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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论文范文

管理科学论文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家长的教育方式欠妥当某些家长受自身条件制约,没有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他们要么一味地顺从、溺爱,孩子犯错也不说不管;要么过于严厉,对孩子非打即骂;要么只顾着忙事业,忙工作,把子女扔给祖辈,或是放任自流。有的父母无法给孩子起到好的榜样作用,只要求孩子,对自己却放松要求。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与教育方式是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有些学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得其他学生受表扬;有的学生缺乏责任感,不参加集体活动,也不爱护集体财产;有的学生在家长的高压下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没有安全感。当教师和家长对其进行教育时,这些学生就会有很强烈的抵触心理,表现在日常行为上就是旷课、打架、说谎等,加大了班级管理的难度。

(二)学校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我们对学生进行教育与管理的根本目标就是让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以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是,在很多学校中,教师和学校领导仍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智育上,他们不注重道德教育,也不将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放在心上,认为这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完成的项目。教师把课外活动取消了,以足够多的习题去消磨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得学生都成了习题的奴隶,个性发展无从谈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学校行政部门在对班主任考评时是以学生的分数为准的,这就间接地导致了教师管教不管道,教书不育人。

二、优化班级管理的对策

(一)以科学的理念管理班级在班级管理过程中,教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这里的“人”就是学生。我们要以学生为中心和根本,一切围绕学生的发展而展开,真心地关爱学生,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张扬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关爱学生首要的就是关爱学生的内心,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受年龄影响,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育都不太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发展,仍然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他们对于教师的关爱有着很大的需求。班主任要多学习一些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技巧,巧妙地接近学生,真心地关爱学生,以朋友的身份与学生相交,以师爱温暖他们的内心。沟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走入学生内心的途径,也是教师了解学生的一块敲门砖。在组织教学活动或是执行各项工作任务时,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是因为班主任与学生相处的时间最多,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学生会不由自主地模仿班主任的一言一行,并逐渐向班主任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二)推进班级民主制的进程班级民主,一是在选拔班干部时要民主,全民投票,选出大家心中的班干部,并放手让班干部锻炼。二是要引导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班干部做得不好、不到位的地方,全部学生都可以向教师提出,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班级管理之中。

(三)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班主任对小学的评价一定要科学。评价一是要突出发展性、鼓励性。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和良好人格的养成。意识要全面评价学生,允许学生有偶然的错误发生和存在,注意维护学生的自尊心。二是要以动态评价取代静态评价,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高校科研工作既包括学院教师从事科学研究,还包括相应配套的科研管理。其中,科研管理工作包括制定发展规划、举办科研讲座、参加国内外科研会议、召开科研工作会议、组织项目申报、统计科研成果、组织科研成果奖励申报、推广科研成果应用、组织科研成果出版、管理科研经费、整理科研档案等。目前,京津冀地区共有独立学院32所,其中北京5所、天津10所、河北省17所。笔者逐一登录了以上32所独立学院的官方网站,发现大多数学院都将科研工作归属于教务部(处)或国际交流部(处)管理,很少单独开设科研部(处)等专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部门。这种现象一方面因为独立学院淡化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将重点放在教育教学上;另一方面因为上述院校的科研管理工作制度还不完善,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不强,科研成果还不够丰硕。通过各独立院校官方数据、教师同行交流、全国性科研管理工作及学术会议、文献资料等多方渠道,本研究以某独立学院为例,对其科研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内部规律挖掘。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2010年之前独立学院科研成果逐年迅速递增,2010年之后科研成果数量有所减少,这跟我国民办独立学院发展大环境有关。2010年之前是独立学院高速发展时期,企业投资力度大,学生生源充足,每年大量招聘新教师,科研力量充足;而2010年以后由于学生生源较少,很多公办本科院校的招生数量都有所下降,独立学院面临较大的招生压力,生源缺乏,企业投资力度减少,造成教师待遇及福利下降,部分青年科研骨干教师流失,这是造成科研成果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另外,科研奖励制度及工作量的折算体系不合理,也挫伤了部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二、独立学院科研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32所独立学院的发展现状,现将其科研及科研管理方面的特点总结如下。

1.、专著出版及项目主持档次偏低近年来,独立学院教师的数量在增多,但基本处于较低层次,发表在各学科权威和顶尖的国内外刊物上的学术论文数量很少,引用率普遍较低。从的类型来看,外文期刊较少,中文刊物较多。这些均反映出独立学院教师基础型和应用型科研能力有待提高,专业外语能力有待加强,缺少国际化科研视野和勇气。相较与教材教程,专著在出版作品中所占比例过低。教师主持的多为地方项目,在体现水平和实力的部级科研项目中,只是作为项目参与人或从未参与。

2.缺少学术型科研项目和横向项目独立学院多为教学型,即使开展科研,也多与教育教学紧密相连,绝大多数都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教学改革课题或项目,缺少学术类专业性强的科研纵向项目。同时,独立学院也很少与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应用型横向项目。

3.缺少独立申报科研项目的渠道鉴于学校性质与级别,很多独立学院都缺少独立申报部级或地方科研项目的渠道。尤其是限额申报的项目,名额大多分配给各大公办院校;大多地方项目或课题管理部门在通知时,也没有向所管辖的独立学院下达组织申报的文件。如此一来,独立学院只有通过校本部进行申报,或必须通过及时关注信息并主动联系,难免错过许多项目申报的机会。

4.项目立项获批率低在各级项目课题申报中,独立学院的立项率低。这一方面是因为学院教师以青年教师为主,学术专业能力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科研设施不足,科研氛围不够浓厚,科研能手缺少也使得独立学院在纵向或横向项目立项获批中处于劣势。

5.科研时间少独立学院师生比普遍不高,教师教学任务重,教学压力大。因此,教师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繁重的教学中,几乎很少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部分教师为了评职称才勉强或参与项目。

6.科研经费不足由于独立学院是由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创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实施的本科学历教育,学校大部分经费都用于教育教学、教师聘任、校园建设及举办活动等,用于学院科研管理、教师科研、参加会议、举办讲座等教学及科学研究的经费非常有限。

7.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对于科研工作的不重视,也表现在缺乏完善的科研制度。大多数独立学院只有简单的《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缺少既结合学院发展现状,又具有一定高度的包括科研发展、科研激励、经费管理等在内的全面合理的科研管理制度。

8.科研资料匮乏部分独立学院图书馆内藏书过少,期刊书籍陈旧,学科覆盖面少,很难满足广大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需求。在电子资源方面,也有一些院校没有投入经费购买中国期刊网、万方、维普、EI、SCI、SSCI等国内外论文数据库,从而在学术更新、国际化视野上落后于其他院校。

三、解决方案

针对科研这块短板,各独立学院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做到点面结合,注重实效,凝聚优势,切实提高。

1.提高科研质量提高科研成果质量是目前独立学院科研发展的重中之重。科研质量的提高表现在提升论文质量和数量、提高专著出版比例和提高项目级别、立项总数和立项率等方面。例如,科研项目申报从来都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只有自身不断提高,才能在科研领域处于有利地位。独立学院教师可通过联合校本部或其他科研实力雄厚的兄弟院校,共同进行科研。

2.发展横向项目发展横向课题要注重社会需求,注重学院与企业共赢发展。对于横向项目课题,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通过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联系,在企业中建设研究实践基地,从实际项目开发中为教师提供教学科研经验支持。

3.提高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独立学院自有教师多为青年教师,提高青年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是推动学院科研发展的关键。青年教师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多种渠道,积极开阔学术视野,加深对国内国际前沿学术动态的了解。学院应不断优化科研环境,为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持与保障。例如,邀请有关专家来我院作项目专题报告,解析部级、省部级等项目申报的注意事项,分享项目申报的宝贵经验;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行讲座、研讨对话等活动,增进国内外学者与我院教师间的交流;定期举办“青年学者论坛”或“科研沙龙”等活动,为青年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提高科研能力,成为学院的科研生力军。同时,独立学院科研部门还可依托国际交流部门与国外大学建立的合作项目平台,根据需求,每年委派数名一线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外大学进行学习与交流,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研理念与研究方法。除了按照科学的安排进度撰写论文、专著外,在项目方面,应通过对科研项目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如在科研项目的立项、计划、执行、结束各个阶段中时间和成本的控制、人员组织的管理及文档的记录等,有效促进科研工作者将自己的科研能力转化成科研成果。

4.减轻教学压力学院各系部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一定计划,给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教师减少教学任务,并基于科研制度将科研成果折算为教学工作量,为其潜心研究提供时间保证。

5.打造高素质科研梯队我国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要求,“要大力开展基层科研团队形式及其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推动高校创新科研团队模式,大力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科研梯队是从事科研的核心力量。创造力作为产生新颖性和有用性想法的能力,是科研团队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决定性因素。团队创造力是“团队成员集合起来产生创造性想法和成果的能力”。因此,独立学院各系部都要打造自己的专业科研梯队,培养团队创造力。学院可充分发挥自有骨干教师、外聘教师,尤其是特聘客座教授的模范带头作用,有针对性地进行整合,努力建设3-5个人员与结构相对稳固、有竞争力与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为青年教师成才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6.建立健全科研管理制度,不断加大科研投入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制度,是科研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学院要为科研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加大投入,鼓励教师们积极争取,平等竞争。具体来说,学院应将把科研成果细分纳入评价体系,作为教师职称评定、晋级奖励、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对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成果实行差别化的奖励措施,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奖励,及各种形式的精神奖励,以鼓励教师们多获得较高级别的科研项目。

7.建立科研电子平台京津冀地区的32所独立院校中,设有科研相关网页的不到三分之一,专门建立科研管理部门,开设科学研究网页栏目的更是少之又少。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独立学院应设置属于科研的专门网络窗口,包括科研管理系统,便于及时通知等各类信息,也方便教师进行资料下载及在线申报等。“除了后期的升级和维护外,科研管理系统还要考虑和其他管理系统的融合”。

8.以服务意识为主线、推进完善科研管理就独立学院科研管理人才的现状看,无论是专职科研管理人员,还是兼职科研管理人员,真正科班出身的微乎其微,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科研管理人员要加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熟悉科研中的各个工作流程,了解项目内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具有规律性的经验,以便总结提高,在学院项目申报工作中真正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同时,科研管理人员还应熟悉学院教师的专业强项,做到精细化管理,以“为广大教职工服务”为中心,吸取好的建议,进一步提高科研工作效率,完善科研管理工作。

四、结束语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患者本身:①心血管内科疾病自身特征,入住本科室患者病情大多较为严重,倘若某些疾病发病初期就诊不及时,极易出现抢救困难,甚至诱发生命危险,如急性心肌梗死等急性病症,若救治不及时,则抢救的成功率较难获得保证;②患者期望过高,由于患者对自身疾病缺乏正确认识,对康复过程存有过度期望,康复过程中稍有问题则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医护人员;部分患者难以适应住院环境,治疗过程中情绪起伏较大,加之护理人员对于病情的描述各异,极易导致患者对于护理人员不信任;③遵医性较差,部分患者由于疾病特征表现缺乏明显性未引起应有重视,未遵医嘱按时服药,擅自离开医院造成病情恶化。

护理方面:①联合用药不当:心血管内科用药涉及面广,药品种类复杂,极易混淆;不同药物使用剂量千差万别,同类药物产地不同,其使用剂量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若护理人员在联合用药前未对所用药物进行认真核查与比对,给药时未遵照药物处方剂量,误看剂量等错误给药,可将患者置于危险境地。在静脉给药或推注过程中,滴速不当则可造成心脏负担加剧、血压波动等不良反应,严重者可诱发心力衰竭;②护理记录不当:护理记录缺乏真实性,因护理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缺乏遵医性患者擅自离开病房或医院,导致监测记录空白,部分护理人员胡编乱造,导致护理记录丧失真实性;护理记录欠缺完整,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较为繁重,如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需每30min对各项生命体征进行检测并记录,患者病情稳定,监测次数可有所减少,护理人员可因工作繁重而疏忽护理记录,造成护理少记或漏记;护理记录缺乏实效性,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病情较为危急,急诊患者较多,大部分急救护理记录为后期补写,可能导致护理记录缺乏实效性。

医院环境方面:①医院缺乏医疗配套设施,治疗技术相对落后,无法准确快速地诊断出病情;②住院环境管理不善,病房内隔音效果欠佳,噪音不利于心血管住院患者康复,病房内陪人多,空气不好等引发住院患者不满;病房清洁消毒不彻底,造成患者院内感染,地面湿滑造成跌倒等不良后果。

2防护措施

强化医护人员责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以科室为单位,实行护理人员岗位责任制,认真落实医护人员医德规范,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护理安全实例,并引以为戒,由院内安全管理委员会对各个科室进行拉网式排查,检查业务操作技能等,通过排查及时寻找安全隐患,并迅速整改落实到位。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法律知识,使护理人员知法守法,做到严于律己,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强化护理人员业务技能培训,提高其应急处理能力与护理水平。大力改善医院治疗环境,配备医疗设备,认真落实住院环境的管理规定。增加护理人员,加强对患者疾病知识宣传,使其正确对待疾病,提高患者遵医性。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全世界、研究机构内部、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程度均在增长,合作者通过合作开展了相互的学习并能在学术领域产生比个体更强的影响力。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合作确实能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同时通过合作发文整合合作双方竞争力和技能,进而能攻克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升成功的机会。而两个地方之间的科学合作强度,一方面取决于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则由合作所需的时间与金钱所决定,如研讨会、学术会议、学习交流、研究室资源共享等形式的科研合作所形成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会随着研究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交通及信息沟通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简化科研合作过程,降低远程信息沟通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促进了科研合作这一增长趋势。Hoekman的研究假设指出不仅是物理距离,地区边界、国家边界、语言边界也会影响欧洲科研合作,但这一影响程度随着时间减弱。那么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本文将沿用Hoekman的研究假设体系,形成本文的假设。假设1: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随着距离的增加,在NSFC项目资助下科研合作会随之梯级式减少。假设2: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研究主体在跨越不同边界时,科研合作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4主要结论及展望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1.1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制定长期远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针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以战略高度的视角制定预期性部署,对各自为政的科技管理体制打破,强化和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的法律保障,全力保护知识产权,对于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并转为实际应用的单位和个人要重奖。组建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的保障机制,健全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把农科研投放在公共财政保障上。要重视农业科研领域,把农业科研作为农业持续增长的需求。制定远大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目标,不但是农业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重大措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要取得进步也必须这样做。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从长远着想,使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更加合理化、规范化,从而促成三个层次配置的最优化,给予我国农业由现行农业转向新兴农业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1.2努力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快速将农业科学技术转为实际应用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使科学研究转为实际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为实际应用涉及到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广义上讲,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包括科技提供、转化、需求及科技条件系统等组成的大系统,包含创立、完善有关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考核机制、奖励机制、调控机制等运行过程。从狭义上讲,科研成果转变主要由实验室研究、实验性试验、生产性实验、工业化生产等步骤组成,应管控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开发及成果实际应用接续体系。做好大学、科研机构和工厂及地方的科技联系,发动全体农业科教研究部门与民营企业参加多元化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农业科学工作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生产企业部门的需求是科学研究的推动力量,科学研究成果只有转变为实际应用才能使社会增值。生产部门以自身优势研发、引进新品种、新工艺、新机械转为创新型主体与推广技术的载体,科研部门、主导企业和农民结成紧密利益相关体。这种利益相关体是教学和科技成果孵化器,推广优良品种的产业部门,发挥有力科技辐射。

1.3提升农业科技人才水平,健全农业人才市场教育、科学、人才是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将科技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依靠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使其通力配合,才能形成“政、企、校、研、资”全方位互动。所以需要组建和完善以知识产权作为参股的机制,强化知识资本在高新技术中的作用,使知识资本准入门槛降低。另外,具备条件的地区组建地区人才储备库,使之成为长效机制固定下来。大学和科研机构要为地方培养一些有知识、有技能、会管理、善经营的新一代农民,采取远程教育和专业讲座等方式,将各个最新农技项目散播于农业地区,为农村基层单位造就科技推广工作者。为防止人才流失,主管部门要给予科技工作者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激励人才流动要素、市场选择的新型机制才能建立,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1.4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健全农业推广体系强化改革和健全农机推广体系关系到农业现代化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问题。在很多地区,农技站已经形同虚设。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不容忽略基层推广站对农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要组建现代化推广体系。我国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既不能迎合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农产品交易对我国现有农业经济产生的冲击,所以必须在保证农机推广体系平稳的条件下,加深体制改革。组建符合新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不把追逐经济效益作为目标,要考虑如何获得最大社会利益。各个地区要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深入地发掘地区农业的发展潜力,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准入资质,不能让不合格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坑害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指导农民抗击各种风险。

2结束语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1.1项目申报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1993年以来,辽宁省共有2209人累计2777人次获得了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1993年以来,辽宁省有25名院士累计48人次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2003年至2012年,共有院士35人次获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1993年至2002年(13人次)的2.7倍。在中科院属高端人才③中,共有106位学者先后获得251项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其中18人21次获得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占中科院属各类高端人才总数的17%。

1.2科技产出成果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2001~2011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部级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共616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25项,省级科技进步奖591项,分别占全省获奖总量的4.1%、95.9%。“十一五”期间获得国家、省级科技奖励能力显著提高,分别获得部级奖励15项,省级奖励283项,与“十五”期间相比,分别增加了5项和23项。

2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基础研究认识存在误区当前我国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虽然提高了对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主要代表的基础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但还是普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不能全面认识基础研究的社会功能,缺乏对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特点的深刻认识,在科技投入上存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倾向。

2.2管理制度有待完善目前,辽宁省没有针对自然科学基金出台过管理办法,2005制定的《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已远不能适应当前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需要;基金资助项目单位日常规章制度不健全,激励措施不到位,影响了科技人员积极性。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模式相对单一,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的重大、重点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等相匹配,灵活性明显不足。

2.3资助数量不足自辽宁省成立自然科学基金以来,批准项目数逐年提高,近年年均资助数量已达到300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年度资助项目数超过400项的地区已达到6个,由高到低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广西;有一半省份年度资助项目数在200~400项,辽宁省目前处于第二梯队的中部。④随着辽宁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研队伍的不断壮大,从事科研的人员数量快速增长,需要省自然基金扶持的项目和人才层出不穷,但每年自然科学基金的限项申报数量却没有明显增加,各科研单位对增加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数量的需求十分迫切。

3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在强调研工作基础上制定发展规划围绕省级科学基金与基础研究工作实际,将调研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在调研的基础上,出台《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增加基金工作公开、公正程度。完善省级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建议增设重点资助项目和杰出青年人才基金项目,并适当增加自然基金项目支持数量,扩大覆盖领域。

3.2大幅提高经费投入力度一是保障财政经费稳步提高。适当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财政科技拨款中的比例。二是努力拓宽经费来源。扩大联合基金试点范围,积极引导省内各市科技行政部门、大型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与省自然科学基金建立省市、省校、省所、省企等联合基金,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基金投入体系。

3.3科学修订评价体系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对自然科学基金评价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修改完善自然科学基金的评价体系。一是完善评审专家库和评审专家选择机制,建立专家库信誉评价机制。二是推行通讯评审中“双盲”评议办法,积极推进网上评审,完善同行评议制度,维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过程的公正性。三是建立有别于传统同行评审的评审机制,关注可能产生新思想的前沿性研究,关注有创新潜能的人才培养,实现基金项目立项评价的科学性。

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学年学分制;选课管理

1引言

地方高校的本科教务管理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培养方案、教学安排、考务管理、成绩管理、学籍管理和教学考评等;其中教学安排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板块,是学校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关键部分。将其细化,教学安排又包括开课计划、选课管理、课表编排、调停课管理等内容,其中选课管理是教学安排管理的中心工作,对于整个教务管理工作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选课管理工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整个教务运行体系的质量和成效。选课管理,指的是学校教学管理人员根据教学计划,列出每学期的开课情况,运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安排授课老师以及管理学生选课的过程。学年学分制下的选课管理,突破了学年制下固定选课模式的局限,加大了学生选课的自主选择权,给选课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学年学分制下选课管理的特点

近些年,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了“推进和完善学分制”的任务要求,从各高校迫切推行学分制建设以来,某些师资雄厚、课程资源丰富、教务系统发达等各方面条件充足的“双一流”高校已经实施了“完全学分制”,如深圳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而大部分地方高校,由于诸多制约因素,基本上实施的是“弹性学分制”或“学年学分制”等。其实,根据地方高校的实际情况,以学年学分制来替代完全学分制和学年制的教学管理模式,这不失为一种结合校情的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学年学分制限定学制还是四年,弹性学制6-8年,规定了通识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开放了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设置了专业任选课,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和选择多样性,打破了学年制下的长期固定的强制性的课程选课模式。同时,学分制教学管理的改革,尤其是选课模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以后,教务管理中选课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2.1选课管理持续性

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学四年中每个学期的选课管理工作都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学分学年制下的选课制,加大了选修课的课程库资源,提高了学生选课的自主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时间精力和学习目标等去选择任意学期开设的选修课程,这种课程选择的不固定性导致了选课管理工作的持续性。整个学期的选课管理工作,包括学期初对重修学生选课学分核对和系统录入;学期中学生选课的核对,核对的内容按课程性质来分有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核对,按学生的学籍异动情况来分,有转专业学生、降级学生、“3+1”出国学生、休学或复学学生、辅修生、国外留学生等的选课核对;学期末则是对下一学期的所有在校生的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大量统计和录入工作。

2.2选课过程动态化

学年制模式下,所有学生的课程设置都是统一的,规定了每个学期必须要完成的公共课和专业课有哪些,且必须在哪个学期完成,这样,或许选课管理工作在入学初就可以用系统预置四年课程。但是学年学分制下的选课过程却发生了改变,虽然也是要求在四年内完成所需课程,但由于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课程可供选择,同时跨专业的相似课程可进行课程学分互换,这些改变都使得选课过程一直处于动态化运行中。换句话说,选课的预置、正选、补选、改选、退选这些过程在整个教育教学运行过程中都是处于动态化管理。

2.3选课操作对教务系统高度依赖性

学年学分制下的选课工作,必须是建立在学生、教师和课程三者互通互联的平台之上,这就对教务系统的信息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务系统里所包含的学校课程资源库能够准确无疑地反馈给学生选课系统,学生能够登录系统自主选课,教学管理人员可以登录教务系统查询和核对学生的选课,同时科任教师能够从自己的教务系统看到学生的学号、班级专业、姓名基本信息以及课程的性质、学分、学时等基本信息。其次,教学管理人员作为协调科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第三方,学年学分制下仅凭人工手动造表开展选课管理工作,那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而利用教务系统进行的一系列选课管理工作,能够极大提高选课管理工作的效率,实现教育教学的有效运行。

3学年学分制下选课管理存在的困境

3.1学生对学分制选课的重视度不够,导致了选课管理工作的大量返工

刚进入大学的学子从小学到高中已经习惯被动式地接受学校妥当安排的课程和作息时间,对于学分制下的选课制度:一是思想上没有完全转变为自主选课的“主人翁”意识,对学校教学管理相关部门和人员有很大的依赖性;二是对本校选课制度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关心学校下发的选课通知,不懂得选课系统的开放时间,不清楚选课各阶段的工作内容,不去管选课核对的结果如何。这些直接导致了教学管理上因学生盲目选错课或者与课表冲突需要退改选、未在规定的选课时间段正选需要补改选等工作大量返工,不仅造成了课程资源的浪费,同时也给选课管理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影响了选课管理的工作效率。

3.2学生选课、老师教学以及选课管理工作人员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系统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

学生的选课系统、老师的教学系统以及选课管理工作人员的教务管理系统分别承担不同角色,三者之间很多信息资源无法互通互查。首先,学生的选课系统是问题源头。学生选课有时会因系统错误或个人失误造成错选,出现这种情况后,教务系统没有相应的反馈机制去提醒学生核对或检查出错误选课,也没有相应的反馈机制给任课老师和选课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后续管理和补救工作。一些核对意识不高或对自己选课不充分了解的学生就会出现选上课不去上课,任课老师给0分处理;没选上课去上课,任课老师录不了该生成绩等教学事故。其次,科任老师的教务系统是问题关键。科任老师在开学初第一次上课,就会在系统下载学生考勤名单,并以此考勤。然而,由于开学后一周重修工作、选课工作的开展,很多学生的选课发生了改变,重修生增选了课程,降级生退选了课程等,直接导致了科任老师的考勤名单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名单在系统中并没有区分标志来提醒老师是否是增加的学生还是现有的学生,如变化名单达到一定的数量,则会给科任老师带来考勤上的不便和低效。最后,选课管理工作人员的教务系统是问题的综合。学生的选课问题、老师的考勤问题归根结底要通过选课管理人员解决,所以这些问题都要能够及时地反馈到选课管理人员的教务系统,以便进行有效管理,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管理端只能通过个别学生的反映被动地去核查该生的选课情况,并没有相应的学生选课错误或异常的提示来让选课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监控和主动核查,这种临时处理危急状况的方式给教学管理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工作量。

3.3教务系统对于一些选课上的特殊状况无法灵活处理,存在一定的局限

选课系统对于所有学生的通识必修课、专业必修课,按照学期开课计划,以班级为单位,采取系统预置的形式,给所有学生选课。这样极大地提高了选课管理工作效率,基本上保证了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开课无一遗漏。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若班上有降级、转专业、休学或复学等特殊学生,那么系统也同样会预置这些学生与所在班级相同的必修课。举个例子,史XX原是16级市场营销01班的学生,大二降级到2017级市场营销,那么2017级第一个学期的必修课同样也会预置给史XX,这使得史XX必修课重复选课,这就需要选课管理人员从后台退选,若二级学院涉及的特殊学生数量较多,那么必定会加大选课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若学生到老师录成绩时才来反映,更有可能造成教学事故。

4结语

选课管理工作是教务管理工作中重要和关键的部分,选课工作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成绩的录入,也直接影响专任教师的教学结果。选课管理工作涉及大规模的学生数量,种类丰富的课程资源以及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安排,这都是单靠人力无法完成的,需要依靠完善发达的综合教务系统,尤其是要加强选课系统的稳定性、有效监控和反馈机制,同时,也要提高学生在选课和选课核对方面的意识度,提高科任老师对学生选课考勤的规范管理,提高教秘的业务素质和积极性等,才能高效完成选课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孙娜.试论学分制模式下的高校选课管理[J]新课程研究,2017,(02):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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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相比较,除“艺术”和“美学”具有较多一致性外,其他方面就相去甚远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标准完全脱节,几乎变成了政治批判,除偶尔提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外,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到十年“”期间,中国的文学批评完全陷入了混乱,帮派的、政治的需要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回到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回归了中国理论界和文艺界。在中国文学理论界,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什么是“美学”标准、什么是“历史”标准,“美学和历史”标准如何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从艺术实际出发,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或哲学的观念出发,它的根本任务也不是借艺术来论证这些观念”。“历史”标准,就是将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中,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美学和历史”标准的统一,就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⑤这一看法,代表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基本认识水平。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标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被误解了的作家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标准重新加以衡量,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被错误政治伤害的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推倒了加在这些作品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其成为‘重放的鲜花’,回到了文艺的百花园”。(3)“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研究,或从美学分析进入历史把握,或从历史角度导向美学分析,然而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从‘美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⑥

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

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1950—1960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⑦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先后发表了1965年7月21日致的信。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在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由于给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1978年2月11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1979年第2期)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瑏瑢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瑏瑣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瑏瑤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瑏瑥童庆炳于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1986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瑏瑧王元骧也于1988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1990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从反映形式看,认识的反映和审美的反映差异很大,认识的反映形式是逻辑的,而审美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形式来反映对象的”。

王元骧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完整而深刻,是对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深化与丰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前提是对文学认识反映论的不满和反拨,提出的契机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动其转变是关于马克思“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争鸣,其意义是突出了文学的本性和特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的是文学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论相对于自我表现说,能更好地说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哲学反映与文学反映相等同,认识反映与审美反映相混淆,忽视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本质和情感特点。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提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纠正了其偏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

三、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

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式,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明确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意识形态论已统领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广泛出现在文学论文、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意识形态论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界近80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受到挑战,1990年代才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中国‘’十年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对‘’十年进行反思,文学艺术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于艺术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瑏瑩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78年底和1979年初,朱光潜分别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朱光潜在文章中提出了艺术不是上层建筑的主张。朱光潜强调,马克思著作所讲的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恩格斯的著作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斯大林明确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相等同。他的结论是反对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或者让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瑐瑠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和争鸣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争论的焦点最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和争鸣中,除有个别学者表示有保留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表示朱光潜的观点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文艺不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认同者的理由是有些意识形态,如语言等不属于上层建筑,虽然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但文学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带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然语言是非上层建筑,那么,文学也必然含有非上层建筑因素。瑐瑢反对者认为,朱光潜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同时,也不能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特殊的现象,就推翻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结论。还有学者指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的关系。说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否定文艺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瑐瑤后期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讨论和争鸣的重点转向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重要收获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最早提出并论述文艺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是张涵。1982年,张涵在《论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性,思想性,认识性,形象性,典型性,主观性,情感性,愉悦性,工艺性等等,均为艺术作品的属性,都是艺术作品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属性,都必须同时具备审美的性质,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审美性质在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属性”。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艺术,“只有当它成为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来。”可以说,张涵关于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后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19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先明确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的是钱中文。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钱中文先后发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系统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4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回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文学本质论,指出有人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1986年,钱中文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特性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一方面“文学确实是反映与认识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只是阐明了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要以这点来代替文学本质特性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就显得不够了。”另一方面,“绝对排斥认识论、反映论、意识形态等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也是一种极端偏颇的表现”。辩证地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讨论文学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看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持“审美反映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点与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在其主编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作了较多的补充性阐释,进一步传播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扩大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理论界,特别是在高校文学专业师生中的影响。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日渐普遍化,甚至被有的学者看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似乎“以它在时间、空间上广泛的物理性存在而确立为‘传统’力量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虽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但并非没有不同声音,部分学者也对这一命题提出了商榷。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审美’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等。瑐瑨单小曦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否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

周忠厚则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科学性。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加形态,不是意识的样态或意识的外化形态,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体系化了的、系统化了的学说和理论”。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文艺是意识形态。“关于文艺的本质,可以说是审美情感,也可以说是审美意识,但是说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就说不通了。”瑑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呢?一方面,这是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必然结果。在美学发展史上,一直有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的传统,“美学是艺术哲学”的命题,“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的观点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明确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说明文学的属性。1956年,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布洛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中提出:“艺术是审美意识的最高的、最集中的表现”。瑑瑡进入1970年代,布洛夫再次强调并论述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无论审美关系还是艺术都将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变体,是它的独特的、特殊的表现”。瑑瑢1980年代,中国的美学家们也开始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艺的本质。1980年,蒋孔阳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中就指出:“美是艺术的基础属性”。瑑瑣钱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顺应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学术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意识形态特性认识深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20世纪初期,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对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表示了认同,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题已十分流行。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中,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文艺这种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强调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出了“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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