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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局论文范文

牧业局论文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1篇

进度失控:施工管理人员管不动施工班组,计划归计划,生产归生产,大部分是没目标没计划的,能干多快就干多快,业主感叹“自主施工,自由生产”!

施工工期拖延严重:第一合同段本应于2011年6月30日竣工验收,但至2012年5月30日尚未申请竣工验收,工期拖延近一年;第二合同段至今拖延工期约两个月。

质量失控:质量问题重复出现,监理单位下发的工程暂停令计10份;监理工程师质量隐患整改通知超过80份以上;关于质量问题的工程联系单37份等等;进场材料以次充好,先使用再报验;存在质量问题拒不整改或应付了事。

成本失控:施工成本居高不下:每月管理费用、机械使用费等达20多万元;现场水泥砂浆浪费严重。

文明施工混乱:施工班组不顾三令五申,仍违规住在在建建筑内;生活生产垃圾未集中收集处理;门卫有岗无人形同虚设,小商小贩等无关人员可随意出入工地等。

安全生产状况堪忧: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安全教育与检查可有可无,安全生产措施不力。表现为进入现场基本不戴安全帽、施工电梯可无证开机、现场安全防护不到位、工棚内临时用电随意搭接等。

自由主义意识强烈:凭着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关系好,不接受建设、监理监控管理,为所欲为,偷工减料,企业形象差,在社会上信誉不佳。

上梁不正下梁歪,施工班组同样混水摸鱼为所欲为:要钱就得给钱,否则给你罢工;质量问题不整改,能干多好算多好,做完等于干好,极尽扯皮推诿之能事。

企业对项目监管无力,家族管理无所谓公司层面的监督管理,也没一套行之有效的项目管理规章制度。

表面节约,实际浪费。水泥砂浆、砼浪费、管理人员富余、施工机械闲置。

原因分析

1、建筑市场行为的不规范是导致项目管理不规范的直接原因

1.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市场行为监管缺失,导致建设、设计、监理、施工、设备安装等单位行为不规范,直接造成建筑市场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或是能较快地向规范化、制度化、流程化发展。

1.2建筑市场行为的不规范,导致建设、监理监督管理权利被架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施工企业“无政府主义”,导致了项目管理极不规范、我行我素、随心所欲。

1.3建设单位项目管理不规范,导致建设及监理在现场不能积极有效地开展项目管理,对质量、进度、成本等方面的监控管理几乎失控。

1.4建筑市场的成熟与规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所有相关单位一起努力,规范自身行为,促进社会发展与行业进步。

2、民营施工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是根本原因

2.1企业缺乏远景规划,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

2.2企业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更多的是家族式管理。老板说了算,没有民主集中原则,拍脑袋决策,不是科学决策。

2.3缺少企业文化,就像一个人没有精神,萎靡不振。没有精气神。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信仰,没有文化传承,没有优秀传统文化。

2.4老板介入项目管理,权力不下放或下放不到位,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管过头;要么什么都不管,要么事无大小皆过问;扰乱了正常的项目管理。

2.5企业没有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项目也缺少完善的规章制度,人为管理是最大特色。

2.6国家推行的项目经理负责制在民营施工企业根本行不通。

3、项目没有规范的运行机制是造成工程缺陷众多的重要原因

3.1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需负责任的没权,有权的不用负责任。

3.2外行管理内行,财务参与现场管理。

3.3员工福利待遇差、缺乏人性化管理:上班时间长达9个小时,没有节假日(除春节、中秋节外)、没有周六周日,没有轮休。

3.4须承担责任的项目经理不能到位履行职责(挂靠),到位履行职责的不用承担责任。

3.5老板介入项目管理,造成了项目多头管理,令项目成员无所适从。

民营施工企业项目管理对策

1、思想对策

1.1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企业主(老板)既是民营施工企业的所有人,也是经营管理人,所以企业主对应加强学习,学习先进的现代企业知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要有长远规划、总控能力,顺应时代,改变观念。赚钱和为他人服务是一致的,企业主不能把赚钱放在第一位,赚钱是为他人服务的结果。

1.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人性化管理,提高向心力与凝聚力。

1.3重塑良好企业形象,创立企业品牌。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才可能获得牢固的伙伴,才可能有品牌形象的树立,才可能持续发展。

1.4办企业最重要的动机是为他人提供服务,这一点应当是创办企业每一个企业的前提,因为希望借办企业赚钱或者希望借办企业“消遣”,都不会使企业长期生存下去。

1.5提倡创新思维,加大创新力度,包括目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环境创新等。

1.6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1.7每个企业、每个老板以及每个职员都应有一个社会责任心与一份社会责任感。

2、制度对策

2.1建立与国际接轨富有民营施工企业特色的项目管理制度。用制度管理代替人为管理:管理者只按已制定的制度执行就是,管理者要在一些框框条条下做事,接受监督,自觉遵守规章制度。

2.2推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做到责、权、利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经理专业管理优势,提高项目经理积极性与责任感。

2.3大力推广项目管理承包责任制,完善公司对项目的监督考核机制。

2.4引入职工入股模式,建立公司与项目及职工利益分享机制,提高职工积极性与创造性,建立良好的积极的团队合作的工作氛围。

3、管理对策

3.1构建项目管理体系、规范项目运作机制。

3.2优秀挑选优秀的项目经理:仅有好的制度,好的规则,必须还要有一个好的人来执行。3.3监督和考核要制度化、数据化,避免考核随意性,有效掌握管理动态。

3.4建立有序、有效的良好的沟通渠道。

3.5企业要做大做强就要走一体化总承包,即设计、施工、采购一体化,提高综合竞争力。

3.6强化项目管理,摸索出一套适合国情融合中国惯例的民营施工企业管理体制和动作模式。

4、技术对策

科技兴企、质量兴企、品牌兴企;高速低耗优质,树立企业品牌,精品工程,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5、人力资源对策

5.1使人的使用价值最大化,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5.2以人为本,强企富工,建立“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等人才管理新体制。5.3完善职工教育、培训、休假等福利制度,让每位员工有归属感。

5.4建立人才梯队建设机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方法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部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五、结论与讨论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迫于环境保护的压力,逐渐将畜禽养殖业西移,西部地区养殖业因而快速发展,畜禽粪便污染成为西部省份潜在的发展瓶颈亟待解决。陕西省作为我国西部农业大省,原非传统的畜牧业区。近几年,陕西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扶持畜牧业,目前畜牧业已成为陕西农业经济的主要产业。王缠石等对陕西省畜牧业规模化养殖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文凌对陕西省畜禽养殖污染进行调查并提出了环境监管的措施。朱建军等对陕西省畜禽粪便的时空分布和氮磷负荷进行研究。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重要城市,已经成为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随着养殖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畜禽粪便的无害化或资源化处理必将成为西安市畜牧业规模化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有关西安市畜禽粪便的数量分布及利用情况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开展西安市农村畜禽养殖污染研究,探索经济适用的畜禽污染处理技术,防治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是解决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保护农村环境,实现畜禽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保障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材料与方法

1.1基础数据畜禽养殖量的数据来自《西安统计年鉴2013》,该年鉴中统计了2012年末牛、猪、羊、家禽的头数。本论文主要考虑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长安区、蓝天县、周至县、户县和高陵县10个区县。

1.2参数确定将猪、牛、羊和家禽的存栏量看作是当年中一个相对稳定的饲养量,在未考虑饲养周期的前提下,采用存栏量与日排泄系数(单个动物每天排出粪便的数量)计算粪便产生量。本论文所用的各类畜禽日排泄系数、畜禽粪便中污染物平均含量和入河系数均采用国家环保部公布的数据。

1.3对农田耕地的影响分析

1.3.1负荷估算目前,我国畜禽粪便处理的主要方式是作为有机肥料直接还田。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畜禽粪污负荷量可用来间接衡量当地畜禽养殖污染状况。由于不同畜禽粪污的养分肥力差异较大,农田耕地对其的吸纳量也有较大差异。在计算耕地负荷量时,根据各类畜禽粪污不同的含氮量,将其换算成猪粪当量后叠加求和。本研究并结合西安市实际情况对猪粪当量换算系数表进行修正,得到各类畜禽粪污含氮量与其猪粪当量换算系数。

1.3.2负荷警报值分析为全面了解各地农田耕地畜禽粪便负荷量是否过载以及对环境是否构成潜在的污染威胁。根据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分级标准进行评价(表4)。据沈体忠等的研究结果显示,畜禽粪便作为肥料用于农田的最大适宜施用量为45t•hm2•a-1,若高出这一水平就会引起土壤的富营养化,对环境产生影响。

1.4对水质的影响分析采用等标排放量污染率指数法对各种污染源的污染负荷进行评价,评价因子为COD、TN和TP。

2结果与分析

2.1粪便污染物产生量由表5和图1可知,畜禽养殖排放的粪量为305.11万t,尿液为193.30万t,粪尿合计为498.41万t。从不同畜禽种类年粪便量看,牛的排放量最大,为230.85万t,占总排放量的46%;其次是猪和家禽,为186.88万t和53.69万t,分别占总排放量的37%和11%;羊最少,为27.01万t,仅占5%。可见西安市畜禽养殖粪便排放主要集中在养牛业和养猪业。从各区域的不同养殖情况可以比较得知,临潼区的畜禽粪便排泄量最大,为150.13万t,占总排放量的30.1%,周至县和蓝田县畜禽粪便产生量较大,为79.11万t和78.26万t,分别占总排放量的15.9%和15.7%。畜禽粪便污染物COD年排放量为12.52万t,污染物TP年排放量为8950t,污染物TN的年排放量为2.8万t。临潼区的污染物产生量最大,其次是周至县和蓝田县。

2.2农田耕地承受度的警报分级本研究采用《西安统计年鉴2013》中公布的各区县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作为负载面积,估算得出各区县农田耕地畜禽粪便负荷量。从表6可以看出,西安市各区县农田耕地畜禽粪便猪粪当量负荷平均值为22.95t•hm-2,但是不同区县之间差异很大,未央区猪粪当量负荷最大,为66.47t•hm-2,其次为临潼区和灞桥区,分别为29.84和23.33t•hm-2,雁塔区的猪粪当量负荷最小,为7.96t•hm-2。最大负荷量和最小负荷量之间相差8.35倍。农田耕地畜禽粪便负荷量的大小可以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畜禽的饲养密度,各区县的畜禽饲养密度存在较大差异,且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饲养习惯等有着密切联系。虽然未央区的猪粪总量不大,但是单位耕地面积猪粪当量负荷是最大的。由此可知,未央区的畜禽饲养密度最大。根据警报值分析结果可知,未央区警报值最大为Ⅳ级,已对环境造成较严重的威胁。其中警报值达到Ⅱ级,对环境构成威胁的有4个区县,分别为:阎良区、临潼区、蓝田县和周至县。灞桥区、雁塔区、长安区、户县和高陵县等4个区县的农田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级别为I级,对环境暂未构成威胁。由此可见,西安市50%的区县畜禽粪便负荷量已不同程度的超过了当地农田耕地的消纳能力,对环境构成污染威胁。未央区、阎良区、临潼区、蓝田县和周至县等区县中密集的畜禽养殖场对西安市环境及流域水质直接构成污染威胁。

2.3对水质影响的评价本文选取COD、总氮和总磷为分析指标,前者代表耗氧物质,后两项为富营养物质。由表7可知,2012年西安市畜禽养殖造成的COD、TP和TN流失量分别为14705.93t、981.27t和6181.57t。2012年COD、TP和TN平均入河流失率分别为11.7%、11.0%和21.7%。以GB3838-2002三类水为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表明,牛尿的P值最高,占总P值的33.5%,其次是猪尿为31.3%,第三位是家禽为16%。表8的数据表明,西安市各区县中,临潼区的污染率指数最高,占总P值得29.4%,其次是周至县和蓝田县分别为16%和15%。由表9三污染物的等标排放量结果可知,虽然COD的年排放量最大,达14705.93t/a,但P值最小,仅为6%。总氮和总磷的污染率指数很高,分别为52%和41.5%。综上可知,畜禽养殖粪便污染物入河流失情况十分严重,尤其是总氮的流失率已经达22%,污染率指数最高为52%。

3结论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4篇

1、开拓创新,理清工作思路。办公室作为政府的综合协调部门,工作服务对象即对领导,又对科室,还直接接触群众,工作任务繁杂而艰巨。为此,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牢固树立创新观念,强化奉献意识、参谋意识、勤政意识、窗口意识和进取意识,不断创新办公室工作思路。我提出把调研、督查、服务作为办公室的中心工作,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一是抓调研,提供决策参考。调查研究是为领导提供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坚持不定期深入基层或通过电话办法,积极主动地把调查研究工作做在前面,切实掌握涉及全区重大问题及制约全区发展的因素,与领导“同频共振”,增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领导出谋划策、拾遗补缺。两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社区建设、城市型农业发展、畜牧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化发展情况等8次专项调研,并分别形成了调查报告,提出各类合理化建议30多条,切实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起草的《关于全市城乡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被市政府评为全市优秀论文三等奖。两年来,共起草各类领导讲话、汇报等材料40多件。同时,我还从加强领导入手,建立由各位秘书负责的信息网络,紧紧抓住区里的工作热点,拓宽信息覆盖面,掌握全区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对全区有指导意义的典型,及时编发信息进行反馈。两年来,先后组织撰写了《大农高效农业示范区建设稳步运行》、《区社区建设又有新进展》、《区绿色食品畅销绿博会》等各类信息120篇,被《大庆信息》转发56篇。二是抓督查,推进工作落实。督查是检验政府各项决策能否落实的关键环节,我坚持结合工作实际,拓宽领域,突出重点,采取专职督查与分路督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政府批转的信件和区政府的重大事项进行有效的督查,保证政令畅通,树立政府的权威。根据督办的时限和质量要求,通过发督办单、打电话、开协调会等形式,提高了督查质量,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两年来,先后下发督办件193件,其中:《政府报告》中确定的工作62件、人大建议39件、政协提案60件、市政府批转32件,办结率、答复率、满意率均达100%。三是抓服务,树立工作新形象。我坚持从小事做起,从大事着眼,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第一,围绕中心,为领导服务突出超前性。牢固树立为领导服务的超前意识,全面把握领导的思想脉搏,正确贯彻领导的意图,当好参谋和助手。如今年为配合领导搞好城市型农业中的畜牧业发展,我主动深入各村屯,通过座谈、走访等办法,开展了专题调研,经过对我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认真分析,提出了“把握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坚持结构调整、科教兴牧、全面服务发展战略”等5条合理化建议,得到了区领导高度重视,为推进城市型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搞好配合,为科室服务突出主动性。对各科室进行有效服务,变部门行为为政府整体行为,形成合力,提高整体工作水平。第三,体察民情,为群众服务突出积极性。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登记,归口转办处理,使每次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答复。如:今年11月15日,大家乐市场齐市烧烤店来电话反映门前下水道跑水。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协调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和物业公司及时对下水管线进行了维修,并将跑冒的脏物和冰全部清理干净,受到了周围群众的好评。 

2、求真务实,开创工作局面。工作中,我注重把握根本,坚持抓大事、抓关键,推进办公室工作上台阶。一是认真办文。公文是传达政令的载体,公文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政令的畅通。为此,凡是发文,我都亲自审查,从严把住行文关、审批关、政策关、文字和体例格式关、装订和报送关等“五关”入手,避免了“倒流文”、“关系文”和滥发文现象的发生,保证了行文的严肃性,提高了公文质量。两年来,共组织起草区政府和政府办文件162件,处理省市各类文件760件,无一件出现问题。

二是严格办会。两年来,先后筹备组织了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区长办公会议大中型会议16次。参与组织了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6次。无论哪次会议我都发挥带头作用,摆布好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效的年5月,组织任命我为政府办副主任主要负责政府督查、接待、调研、材料综合、法制、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在此期间,我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大胆创新,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科学性,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办公室先后连续获得文明科室称号、年全市第五届少数民族优秀组织奖等荣誉,连续两年获得优秀提案办理先进单位,我个人年4月被省年鉴研究会评为优秀撰稿人,连续两年被评为区优秀提案办理先进个人,年被区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现将两年来的工作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汇报如下: 

1、开拓创新,理清工作思路。办公室作为政府的综合协调部门,工作服务对象即对领导,又对科室,还直接接触群众,工作任务繁杂而艰巨。为此,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牢固树立创新观念,强化奉献意识、参谋意识、勤政意识、窗口意识和进取意识,不断创新办公室工作思路。我提出把调研、督查、服务作为办公室的中心工作,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是抓调研,提供决策参考。调查研究是为领导提供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坚持不定期深入基层或通过电话办法,积极主动地把调查研究工作做在前面,切实掌握涉及全区重大问题及制约全区发展的因素,与领导“同频共振”,增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领导出谋划策、拾遗补缺。两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社区建设、城市型农业发展、畜牧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化发展情况等8次专项调研,并分别形成了调查报告,提出各类合理化建议30多条,切实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起草的《关于全市城乡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被市政府评为全市优秀论文三等奖。两年来,共起草各类领导讲话、汇报等材料40多件。同时,我还从加强领导入手,建立由各位秘书负责的信息网络,紧紧抓住区里的工作热点,拓宽信息覆盖面,掌握全区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对全区有指导意义的典型,及时编发信息进行反馈。两年来,先后组织撰写了《大农高效农业示范区建设稳步运行》、《区社区建设又有新进展》、《区绿色食品畅销绿博会》等各类信息120篇,被《大庆信息》转发56篇。

二是抓督查,推进工作落实。督查是检验政府各项决策能否落实的关键环节,我坚持结合工作实际,拓宽领域,突出重点,采取专职督查与分路督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政府批转的信件和区政府的重大事项进行有效的督查,保证政令畅通,树立政府的权威。根据督办的时限和质量要求,通过发督办单、打电话、开协调会等形式,提高了督查质量,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两年来,先后下发督办件193件,其中:《政府报告》中确定的工作62件、人大建议39件、政协提案60件、市政府批转32件,办结率、答复率、满意率均达100%。

三是抓服务,树立工作新形象。我坚持从小事做起,从大事着眼,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第一,围绕中心,为领导服务突出超前性。牢固树立为领导服务的超前意识,全面把握领导的思想脉搏,正确贯彻领导的意图,当好参谋和助手。如今年为配合领导搞好城市型农业中的畜牧业发展,我主动深入各村屯,通过座谈、走访等办法,开展了专题调研,经过对我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认真分析,提出了“把握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坚持结构调整、科教兴牧、全面服务发展战略”等5条合理化建议,得到了区领导高度重视,为推进城市型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搞好配合,为科室服务突出主动性。对各科室进行有效服务,变部门行为为政府整体行为,形成合力,提高整体工作水平。第三,体察民情,为群众服务突出积极性。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登记,归口转办处理,使每次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答复。如:今年11月15日,大家乐市场齐市烧烤店来电话反映门前下水道跑水。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协调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和物业公司及时对下水管线进行了维修,并将跑冒的脏物和冰全部清理干净,受到了周围群众的好评。 

2、求真务实,开创工作局面。工作中,我注重把握根本,坚持抓大事、抓关键,推进办公室工作上台阶。一是认真办文。公文是传达政令的载体,公文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政令的畅通。为此,凡是发文,我都亲自审查,从严把住行文关、审批关、政策关、文字和体例格式关、装订和报送关等“五关”入手,避免了“倒流文”、“关系文”和滥发文现象的发生,保证了行文的严肃性,提高了公文质量。两年来,共组织起草区政府和政府办文件162件,处理省市各类文件760件,无一件出现问题。二是严格办会。两年来,先后筹备组织了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区长办公会议大中型会议16次。参与组织了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6次。无论哪次会议我都发挥带头作用,摆布好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效的落实领导的安排部署,保证了政府工作的顺利进行,也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好评。三是细心接待。凡是上级领导来我区检查,都认真准备接待,拟定接待计划,注意接待细节,先后组织接待了副省长马淑杰带队的城建情况检查、全市重点工作检查、全市农业大拉练等大型检查等20多次,未出现任何纰漏。四是强化管理。民族、宗教、侨务工作虽然是由办公室代管,但我一样当成是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抓好抓细。两年来,成功地组织辖区少数民族参加了全市第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并获得优秀组织奖;加强了宗教政策宣传,对辖区大庆天主教会、大庆基督教会、建兴基督教会等宗教团体和场所的依法管理,依法维护了正常宗教活动;对辖区侨属、侨眷、归侨进行调查,详细地掌握了侨情,并开展了对困难侨属的扶贫工作。

3、加强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办公室是政府机关一个特殊群体,是服务政府的“外脑”和联系基层部门的“桥梁”,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呈。因此,我特别注重加强协调。一是加强内部协调。我从为领导提供高效服务,努力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的职责出发,要求办公室人员加强协作,根据工作需要做到有分有合,分工不分家。日常工作,能独立完成的要独立完成;重大活动、重要任务,则由大家共同完成。如:在今年7月组织凤阳路改造竣工剪彩工作中,我积极带领办公室全员,大家有分有合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圆满的完成了剪彩仪式的各项筹备工作,保证了剪彩仪式的顺利进行。二是加强上下协调。工作中,我在认真领会领导意图的基础上,通过向上级多汇报,多请示,到基层多跑、多看、多调查,了解上情,吃透下情,确保了政令畅通。三是加强横向协调。在开展重要工作中,我经常与区五大班子办公室领导互通情况,以求统一认识,步调一致,排除干扰,共同围绕中心工作搞好服务、当好参谋。如:在今年消夏文化周开幕式筹备工作中,在主管区长的领导下,我积极参与并协调分局治安科和武警三中队进行警卫,协调行政办提供了会议桌椅,协调区委办通知五大班子领导参加,保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5篇

1、开拓创新,理清工作思路。

办公室作为政府的综合协调部门,工作服务对象即对领导,又对科室,还直接接触群众,工作任务繁杂而艰巨。为此,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牢固树立创新观念,强化奉献意识、参谋意识、勤政意识、窗口意识和进取意识,不断创新办公室工作思路。我提出把调研、督查、服务作为办公室的中心工作,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一是抓调研,提供决策参考。调查研究是为领导提供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坚持不定期深入基层或通过电话办法,积极主动地把调查研究工作做在前面,切实掌握涉及全区重大问题及制约全区发展的因素,与领导“同频共振”,增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领导出谋划策、拾遗补缺。两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社区建设、城市型农业发展、畜牧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化发展情况等8次专项调研,并分别形成了调查报告,提出各类合理化建议30多条,切实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起草的《关于全市城乡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被市政府评为全市优秀论文三等奖。两年来,共起草各类领导讲话、汇报等材料40多件。同时,我还从加强领导入手,建立由各位秘书负责的信息网络,紧紧抓住区里的工作热点,拓宽信息覆盖面,掌握全区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对全区有指导意义的典型,及时编发信息进行反馈。两年来,先后组织撰写了《大农高效农业示范区建设稳步运行》、《区社区建设又有新进展》、《区绿色食品畅销绿博会》等各类信息120篇,被《大庆信息》转发56篇。二是抓督查,推进工作落实。督查是检验政府各项决策能否落实的关键环节,我坚持结合工作实际,拓宽领域,突出重点,采取专职督查与分路督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政府批转的信件和区政府的重大事项进行有效的督查,保证政令畅通,树立政府的权威。根据督办的时限和质量要求,通过发督办单、打电话、开协调会等形式,提高了督查质量,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两年来,先后下发督办件193件,其中:《政府报告》中确定的工作62件、人大建议39件、政协提案60件、市政府批转32件,办结率、答复率、满意率均达100%。三是抓服务,树立工作新形象。我坚持从小事做起,从大事着眼,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第一,围绕中心,为领导服务突出超前性。牢固树立为领导服务的超前意识,全面把握领导的思想脉搏,正确贯彻领导的意图,当好参谋和助手。如今年为配合领导搞好城市型农业中的畜牧业发展,我主动深入各村屯,通过座谈、走访等办法,开展了专题调研,经过对我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认真分析,提出了“把握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坚持结构调整、科教兴牧、全面服务发展战略”等5条合理化建议,得到了区领导高度重视,为推进城市型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搞好配合,为科室服务突出主动性。对各科室进行有效服务,变部门行为为政府整体行为,形成合力,提高整体工作水平。第三,体察民情,为群众服务突出积极性。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登记,归口转办处理,使每次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答复。如:今年11月15日,大家乐市场齐市烧烤店来电话反映门前下水道跑水。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协调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和物业公司及时对下水管线进行了维修,并将跑冒的脏物和冰全部清理干净,受到了周围群众的好评。

2、求真务实,开创工作局面。

工作中,我注重把握根本,坚持抓大事、抓关键,推进办公室工作上台阶。一是认真办文。公文是传达政令的载体,公文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政令的畅通。为此,凡是发文,我都亲自审查,从严把住行文关、审批关、政策关、文字和体例格式关、装订和报送关等“五关”入手,避免了“倒流文”、“关系文”和滥发文现象的发生,保证了行文的严肃性,提高了公文质量。两年来,共组织起草区政府和政府办文件162件,处理省市各类文件760件,无一件出现问题。二是严格办会。两年来,先后筹备组织了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区长办公会议大中型会议16次。参与组织了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6次。无论哪次会议我都发挥带头作用,摆布好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效的年5月,组织任命我为政府办副主任主要负责政府督查、接待、调研、材料综合、法制、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在此期间,我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大胆创新,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科学性,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办公室先后连续获得文明科室称号、年全市第五届少数民族优秀组织奖等荣誉,连续两年获得优秀提案办理先进单位,我个人年4月被省年鉴研究会评为优秀撰稿人,连续两年被评为区优秀提案办理先进个人,年被区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现将两年来的工作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汇报如下:

1、开拓创新,理清工作思路。

办公室作为政府的综合协调部门,工作服务对象即对领导,又对科室,还直接接触群众,工作任务繁杂而艰巨。为此,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牢固树立创新观念,强化奉献意识、参谋意识、勤政意识、窗口意识和进取意识,不断创新办公室工作思路。我提出把调研、督查、服务作为办公室的中心工作,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一是抓调研,提供决策参考。调查研究是为领导提供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坚持不定期深入基层或通过电话办法,积极主动地把调查研究工作做在前面,切实掌握涉及全区重大问题及制约全区发展的因素,与领导“同频共振”,增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领导出谋划策、拾遗补缺。两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社区建设、城市型农业发展、畜牧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化发展情况等8次专项调研,并分别形成了调查报告,提出各类合理化建议30多条,切实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起草的《关于全市城乡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被市政府评为全市优秀论文三等奖。两年来,共起草各类领导讲话、汇报等材料40多件。同时,我还从加强领导入手,建立由各位秘书负责的信息网络,紧紧抓住区里的工作热点,拓宽信息覆盖面,掌握全区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对全区有指导意义的典型,及时编发信息进行反馈。两年来,先后组织撰写了《大农高效农业示范区建设稳步运行》、《区社区建设又有新进展》、《区绿色食品畅销绿博会》等各类信息120篇,被《大庆信息》转发56篇。二是抓督查,推进工作落实。督查是检验政府各项决策能否落实的关键环节,我坚持结合工作实际,拓宽领域,突出重点,采取专职督查与分路督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政府批转的信件和区政府的重大事项进行有效的督查,保证政令畅通,树立政府的权威。根据督办的时限和质量要求,通过发督办单、打电话、开协调会等形式,提高了督查质量,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两年来,先后下发督办件193件,其中:《政府报告》中确定的工作62件、人大建议39件、政协提案60件、市政府批转32件,办结率、答复率、满意率均达100%。三是抓服务,树立工作新形象。我坚持从小事做起,从大事着眼,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第一,围绕中心,为领导服务突出超前性。牢固树立为领导服务的超前意识,全面把握领导的思想脉搏,正确贯彻领导的意图,当好参谋和助手。如今年为配合领导搞好城市型农业中的畜牧业发展,我主动深入各村屯,通过座谈、走访等办法,开展了专题调研,经过对我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认真分析,提出了“把握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坚持结构调整、科教兴牧、全面服务发展战略”等5条合理化建议,得到了区领导高度重视,为推进城市型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搞好配合,为科室服务突出主动性。对各科室进行有效服务,变部门行为为政府整体行为,形成合力,提高整体工作水平。第三,体察民情,为群众服务突出积极性。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登记,归口转办处理,使每次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答复。如:今年11月15日,大家乐市场齐市烧烤店来电话反映门前下水道跑水。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协调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和物业公司及时对下水管线进行了维修,并将跑冒的脏物和冰全部清理干净,受到了周围群众的好评。 

2、求真务实,开创工作局面。

工作中,我注重把握根本,坚持抓大事、抓关键,推进办公室工作上台阶。一是认真办文。公文是传达政令的载体,公文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政令的畅通。为此,凡是发文,我都亲自审查,从严把住行文关、审批关、政策关、文字和体例格式关、装订和报送关等“五关”入手,避免了“倒流文”、“关系文”和滥发文现象的发生,保证了行文的严肃性,提高了公文质量。两年来,共组织起草区政府和政府办文件162件,处理省市各类文件760件,无一件出现问题。二是严格办会。两年来,先后筹备组织了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区长办公会议大中型会议16次。参与组织了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6次。无论哪次会议我都发挥带头作用,摆布好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效的落实领导的安排部署,保证了政府工作的顺利进行,也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好评。三是细心接待。凡是上级领导来我区检查,都认真准备接待,拟定接待计划,注意接待细节,先后组织接待了副省长马淑杰带队的城建情况检查、全市重点工作检查、全市农业大拉练等大型检查等20多次,未出现任何纰漏。四是强化管理。民族、宗教、侨务工作虽然是由办公室代管,但我一样当成是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抓好抓细。两年来,成功地组织辖区少数民族参加了全市第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并获得优秀组织奖;加强了宗教政策宣传,对辖区大庆天主教会、大庆基督教会、建兴基督教会等宗教团体和场所的依法管理,依法维护了正常宗教活动;对辖区侨属、侨眷、归侨进行调查,详细地掌握了侨情,并开展了对困难侨属的扶贫工作。 

3、加强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办公室是政府机关一个特殊群体,是服务政府的“外脑”和联系基层部门的“桥梁”,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呈。因此,我特别注重加强协调。一是加强内部协调。我从为领导提供高效服务,努力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的职责出发,要求办公室人员加强协作,根据工作需要做到有分有合,分工不分家。日常工作,能独立完成的要独立完成;重大活动、重要任务,则由大家共同完成。如:在今年7月组织凤阳路改造竣工剪彩工作中,我积极带领办公室全员,大家有分有合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圆满的完成了剪彩仪式的各项筹备工作,保证了剪彩仪式的顺利进行。二是加强上下协调。工作中,我在认真领会领导意图的基础上,通过向上级多汇报,多请示,到基层多跑、多看、多调查,了解上情,吃透下情,确保了政令畅通。三是加强横向协调。在开展重要工作中,我经常与区五大班子办公室领导互通情况,以求统一认识,步调一致,排除干扰,共同围绕中心工作搞好服务、当好参谋。如:在今年消夏文化周开幕式筹备工作中,在主管区长的领导下,我积极参与并协调分局治安科和武警三中队进行警卫,协调行政办提供了会议桌椅,协调区委办通知五大班子领导参加,保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4、强化建设,树立一流形象。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高等职业学校;牧医专业;问题与思考

201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信息快速传递的优势带动着各行各业迅速投入到“互联网+”大潮中。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如何发挥互联网的强大优势,为教学提供全新的教学模式,探索新型教育供给方式,是教育工作者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不仅服务于学生,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和不同专业本身的差异性,使得改革的程度与范围很难满足当前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需求。

1高职牧医专业的现状分析

1.1专业水平很高,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滞后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致力于教育发展与变革途径。高职教育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在校企融合、师资培养、院校交流、资源库建设、教学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就畜牧兽医专业而言,为了提高专业教育的实践要求,各个高校都有不同规模的养禽场、猪场、牛场、犬的繁育基地、宠物诊所、校企合作基地等,在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经验、教学内容上极大的满足了教学要求。但各个高校的优势资源并没有很好的被利用起来。例如:“每个高校都有1~2个“拳头”专业,在资源配置、资金投入、教师比例上占有优势,所承载的专业内涵是巨大的,但这种优势资源却不能充分的共享和利用。全国有很多高校都在进行资源库建设,却不能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大家只能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

1.2专业技术人才稀缺,学生课堂所学不足

以支撑行业所需近几年来,畜牧养殖业蓬勃发展,投资千万的大型现代化养殖场不断兴建,宠物市场从南到北红红火火。然而,即便牧医类专业的毕业生每年超过10万之多,依然无法满足行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究其根本,在于职位的选择上的供不应求。具体表现在一些技术场长、宠物医师和销售经理(兽药、饲料)等职位由于对从业者的整体要求比较高。而毕业生两三年内转行、转职率居高不下,还没达到行业要求就脱离本专业另谋出路去了。畜牧业的持续发展使得养殖场技术员等职位缺口也很大,每年来学校招聘技术岗位的企业,其需求量的总和往往大于毕业生的数量,“求”大于“供”。另一方面:现代养殖技术、疾病防控不断进步,数月就会有新思路,一两年就会有新突破,课堂、书本、课件、实训的承载量远远不能满足专业技术需要。大多数高职学校都采取“2+1”的教学模式,要想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学到必要的专业知识,不仅需要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的整合,更需要给学生汲取知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和空间。

2“互联网+”为高职牧医专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高职教育体系中与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2.1畜牧业经济发展对高职牧医专业教育新需求

畜牧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紧迫性,受畜牧兽医专业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发展支撑能力的影响。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各高校都有自己的优势专业,有优秀的教师团队和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这些优质资源能够被借鉴和使用,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手段,提高了教育教学资源的时效性和供给能力,校企融合、校校联合,取长补短,互为所用,社会需要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一枝独秀。“互联网+教育”的优势还在于,其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尽可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和途径。各专业所开发的学习资源,借助于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覆盖更广的范围,服务更多的有专业需求并善于学习的人。

2.2“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牧医专业信息的共享提供了有利条件

互联网最大的作用就是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而且其高效便捷,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利用效率大大提高。高校将专业信息在网络上,企业把就业信息在网络上,教师、行业、学生和企业可以及时地获得到相关的技术资料和职业信息,并将其进行动态分析为己所用。

2.3“互联网+”时代牧医专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战略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对于高职学生来讲,真正的学习是在毕业之后。“互联网+”作为继续教育的平台,其海纳百川的信息量,足以为毕业生在实际工作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自信心,也为企业留住人才。“互联网+”所提供的大数据,让所处牧医行业的人更加深入的了解畜牧业的发展动向及需求,为高职牧医专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互联网+”时代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3.1教师教学模式的挑战

知识需要生产、传播、进化和分享,中国传统的学堂教育使用了上千年,在信息交流不甚发达的时代也曾培养出无数英才。摒弃过去是不理智的行为,但如果不能把互联网的优势利用在改进教育理念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上也是不明智的。在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下,教师通常会根据专业要求对学生进行课堂理论教学与实验室实践教学,究竟多大的比例才能使课堂教学既实用而又够用。在目标教学中把互联网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比如“ppt、养殖生产视频、外科手术视频等”,丰富了教学内容,教师在上网查询资料过程中的专业能力、驾驭使用互联网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而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学生。

3.2学生学习模式的挑战

“互联网+”越来越多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百度可以找到我们想问的任何问题,只要你想买的东西淘宝都可以买到,作为接受能力最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难以提升。新的教学方式打破了三尺讲台、黑板“放牧”,老师累得要死、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的尴尬局面。长期的高职教学工作让笔者深刻地意识到: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教学实践过程中,是专业教师、乃至高职学院面临的重要问题。

4存在的问题

4.1教师观念的转变

当我们眼花缭乱于互联网的精彩时,依然不能放弃的是上千年的传统教育的精华。教师应该有时代感。首先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要跟得上互联网发展的脚步,借助其广博迅捷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开拓教学思路,改革教学方法。其次需要有不断更新教学设备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三是找准专业兴趣点引领学生深入学习。“互联网+教育”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去继续探索和尝试。教师应该努力提高自身能力,提升综合素质,认识到“互联网+”是教育领域必然的选择,教师才能在这个时代拥有更大的舞台。

4.2学生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教育中,学生学习的知识是相对固定的,学生所要做的就是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反复思考或训练。而在“互联网+教育”中,在不断的更新和融合中知识更具有前瞻性,这对于已经适应了传统学习方式的学生来讲无疑是个挑战。高职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需要老师的及时督促和指导,这个无人不网络、无人不微信的时代,如何在信息海洋里筛选出有用知识而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如何将零碎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进行知识网络化,而不是沉迷于网络游戏而无法自拔,就需要加强学生世界观培养,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观念。

5小结

“互联网+”创新创业融入各行各业,也是我国推进高职教育创新和专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互联网不仅仅作为一个技术平台,更容易成为高职学生锻炼自我、发展自我、成就自我的平台。时代在发展,中国在各个行业的成绩有目共睹,有些行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社会需要各个行业的人才,高职院校作为实用型技术的摇篮,不仅要深刻领悟和体会,更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把互联网对高职院校教育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开发和利用互联网强大的资源优势,积极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学生———教师———专业———企业多层面的沟通,专注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将来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不断思考和调整中奋力前行。

参考文献

[1]陈丽,林世员,郑勤华.“互联网+”时代中国远程教育的机遇和挑战[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6,(01):3-10.

[2]平和光,杜亚丽.“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对策[J].现代教育,2016,(01):13-18.

[3]张岩.“互联网+教育”理念及模式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6,(02):70-73.

[4]谢敏(导师:赵义泉)“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教学智慧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6-05-01.

[5]赵洁(导师:周月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05-22.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7篇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西藏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5]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6]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7]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8]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9]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10]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11]从该文可以看出,西藏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12]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13]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14]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15]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16]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16]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17]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8]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19]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20]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21]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西藏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西藏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22]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西藏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23]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24]作者认为,“西藏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西藏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24]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25]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西藏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西藏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西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西藏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6]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西藏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27]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28]沈德功《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西藏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29]

五、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牧业局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

构建生产饲料为主、满足养殖业需求的高效种植制度,可以加速种养生产高效耦合,从而解决华北平原种养一体规模化农业园区中优质粗饲料不足和农田种植模式单一等问题。本研究采用田间试验和实验室测定的方法,构建不同粮饲复合种植模式,并比较其生产效果、光能利用效率、中性洗涤纤维(NDF)、酸性洗涤纤维(ADF)、粗蛋白(CP)、粗纤维(CF)营养产量及总能量(GE)产量和净能(NE)产量。结果表明,春玉米(Zeamays)-夏玉米与传统冬小麦(Triticumaestivum)-夏玉米(CK)相比,全年干物质产量增加了5.95%,光能生产效率、温度生产效率和年总辐射利用率分别提高了52.00%、49.55%和56.25%。高丹草(Sorghumvulgare×S.sudanense)-黑麦草(Loliummultiflorum)、春玉米-黑麦草和春玉米‖苜蓿(Medicagosativa)具有较高干物质产量、营养产量及能量产量,而且光能利用效率也较高。高丹草-黑麦草的CP产量比春玉米-黑麦草、春玉米‖苜蓿和春玉米-夏玉米分别高65.92%、80.65%和132.03%;高丹草-黑麦草的NE产量比CK高21.63%,比春玉米-夏玉米和春玉米-黑麦草分别高21.50%和24.08%。综合分析得出,春玉米-夏玉米、高丹草-黑麦草、春玉米-黑麦草和春玉米‖苜蓿模式可作为传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制度的重要补充,是适合华北平原种养一体规模化农业发展的高效种植制度。

关键词:

华北平原;粮饲复合种植;生产效果;光能利用效率;营养和能量产量

近年来华北平原农区畜牧业发展迅速,2013年该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2.78%[1],由此可见,该区畜牧业在全国畜牧业的地位重要。随着种植和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种养一体规模化、集约化将成为发展趋势,而作物种植模式单一、优质粗饲料不足等问题日趋明显,这已成为农区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2-3]。目前,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制度为小麦(Triticumaestivum)-玉米(Zeamays)一年两熟,虽然可以为牛、羊等以粗饲料为主的反刍动物提供充足的玉米秸秆资源,但由于玉米秸秆适口性较差,粗蛋白含量低,可消化性差[4-5],与养殖对粗饲料营养需求不匹配[6],从而导致种植和养殖相互脱节,未形成良性的耦合态势。因此,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将饲料作物纳入种植制度中[7],大力发展营养体产业[8],对解决农区畜牧业粗饲料来源十分必要。尤其是针对种养一体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园区发展趋势,构建粮饲复合种植模式,生产优质饲料作物,促进种植和养殖系统之间物质和能量利用高效、合理[9],对华北平原农牧结合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苜蓿(Medica-gosativa)、饲用玉米和黑麦草(Loliummultiflorum)具有较高的饲料营养价值,是反刍动物理想的粗饲料[10-16]。除此之外,在受热量限制的两熟地区,双季青贮玉米模式、冬牧70黑麦(Secalecereale)-青饲玉米-青饲玉米模式、冬牧70黑麦-高丹草(Sorghumvulgare×S.sudanense)模式与传统冬小麦-夏玉米相比,全年干物质生产量、光能利用率、营养与能量产量和饲料价值具有明显的提高[17-18]。本研究针对华北平原种养一体规模化农业园区中农田种植模式单一,且主要以玉米秸秆作为粗饲料来源和缺乏高蛋白饲料作物的关键性问题,构建粮饲复合种植模式,生产高产和高营养价值的饲料作物,以期为养殖发展提供充足和高质量饲料,促进农牧系统耦合,为华北平原农牧结合中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为农业系统整体发展提供动力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试验于2013年在河北津龙公司循环农业园区进行。河北津龙公司是集种植、养殖、沼气发电、饲料加工等多项产业于一体的部级农业园区,是华北平原典型的循环农业模式。目前园区可利用耕地面积1000hm2,主要种植小麦-玉米两熟和高丹草、苜蓿等牧草,牧草种植面积较少,为30hm2;养殖主要为奶牛、肉牛和生猪饲养,其中奶牛存栏1300头,肉牛3000头,年出栏生猪6万头。该公司地处河北省景县,属华北平原黑龙港中部,海河低平原区。该地区年均降水量544mm,年平均气温13.1℃,无霜期191d。试验地土壤为潮褐土,土壤养分状况(0-20cm):pH值7.8,有机质10.25g•kg-1,全氮0.72g•kg-1,碱解氮64.56mg•kg-1,速效磷14.52mg•kg-1,速效钾123.85mg•kg-1。

1.2试验材料与方法根据园区养殖需求,选择生产效果较好的粮食作物、牧草种类和品种构建了7个复合种植模式。模式1为冬小麦-夏玉米(CK):冬小麦10月6日播种,6月15日收获,品种为石新828;夏玉米于6月16日播种,10月5日收获,品种为先玉335。模式2为春玉米-夏玉米:春玉米于3月20日覆膜播种,播种方式为宽窄行,7月15日收获;夏玉米于7月16日播种,10月20日收获,品种都是先玉335。模式3为春玉米‖苜蓿:春玉米和苜蓿均于5月10日播种,株行距配置为两行玉米、5行苜蓿,玉米行距60cm,株距20cm,苜蓿行距20cm,株距15cm。春玉米品种为饲用玉米BMS002,苜蓿品种为中苜1号。模式4为春玉米‖大豆:春玉米和大豆均于5月10日播种,株行距配置为两行玉米、4行大豆,玉米行距60cm,株距20cm,大豆行距40cm,株距15cm。春玉米品种为饲用玉米BMS002,大豆品种为冀花4号。模式5为春玉米‖花生:春玉米和花生均于5月10日播种,株行距配置为两行玉米、4行花生,玉米行距60cm,株距20cm,花生行距30cm,株距15cm。春玉米品种为饲用玉米BMS002,花生品种为中黄13。模式6为春玉米-黑麦草:春玉米于5月10日播种,9月20日收获,品种为饲用玉米BMS002;黑麦草于9月25日播种,5月5日收获,品种为邦德。模式7为高丹草-黑麦草:高丹草于5月10日播种,9月20日收获,品种为冀花2号;黑麦草于9月25日播种,5月5日收获,品种为邦德。各处理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200m2。田间管理同常规高产田。

1.3田间取样和分析方法玉米、小麦、饲用玉米、花生和大豆在成熟期收获并测产,测产方法同常规大田。苜蓿在开花期测定鲜重并收获,高丹草在抽穗初期刈割,刈割两次。黑麦草在开花期收获。刈割时选取1m2齐地面刈割,取样时避免边行,取样后立即称取总鲜重,然后从中取出部分称其鲜重,放入烘箱内105℃杀青30min,然后80℃烘干至恒重,称重后粉碎,过0.425mm筛以备分析。采用杨胜[19]的分析方法,测定各作物的干物质(DM)、粗蛋白(CP)、粗脂肪(EE)、粗灰分(H)、粗纤维(CF)。酸性洗涤纤维(ADF)和中性洗涤纤维(NDF)采用范氏(VanSoest)[20]洗涤法进行测定,并按照标准方法计算各作物的无氮浸出物(NFE)[21]。

1.4计算方法

1.4.1物质、能量生产与生态因素资源效率的计算干物质生产能量[22]=干物质产量/单位面积×干重热值[其中,干重热值(GCV)是指每千克干物质完全燃烧所释放的能量(J•g-1)];光能生产效率=干物质产量/单位面积的太阳辐射×100%;年总辐射效率[23]=干物质产能/单位面积的太阳辐射×100%;温度生产效率[24]=单位面积干物质生产量/生育期间有效积温×100%.

1.4.2粗饲料能量计算总能量GE(MJ•kg-1)[17]=(CP×5.7+EE×9.4+ADF×4.2+NFE×4.2)/100×4.184;净能NEL(MJ•kg-1)[25]=[1.044-0.0119×ADF(%DM)]/0.45×4.184。1.5数据统计分析所有试验数据用Excel2003进行整理,采用SPSS21.0的单因素方差分析(Duncan’s法多重比较)对不同粮饲复合种植模式的全株干物质产量、干物质生产能量及不同作物秸秆的常规营养成分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粮饲复合种植模式的生产效果

2.1.1干物质产量和生产能量分析模式2籽粒干物质产量最高,比CK高3.29%。而秸秆产量以模式7最高,比CK增产33.05%,比模式2、6和3分别高23.30%、35.87%和61.64%(表1)。从全株干物质产量看,模式2最高,比CK增产5.95%,显著高于其他模式(P<0.05)。3种间作模式中,模式3具有较高的秸秆干物质产量和全株干物质产量,其全株干物质产量与模式4差异显著(P<0.05),与模式5差异不显著(P>0.05)。热值是评价植物太阳能累积和化学能转化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23]。从周年物质生产能量看,能量生产和干物质生产趋势一致。模式2能量生产具有明显优势,与其他6种模式差异均显著(P<0.05),比传统小麦-玉米高8.13%,比模式7、6、3分别高25.69%、38.06%和68.58%,说明双季玉米模式提高了对光能的转化和利用。

2.1.2不同作物秸秆常规营养成分分析小麦和玉米的NDF含量显著高于除高丹草外的其他作物(P<0.05),高丹草、黑麦草的NDF含量显著高于饲用玉米和花生,苜蓿与黑麦草、饲用玉米差异不显著(P>0.05),而显著低于高丹草(P<0.05);大豆的ADF含量最高,显著高于苜蓿、高丹草、黑麦草、饲用玉米、花生和小麦,苜蓿显著高于黑麦草、高丹草、饲用玉米花生和小麦,而高丹草与黑麦草之间差异不显著,花生和小麦差异之间不显著;苜蓿、高丹草的CP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作物,苜蓿的CP含量与高丹草差异不显著;大豆和苜蓿的CF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作物,而高丹草、黑麦草和小麦之间差异不显著(表2)。

2.1.3不同粮饲复合种植模式的营养产量和能量产量比较7种不同种植模式的营养产量和能量产量差异较大(表3)。模式7的NDF、ADF、CF营养产量均最高,其次是模式2、模式1、模式6和模式3,模式7的CP产量也最高,为3196.95kg•hm-2,分别是模式1(CK)和模式2的3.17倍和2.32倍,比模式6和3分别高65.92%和80.65%;3种间作模式中,模式3的NDF、ADF、CP、CF营养产量最高。模式7的总能量(GE)和净能(NE)产量也最高,其中GE产量比CK高33.56%,比模式2、6、3分别高16.06%、34.98%和64.37%;NE产量为157216.63MJ•hm-2,比CK高21.63%,比模式2、6、3分别高21.50%、24.08%和58.41%。3种间作模式中,模式3的GE和NE产量均高于其他两种模式。

2.2不同粮饲复合种植模式光能利用效率分析模式2的周年光能生产效率、周年温度生产效率和年总辐射利用率都最高,其中周年光能生产效率比CK高52.00%,比模式3、6和7分别高32.55%、54.05%和56.16%;周年温度生产效率比CK高49.55%,比模式6、7和3分别高58.23%、60.77%和91.32%;年总辐射利用率比CK高56.25%,比模式3、7和6分别高28.68%、42.28%和56.25%(表4)。3种间作模式中模式5的光能、温度生产效率和总辐射利用效率均高于模式6和7,而模式6和7的光能生产效率和温度生产效率差别不大。

3讨论

在农业生态系统运行中,养殖业能够加速能流传递、物流周转并提高资金流的量级和周转,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26]。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畜牧业的迅速发展是以挖掘优质牧草和其他青绿饲料潜力来突出发展草食家畜生产为前提的,欧美发达国家畜产品的60%以上是由优质饲草转化而来的[27]。春玉米-夏玉米种植模式与传统的冬小麦-夏玉米模式相比,干物质产量、总辐射利用效率、光能和温度生产效率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又能提供较高的营养产量和能量产量,可为养殖业提供更多精饲料和粗饲料,是适应种养一体规模化农业园区的种植模式。在生产中,还可以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选择早春季或晚夏季作全株青贮饲料,青贮玉米收获时茎叶保持青绿,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低,而且青贮发酵后,产生大量的芳香有机酸,使茎秆软化,易于消化,适口性好[28]。选用全株青贮玉米饲喂奶牛,可节约精饲料成本30%,奶牛的产量增加25%,同时可有效地改善牛奶的品质[29]。粮饲间作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光热资源,而且还能为畜牧业提供更多优质粗饲料。苜蓿‖玉米间作系统提高了单位面积营养物质产量和营养物质瘤胃降解率,具有比玉米或苜蓿单作系统更高的饲料生产潜力[12]。玉米秸秆是我国主要的秸秆资源,瘤胃微生物可以利用秸秆中一定量的中性洗涤纤维(NDF)经发酵产生挥发性脂肪酸(VFA),产生的VFA是反刍动物主要的能量来源[30],并且使用玉米秸秆饲喂肉牛,可以显著降低牛肉当中胆固醇含量[31]。春玉米和高丹草一熟收获后会出现大量的冬闲田,而复种一年生黑麦草可充分利用冬闲期内的光温和土地资源,来年5月初开花期收获,可以补充草食家畜早春青饲料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早春粗饲料不足的问题。利用冬闲田种植饲料作物,发展营养体产业,实行粮草轮作既充分利用冬季光热资源,又解决了冬季青饲料不足,从而促进了农牧业的高效耦合[8]。此外,种植黑麦草还可以起到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32]。

“家庭农场”作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在增收、增效、减氮(化肥氮)等方面效果明显[33]。种养一体规模化、集约化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种植和养殖的“系统耦合”,实现物质流的多样化和良性循环[34],环境负荷小,资源利用效率高,可持续发展潜力提高,生态经济效益突出[35]。另外,随着农区畜牧业的发展,“草地农业”应逐步纳入以收获籽实为主的传统种植模式中,增加农牧产品的多重效率,促进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36]。因此,种养一体规模化循环农业园区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农牧结合模式,构建合理的、满足猪牛等养殖需求的粮饲复合种植模式可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4结论

在7种粮饲复合种植模式中,春玉米-夏玉米的干物质产量和光能利用效率最高,与传统冬小麦-夏玉米(CK)相比,全年干物质产量增加了5.95%,光能生产效率、温度生产效率和年总辐射利用率分别提高52.00%、49.55%和56.25%。高丹草-黑麦草、春玉米-黑麦草和春玉米‖苜蓿模式具有较高的干物质产量、营养产量及能量产量,而且光能利用效率也较高。综合分析得出,春玉米-夏玉米、高丹草-黑麦草、春玉米-黑麦草和春玉米‖苜蓿模式可作为传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制度的重要补充,是适应华北平原种养一体规模化农业发展的高效种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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