p)个新的综合指标，即:X1=a11F1+a12F2+…+a1mFm+ξ1X2=a21F1+a22F2+…+a2mFm+ξ2……Xp=ap1F1+ap2F2+…+apmFm+ξp上述也可表示为:X=AF+ξ，其中矩阵A=(aij)称为因子载荷阵。也就是因子分析法中要找出的公因子。式中的ξ为X的特殊因子，在实际中往往忽略不计。先观察所得到的因子在哪些变量上的载荷大，在哪些变量上载荷小，然后对于载荷大的变量描述其本身的内容以反映因子的含义。本文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是在综合简化原来提出的所有变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合成几个既能充分反映原来的变量所反映的信息，又能使少数变量之间互不相关的综合型变量(即指标)。通过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中提取主因子成分，并明确解释各主要因子的经济意义，以此来解释影响甘肃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性的制定各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另外，为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数量级或数据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影响，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一般按下式进行:X''''ij=Xij－X珔jSj．其中，Xij代表原始数据，珔Xj代表原始数据均值，Sj代表标准差，X''''ij代表标准化后的数据。这一步由SPSS软件完成。
2．2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常用的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有效性的两个统计指标是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如表2所示)。KMO值反映样本的充足度，一般介于0到1之间。KMO值小于0．5，说明样本过小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越接近于1说明越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这里的KMO值为0．690，大于0．5。同时，Bartlett指标用于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如果是则不适合因子分析。这里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3，与原假设相逆，证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综上所述，通过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本文研究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3因子分析的结果
由于指标较多，为了消除评估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避免因赋予主观权重而使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受到影响，本文中提取的公因子数目按照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则确定。经测算后本文得到的5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7．765%，表示这5个主因子解释了原来所有变量绝大部分的信息。其中，第一主因子F1在X10(文化产品市场需求)，X11(消费能力)和X12(产业增长动力)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体现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因此可以命名为潜力因子;代表发展资源条件的X7(人力资本)和X8(基础设施)在第二主因子F2上有较高载荷，可以称为资源因子;代表产业发展现状的X1、X2(生产规模)和X4(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三主因子F3上有较高载荷，可以称为规模因子;第四个主因子F4在X6(文化产品资源)和X9(政府扶持力度)上的载荷较大，而这两个指标代表的是政府兴建成立的文化事业单位的数量以及政府财政支持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因子称为支持因子;最后一个主因子F5在X5(旅游外汇收入)上的载荷最大，称为旅游因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X12(文化产业发展系数)在5个主因子中的载荷都比较高，说明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是影响地区现有产业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
2．4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依据因子分析模型及计算方法，利用回归法估计出因子得分，将5个公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甘肃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的综合得分ZF并进行排序(表4，表5)，其计算公式为:ZF=41．4%F1+23．4%F2+14%F3+12．5%F4+8．7%F
2．5甘肃十四个地州市竞争力评价及分析
从甘肃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各因子综合得分来看(表5)，兰州市文化产业竞争力遥遥领先，其次庆阳市竞争力排名第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综合排名为14名，倒数第一。从表中同样可以注意到，除兰州、庆阳、酒泉、平凉四地之外，其余各地文化产业竞争力因子综合得分均为负数，说明其文化产业竞争力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发展总体竞争力较弱，竞争力要素优势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再从决定综合得分高低的各个主因子具体得分及排序来看，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各不相同。在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方面，兰州市排名第一。作为省会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收入水平和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较高要求决定了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4］。资源因子方面，酒泉、平凉、天水排名前三。应该是得益于其绝对优势的文化事业机构和图书馆(博物馆)数量，电视电台节目产出量以及莫高窟、月牙泉、崆峒、麦积等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自然风景区在旅游产业方面的推动贡献。而排名第四位的庆阳市，由于得天独厚的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加之中国香包刺绣之乡、道情皮影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民居之乡、周祖农耕文化之乡等一系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建设，在文化产业资源优势上也非常突出［5］。规模因子方面，兰州市因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优势而占据第一，酒泉和白银分别排在第二、三两位。分析其原因应该在于:第一，酒泉市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以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敦煌文化创意产业园、酒泉酒文化博览园、玉酒泉文化产业园、草圣故里文化产业园等一批重要的投资金额较大的文化产业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第二，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处，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涵盖文化旅游、歌舞娱乐、艺术展演、网络服务、动漫游艺、音像制品、图书报刊、印刷复印、艺术培训、古玩字画、广告传媒等业态的文化产业体系框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6］。支持因子方面，定西、庆阳在兰州之后排在第二、第三位。从统计数据来看，定西、庆阳两地三年来政府财政支出中文化教育经费支出增速明显。从两地近年来的文化产业支持政策来看，也反映出政府在政策引导，经费扶持方面有较大作为。除前面所述，庆阳地区政策支持建立各种产业示范基地以外，定西则专门建立每年500万元的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制定出台了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土地、融资、财税等政策，动员各级力量，加大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力度。这些措施推动了文化产业各项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推进的轨道。最后，旅游因子方面，受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的影响，酒泉、平凉、天水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区资源和历史文物资源居于前列。但从各指标的载荷影响来看，基础设施资源条件对这一因子的影响也比较大。嘉峪关虽然在旅游自然禀赋上并不居于前列，但其在交通、餐饮、商贸零售方面的较好优势仍然助推其在这一因子上排名第一。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各项因子的排名上均处于较后位置。两地在旅游因子的得分上略为靠前，说明此两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优势还是在于旅游业方面。然而文化产业资源中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的落后，加之财政支持力度较低，是直接导致两地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
3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措施和建议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开展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物质文化建设（1）建设墙面与角落名人文化墙面布置是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物质文化的重点。比较适合在墙面展现的是B市名人文化。如可以在教室两侧的墙面上张贴B市古今名人挂像，像“闻鸡起舞”的祖狄、郭晶晶等体育冠军以及文学家、作家等，挂像下边配以简单的文字介绍。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教室的四个角落，开展班级角落文化的创设，可以设置一个图书角，其中包括介绍B市名人成长历程的书籍，供学生参阅，这就是角落名人文化。（2）建设室内板报和班级刊物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室内板报是小学生喜欢关注的室内环境中的又一个重点，每个班都可以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利用室内板报来展示B市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比如，可以在板报中用适合小学生的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以连载的方式，讲述B市的革命战争故事和历史名胜，并配上简单的画面。创办班级报刊作为室内板报的拓展，班级报刊可以开辟不同的专栏，专栏的内容可以是英雄人物和文物古迹的介绍、由B市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改编成的电影、文学作品赏析，还可以是小学生书写的感受等。
2.开展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精神文化建设（1）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构建良好的班风班风是班级成员的整体精神风貌，是班级精神的重要体现。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精神文化的建设要围绕B市历史名人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历史文化开展多元化的班级活动，形成优良班风，培育班级精神。比如，结合班级环境的布置开展区域特色文化系列主题班队会，针对一些不利于良好班级精神建立的行为倾向开展班级辩论赛，召开每天一次的通过树立榜样和正面宣传好人好事来引导班级舆论的十分钟班队晨会，以及开展关于区域特色文化的知识竞赛、读书分享活动，还有诸如红歌比赛、小拉练等文体活动等。（2）明确学习目标，培养良好的学风学风是班级成员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包括学生在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方面的特征。学风建设最突出的中心是让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以及强烈的学习动机。因此，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精神文化建设，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班级目标，然后引导学生明确个人目标，从而让学生有清晰的学习目的，树立目标与理想意识，进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如结合红色文化、历史文化说明学习的必要性，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利用名人文化说明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基石，良好的习惯来源于个人的自律与自强，从而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3）发挥榜样的力量，树立正确的班级价值观班级价值观是指班级全体成员所推崇的基本理念，是班级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正确的班级价值观能够使小学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使班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中，班级价值观的树立，要求班主任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通过塑造榜样的方法，引导小学生树立既简单易懂又激动人心的价值观。比如，把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小学生称为“身边的小名人”、把学习中不畏困难的小学生称为“学习上的小英雄”、把讲礼仪和守规范的小学生称为“践行文明的好孩子”、等，通过这些做法，让小学生明确理想、奋斗、追求、文明、自律、自强、勤勉、奉献、民主这些是为人称赞的基本品格，要朝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
3.开展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制度文化建设（1）让学生参与班级制度的建立，变“他律”为“自律”班级制度的建立，可以采取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让全班学生思考并提出制度议案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全班学生再展开讨论、补充修改，最后表决通过后再实施。通过这个程序，可以让每个学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班级制度的约束者，班级制度也不再是一个压制性、强制化的东西，而是由自己的意见转化而来的，是使自己更有效地学习和生活的保障，从而让学生从内心理解、认同并自觉遵守班级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班级成员从“他律”走向“自律”。（2）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体现民主的班级管理作风小学生都有表现的欲望，在班级管理中可以给每个学生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比如可以采取班干部轮换制，也可以多增设一些岗位，让每一个学生在实际的角色体验中感受班级管理的酸甜苦辣，并且真切的感到班级是自己的家园，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经验，成长自我。
二、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策略的建议
1.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树立普遍性和差异性兼顾的理念普遍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小学生会形成和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独特的心理特征，这也是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共性特征。差异性是指低、中、高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由于其年龄阶段差异，在心理发展上也会表现出一些各自不同的特征。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从主题的确立，到形式的选择，都既要考虑到小学生的普遍性心理特点，也要考虑到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的差异性特点，做到共性与个性的兼顾。
2.要充分体现小学生的自主性，树立班级成员全员参与的理念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要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让小学生充分参与进来，从具体内容的选取，到过程的设计与操作实施，都要给每一个小学生展现自我的机会，使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文化建设过程成为每一个小学生学习知识、锻炼能力、体验创造、享受成功的过程。
3.对班级文化的各个要素进行整合，树立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念一种整合是横向整合，指对基于区域特色班级文化建设的三个层面即：班级物质文化、班级精神文化、班级制度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的有机整体；另一种整合是纵向整合，指在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中，对其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元素进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不断发展、持续深入的有机整体。这两种整合使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表现出整体设计的理念，使各种形式的班级文化在形式上相互关联，内容上互相呼应。
4.要符合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树立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是为小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健全发展打基础。因此，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班级文化的建设要充分考虑到对小学生各方面素质发展的促进。既要考虑到对小学生智力的开发，更要考虑到对其和谐个性的养成、良好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育有促进作用。
5.要不断提升班主任的素质，树立促进班主任专业发展的理念小学班主任的专业发展是指其在专业理念、专业能力上的不断成长。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过程，首先要对每一个参与建设的班主任进行关于班级文化理论的专业培训，使之树立全面、科学的区域特色班级文化建设理念，在此基础上，对其建设过程进行持续地监控与评估，最终通过基于区域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使其具有娴熟的建设班级文化的专业技能。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1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中国“道地药材”,亦称“地道药材”,是指“传统中药材中具有特定的种质、特定的产区或特定的生产技术或加工方法所生产的中药材”〔3〕。道地药材的概念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有“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之说。其后诸家本草及《尚书•禹贡》等相关典藉均有记述。例如,陶弘景早有关于“蜀药”、“北药”的提法,是以大地区冠名的最早记述;金元时期,中医药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直至明朝,中医药学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交流与提高。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专设“道地”条,指出在诸多产地中以何处为胜,如苍术,产地“出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今处处有之”,“道地”条则进一步指出“茅山、蒋山、嵩山者为胜”。“道地”可以理解为值得称道的产地,也就是当时公认的优质药材产地。至今,诸如“川广云贵,南北浙怀,秦陕甘青”等地所产的道地药材在中药市场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证明,道地药材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研究中药区划与实施中药材GAP,以道地药材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与遵循原则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是对以道地药材为主体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发展区域经济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保护抚育与可持续利用客观规律的生动反映〔1,4〕。实践证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与其GAP生产基地建设,必须和中药资源的区域开发、生产发展及其保护抚育紧密结合,绝不能以恶化环境、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地盲目发展。
1.2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早在我国上古三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以及宋元明清之后,有关中药资源、中药材生产与其生态环境、分布区域及药材加工、流通应用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相关性并具良好客观基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药事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以植动物为主的中药资源与中药材生产发展实践表明,道地药材为主体所反映出的科学内涵与中药区划、中药材生产均有紧密内在联系,更有蓬勃发展。中药区划是发展中药生产及合理开发护育中药资源的重要基础。从上既充分体现了我国“道地药材”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程,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中药材的道地性、特殊性和继承性,并反映出中药材生产的产地适宜性、区域性与中药区划的相关性,也反映出中药区划的萌芽与客观存在的基础〔1,4〕。这充分体现了中药区划与中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相关性;中药区划建立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发展中药材生产及其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贵州省近30年来中药材生产发展的实践也有力证明,只有切实做好中药区划、道地药材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的紧密结合,抓好中药资源保护抚育、中药材生产与合理开发利用,才能既保住“青山绿山”(保护生态环境),又抓好“金山银山”(发展区域经济),以达中药区划建立与中药产业的协调发展。
2中国中药区划
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发展中国中药区划、中药区划认识论与中药区划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基础上研究建立与相继提出,并在各省(市、自治区)中药材生产实践中不断应用与发展的〔1,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保健康复的需要,也是对祖国医药学继往开来和对建国以来中药材生产实践经验与教训认真总结的成果,并为其进一步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论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6〕“试论中药区划与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7,8〕“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9〕“中药区划认识论”〔1〕等有关道地药材、中药区划的研究成果与论著,道地药材与中药区划相关性、中国中药区划的研究与建立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有力促进了中药区划的研究发展。笔者在深入实践研究基础上,并结合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了“中药区划认识论”和“中药区划学”的研究建立与发展方向,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学科发展对生产力应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认为这是继谢宗万研究员提出“中药品种新理论”后,对中药新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专论研究成果,对中药新理论认识与新学科建设,对中药材生产合理布局、规范发展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中药区域化生产与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区划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GIS)、遥感(Remote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技术(以下通称为“3S技术”)对地观测等空间技术的发展及气候资料数据库的完善,生物适生地分析已实现了计算机化,中药材产地适宜性评价与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具体进行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陈士林组织的科研团队以药用植物为主,选取具道地、名贵、大宗、常用、特色并具地域性、代表性的药材,如人参、三七、丹参、党参、当归、金银花、川贝母、川芎、黄连、杜仲、黄柏、天麻、半夏、石斛、黄精、天冬、吴茱萸、阳春砂等共150多种,以中药材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中药材生长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重要生态因子值(如温度、湿度、降水量、日照度等),进行其生态适宜性数值分析、数值区划与生产布局,并对中药材适宜区分析研究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与讨论。在上述基础上,切实开展了中药材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研究,进—步研究建立了“中国中药数值区划”,并出版了《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一书,更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指标体系的确定及综合定量评价研究,给中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与适宜区分析和中药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11〕。这样,更利于定量科学在以道地药材为代表的中药区划领域的研究和深化,有力推进了中药区划和中药科学与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3中药材GAP检查认证与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
3.1中药材GAP认证检查与监督管理自2002年4月中药材GAP颁布与认证实施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全国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培训检查员并施行认证等工作,截至2014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先后分22批审查并公告了100多个GAP基地,其涉及企业80多家,中药材品种50多种,基地分布在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仍在有效期内的基地还有50多个。在中药材GAP施行工作中,我国还与有关国家合作,制订了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告的GACP。经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中药材质量管理规范,有利于中药材规范生产,保证质量,有利于保证中药材的安全有效与稳定,有利于中药产业“第一车间”的建设。我国中药材GAP的实施,迈出了中药材规范化生产重要一步,促进了一部分道地药材的生产和质量提高,改善了中药材生产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发挥了稳定原料药材质量的作用:促进了中药产品品牌的树立,一定程度推动了中药工业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就业及生态环境改善,促进了中药农业技术进步和中药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中药材GAP的实施,得到了国家各部委局和地方政府对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的支持;中药材GAP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我国药品管理的国际形象。但我国中药材GAP也面临严峻挑战,对中药材GAP实施必要性还有待统一认识,中药材GAP相关法律规范尚需进一步完善,中药材GAP认证条款和组织方式亟需完善,与中药材GAP认证基地及认证药材配套的法规政策尚有缺位,中药材GAP基地建设还有待多方促进机制的建立,中药材生产SOP、药材质量标准和基地信息化平台建设亟待完善和提高,中药材GAP基地认证中和认证后的监督管理尚待加强。
3.2贵州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GAP基地建设正在蓬勃发展20世纪80~90年代,贵州在全省中药资源普査基础上,研究建立了贵州中药区划。这为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在切实加强“第一车间”建设,确保其原料药材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起到重要作用。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正在顺应时展潮流,紧紧依托独特的气候和生物资源优势,坚持“大健康”理念,省委、省政府己将中药材产业明确为贵州省要着力打造好的“五张名片”之一。实践证明,中药材产业是贫困地区调结构、促增收、保生态、可持续的最现实、最有效的产业之一,是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省委、省政府分别于施秉县、赫章县、都匀市和铜仁市召开全省中药材种植现场会和贵州中药材产业发展推进会后,对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发展37万公顷中药材种植(含保护抚育)面积目标,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中药材产业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从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等给予大力支持。贵州特别重视发展“十大道地药材”(天麻、杜仲、石斛、半夏、何首乌、吴茱萸、续断、钩藤、黄柏、白及)、“六大苗药”(淫羊藿、艾纳香、吉祥草、头花蓼、山银花、刺梨)等“大健康”产业原料药材、林下种植与石漠化山地种植药材(如桔梗、茯苓、党参、丹参、玄参、薏苡、百合、葛根、厚朴、生姜、鱼腥草、花椒等)的基地建设与产业化发展。至2014年6月止,贵州已有何首乌、太子参、头花蓼、淫羊藿及金钗石斛通过了国家中药材GAP认证并公告,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明确要求我省要进一步“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化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民族药业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着力建立健全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研发、种植、加工、监管”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明确省科技厅主要负责开展中药材资源调查保护、优良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加强中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开发;省扶贫办主要负责推进中药材规范化和规模化基地建设,建立中药材良种选育及种子种苗基地,发挥中药材加工企业作用,配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主要负责拓宽中药材产业链,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等主导产品,积极向食品保健品、日化及消毒杀菌产品等领域延伸,共同推进中药材的加工生产;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管,规范中药材购销渠道、加大市场巡查和抽检力度,依法打击掺杂制假、以次充好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共同推进中药材种植GAP认证和中药材市场监管。贵州省政府政府还明确规定,“从2012年起,每年从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资金中安排1亿元和中央补助的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中安排0.7亿元以上用于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如2013年中药农业种植(含抚育)面积己突破20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达240亿元。2014年9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又了《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14-2017年)》和《关于加快推进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吹响了贵州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冲锋号。进一步围绕贵州天麻、杜仲等18个道地特色中药材大品种,在全省38个重点县(市、区)打造规范种植及良种繁育基地,决心到2015年实现贵州中药产业“双500”目标(即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中药工业总产值500亿元以上)。可以说,今后几年是贵州中药材产业提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难得的黄金期。
4结语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我国大中型城市社区音乐教育主要表现为:以地方大专院校为主的公办形式社区教育,如惠民工程中艺术课程讲座,以及老年大学等形式。这些公办音乐教育的主要学习者大多数为中老年人,就课程的设置而言,较为简单,内容单一;另外一种是以私人办学为主的艺术培训学校,主要以学龄前儿童为主的幼儿启蒙式音乐教育。公办社区教育的问题在于:师资资源不够,教学内容粗浅单一,没有固定形式的教材,学习时间不固定,持续时间不长,等等。公办社区教育一般以大专院校为主体。由于课时编排与资金支持等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得到优秀的业务精英或专家学者教授和指导课程较少。而以私人办学为主的音乐培训中心、琴行,艺术学校等问题则较多。首先,办学资质无认可机制。只要在工商部门领取执照就可以开班收徒。音乐教育俨然成了一种商业手段,甚至有的培训中心从校长到教师仅有1~2人。这样的音乐办学水平可想而知。其次,师资力量薄弱。许多艺术培训学校为节省开支,公开聘用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方面,不能保证“学生教师”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流动性大,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统一和完整。第三,学习风险大。许多学校由于恶性竞争,导致经营不善,随时面临倒闭关门的问题,这样一来致使许多儿童不能继续完成学习,而家长甚至连学费都无处追讨……。以上种种问题都是我国目前社区音乐教育办学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总体来说可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1)由大学主导的社区音乐教育优秀师资资源不够,课程单一,内容不清楚。社区教育部分分工不明确,无相应的毕业凭证,社区音乐教育更像是课外辅导班,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机制。(2)社区音乐教育主要靠政府财政支持,没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这也是社区音乐教育办学不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3)社区音乐教育课程安排与消息来源渠道单一,民众无法准确了解社会音乐教育教学的相关信息与通知。消息传播滞后影响民众的学习热情与学习进度。(4)私人开办的社区音乐教育机构艺术培训学校等没有相对严格的办学资质认可,没有一定的评估机构,没有相对稳定的优秀师资力量,不能保证教学的完整与统一。(5)社会媒体与舆论对社区音乐教育关注度不高,由于我国社区音乐教育处于初级阶段,因此社区音乐教育的传播与发展相对滞后。(6)社区音乐教育涉及到社会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幼儿教育到老年教育,文化教育到职业教育,社区音乐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目前我国社区音乐教育只局限于从幼儿教育到老年教育阶段,与其他形式的社区教育相对隔离,从宏观教育的角度来看未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完整教育体系。国家对社区教育(音乐教育)相关法规政策较少,关注度不高,没有相对完整的建设性法规措施予以支持。
二、如何借鉴国外经验解决我国社区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大部分城市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不合理的城市布局与日益紧张的生存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与隔阂等都对我国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对此仅依赖学校教育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教育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实施面向全社会大众,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原则的各种各样的社区教育综合形式,才能满足和解决广大群众对社会教育的总体需求。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进行尝试。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公民馆”等都为我国的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参考。在美国,各个社区学院都随时备有本学年的课程一览(catalog),将开设的课程分门别类开列于上,如课程内容、学分、编号、授课时间等。学员们可根据自己需要自由地选择课程,了解应付的学费。学员在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之后,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如经审核符合毕业标准则颁发结业证书及学历文凭,甚至准学士学位证书。社区学院的教师都由专兼职两支队伍组成,兼职教师一般要占到一半以上。专职教师几乎都是负责基础类的课程,而兼职教师多数要由熟悉行业现状、熟悉职业岗位技能的人来传授。他们主要承担着专业性较强的,需求数量不多的课程[4]。考虑到我国现实国情,借鉴国外已有的教育模式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大专院校应充分发挥公办音乐教育机构的优势,努力获得政府或企业的稳定财政支持,针对报考学校的学习者设立较为丰富的,有一定深度的教学内容,选派相关专家或演奏名家进行教学,保证教学师资的质量与水准。(2)社区成人音乐教育机构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在学校音乐厅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以提高社区居民文化水准。(3)对民办音乐教育机构实行专门的监管,定期进行教学评估与资历认证,以确保民办音乐教育的教学资质与教学水准。对民办音乐教育师资设定统一的教学标准。例如:由国家权威部门发授教师资质认定,凡通过者可聘为音乐教师,持证上岗。对在岗教师每1~2年进行定期考核(包括心理测试),未通过者则不能聘为音乐教师,取消其执教资格。(4)对持有资格的民办音乐教育机构定期进行监督审核,对办学条件老化,办学能力不足的民办音乐教育机构予以整合,尽可能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亦可打造品牌音乐教育机制,使民办教育强强联合,提升整体教育水平。(5)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音乐教育机构都应帮助社区提高精神文化建设的水平,改善社区环境,改善老年人社会生活环境,丰富老年人社会文化生活。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目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范围，导致经济区与行政区高度重合，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国内前列。珠三角经济发展虽然保持着快速的增长态势，但是在2011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究其原因，在于珠三角中各市也深受行政区经济的影响，区域内各地区存在着争资源、争投资、争中心等现象，造成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产业趋同。虽然，珠三角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率先发展起来的产业优势仍会保持其经济的稳定增长，但这种行政区经济会逐步减慢其增长速度，长期下去很可能导致负增长，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现行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是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首先，我国现行行政区域的边界大多交错相接，使许多省区的边界界限不清，易引起行政边界纠纷，从而阻碍区域经济合作；其次，我国领土广阔，多数省区的行政面积过大，不利于行政管理，影响省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再次，我国行政区划层级过多，严重影响行政管理效率，不利于各行政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最后，我国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其中仅有4个直辖市，直辖市数量偏少，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因为直辖市对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桥梁作用。
中国当前的行政区划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特别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虽能在短期内保护本地企业，发展本地经济，但这却不利于地方企业的长期发展，最终造成本地经济受损；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对外地经济的排斥会引起外地的打击报复，外地采取同样的地方保护政策，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而地方保护主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抵制和阻碍作用则是其最大的危害。市场经济要求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而地方保护主义则是以行政区为范围限制国家和地方的对外开放。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劳动、资本和产品等生产要素的社会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和科学合理配，要求打破地区限制，要求变地方经济为区域经济。因此，地方保护主义可以说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它在行政区内保护落后并抵制先进，使应由市场配置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转变为行政配置，使行政区内只考虑短期的地方经济利益忽视长期的区域经济利益。
二、促进我国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1．调整行政区划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①减少行政层级，增加省级行政区及缩小省级行政区规模。我国行政区划层次过多，但省级行政区数量过少，且各省级行政区面积大小相差过于悬殊，例如：新疆省的面积是山东省面积的10倍多。过大的省级行政区必然导致行政管理层次的增加，不利于省级行政区对基层行政区的直接领导，使区域内各项资源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而重新划分省级行政区，要在省内对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一般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进行合理的配置，以经济发达地区带动经济一般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②增设直辖市。我国现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其中仅有4个直辖市，直辖市数偏少。因行政区划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直辖市的设立促使其成为经济中心，并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在增设直辖市时，更要注重布局的合理性，否则容易形成直辖市经济，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2．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各地方对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要从根本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必须建立既有制度约束又有利益驱动作用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具体方法如下：①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合理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各地方政府改变只追求地方利益的狭隘经济发展观，将区域内分散的生产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共同发展。②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内成员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致使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因此，我们需要构建起有效的约束机制，以适当而严厉的制度来规范区域内各方的行为从而保障它们各自的利益，以维护区域内各方的长期合作关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③建立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一些信息经济学家认为，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就是信息对称。所以，需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构建区域内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区域内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④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区域经济合作是为了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整体的最大化，但区域中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为了平衡各方利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安全问题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保持历史风貌完整性”与“保障街区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都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不负责任或者是对历史文化、对遗产的亵渎。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有实际操作性的防灾、减灾方案，力求真正做到既充分保护街区的历史风貌完整性，又有效消除街区的各类风险隐患，为人民的生命财产提供保障。就目前所知，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1消防
1.1.1建筑防火
建筑单体的结构、材料、修建年代、完好程度等，均影响该建筑的安全等级和相应的修缮保护措施。
1.1.2生活防火
日常生活中存在引发火灾或不利于逃生、疏散的安全隐患，如私拉乱接电线、使用“热得快”等不安全电器等。
1.1.3消防设施
按照国家关于消火栓的布置要求，“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120m，保护半径不超过150m”考虑到历史街区房屋密集且大多防火等级较低，“室外消火栓的间距应缩小至80m左右，布置在路边或较大的建筑庭院中。”
1.2抗震
抗震主要考察建筑单体的结构、材料和质量状况等，对抗震等级较低的建筑进行适当修缮和加固。另外，违章的建筑往往存在结构不稳定、材料性能较差等问题，因而抗震性能通常较差，震灾发生时容易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对这类建筑应该予以拆除，并加强监管，禁止任何形式的违章建设。
1.3疏散
老街区中经常会有违章设置的商业广告牌、居民私自堆放的杂物等，它们挤占疏散通道，会成为逃生避难以及消防车通过时的障碍。因此，在街区的安全保障工作中，务必要确保疏散通道畅通。
2五大道街区现存安全问题
本文重点关注的五大道街区，其用地功能以居住为主，兼有少量办公、商业、教育用地。除居住功能外的其他功能均成点状分散分布，没有完整功能片区。其中居住建筑多为里弄式住宅和独栋花园洋房，兼有少量后期建设的4层集合住宅。洋房建筑多为一般保护，有少量重点保护及特殊保护。建筑以2-3层砖木结构居多，大多采用自然的石材或砖作建筑材料，多为建国前建设。目前大部分建筑主要作居住办公用。从街区肌理来看，五大道街区整体呈现较明显的低层高密度的历史街区空间形态特征。但目前，大量临时性建筑已破坏了该街区传统的建筑密度结构，因此，对空间的梳理——去掉现状中临时建筑和随意加建部分，提升空间环境品质，是未来的保护控制中应注意的。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五大道街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建筑单体方面
2.1.1建筑结构、材料等防火性差
五大道街区内老建筑普遍采用砖木结构，后期建设新建筑普遍采用砖混结构，两类建筑相互临近，分布交错复杂、总体耐火等级低。建筑材料以石材、仿石材为主，墙体多为古褐色清水砖墙，不易燃、耐火性较好。但主要构件如梁、柱、檩条、椽子、楼板、门窗等多为木制木构件，耐火极限低。
2.1.2建筑老化
以砖木结构为主的传统住宅建筑年代久远，建筑折旧率相对较高，对自然和人为破坏免疫低下，大多不同程度发生物理性老化，如结构破损、腐朽、设施陈旧。尽管五大道街区的建筑多属保护建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保护政策未完全具体实施，虽然主要沿街建筑多有进行修缮加固，但是地块内部一些居住院落仍旧破败失修，再加上各种无序改建、加建、拆建，使得许多传统建筑面目全非，有的已成为危房。
2.1.3建筑质量
该地块内建筑大部分属于产权私有、或私家居住、或杂居居住的院落。对于私有产权的建筑，因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生活需求，建设方的不统一，资金投入不同，建筑保护的相关知识不够，造成了目前改扩建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反差较大的情况。
2.2疏散体系方面
目前，该区域内聚集了行政办公、商务、商业、文化娱乐、教育、居住等众多功能，这些功能的相互重叠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员密集，疏散困难的问题。
2.2.1疏散通道
该区域的疏散通道主要由地块周边的城市道路构成，道路通行情况和质量良好，可以满足疏散需求。但是由于历史街区本身低层高密度的特点，建筑之间间距偏小，所以现状可用作疏散的街巷路较为零散，不成体系。另外街巷疏散道路本身较窄，随意加建的临时建筑和随便堆放的杂物造成道路不通畅，难以达到避难疏散要求。狭窄的街巷也大大妨碍了消防车辆的抵近，普遍只能采用人工灭火方式，增加了火灾的危害性。
2.2.2疏散场地
根据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紧急避难疏散场地用地不宜小于0.1hm2，服务半径为500m，固定避难疏散场地不宜小于1hm2，服务半径为2-3km。”由于历史街区自身的局限性，其内部大面积的开放空间较少，道路情况复杂，所以根据具体情况，将“紧急避难疏散场地的服务半径定位200m，固定避难疏散场地的服务半径定位500m。”五大道街区可以用作避难疏散场地的开放空间主要有民园体育场和睦南公园等，作为固定避难疏散场所基本可以覆盖整个五大道街区。但是缺乏紧急避难疏散场地，从服务半径来看也不能覆盖整个地块。
2.3公共管理方面
2.3.1违章建设
有些居民为拓展使用空间，在建筑外墙之外私自建设单层砖房，这种违章建筑结构简单、材料简陋，防火性能和抗震性能都很差，若有灾害发生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这种“抢地盘”的做法严重缩小了街巷的消防通道宽度，不利于消防车的进驻和灭火救援工作展开。
2.3.2堆放杂物
老街区内的巷道往往较窄，但存在多处私自堆放的杂物，使通道的通过性进一步降低。一旦有险情发生，将阻碍人员的逃生疏散。这些杂物中还包括木材、塑料、垃圾等可燃物，本身就构成了火灾隐患。
2.3.3私拉乱接电线
该街区电气线路敷设较早，承载力有限，并且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老化，而居民私拉乱接电线的行为却屡见不鲜。若电气线路的用电荷载超过其最大承载能力，会造成过载发热，极易引起火灾。
2.3.4居民安全防灾意识
五大道街区中居民具备较强的防灾意识和日常防灾常识，对灾害发生时的逃生知识也有所了解但不够全面；对街区疏散通道较为熟悉，但普遍对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感到陌生，缺乏关于急救的培训。
2.4消防设施
现状的消防栓按照80m服务半径不足以覆盖整个地块，且分布不均，不满足消防要求。
3五大道街区安全问题改进思路
3.1建筑整改
通过对区域内建筑的年代、质量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区域内非保护建筑的整改措施。保留区域内大部分建筑，拆除少数建筑质量差的建筑。修缮已是保护单位的建筑，维护其传统风貌并加强建筑质量；非拆除的建筑应对其主要构件进行耐火防火处理，以减少木制构件的火灾隐患。对于墙体老旧破损的建筑应进行建筑修缮，防止建筑损毁材料脱落伤人。
3.2完善基础设施
按照服务半径80m的布置原则，尽量选在路边或较大的院落内增添消防栓，使该地段所有消防栓的服务半径叠加起来能够覆盖整个地段。
3.3完善街区综合防灾体系
3.3.1功能分区调整
面对地块内违章建设不断、物质环境破损和生活品质低下等状况，应对地块进行功能调整，合理的调整服务设施、商业设施的位置，引导疏散人口以解决目前人口密度过于集中导致的消防安全隐患。对地块功能进行重新调整，将人流较为集中的商业、办公、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在易于疏散的位置，相对人口密度较低的洋房作为私人住宅。
3.3.2适当位置添加防火分隔
考虑街区建筑的布置，设置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选择适当分区方式，将整个区块划分为若干个防火单元，防止火灾的蔓延。采取在木质门窗外包金属、清砖、石块等其他耐火材料的方法对分区处门窗进行处理，有效保护其传统风貌。
3.3.3划定消防分区
恢复和疏通被周围居民占据或废弃的街巷道路，拆除违法建筑、清除杂物，结合绿化植物等开放空间，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消防安全分区”。单独隔离特殊保护的历史建筑，保证与周围建筑有相当距离，同时利用周边开敞空间配置符合一定服务范围的“消防安全分区”的疏散场地，提高安全保障。每个安全分区内至少配有一个消防栓，并按一定半径配备手持灭火器和相关标志。
3.3.4清理消防通道
对历史街区违章建筑和部分无保护修缮价值、耐火等级低的建筑进行拆除；清除影响防火间距的障碍物；处理防火间距不足的地下电气管线。疏通街道小巷，保持疏散通道的畅通；设置紧急消防专用通道；提高支路、小路的通行能力。
3.4加强街区公共管理
3.4.1加强监管，确保疏散通道的畅通
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内违章占用街巷空间的建筑和商业标志，清理私自堆放的杂物，加强日常生活中对此类违章行为的监察管理，确保各级疏散通道畅通。如可由居委会派专人，或居民推选的防灾安全志愿者定期检查辖区内的各个疏散通道，一旦发现违章建筑或杂物立即追查来源、限期清理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惩处。
3.4.2规范电气管理
首先，整改历史文化街区内老旧的电气线路，拆除居民私自违接的电线电缆，设置漏电保护开关。其次，规范使用者的用电行为，禁止使用具有较大火灾隐患的电器，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格管理商业场所电源。第三，加强监管街区内电气的使用，由专人负责，定期对辖区内电气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规行为立即更正，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
3.4.3严格控制火源
严格管理街区内一切火源以及各种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玩火；控制烟花爆竹的燃放；规范居民的燃气使用；规范烟民的吸烟习惯等。
3.4.4强化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
通过火灾智能探测装置及时发现火灾，通过网络化的报警系统及时将信息通知居民、游客、消防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从而迅速、有效地控制火势，将可能发生的灾害降至最低，保障居民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3.4.5加强宣传教育
结合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居民和各类使用者的防灾、减灾意识，并使之具备一些基础的逃生、急救知识。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或有碍逃生疏散的行为；增强街区居民的防灾意识和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技能，将灾害可能导致的损失降至最低。充分发挥社区综合管理小队、居委会和老年活动小组等民间组织的作用，依托其多种社区活动，开展消防宣传，普及救火设备使用、震灾避难所、逃生通道等知识。
4结语
区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红旗渠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优良传统和宝贵思想财富。如何将红旗渠精神的影响力注入到中原文化和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非常值得思考。红旗渠精神与我国的廉政文化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具有四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核心理念的契合廉政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优秀积极正面的精神品质和思想理念的集合，但是究竟应该包含哪些精神和品质呢?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观应该是近几年最有影响力的廉政理念代表。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原林县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忠诚国家服务人民、心怀梦想开拓进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克己奉公公开透明的高尚情操和道德情怀，这不仅与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契合，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核心层即理念层的内涵，也非常值得我们当下的官员干部和广大公民学习传播与实践。
(二)实践目的的契合文化从概念的角度而言，有两个重要指向，一是历史的丰富沉淀和积累，二是理念思想的内化自觉与实践。廉政文化的培育并非朝夕之事，一方面需要我们凝练积累，另一方面还需要将其内化到干部群众的思想中去，进而表现在其劳动生产和工作学习等实践活动中。红旗渠精神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是林州人民历时10年所形成的宝贵思想财富，它具有历史厚重性和传承性，而且很好地内化到了当时每一个干部群众的思维中，并且表现出一种高度一致的集体行为倾向;尤其是在防腐拒腐上，修建红旗渠的10年间，所有党政领导干部不搞特权，没有出现过任何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问题，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修渠资金，没有一个干部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这就是伟大的红旗渠精神，这就是红旗渠精神内化到党政领导干部思想并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的成果。2010年红旗渠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先后通过宣传教育等各种形式向河南省甚至全国推广红旗渠精神，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红旗渠精神的历史厚重性、传承性和思想的内化性、实践性和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极好地契合，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极好的资源和给养。
(三)制度保障的契合2005年初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其中对如何促进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2006年，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着重强调，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努力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机制，形成和提升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扎实推进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为中心工作的反腐倡廉建设，积极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社会氛围和环境。2007年，预防腐败局在我国监察部下面挂牌子，专司廉政文化建设的职责。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建设高效廉洁政府提出了更加严厉的要求，而且贯彻力度空前，这表明我国文化反腐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得到更多的认可、支持与实践。红旗渠精神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最近很多年不断得到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关心和关注，、、、李长春和中纪委领导先后到红旗渠视察，并对红旗渠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为红旗渠精神的发扬光大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另外，2010年红旗渠纪念馆正式挂牌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红旗渠精神还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加大力度研究和推广;2013年8月，为进一步弘扬红旗渠精神、服务共青团发展、提升河南和安阳的软实力，经安阳市委、市政府与团省委初步协商，中国红旗渠青年干部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红旗渠分院)正式挂牌成立。以上表明廉政文化建设和红旗渠精神的推广都取得了宏观上的政治认可和微观上的制度保障，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四)环境载体的契合廉政文化和红旗渠精神都属于软实力，其发扬光大和传播必须有理想的环境和优良的载体作为依托。2005年初党中央对有关如何促进廉政文化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以来，建设廉政文化作为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在全国逐步推广，各地政府的相关单位和部门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对廉政文化进行了大力度地宣传和弘扬，如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活动成绩斐然。红旗渠精神作为廉政文化最近几年也得到非常好的传播，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就是因为作为一种比较有地方特色的廉政文化，不断受到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的好评。如主席就曾经说过，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另外，河南省委省政府、安阳市委市政府和林州市委市政府都对红旗渠精神给予巨大的关注和扶持，继2010年红旗渠纪念馆被评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之后，2013年红旗渠干部管理学院正式挂牌。近年来，林州市依托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和红旗渠干部管理学院，不断对红旗渠精神廉政内涵进行深入挖掘，着实为打造靓丽的红旗渠精神廉政文化品牌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红旗渠精神和廉政文化近些年的巨大发展有两个共同的优势，即领导支持群众呼唤和载体多元高效得体，这也是两者有效契合的体现。红旗渠精神与我国廉政文化在核心理念、制度保障、实践目的和环境载体上是高度契合的，也再次说明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即红旗渠精神需要廉政文化这个平台，因为只有通过这个平台，红旗渠精神的时代和实践价值才能得以更加饱满地彰显;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也需要红旗渠精神，因为红旗渠精神所包含的理念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廉政文化的内涵，使得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更加丰富和饱满。
二、进一步发挥红旗渠精神文化反腐作用的建议
历届安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红旗渠精神作为精神之源、动力之源，努力增强安阳市整体软实力，较好地确保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河南省委也高度重视红旗渠精神的挖掘整合，在红旗渠干部学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作为地方性较为浓厚的廉政子文化，如何在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呢?这是当下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对此作者提出了如下四点建议。
(一)核心: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对红旗渠精神的学习和践行以“廉政林州”为基础向全社会展示红旗渠精神学习实践效果。比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红旗渠精神，林州、安阳乃至河南省在全国清廉指数居前，或者达到了零腐败，这是说服全国党政领导干部努力学习和践行红旗渠精神的最好方法。以红旗渠干部管理学院和红旗渠纪念馆为平台增进与全国类似平台的学习和交流，形成精神教育的合力。以地方院校为依托，加强对红旗渠精神的纵深研究，逐步培养一大批红旗渠精神的专业教师和全国知名教授。之前，红旗渠精神的主要讲解者是曾经走进百家讲坛的李蕾，其对红旗渠精神的讲解曾经折服了无数的观众，其中也包括主席等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但是其讲解的内容一直以来没有任何变化，这对于深入挖掘和宣讲红旗渠精神非常不利。好的精神和文化如果没有良好的传播手段和宣讲队伍，也只能沦为空谈。故此，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和宣讲需要以当地的高等院校为依托，努力将对红旗渠精神的研究和宣讲做的更加丰富多彩。当前林州市委市政府已经依托“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和红旗渠干部管理学院这两个平台，努力在安阳市、河南省甚至全国开展广泛交流，争取将红旗渠精神作为廉政文化的子文化品牌做强做大，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二)保障:将红旗渠精神的学习和践行纳入公务员的道德立法范围对公务人员进行道德立法早有先例，如美国国会早在1978年就通过的《政府行为道德法》，韩国1981年制定的《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等就是典型，这种道德立法的本质是提高了对公务员的硬约束范围，原本属于道德层次的品质要求现在被制度化了。我国在道德立法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的进展，如公务员法中首先规定了公务员的义务和权利，另外关于个人重大事项、个人收入申报、收受礼品、兼职等相关规定也很早就已经出台，这对于反腐倡廉而言无疑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当前，学习和践行红旗渠精神或者还有其它精神都带有运动性的特征，缺少常规的制度约束，这样以来使得很多优秀的精神和品质不能得到实际贯彻落实。红旗渠精神想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我国反腐倡廉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绝对离不开制度的保驾护航。作为一种试探性的考虑，将红旗渠精神的学习和践行纳入公务员的道德立法范围不一定成熟，但是可以从地方试点做起，逐步纳入到全国立法范围。例如至少林州市甚至安阳市的其它县区就应该率先垂范，做出公务员队伍建设有关定期学习和践行红旗渠精神的相关规定，并将其作为年终考核的项目之一。
(三)氛围:将红旗渠精神作为对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纯洁社会风气我国经济社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的问题逐步严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我国的反腐倡廉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日本、新加坡、芬兰等反腐倡廉先进的国家里，廉政文化往往被落实到道德规范的层面，对社会的崇高追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内化为国民的精神自觉和行为自觉。在这些国家，由于实施了较好的廉政文化教育，整体国民道德素质较高，都对腐败、不诚信等思想和行为普遍排斥，所以如果一个人一旦实施了腐败等负面行为，不仅会受到制度的惩罚，而且还会因此失去自己一生的人脉和交际圈，这种极高的犯错成本很及时地制止了腐败民俗化倾向的发生。因此，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从国民道德教育抓起，红旗渠精神作为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一种重要精神品质和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融入到国民教育的内容中，让其发挥对提升国民道德素质的更大正能量，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反腐策略的开展和运行。
(四)传播:红旗渠精神教育的早期化、社会化和可持续化红旗渠精神应该主动融入到国家道德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中去，和焦裕禄精神、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同形成对公务员队伍和公民群众思想精神教育的合力。中国大陆一向重视国民的思想和道德教育，是所有的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课题组建议借助这一教育平台，在其中设置一个重要板块，即优秀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教育板块，并将红旗渠精神很好地融入其中。这是传播红旗渠精神早期化、社会化和可持续化的最优路径。另外，作为辅助性的措施，以林州为起点，以政府机关为主体，将红旗渠精神教育的“六进”活动不断推向安阳市、河南省甚至全国，将红旗渠精神的正能量传播得更为社会化、更加可持续化。最后，以红旗渠纪念馆和红旗渠干部管理学院为依托，将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针对广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不同人群的需要，红旗渠精神教育主要设置专家讲座、史料展览、实物展示、故事传记、原始纪录片、警示教育片、组织入党宣誓仪式等形式，使受教育者感悟红旗渠精神，体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怀。现在红旗渠干部管理学院已经围绕林州特有的红旗渠精神资源、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自然人文资源，精心打造了7大类30多个实践教学课程，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