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论文范文

海岸论文范文第1篇

(一)社区教育政策发展:三个阶段的演变历程台湾地区社区教育政策发展经过40余载的演进，经历了三个历史演变过程(如表1内容)。第一阶段是社区教育政策的产生阶段，以《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的为标志，开展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福利康乐为内容的乡村基层社区民生建设本土实践。尤其在社区教育文化民生建设方面，一是补助设置学龄前儿童幼儿园和托儿所;二是社区成人识字补习教育;三是补充国民小学校舍与设备;四是实施缝纫、发网编织、雕刻、洗染、农机操作等生产职业技能培训等。第二阶段是社区教育发展政策的本土推进阶段，以《社区发展工作纲要》的为标志，重点实施“社区发展工作政策”，同时“以国家为中心”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善的社区教育发展组织体系。在社区教育文化方面，实施社区教育培训、扩充学校教育与设备、举办儿童乐园(幼儿园、公园、游泳池、运动场)、提倡文体运动、建立社区教育活动中心、保护养女和推行四健会的七大社区教育项目等。第三阶段是社区教育发展政策的完善阶段，以《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计划》为标志，台湾社区教育发展政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演进时期。这一阶段重点实施“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和“健康社区六星计划”等三个社区教育发展创新政策。三大政策在社区教育发展建设方面相辅相成、交织与递进。主要内容:一是强化乡镇及社区教育文化和县市教育文化活动与设施建设;二是由台“教育部”社教司负责组建社区大学;三是由台“文建会”负责推动县市政府社区教育总体营造计划，包括城乡社区终身教育发展、社区教育技能培训、社区大学建设(专业、教材、课程、实践项目、就业等)等内容。四是实施都市E时代社区人才培育计划、社区人力资源计划、建立社区教育学习体系计划、社区教育文化资源活用计划、社区营造人才培育计划、客家教育文化振兴计划、社区终身学习计划等，由此可见，台湾社区教育政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农村社区教育到都市社区教育、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向综合内容的演进。伴随着教育发展改革的需要和社区发展的兴起，大陆社区教育政策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历史演变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创阶段，即社区教育理念的形成阶段。以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首次提出教育与校外社区资源相结合，为各类教育尤其为学校德育教育服务。此阶段政策主要围绕学校正规教育和学校外(社区教育)、学校后(家庭)教育并举，各类教育应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阶段是探索阶段，以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教育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阶段的社区教育政策旨在强化社会对教育功能的扩展，体现社区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社区教育第三阶段是完善阶段，这一时期的社区教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全面介入［3］，以《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三个重要文件为标志，大陆社区教育政策开始纵深发展。提出建设社区教育试验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社区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目标和政策措施;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课程开发建设［4］，开发社区教育资源，最终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等具体而丰富的社区教育发展政策。

(二)社区教育发展: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台湾社区教育立法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区教育立法与政策制定实施相适应。即社区教育立法做到政策随着法律紧密运转，特别根据不同时期制定(修订)的终身教育或社区教育内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制定不同的终身(社区)教育政策。由表2可知，台湾2002年6月专门制定颁布了《终身教育法》，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为台湾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的性质、作用、实施内容、发展前景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台湾40余年来的社区教育政策采用法规形式的少，而采取政策、纲要、计划、白皮书等形式的社区教育具体实施内容多，这既便于政策的执行与操作，显示政策的灵活性，又与其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环境相适应。如台“行政院”1968年5月实施的《社区发展工作纲要》要求城乡社区实施职业训练，加强辅导就业，提高生产技术，加强社会教育，以裕民生。1983年4月修订的《社区发展工作纲领》强调社区教育有效运用各种资源，设置社区教育文化中心、社区妈妈教育中心、改善家教(家政、家计)、推行社区卫生教育、举办成人补习教育等一系列精神教育伦理建设;1991年9月修订的《社区发展工作纲要》指出:“社区发展系社区居民基于共同需要，循自动与互助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持、技术指导，有效运用各种教育资源，以提高社区居民教育素养。”［5］在此政策指导下，设置社区托儿所、普及岛内幼稚园、设置社区教育投入资金、设置社区妈妈教室、开设社区大学、开展社区居民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推动社区教育福利的文化建设。与台湾类似，大陆社区教育发展与其立法、政策的制定实施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9条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这就决定了以社区教育为重要载体和主要内容的成人教育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尽管没有专门涉及社区教育内容，但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等相关内容间接说明了社区教育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大陆也采取规划纲要、计划、若干意见、决定等形式发展社区教育，其政策内容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相适应。如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此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员的频繁流动，职业变更的加快，促使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成为社区教育的新使命，其功能与内容不断丰富。又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以此为契机，实施素质教育应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社区教育又赋予了素质教育的新内涵，即从满足职业技能需要向满足人民生活中的全面需要，从校内学校正规教育功能向校外社区教育的“补充”功能转化［6］。

二、大陆发展社区教育的政策借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学习相互经验，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6号)也提出，加强社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注意学习借鉴国内外开展社区教育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理论。因此，借鉴台湾社区教育在宏观政策上的成熟经验和成功做法，完善大陆社区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为发展社区教育服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社区教育发展:法律的保障与完善台湾重视教育立法尤其终身教育立法的保障机制建设，以实现社区终身学习的制度化和法制化。2002年6月专门制定了《终身学习法》，共计23条。涵盖社区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立法宗旨、主管机关、相关词义、各级主管机关职责、终身学习机构(各种媒体)的权利义务、物质保障、政策保障等内容;而大陆在此方面显得滞后，亟需完善自身在社区教育或终身教育领域的立法，以法定保障社区教育的规范、健康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制定终身学习、社区教育、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这些法律中的某些条款虽然涉及终身教育与社区教育内容，但大多只是原则性的抽象规定，仅仅涉及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针对全民学习与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系统而完善的法律法规。基于此，有必要借鉴台湾经验，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制定规范、完善的《全民终身教育法》，制定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加强人才终身教育培养、适应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的需要。鉴于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应专门规定社区教育的机构种类、教育目标与任务、课程规划、经费保障、鉴定与认证、监督、评鉴、奖惩、政策保障等内容，同时辅之以教育、财政、税收、捐赠、价格等其它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7］，专门构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二)社区教育发展:政策的完善与推动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与服务，既具有部分公共产品与私人需求的特征，又与其它公共服务一样具有提供上的非排他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它置身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也与外部社会生活形态相联系［8］，因而其效用的不可分性及具有较大的外溢性和正的外部效应，这就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由政府和受益者共同承担。作为政府理应承担部分的成本与服务，同时借助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支持与推动社区教育发展［9］。借鉴台湾有益的做法，完善大陆的社区教育政策体系。第一，社区教育的公益性客观上要求加大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投入，将社区教育经费纳入经常性财政专户中给予法定保障。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它会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10］，因而应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社区教育专项经费，通过财政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的方式用于扶持老少边穷落后地区社区学院发展，以实现大陆社区教育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城乡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建立和谐社会［11］。第二，政府设立“社区教育发展基金”，借助财税政策杠杆引导机制，吸引境内外社会民间资本投资社区教育发展，在校舍土地、房屋、人才引进、办学资金、收入利润等方面给予其减免税、纳税期限、投资抵免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待遇。第三，在办学筹融资方面，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给予社区教育机构融资的低息或无息优惠贷款，在税收政策上对银行金融机构积极放贷扶持社区教育发展的，给予其减免税优惠待遇。第四，社会民间机构或个人捐赠给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社区机构和社区学校用于社区教育发展的，其捐赠额给予全额税前扣除，以激励企业、单位或个人捐赠社区教育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五，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发展社区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政府精神与物质奖励与表彰，以鼓励社区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海岸论文范文第2篇

内地的大学教育不仅教育理念难与台湾高教的通识教育对应，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教发展阶段上，尚且存在着时段不对等的差异。

(一)公共选修课需要有宗旨和主线全校公共选修课是最务实、最可行的方案，可以有效开阔学生视野。但公共选修课需要有宗旨和主线，需要有系统的安排，关键要看到底什么教师开设了什么课程。如果缺乏宗旨和主线，全校公共选修课就不能完全满足“通识教育”的目标。武汉大学国学院的学者提出:“目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国学概论’全部讲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文、史、哲三个老师，各讲一段。”［1］但“国学”不是文、史、哲三部分内容的叠加，必须体现出关联性、整体性。它可以理解为三种不同的治学原则，即哲学的求真、史学的求实与文学的言情，如此则“国学概论”未尝不可以一人来讲，而学习的效果也应当是1+1+1＞3。即如学者所指出的:“通识教育最根本的理念，应是通识思维能力的培养，所谓通识思维能力即想得更深入、看得更宽阔、判断得更正确的能力。”［2］民国初期诸多学术流派、学术氛围的兴起，都是由于优秀学者的带动。大学教育也需要学术领袖，需要能够“领导社会”的大师。否则，不免“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二)目前内地教育的主线是“教改”，还不是通识教育内地的教育改革、教学改革是一个官方的、持久的概念。教改的出现缘于教育弊端，其根本之处:一在政治体制;二在市场经济;三在教师群体。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从传统的科举精英体制变为干部培养和苏联式科技专家培养体制，再变为商业化个人职业技能培养，既不是精英教育，也不是民族教育，从管理者、教师到学生，都笼罩在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内，通识教育的目标、宗旨很难贯彻。章太炎曾经提醒学界防止“市道”的流行。《菿汉雅言•札记》:“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征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

内地的公共必修课一般为:两课+外语+计算机+军事+体育。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大学引入“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现为一套新学分制度，因此也被列入“全校公共必修课”。2007年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大讨论”提出:通识教育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驳;大学减负:每学期不超7门课;反对中学教育进行文理分科;实行不分院系的住宿制;以高深学问为原点;建立核心课程及助教制度。这些调整都不无益处，但是仍然延续着功利的、量化的思路。美国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如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共计十类:外国文化、历史A、历史B、文艺A、文艺B、文艺C、伦理、科学A、科学B、社会分析。其中很多门类原则上是不能量化的。西安理工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同时又是陕西省教育厅立项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项目。2004年更名为人文社科研究中心，设有三个研究所，内容分为三部分: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大学生文化艺术素质教育、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湖南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有人文素质教育部，包括语文教研室、数学教研室、体育教研室、政治教研室、理化教研室、英语教研室。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新旧杂陈”，严格说够不上通识教育。学术研究以资源分割为动力，学生以职业竞争为目标。高校按照研究型、应用型分为两类，即使研究型大学，也明显具有职业化趋向。“科研”、“事业”、“理想”、“追求”这些精神概念，都为物质利欲所笼罩。通识教育作为“全人教育”、“人文精神”，应当位于社会、政治之上，领导教育体制，但是作为学科分类和课程设置，却被置于现有教育体制框架之下，被量化、市场化了。即如庄生所说:“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2009年9月《光明日报》“国学”版有一次高端讨论，题为《国学是一门学科》。学者一方面提出“国学确确实实是一个学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文史哲成为一个大人文学科，下面历史、哲学、文学包括国学都是一级学科”。

但“国学”应当是国家学术，应当由国家学术领导国民的教育，乃至政治的走向。如果“国学”成为一级学科，它就取得了与其他一级学科并列的等量的资源，但这无疑将使“国学”丧失本质。内地在1989年以后，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是西化(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和市场化(渗透进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各个层面)的弊端。2005年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状况作了广泛的讨论。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2012年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内容包括: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主讲《尚书•尧典》;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陆建德主讲康拉德《台风》、《间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主讲卢梭《论科学与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主讲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主讲《史记•夏本纪》。论坛中，北京大学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中心主任张旭东指出，“在美国本科中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常态化、日常化的教育”。张旭东比较了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特别介绍了自己在纽约大学开展的以核心课程和小班讨论为主要方式的通识教育实践。张祥龙不仅分析了《尚书•尧典》的版本和内容，而且参照西方哲学思想分析了《尧典》中的重要哲学概念。与论坛相伴随，三联书店出版了《经典通识讲稿》两辑十册。可以看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采取的是“学者+名人”的经营方式，其中也包含着商业元素。它的理念是将通识教育国际化(欧美化)、常态化(普适化)，而不是针对当下的时弊提出对策。本国传统的人文观念、教育观念，大要在于君子小人之辨，亦即义利之辨、华夷之辨，其宗旨所归，毋宁说是与当世主流正相反对的。近20年来，教改的结果是加重了教育的弊病。相对于教育弊病的根源而言，各类文化论坛、国学班(北大、清华、复旦都有国学班，又有国学总裁班、少儿国学班，真正有价值的元素在“北京大学总裁同学联谊会”一面)，对于承接东西方思想精华(如本国的经学、二希文化的精义)，可谓杯水车薪、劝百讽一。

二、台湾通识教育与中国文化本位

台湾通识教育与欧美同步，在打通学科界限、倡导“人文主义”之后，可考虑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中体西用、融汇新知问题。1982年，台湾大学虞兆中校长提出，现代大学和传统儒家教育观一脉相承，学生人格养成应在学校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宜兰大学赵涵捷校长的治校理念是:达成上施下学的“教”，与因自觉而觉悟的“学”，进而推动全人教育，达成教学目标。这就与本国固有传统相承接。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像是生命，生命又像是文化。在内地提出“”的时候，钱穆提出了“文化大生命”的概念。类似这种理念在台湾社会教育中有明显体现。在内地，实际上不仅理科学生缺乏人文知识与素养，文科(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和理科(包括基础学科)都向职业化、功利化倾斜。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是在专业教育达到较高水平以后，进而打通学科界限;而内地大学教育传统门类的专业教育，还在下滑。台湾与内地的通识教育各自针对的当下问题不同。香港学者提出，通识教育的六项内容是:单元一: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单元二:今日香港;单元三:现代中国;单元四:全球化;单元五:公共卫生;单元六:能源科技与环境。内地达不到这个高度。内地教育由于市场的诱导，还陷在“利欲”、“本能”的圈子里，缺乏人文，缺乏理性，缺乏哲学，缺乏秩序。甘阳认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延续传统，“假如每天都没有延续性，都只在诞生新的东西，那就是没有生命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必须要存在于某种延续当中”。

问题是，延续什么呢?逊清以后，本国传统中断了。民国间，全盘西化的新派学者既中断了固有传统，又误解了西洋文明。现在，许多融汇了中西文明的民国时期的优秀成果，都没有继承下来，而“五四”、“新文化”的弊端却延续至今。那么，今天到底延续什么，反省什么，不可含糊而论。北大许智宏校长认为，北大的精神，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等，一代代传承下来。其实，其中许多已被模式化了的观念，大都需要重新反思。甘阳又认为:“中国的通识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让我们的教育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根基之中。这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具体是设置两门核心课程，一门中国文明，一门外国文明。问题是，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到底怎么讲?如学者指出的，“通识教育”观念起于西方，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或称古希腊时期的博雅教育思想。美国通识教育有一个核心，就是西方的人文经典，提醒人们，可以将中国的通识教育上溯到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思想。由此就有中西文明的差异问题。有学者强调，21世纪为“知识经济”的世纪，也是“全球化”与“科技化”的世纪。肯定地说，注重人文精神、文理工交融、全球通识、东西文化交融，都是有益的。但毕竟，“通识教育”的背景是欧美文化模式。

海岸论文范文第3篇

贸易关系持续期是国际贸易研究的前沿议题之一。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可以全面阐释贸易关系持续期，但已有研究多数是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对贸易关系持续期进行分析的［10］。生存分析方法最初产生于生物医学领域，主要用于研究病人或动物的生存时间。B．Tibor等首次将生存分析方法引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并运用生存函数研究了美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期的特点。生存函数是生存分析中的关键指标。为构建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的生存函数，在此令T表示海峡两岸某一农产品的贸易持续期，由于分析所选用的数据是年度数据。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非参数的Kaplan-Meier(以下简称“K-M”)乘积极限估计式来估计生存率。该估计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假定有n个独立的观测值，具体标记为(ti，ci)，i=1，2，…，n。其中，ti表示生存时间，ci为观测值i的指示变量。如果在考察期内某一农产品的贸易关系段中断，那么ci取值为1;如果在考察期内贸易关系段并未出现中断，则ci取值为0。令ni表示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长度至少为t的样本数量，di为在时期t终止的样本数量。

二、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的研究对象和数据处理

贸易关系持续期测度的准确性与产品数据的细分程度直接相关。如果运用宽泛的产品分类标准进行分析，往往会得到较长的贸易关系持续期，这是因为分类标准越宽泛，包含的产品种类越多，每一分类出现的概率就会越高［5］。相较而言，运用高度细分的产品数据更能反映产品层面的动态变化，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衡量贸易关系的持续期，但须注意分类标准的稳定性。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89－2013年HS-6分位层面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进出口的农产品，同时农产品的界定依据WTO的《农业协议》。具体包括HS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HS01～05章);第二类植物产品(HS06～14章);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HS15章);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HS16～24章)。文中数据全部来源于台湾地区“国际贸易局”的贸易统计资料查询系统。另外，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时须注意数据删失问题。数据删失主要是由贸易关系有可能开始于或者结束于研究期间之外而引起的。如本文设定的考察周期是1989－2013年，但却无法获知某一贸易关系是否在1989年前就已经发生，同样也无法预测某一贸易关系是否在2013年后依然延续，因此研究数据存在左右删失问题。如果忽略了数据删失问题，往往会导致贸易关系持续期被低估。关于数据的右删失问题，K-M法通过指示变量Ci能够进行有效处理，并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但对于数据的左删失问题，只能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直接舍弃左删失的观测样本，即剔除所有始于1989年的贸易关系段。因此，本文分析的贸易关系持续期最长为24年。

三、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实证分析

(一)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初步观察如前所述，贸易关系是指贸易双方从开始交易某种产品直至停止交易该种产品的状态，一段没有交易中断的贸易关系被称为贸易关系段，而贸易关系持续期则是指贸易双方从开始交易某种产品直至停止交易该种产品所持续(即中间没有交易中断)的时间，也就是指贸易关系段所持续的时间。表1反映了1989－2013年中国大陆向台湾地区出口“030269”等3种农产品的具体状况。以“030269”农产品为例，大陆在2003年、2005－2007年、2009－2012年都有向台湾地区出口，因而构成了3个贸易关系段，持续期分别为1年、3年和4年;对于“050210”农产品，大陆在1989－2013年一直有向台湾地区出口，因此只存在1个贸易关系段，持续期25年;而对于“071021”农产品，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形成2个贸易关系段，持续期为4年和12年。本文对检索的样本数据进行筛选计算，可得到中国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段总数为783个，去掉左删失的贸易关系段61个，获得有效贸易关系段722个;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段总数为1130个，去掉左删失的贸易关系段0个，获得有效贸易关系段1130个。表2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最长为24年，但有350个贸易关系的持续期仅为1年，占总数的48．48%。持续期为1年和2年的贸易关系共有431个，累计占总数的59．7%，也就是说有近60%的贸易关系持续期不超过2年。能够持续6年及以上的贸易关系共有200个，占总数的27．69%;而能够持续12年以上的贸易关系只有49个，仅占总数的6．78%。同时，表3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最长有22年，但有537个贸易关系在持续1年后就中断了，占总数的47．52%;持续期为1年和2年的贸易关系共有695个，累计占总数的61．5%;能够持续6年及以上的贸易关系共有265个，占总数的23．45%;而能够持续12年以上的贸易关系只有52个，仅占总数的4．6%。

(二)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估计通过表2、表3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无论是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还是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都明显偏短。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的特点，本文根据已构建的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生存函数，运用K-M法分别估算出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的生存率，结果见表4、表5。1．祖国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如表4所示，1989－2013年，大陆总体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持续期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4．47年和3年。分类来看，第一类农产品持续期的平均值最短，为3．19年;第三类农产品持续期的平均值最长，为5．07年。在4类农产品中，第四类农产品持续期的中位数最低，仅为2年。同时，从K-M法估算的生存率来看，大陆总体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在建立初期生存率较低，第一年后只有61．9%能够生存下来，这意味着近40%的贸易关系仅持续1年就终止了;6年后生存率降为37．4%;12年后生存率再降为32．6%;18年后生存率微降为31．8%。再就不同类别农产品而言，大陆各分类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生存率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第四类农产品的生存率最高，18年后为32．3%;第一类农产品的生存率最低，18年后为27．2%。这主要是由各分类农产品的产品属性所引起的。如第一类农产品为活动物、动物产品，产品保质期相对较短，储运难度相对较大，因而不利于贸易关系持续，生存率自然最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生存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但随着持续期的推移，生存率的下降幅度显著缩小。如持续期从1年延至6年时，生存率相应地从61．9%降为37．4%，降幅达24．5%;而从6年延至12年时，生存率则从37．4%降为32．6%，降幅仅为4．8%。根据K-M估计结果可绘制出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曲线图和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曲线图(因技术问题未刊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曲线图中的生存曲线呈现先陡峭后平坦、逐步下降的走势。这说明:一方面，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在建立初期生存率急剧下降，持续期主要集中于1～2年;另一方面，随着持续期的增长，生存率下降的走势趋于平稳，持续期越长的贸易关系越为稳定。因此，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即贸易关系建立并持续超过一段时间后，就倾向于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一结论与国内外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6，11］。根据生存曲线的走势可以推断，6年为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关系的“门槛值”。也就是说，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持续期若维持6年，贸易关系将趋于稳定，不易中断。2．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同样存在贸易关系持续期短的现象，甚至生存率还更低。根据表5的估算结果，1989－2013年，台湾总体农产品对大陆出口持续期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69年和2年。在上述4类农产品中，第一类农产品持续期的平均值最短，仅为2．67年;第三类农产品持续期的平均值最长，为4．42年。而从K-M法估算的生存率来看，第一年后台湾总体农产品对大陆出口生存率仅为59．4%，40%以上的贸易关系在1年后就结束了;6年后生存率降为32．3%;12年后生存率再降为29．2%;18年后生存率降至28．3%。细分不同类别农产品，第四类农产品的生存率最高，18年后为37．9%;第一类农产品的生存率最低，18年后为18．7%。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曲线图中的生存曲线也呈现先陡峭后平坦、逐步下降的走势，这既表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主要以短期为主，也反映出持续期较长的贸易关系的生存率趋于稳定，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同样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从生存曲线的走势判断，6年为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的“门槛值”，若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持续期维持6年，则贸易关系中止的概率很小。

(三)稳健性检验上述关于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分析是从HS-6分位产品层面的角度，并参考B．Tibor等的结论［2］，在将多重贸易关系段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互独立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针对产品分类的不同层次选取HS-4分位作为参照;针对多重贸易关系段选取第一个贸易关系段和只有一个贸易关系段作为参考，检验对比其统计结果是否发生明显变化。表6和表7的检验结果表明，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在HS-4分位产品层面比在HS-6分位产品层面略长。如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平均值在HS-6分位产品层面为3．69年和2年，而在HS-4分位产品层面则为5．02年和3年;第一年后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生存率在HS-6分位产品层面为61．9%，而在HS-4分位产品层面则提高为63．9%。这一变化验证了产品分类标准越宽泛，贸易关系持续期越长的基本规律。但无论是在HS-4分位，还是在HS-6分位下，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期均明显偏短，多数贸易关系仅持续1～2年。同时，选取HS-6分位第一个贸易关系段和HS-6分位只有一个贸易关系段的样本进行分析，所计算出的持续期的平均值、中位数和生存率虽比采用全样本分析的结果高，但并无明显差异。总体而言，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持续期仍然比较短。

四、结语

海岸论文范文第4篇

僵尸网络的危害。僵尸网络在网络中病毒危害性很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僵尸网络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攻击者通过不断发送僵尸指令，控制这些僵尸主机在特定的时间同时访问某些特定的目标，从而实现此目标拒绝服务的目的，从而造成DIDOS攻击。第二，攻击者通过僵尸网络向大量的僵尸主机发送指令，控制着它们不断的向一些邮箱发送垃圾邮件或者垃圾文件，而且能很好的将发送者的信息和IP地址进行隐藏。第三，在主机被僵尸程序感染之后，攻击者通过僵尸网络能轻松地将僵尸主机中的一些信息（包括主机中的一些机密、敏感信息如机密数据或者个人裸照、个人账号等）进行窃取。第四，攻击者通过僵尸网络做一些耗用资源和违法的事情，比如通过僵尸网络种植广告软件，通过僵尸主机存储大量的违法数据、搭建虚假的网站从事网络钓鱼等活动。总之，僵尸网络病毒危害性巨大，对网络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黑客通过对几天僵尸服务器（即僵尸程序的主机）的控制，从而遥控成千上万的僵尸主机，从而展开攻击。

僵尸网络的防范措施

面对僵尸网络的威胁，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对僵尸网络进行样本搜集、数据特征分析和侦测、追踪以及清除。提升僵尸网络的防范能力。各步骤的具体对策如下：

1提升用户防范意识，设立主机防火墙。由于僵尸网络传播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用户无形中的参与，比如点击具有链接病毒网络的网址，打开携有僵尸程序的邮件等等。这些都跟用户的主观操作有关。因此，要想对僵尸网络进行有效的防范，首先的树立网络防范意识，用户必须在主机中设立防火墙，安装防毒查毒杀毒软件，对于那些跟自己没多大关联的信息尽量少点击，加强他们对病毒飞防范意识，在僵尸网络传播上就让其受挫，让其无门可入。

2搜集僵尸网络样本，查询僵尸网络控制者。擒贼 先擒王，要想完全消除僵尸网络，就必须对僵尸网络的发起者或者僵尸程序制造和者进行控制。只有对他们进行了全面清除，才能有效控制网络上僵尸病毒的传播。而首先就必须根据僵尸网络的特征和性能进行样本收集和分析，通过对僵尸网络样本探究僵尸网络的特征，从而查询僵尸网络的来源。样本搜集的主要途径可以采取：在网络中设置许多蜜罐系统，对网络中的僵尸程序进行扑捉，以获得样本，对这些样本再采取蜜网测试和逆向工程进行分析，探究其行为特征并加以入库，其中的逆向工程主要是对僵尸程序进行反汇编处理，从而得到僵尸网络的数据类型、服务器地址、攻击目标、传播方式等等。为下一步对僵尸网络进行地毯式清除做好准备。

3测查僵尸网络的行为特征，加大对僵尸网络的追踪。僵尸网络形成之后，攻击者往往会对僵尸主机中的信息进行窃取，因此，每个主机必须一个系统的有效的病毒识别防范对策，定时和不定时地对主机进行病毒检测，检测主机中是否存在僵尸网络病毒的行为。首先，主机可以通过恶意软件收集器对僵尸网络程序样本进行收集和识别；其次，通过入侵检测系统对僵尸网络的数据类型、服务器地址、攻击目的、传播方式等行为特征进行检测；最后通过病毒跟踪系统软件对这些僵尸程序或者僵尸网络进行跟踪，提醒那些被攻击的主机，提高防范意识，同时追踪僵尸网络服务器，报警抓获僵尸程序制造和者。再者，其实可以将这些检测、追踪、分析等步骤进行整合，建立一套僵尸网络病毒查杀软件，从侦测僵尸网络、分析其行为特征到对僵尸网络的追踪和对服务器的查找，进行一条龙式的服务。

海岸论文范文第5篇

1.工程基础教育。以专业工程学导论、工程基础理论、工程基础实践为核心建立工程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分为大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基础两大模块。大类专业基础是以培育工程人才在大类学科专业领域中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目标的理论和实践类课程，主要包含：数学、物理、工程图学、工程力学等课程。专业基础模块是以培育工程人才在港航工程领域中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树立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目标的理论和实践类课程，主要包含测量学、工程材料、钢筋混凝土结构学、河流动力学、海岸动力学、工程水文学等有关专业基础课程，并结合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使学生深化工程基础理论的实际应用，具备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多种技术和现代工具，及结合实验、分析、计算等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训练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独立工作能力。

2.工程专业教育。以港航专业的课程群理论与工程实践、专业综合性工程实践和毕业设计为重点，使学生深入学习本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知识，培养该专业领域所必需的工程应用和科学研究能力。其中，各类工程应用与实践课程大部分是安排在企业以工程科学研究训练为载体的工程专题课程和工程实践。以合理安排港航专业课程群为基础，使学生以工程基础课程的学习为基础，构建本专业的整体知识框架，熟知并能应用港航工程建设领域的系统知识，形成专业知识复合，逐渐养成从项目要求、工程规划与设计、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和维护整个环节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创造性的思维素养，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企业工程实例紧密联系，合理安排独立的课程设计、实验课程和课内实验，以校内各实验室为依托进行基本的技能训练。此外，企业工程实践层次设置了认识实习、企业文化实践、企业工程综合实践、水运工程施工课程设计、毕业生产实践和毕业设计六个环节，共21.5个学分，总36周学习时间。素质拓展包括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公益活动、文艺体育及社会工作等活动，素质拓展学分获得不少于10学分。

二“、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

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进行，河海大学与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申报了教育部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培养计划企业实践部分内容将主要依托该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进行。

1.认识实习。认识实习是专业教学中的第一个实践性教学环节，由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现场参观、讲解、观看录象、讲座等教学形式。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充分认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的重要性，了解本专业具有理论与实际不可分割的特点，开阔和增强对本专业知识领域的全面性、综合性的认识，通过现场讲解学习了解码头、防波堤、船闸等各种水工建筑物的作用、型式、布置、结构类型、组成和构造等，以及各种水工建筑物的施工技术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初步形成感性认识，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认识实习实践安排在第5学期期间及假期，时间为1周。

2.企业文化实践。企业文化实践主要是开展企业文化和职业生涯教育、团队意识教育和训练，通过企业文化实践环节，学习企业的先进技术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培育学生团队合作交流能力、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企业文化实践安排在第7学期期间及假期，时间为7周。

3.企业工程综合实践。企业工程综合实践是在学生完成了本专业的全部理论课程之后，再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进行专业综合性工程实践训练。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的施工、管理等部门采取跟班工作或代岗工作方式，对工程实施过程管理、质量控制进行学习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安排具有工程师资格的现场人员作指导教师，通过基于项目、案例等多种研究型的学习方法，锻炼学生运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企业工程综合实践安排在第7学期期间及假期，时间为10周。

4.水运工程施工课程设计。在学生了解和熟悉施工机械、施工技术、施工组织设计、工程管理和工程估价等方面的概念后，在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结合企业工程综合实践成果，针对某一实际水运工程，编制完成该工程的施工组织方案，并优化施工工期，完成工程预算等工作。通过本模块学习，使学生真正了解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独立完成实际工程的施工组织方案设计，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水运工程施工课程设计安排在第7学期，时间为2周。

5.毕业生产实践。毕业生产实践是在学生全面完成理论课程学习之后，对某一具体工程项目的综合训练和实践，主要由工程实践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完成。结合公司承担工程项目情况，并根据学生意愿，安排学生进入某一具体工程开展具体的现场实践操作，加深学生对于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生产实践安排在第8学期期初，时间为3周。

6.毕业设计。毕业设计依托企业的工程应用实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与训练，毕业设计题目和内容由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设计指导采取双导师制，在企业完成。其主要内容为结合企业承接的工程应用项目，完成相应的水工建筑物设计。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和答辩过程，锻炼学生独立从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设计和施工管理的能力，以及归纳总结、论文撰写等方面能力，同时训练学生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培养良好的工程概念和创新精神，形成针对具体工程问题的基本研究能力，达到卓越工程师的基本要求。毕业设计安排在第8学期，时间为13周。

三、结论

海岸论文范文第6篇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计算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现代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

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网络、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规律、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

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现代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鉴于黄河三角洲海岸线不断依退所带来的国土面积减少、陆上设施受到威胁甚至破坏、对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条件的毁灭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此外，长江三角洲、珠江口及珠江三角洲的海岸开发、滩涂围垦和岸滩保护及整治工程对水域影响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以主要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海岸带地区以及主要海域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拟系统。与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一样，将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与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针对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由于发展经济带来的海域环境水污染的恶化、海洋自然灾害（台风、巨浪、风暴潮、地震、冰害、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工程建设所引起的海洋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数字手段统一地加以处理，建立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将会是决策部门进行宏观决策和具体规划时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海岸论文范文第7篇

西方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建较早，其模式大致可分为FH模式、CBE模式和TAFE模式。德国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建立的应用科技大学(FH)作为一种高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传授、面向实践的教学及学生面向应用的研究、发展和技术转化能力的训练有机结合，首次提出了所谓的“3+1”培养模式；“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CBE)主要在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较为广泛运用。CBE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以职业综合能力为基础、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TAFE即“技术与继续教育”。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纵观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发现西方教育与企业和实际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实践实习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教学计划及课程设置以实用为目标，重视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建立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岗位群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其二，重视开展“发现教学”，鼓励创造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其三，注重将企业实习纳入大学课程，重视实验和实践性教学。我国近几年也涌现出了一批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成果，研究涉及的学科有工科、理科土木工程类、机械类、化工类、食品科学、生物医药工程等。但是关于如何加强生物类包括生物工程类本科生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及教学手段、教学管理等相关研究尚不多见。而且，由于各高校发展方向不同、所处地域经济发展类型不同，即使同一专业其专业方向设置、师资结构等都有差异，因此在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时应在国家教育规划大方向指引下结合自身特点构建适合的培养模式。

2生物工程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探索

烟台大学是一所教学研究型的地方性普通高校，其生物工程专业由原来的发酵工程专业演变而来，期间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援建指导，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发展有海洋生化工程、生物制药和微生物与发酵工程三个方向，所设置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基本沿用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的培养方案。但是随着生物工程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学校资源限制及目前的政策、评价体制等原因，使得在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下，我校生物工程类本科生不能很好的达到应用型本科人才应具备的创新性、能力性、复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因此如何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和区域经济特点，探讨“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强创新”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式是当前高校尤其是地方普通高校生物类专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我校经过3~5年的探索，从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先后对生物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了两次修订，在不违背教育部总体培养方案的原则下，结合我校本专业实际情况，从课程体系、教育模式和实践教学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1“重实践性、增加灵活性”课程体系的重构传统的培养方案中，学生在第7学期仍是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的专业课学习。虽然也设置了科研技能课能实践环节，由于课堂教学占据了学生大部分时间，因此学生真正参与科研实践的时间很少，达不到培养的目的。同时，由于我校与中科院海岸带研究、中科院海洋所等都有密切的交流，而中科院所由于项目多，学生少，因此他们非常希望我们专业三、四年级的学生能够去他们那里做实验，如果是这样，也正好可以弥补目前我校本专业教师承担应用型项目较少和实验室紧张的不足。但是，由于第6~7学期的课堂理论课占据了学生大部分时间，使得学生不能拿出整块时间去做实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新的培养方案中，尝试增加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的选择自有度，引入“创新学分”和“课外学分”，通过学校与合作单位签订合同，发挥我院教师与海岸带研究所、海洋所等中科院系统长期合作的优势，探讨资源优化、互惠互利、学分互认的可操作性，加强学生应用型能力培养平台建设。这样学生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直接参与科研实践，又能保证修完学分，并能很好的将理论课与科研实践结合，达到活学活用的目的，加强创新、创业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2.2教育方式、教学手段的优化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其他高校专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我们通过优化组织教育过程，打破旧有的教与学的组合形式和封闭的教学局面，探索“开放式教学体系”、“发现教学”、“流动教学”、“仿真教学”等教学方式及“项目驱动式”、“研讨式”等教学手段的实施及应用。比如，《厌氧发酵工艺学》、《抗生素发酵工艺》等一些工艺学课程，如果仅简单的在课堂上讲授课本上的文字，会枯燥而抽象，学生印象不深。我们在教学中采用计算机模拟仿真软件，可以在课堂上直接给学生演示整个工艺流程，学生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己操作整个工艺过程，达到极好的教学效果。一些前瞻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如《酶工程》课程当中“酶的应用”部分，课堂授课打破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采用“研讨式”教学手段，先将学生分成小组，规定好讨论的题目和大纲，然后让学生以小组研讨形式通过文献查阅、整理，获得相关题目的资料，整理成课件，最后每组派出人选在课堂上进行汇报。“研讨式”教学模式可以很好的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锻炼其文献查阅、整理、课件制作和汇报等实践能力。“流动教学”是指针对每门课的具体授课内容，可以灵活授课地点（备注：一般高校教学规定课堂理论教学地点在计划下达时已经给定，一般是不允许随意换的），结合实物操作给学生做讲解，甚至让他们操作，这样也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如《生物工程设备》课中关于发酵罐的内容，虽然老师们的课件里都会有发酵罐的构造图，但是这样的讲解仍然会很抽象，如果这堂课的内容能灵活搬到实验室让以一台发酵罐实物为例来讲，甚至让同学按流程操作，那么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自然会增强。“项目驱动式”教学则是要求承担科研项目的老师在授课时，能够结合授课内容，加入自己科研项目的成果，以启发、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3多层次、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途径实践环节的教育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极其重要。目前现行的生物工程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第四学期的认识实习或安排在第6学期末或第7学期初的生产实习，有些院校还会针对三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科研技能课作为选修实践课程。但是，由于一方面扩招带来学生数量较多使得集中实习时一个工厂难以容纳；另一方面工厂现在都是大型连续化生产，要求生产连续稳定，同时从安全管理角度考虑，多数企业不愿也没有能力接受太多学生到车间实习，因此学生实地考察时只能看不能动，缺乏上岗操作的机会，使得实习环节多数流于形式，无法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针对目前实践环节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内外其他大学成功的经验，我们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即打破传统学生在统一时间以统一的模式到工厂实习的实践教学模式，以加强原有课程设置中的实习、实践环节为基础，探讨增加“创新实验课”、校内实习基地（开放实验室）、校企联合培养等多个途径来构建从课堂内系统的、综合性的实践技能训练到课外的自助式开放实验、专业素质拓展训练和校外实习相结合的实践培养体系。

首先，调整培养方案，将理论教学全部安排在前六个学期，将生产实习环节和毕业论文（设计）相结合，集中在第7~8学期完成，这样学生就会有更多相对集中地时间更好的完成实践任务；其次，打破实习只有几个相对固定的老师指导的模式，鼓励本专业所有老师提供实习岗位和要求，并将提供的岗位分为“生产型”和“研发型”，让学生结合自身的就业目标进行选择。这样虽然教学管理会繁琐些，但是学生可以被分流到更多的实践岗位上，人数减少，实习时间增加，企业也愿意接受。同时，还增设了“创新实验课”和“开放实验室”项目，即，请在科研、生产方面有经验的老师结合自身的研究课题，提出创新实验项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答辩、申报，申请立项，如果获批学院会提供相应的经费和实验室，供学生进行创新研究。并且“创新实验课”和“开放实验室”项目不仅可以在本校完成，还可将其推广到与我院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中科研相关院所，所修学分互相认可，使学生收益匪浅。以上所有实践环节都可以和学生的考研、就业和最后一学期的毕业论文（设计）紧密关联，也解决了传统培养方案中第八学期的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由于时间短（一般学生在实验室的时间只有2~2.5个月），出现流于形式，达不到培养目的的问题。

3结束语

海岸论文范文第8篇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以来，沿海省市把发展海洋经济提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并且成为新的经济支撑点。对于天津，发展海洋经济是突破目前经济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天津市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市”的目标。本文利用SWOT分析法，在对天津发展海洋经济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综合管理、海陆联动、资源环境、科技研发和融资服务五个方面提出了天津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决策，以期为天津建设“海洋强市”提供对策建议。

关键词：

SWOT分析；海洋经济；海洋强市；战略决策

一、引言

目前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活动日趋活跃，竞争也日趋加剧。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陆域资源矛盾越来越突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解决陆域资源矛盾的有效途径。针对这种情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就建设“海洋强国”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可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新的战略部署。目前，天津经济增长主要靠“八大优势产业”来拉动，2014年“八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天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89%，而“八大优势产业”中涉海产业不多。天津发展面临着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瓶颈，天津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必须从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做文章，在未来一段时期，尤其是整个“十三五”时期，天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海洋。2013年天津成为全国第五个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区，在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海洋强市”的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天津在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市”过程中所面临的形势，本文借助SWOT（SWOT分析法又叫态势分析方法，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AlbertHumphrey提出的一种战略选择方法。即内部优势（strength）、内部劣势（weakness）、外部机会（op-portunity）和外部威胁（treats））分析方法进行全面剖析，在综合考虑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基础上，提出天津建设“海洋强市”的最佳战略。

二、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S）1.地理位置优越，陆海联运条件好国内方面，天津自古就是京畿门户，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经济带的交汇点，并且处于大陆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区域的中心位置。天津依托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对内拥有200多万公里的广阔腹地，不仅成为连接大陆南北方、东西部各省市的重要通道，也是大陆北方各省市重要的出海通道。国际方面，天津面向东北亚和亚太经济圈，不仅是亚欧大陆桥距离最近的东部起点，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交汇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天津桥头堡作用明显。另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天津的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等几大战略机遇的叠加，天津将成为连接日韩、亚欧和内陆腹地的新平台，成为国际贸易的新通道。2.海洋经济历史悠久，产业基础较好天津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海水制盐方面，天津长芦塘沽盐场从古至今就是我国重要的一个海盐出产基地，目前，天津长芦塘沽盐场已经成为我国大型海盐生产重点骨干企业。另外，天津的海洋化工业也比较发达，是我国近代海洋工业的摇篮。天津的永利碱厂是我国创建最早的制碱厂，开创了我国制碱工业的先河，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成为我国首次出口海外的化工产品。天津的海水淡化利用也处于全国先进水平，我国第一座海水淡化装置就是在天津建成的。天津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沿海其他省市相比处于前列，2014年天津市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达到5027亿元，海洋经济总体规模和沿海其他省市相比不算大，占当年全国海洋GDP的8.39%，但是其占天津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超过3成，在全国沿海省市中占比最高。单位海岸线产出规模为32.79亿元，位居全国沿海省市的前列。另外，港口运输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产业和石油化工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天津港已经成为我国北方第一大港，2014年吞吐量突破5.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400万标准箱。3.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产业门类齐全天津地处渤海沿岸，而渤海自古就有“天然鱼池”之美誉，盛产各种海产品，天津海洋资源拥有量相对于其他沿海各省市比较丰富。首先，天津港口资源实力超群，港口岸线占全市海岸线长度20%，天津港已经成为我国北方第一大港，其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目前天津港辐射带动面积占我国面积的52%。2014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名列世界第四，超过5.4亿吨，目前与天津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超过180多个，港口超过500个。其次，天津的海盐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主要的海盐产区之一，目前天津拥有的盐田总面积为27277公顷，在沿海各省市中位居前列，2013年天津海盐产量为152.18万吨，在沿海各省市中仅次于河北位居第二位，长芦塘沽盐场古今闻名。再次，天津的海洋油气资源丰富，已经探明的海洋石油地质储量40亿吨，海洋天然气地质储量1500亿立方米，在全国名列前茅。2013年海洋原油产量2634.68万吨，位居全国第一位；海洋天然气产量261682万立方米，位居全国第二位，目前天津的大港油田和渤海油田是国家重点开发的油气田。另外，天津市海洋产业门类齐全，按照《海洋及其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天津市具有12大主要海洋产业中的11个，海洋产业链条完整度在沿海省市中位居前列。4.科研和教育资源雄厚，技术领先天津海洋经济科研和教育条件实力雄厚，海洋科研方面，天津目前有涉海科研机构14个，从业人员共计2646人，在全国排名前列；2013年完成涉海课题数723项，发表涉海课题论文共计888篇；在海洋工程、海水淡化、海洋环境、导航通信等方面拥有发明专利总数153件；涉海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投入分别为1549人和696242千元。海洋教育方面，有包括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在内的12所高校或机构开设有涉海专业，其中教职工人数达到15865人，专任教师10688人；拥有涉海专业博士点5个、硕士点11个，本科和专科点分别为12个和13个。

（二）劣势（W）1.海洋经济规模有待扩大2013年，天津市海洋经济总量为4554.1亿元，在全国五大海洋经济示范区中规模最小，与海洋经济规模最大的广东相比，仅是其总量的40%，天津海洋经济总量有待进一步提高。2.海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2013年，天津市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2∶67.3∶32.5。海洋第二产业占比过高，在国家五大海洋经济试验区中排名首位，其中海洋油气业占比40.8%，这表明天津海洋经济发展主要以能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主要以滨海旅游为主，在五大海洋经济试验区中排名最后，低于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的广东18.2个百分点，这表明天津海洋高端服务业发展缓慢。3.政府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天津市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海洋开发主管部门，无法建立起对海洋发展的战略管理。目前，天津市发改委、滨海委、海洋局都有海洋经济综合管理职能，而市交委、市农委、市经委等部门又有各自分管的海洋经济专项管理职能。现在迫切需要建立天津市海洋开发主管部门，专门负责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各方主体的分工、协调，尽快建立起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和长效机制。

（三）机会（O）1.蓝色经济发展时代来临21世纪被称为海洋的世纪，国际方面，目前世界上很多沿海国家都把发展海洋经济列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沿海各国应对陆域资源短缺的新举措。美国已经把争夺海洋资源的触角深入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日本早在2007年就通过了“海洋立国”的发展战略，俄罗斯、韩国、欧盟等都出台了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国内方面，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报告指出，我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国际国内环境为天津市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机遇。2.成为海洋经济试点区，确立“海洋强市”发展目标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天津成为继山东、浙江、广东和福建之后全国第五个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区，一方面使得天津海洋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也促使天津市政府加大对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力度。《规划》中明确了天津建设“海洋强市”的目标，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海洋强市”。天津成为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区以及建设“海洋强市”目标的确立为天津市发展海洋经济迎来难得历史机遇。3.天津“五大战略机遇”叠加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使得天津海洋经济发展迎来难得机遇，因为海洋是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天津自贸区获得批复，作为海洋经济发展重要资源的天津港和东疆港保税区将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另外，天津港不但是自贸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还处于“一带一路”交汇点上，这样天津自贸区可以很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去，这就使得天津海洋经济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天津可以把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作为三地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确立有利于推进海洋经济的创新发展。

（四）挑战（T）1.天津海岸线短、海域面积小、近海资源稀缺目前天津海岸线长度为153.669公里，海域面积为2146平方公里，无论是海岸线长度还是海域面积在我国沿海省市中都排名最后。在全国五大海洋经济示范区中，天津海岸线长度仅相当于排名第一浙江省的2.3%，海域面积仅相当于排名第一广东省的0.5%，这就造成了天津近海海域资源相对稀缺。天津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克服海岸线短，海域面积小带来的挑战，大力发展海洋服务业，促进海洋经济往产业链的高端延伸。2.天津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环境瓶颈挑战首先，天津处在渤海湾的湾底，生态环境本来就很脆弱，再加上近年来滨海新区开发以及工业的快速发展，陆源排污量增幅越来越大；其次，自然灾害包括赤潮、风暴潮等时有发生。根据2014年《天津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天津海域本年度发生自然灾害复合型赤潮一次；海域鸟的种类有减少现象；湿地水体呈现中度富营养化态势；近海海水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北塘大沽排污河和子牙新入海口邻近海域环境状况无明显改善，均不能满足周边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永定新河、蓟运河、潮白新河水质类别为劣V类，主要污染物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总氮。3.区域间海洋经济发展竞争加剧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发展战略，全国沿海各省市都把海洋经济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非常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总体来看，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先天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和海域面积远超天津，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从环渤海区域来看，辽宁、山东和河北等省市政府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精力，进行战略部署，给予强大的政策支持。青岛、大连提出的目标是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山东省提出了建设蓝色海洋经济区，大力发展海洋绿色经济；辽宁省提出加快发展沿海五点一线海洋经济带；河北省在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也进行了战略部署。天津虽然有天津港这一北方第一大港，但是环渤海区域内的大小港口有三十多个，这就使得相互间在货源、腹地方面存在竞争力。

三、加快天津建设“海洋强市”的对策建议

（一）统筹规划，强化海洋经 济发展的综合管理目前天津市发改委、滨海委、海洋局都有海洋经济综合管理职能，而市交委、市农委、市经委等部门又有各自分管的海洋经济专项管理职能。发展海洋经济是系统工程，迫切需要一个综合管理部门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实现海洋经济不同部门、不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出台海洋经济发展政策；做好顶层设计，加快制定海陆联动经济发展计划。

（二）实施海陆联动发展，以陆促海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天津发展海洋经济有着先天的不足和差距，天津自身的海岸线比较短，海域面积小。另外，海洋资源与陆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域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与保护问题、港口发展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协调与平衡问题等都是天津海洋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问题有效解决途径就是实施海陆联动发展战略，将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和陆域资源开发与利用结合起来统筹规划，以陆促海。要加强海陆生态环境联动保护，建立海陆联动环境协调机制；加快海陆基础设施联动建设、海陆资源要素联动配置；构建海陆统筹的港口集疏运能源保障、水资源保障、防灾减灾等网络，实现海陆产业联动发展。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发展海洋经济必须以资源和环境为依托，但是随着近年来天津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针对当前局势，天津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需转变发展方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利用资源环境倒逼机制，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往中高端方向发展；其次，全面实施海洋生态保护，尽快建立一批有天津特色的海洋生态保护区，对海洋资源进行保护。另外，要加强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因为京津冀同处环渤海，三地可以建立海洋生态环境协调机构，共同维护环渤海的海洋资源。再次，要加强陆域污染的控制，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工业化发展，陆域排污越来越严重，应建立陆域入海排污许可证制度，实现对陆域排污总量控制。最后，加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提高环境检测和预防的科技手段。

（四）提高海洋经济技术含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坚持科技兴海战略，加快聚集一批涉海科研机构，围绕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技术，进行重点突破和攻关，加快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首先，提高海洋科技服务水平，培养一批海洋科技服务型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发中心，推进海洋重点领域的建设；吸引一些部级和世界级的海洋机构进驻，确定重点研究方向。其次，鼓励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涉海研发中心，提高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吸收；建设海洋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产学研的有机结合，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再次，加快海洋经济信息服务建设，搭建物流信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实现港口、航运、物流、监管等信息共享和应用体系；推广电子数据交换、自动分拣等现代物流业技术；加快“智慧海洋”建设，运用工业大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海洋资源共享、海洋活动协同。

（五）提供多元化、多渠道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融资服务方式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目前存在涉海企业融资难、涉海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不够等情况。对此，首先，要大力培育和积极引进各类涉海金融主体，比如发展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和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涉海业务，可以提供海洋保险、海洋担保等产品，努力将天津建设成为涉海金融主体聚集地。其次，鼓励发展涉海直接融资服务，比如，涉海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形式来解决资金难问题，涉海企业还可以通过联合兼并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产，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开展融资租赁等业务。再次，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涉海产业流动，通过信托基金、创业基金等方式为海洋经济发展拓宽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4[J].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2]天津市海洋局.2014年天津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Z].2015.

[3]天津市海洋局.天津市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Z].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