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学范文

［提要］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纠正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并将分析和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整合到标准经济理论中。行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践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作法、心理学和经济科学相结合，找出当前经济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然后纠正关于理性、自利、完整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偏好基本假设的主流经济学的缺失。在许多情况下，公司财务风险的发生是由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不合理行为，但很难用传统经济学的完全合理性来解释。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突破，引入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成果，可以弥补传统经济学分析这个问题的不足，这将有助于充分了解公司财务风险的原因，并防止它们。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会计决策；风险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自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经济全球化的实施效果来看，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从中受益匪浅，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和企业之间竞争的压力增加，企业必须在同一行业中脱颖而出。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更快，更准确地获取市场信息。会计信息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有时与企业的生存密切相关。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可以促进企业的蓬勃发展，虚假和错误的会计信息可能会使企业处于劣势。当经济学家建模时，他们通常假设人们是理性的和可预测的。但人类是情感动物。事实上，人类有时是冲动的、短视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完全不理性的。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侧重于影响决策的心理，社会和情感因素。这不是亚当•斯密在1759年道德情感中所讨论的新理论。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选择忽略许多影响决策的非理性因素，因为人类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行为经济学在历史舞台上重新出现。几项诺贝尔奖已经颁发给那些结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人员。行为经济学在市场营销，金融，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应当强调的是，非理性的人类行为并不否定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而是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

（二）文献综述1、国外文献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查德泰勒领导的几位经济学家受到进化心理学的启发。他们认为大多数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一切都是自私的。一些经济学家将此作为理论基础来发展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成立于199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avidLebson从心理和行为的角度探讨了人类的意志和金钱。结合经济运行规律和心理分析，研究市场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认为人们也有活泼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在人性中也存在情感，非理性和概念引导的元素。2001年，美国经济协会授予该研究所两年一度的“克拉克奖”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马修拉宾。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开创性贡献。拉宾的研究基于实际调查，比较在不同环境中观察到的人的行为，然后总结和得出结论。2002年，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因其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查德泰勒还在2017年获得该奖项，以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2、国内文献综述。齐元教授（2006）提出了测量能力假设。通过逐一比较来估算商品的真实价值也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一些易于评估的线索做出决策。在一起判断两种商品的价值时，通常认为难以衡量的具有较好特征的商品的价值很高。江丁教授（2011）在行为经济学讲座中，通过进化理论的视角，从“行为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演化理论角度提供一套整合框架“将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合而为一”促进学术界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达成共识。薛秋芝等人（2003）在行为经济学中后中精融，各种学科的交汇是一种潮流，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经济学上的行为革命。它促进经济学逐步走向人性化发展。它促进了经济学对人类发展的逐步发展。无论是实验方法的引入还是心理学研究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经济学更加现实和合理的行为基础。从而提高经济解释能力，使其更加科学。董志勇（2013）在“行为经济学”一书中，将行为经济学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大量的国内外实验，深入研究了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内外因素。其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有限”人和努力工作的企业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行为经济学

（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与应用。在行为经济学中，终极博弈游戏表明，人们并不总是像许多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可预测，如果人们完全理性，他们就会在相同选项的前提下一直做出同样的决定，但有时人们的偏好取决于选项的呈现方式，心理学家称这种认知偏差为框架效应。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框架应该对决策制定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大多数人是理性和聪明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可能非常不合理。长时间以来，企业对决策心理了如指掌，例如健身房会用分拣会员费的方式宣传，说每天只需要花费一美元，听起来比每年365美元更实惠，价格为499.99美元的电视，似乎比售价500美元的电视机要实惠，这被称为心理对价，它可以让人觉得他们得到了优惠，有趣的是高端零售商，有时会做相反的事情，他们用整数定价，表明他们的商品质量比你在折扣店看到的更好。行为经济学家也喜欢谈论轻推理论，Nudges鼓励人们采取某种行动，而不用实际改变选择，正确的使用轻推理论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让我们谈谈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其他东西风险，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对风险特别是损失，厌恶进行了大量研究，人们强烈希望避免失败，研究表明一般来说，损失的痛苦比收益的快乐要强烈，人们会倾向于安全的方案，就算他不是最合乎逻辑，对损失厌恶的理解，可以帮助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影响决策；另一项研究分析了损失厌恶如何有助于激励员工，行为经济学能解释很多，加入情绪的考量，能让我们对行为有更现实的解读，我们可能并不总像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理性，多年来经济学一直有一个盲点，但行为经济学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决策过程。

（二）行为经济学对会计决策的重要性。当涉及到商业决策、金钱和金融时，人们往往以非理性和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事。行为经济学试图解释经济理论预测人们将做什么和他们在当前最热时期实际做什么之间的区别。有两种主要的偏见，人们承诺导致他们偏离理性决策：认知和情感。认知错误是由于信息不完整或无法分析可用信息造成的。这些认知错误可分为信念持久性错误和处理错误。信念的坚持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人试图避免认知失调，这种心理冲突是由与他们现有信念相矛盾的信息引起的。当一个人不能正确地管理和组织信息时，就会发生处理错误，这部分是由于计算和分析数据所需的心理努力造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理性的。当产品价格下降时，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多产品，并且需求定理成立。但经济学家也接受理性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有限的信息，时间和能力都有可能在阻止人们寻求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冰淇淋的价格非常低，消费者可能不会购买更多。事实上，如果他们觉得低价意味着冰激凌很难吃，他们可能会少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需求定理就不成立，在古典经济学中这是严重的问题，不能有违反定理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在物理学等其他学科中都不会发生，但是经济学除外。像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成立，但在量子力学下不适用，可以解释行星的轨迹，但无法解释原子运动。经济学也是如此。经典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宏观层面，但仍然无法解释个人决策方面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缺乏信息，古典经济学假设消费者在做出选择时拥有完美的信息，他们知道或者至少可以快速获取有关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但实际上他们通常做不到。当然消费者可以四处询问或打电话给朋友，问他们是否尝过这款冰激凌，但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在有限的信息中采取行动。可疑的低价，要么意味着冰激凌值得买，要么尝起来像蛋黄酱，没人知道是哪种，价格会发出很多信号，甚至还有关于价格如何改变看法的科学研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人们品尝各种红葡萄酒时的大脑，研究人员给参与者看到假的价格，并扫描它们的大脑来测试喜欢的程度，结果令人惊讶，当他们看到高的价格时，会更喜欢这款酒，即使当参与者被给予相同类型的葡萄酒，并被告知这是一种不同的高价葡萄酒，结果也一样，研究人员说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反，营销行为可以成功的影响愉悦度，通过操纵商品的非内在属性，所以当你拿到一瓶可口的黑皮诺酒提高价格，就能提高需求，你所要做的仅仅是改变他们的看法，感知和热情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一想法也适用于金融，许多经济学家过去认为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会保持或接近真正的价值，因为冷酷精于算计的投资者会购买低估的资产，和出售高估资产，但这不能解释泡沫，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者并不总是冷酷和熟练。他们可能会疲倦和变得非理性，这有助于解释泡沫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热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投资者变得极其非理性，不是靠逻辑驱动，而是被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所驱动，所以行为经济学并没有否定传统的经济理论，他只是试图理解，何时以及为什么人们的行为与经济模型所表明的不同。

摘要：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假定企业决策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但资本市场和企业财务行为的异常现象表明，企业的投资者与管理者在决定企业的投资或制定战略时会存在认知偏差的情况。行为公司金融突破理性经济人的约束，将决策主体非理性行为引入到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中，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解释。

关键词：非理性行为；投资行为；行为公司金融

引言

企业的投资行为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因，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实现价值创造，其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公司发展的远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未成熟，同时在企业的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出现投资行为扭曲的现象，这种“非效率投资”制约了企业的价值实现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部分学者尝试用融资约束以及理论来解释企业这一异常现象，分析此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融资理论认为在资金供求市场上，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完全的信息导致“信贷配己”的现象。委托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股东与债权人等各类委托人与人之间冲突所造成的企业投资扭曲现象。这两种理论都假定了管理者以及投资者是为了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尚未对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自身认知偏差加以考虑。然而，这一假设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无法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随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开始有学者尝试将行为学和心理学理论应用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企业财务决策的研究中，这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对于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并创造了行为经济学。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正是将心理学的知识融合到经济学的研究中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研究发现，“经济人理性”无法解释以感性为特征的市场参与者，其心理特征会对决策行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之后，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的管理者在决策时会出现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厌恶损失等与最优决策相偏离的心理特征。目前，关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在企业投资行为上的运用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投资者和管理者是企业的价值创造的两大财务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对企业的资本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管理者、投资者的非理性以及羊群行为三个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

1管理者的非理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传统金融理论对于管理者在为企业做出财务决策时，通常是假定其完全理性的，然而现实情况是管理者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时刻保持理性。根据心理学相关的研究，管理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出现心理偏差的现象，如管理者过度自信、短视行为、嫉妒心理等，这些非理性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甚至会扭曲公司投资行为，导致资本配置低效率。

1.1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企业的投资行为

管理者过度自信指的是管理者过于信任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能够做出最合理的决策。高估成功的可能性，将成功的因素归功于自身的能力。同时，将决策失败归于是运气或外部因素的原因。国外学者Roll（1980）［1］最早提出了管理者自大假说（HubrisHypothesis）理论，该研究发现管理者会过于相信自身的能力和所掌握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在投资决策中，如果管理者极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认为自己能够对项目有个准确的预判，容易导致管理者高估了项目的回报，做出过度的投资行为。

【摘要】行为金融学自从产生以来，对标准金融学进行了从理论到现象解释的改进，不同于标准金融学的预测推断的方式，行为金融学从解释现象出发，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财务管理作为现代金融学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也受到影响。但是在我国的财务管理的教材和相关的一些学术文章中对此讨论并不是很多。本文将行为金融与财务管理的其中一个方面即筹资管理进行结合，以推进我国财务管理学科的进展。

【关键词】公司理财行为金融筹资管理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52年，Markowitz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此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金融理论先后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资组合理论（MPT）为理论基石的现代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主流地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EMH和CAPM相矛盾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发现了许多与之相悖的现象，即异常现象。更为重要的是，EMH和CAPM是无法为经验研究所验证的。如Roll(1977)的研究表明，CAPM是不可证明的。Fmam（1991）也承认，EMH本身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它的检验必须和关于预期收益的某个资产定价模型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检验，否则就是一个等式确定两个变量，而这是无法得到检验的。在众多对标准金融学进行批评和改进的流派中，行为金融学无疑是最成功的。随着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教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行为金融逐渐成为未来金融学研究的方向。

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有限套利(limitedarbitrage)。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套利受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卖空的限制（有风险，有成本）和替代资产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的心智、生理能力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因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常见的有限理性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往往过于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当人们称对某事有90%的把握时,成功的概率往往只有70%。在金融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表现为投资者喜欢频繁交易(换手率居高不下),这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2、参考点(ReferencePoint):参考点指的是人们评价事物时,总要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在参考点附近,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进行比较的个人视点,据以构建不同情形的“现状”。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52年，Markowitz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此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金融理论先后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资组合理论（MPT）为理论基石的现代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主流地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EMH和CAPM相矛盾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发现了许多与之相悖的现象，即异常现象。更为重要的是，EMH和CAPM是无法为经验研究所验证的。如Roll(1977)的研究表明，CAPM是不可证明的。Fmam（1991）也承认，EMH本身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它的检验必须和关于预期收益的某个资产定价模型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检验，否则就是一个等式确定两个变量，而这是无法得到检验的。在众多对标准金融学进行批评和改进的流派中，行为金融学无疑是最成功的。随着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教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行为金融逐渐成为未来金融学研究的方向。

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有限套利(limitedarbitrage)。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套利受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卖空的限制（有风险，有成本）和替代资产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的心智、生理能力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因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常见的有限理性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往往过于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当人们称对某事有90%的把握时,成功的概率往往只有70%。在金融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表现为投资者喜欢频繁交易(换手率居高不下),这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2、参考点(ReferencePoint):参考点指的是人们评价事物时,总要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在参考点附近,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进行比较的个人视点,据以构建不同情形的“现状”。

3、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过度自信的另一个结果是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股票市场过度反应的例子是投机性资产价格的过分波动,反应不足的例子是,当新的重大消息到来后,股票市场的价格反应趋于滞后。

4、典型启示(TypicalInspire):所谓典型启示是指人们喜欢把事物分成典型的几个类别,然后在对事件进行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种典型类型的重要性,而不顾其他潜在可能的证据。如大多数投资人坚信“好公司(名气大的公司)”就是“好股票”,这是一种典型启示。这种认知偏差的产生是由于投资者误把“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

【摘要行为金融学自从产生以来，对标准金融学进行了从理论到现象解释的改进，不同于标准金融学的猜测推断的方式，行为金融学从解释现象出发，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财务管理作为现代金融学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也受到影响。但是在我国的财务管理的教材和相关的一些学术文章中对此讨论并不是很多。本文将行为金融和财务管理的其中一个方面即筹资管理进行结合，以推进我国财务管理学科的进展。

【公司理财行为金融筹资管理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52年，Markowitz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此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金融理论先后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资组合理论（MPT）为理论基石的现代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主流地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EMH和CAPM相矛盾的实证探究不断涌现，发现了许多和之相悖的现象，即异常现象。更为重要的是，EMH和CAPM是无法为经验探究所验证的。如Roll(1977)的探究表明，CAPM是不可证实的。Fmam（1991）也承认，EMH本身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它的检验必须和有关预期收益的某个资产定价模型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检验，否则就是一个等式确定两个变量，而这是无法得到检验的。在众多对标准金融学进行批评和改进的流派中，行为金融学无疑是最成功的。随着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教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行为金融逐渐成为未来金融学探究的方向。

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有限套利(limitedarbitrage)。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套利受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卖空的限制（有风险，有成本）和替代资产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心理学探究证实，人类的心智、生理能力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因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常见的有限理性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摘要:

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摘要:心理学探究发现摘要:人们往往过于高估自己的判定能力,当人们称对某事有90%的把握时,成功的概率往往只有70%。在金融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表现为投资者喜欢频繁交易(换手率居高不下),这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2、参考点(ReferencePoint)摘要:参考点指的是人们评价事物时,总要和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在参考点四周,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进行比较的个人视点,据以构建不同情形的“目前状况”。

1面向法学的经济逻辑学

1．1经济逻辑学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经济逻辑学整合了经济思维和逻辑方法中概念、判断、推理、诠释以及论证的理论方法。经济逻辑的提法已在许多著作中出现。该提法在经济理论的结构分析和思路顺延的探索中发挥着体现理论思维性、方法性和科学性特点的作用，所以很多涉及经济逻辑思维的作品本质上仍然是在探讨经济问题本身，系统研究经济逻辑学原则、方法的需求不断提升，因而经济逻辑成为热门话题并成为一门学科是大势所趋。经济逻辑学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研究其本质、特征等的概念论;对经济思维的确定性、层次性及论证性等原则的整体发掘的原则论;对重点在于经济决策的逻辑分析如概率逻辑、模糊逻辑和博弈逻辑等的经济思维程序论;强调经济逻辑等解释、假设基础和语用分析方式的经济思维方法的研究等。［1］经济逻辑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是经济思维模式，并以经济思维进展、特征和分析为研究方式。瞿麦生指出:“经济逻辑学认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进行的经济人的行为;有效的经济逻辑是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过程中的思维形式结构及其思维方法的学科。”［2］经济逻辑学应有效地对经济价值创造的情境与机制进行研究，实现理论框架的抽象与建构。因而，经济逻辑以经济推理及其思维方法为主线，在学科性质上将其视为动态逻辑，从研究方式上以语境为中心。经济逻辑学探讨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思维过程中的结构化特征、运作方法以及价值导向理论体系。

1．2经济逻辑学以经济推理为研究对象经济推理是经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研究中，经济推理多被作为探讨经济问题的思维模式和集结经济推理的“语言、经验、知识、信息、思维、情感、价值意图和实践活动”［3］的逻辑方法。首先，经济推理具有经济性。其发生于经济活动和研究中，因而关于理性选择的合理性判断始终都无法脱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其次，经济推理具有策略性。经济推理力图在识别与认知中把握经济现象中隐含的规律，在未来经济走向和发展趋势中进行有效预测，在制定经济方案或交易问题当中实现最佳决策。经济推理思维要在不确定甚至错误的信息与尽可能小的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的平衡。因此，经济推理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将理性运用于有效获取、分配和利用资源，并确立、评估、选择和实施相应的措施或方法;第三，经济推理具有复杂性或语境依赖性。逻辑学强调推理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但经济现象处于风云变幻的现实社会中，因此需要在依据特定预设的前提下对不同经济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做好各种准备和弥补方案。

2法学基于经济逻辑学的思维模式

2．1理性选择行为的判断正是由于其语境依赖性，经济推理对现实问题有强烈敏感性。经济推理通常很难与明确清晰的法律规范在制度架构以及处理方法上相对应，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要顾及各种可能选择对结果的效益和影响，因而其对于例外情况的重视是法学领域当中始料未及的。经济学通常关注于对细微差别结果进行排序、计算和预估，而在法律当中即使会力图找到明确的规范指向和差别，却无法保证其中的判断具有绝对的精确性和唯一的正确性，因为这一思维进程还要遵循规范的特定价值导向和语境关联。比如一个反对价格设定的法规本身并不能判断价格设定永远不具有经济正当性，相反，该规则所反映的判断是:价格设定的经济正当性是很罕见的，也很难被证明;再比如《刑法》曾经认定投机倒把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但当时的社会情境决定了对这种犯罪的危害性预期是否真正对经济发展有益，是难以预估的。由于确立明晰规则的成本巨大，就不值得确立更复杂的、或者更加反映经济规律的法律规范，并且法律面对的对象通常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因此规范效力的持续需要保证法律不会由于过于细微而需要时常调整和修改，造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无所适从。失去了稳定性的法律形同虚设，而且事实上，法庭适用一个更复杂规范的困难性所招致的错误可能会超过该规范所带来的好处。成本不但与事物相关而且和行为相关，因为成本的计算需要从决策和选择当中进行考察。反复多变的人类需求造成了不同语境下的选择差异，因此关于成本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变动没有平稳和固定的走向。成本并非针对事物的同时也不是面对普遍对象，而是有特定主体的。例如学校教育对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发生纠纷提起诉讼对于不同当事人的成本(时间、经历、金钱和风险)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决定了经济运行对语境的高度依赖。商品的价值面对消费者的需求在边际被决定。通常是在实际情境之下，人们对商品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如果法律人能够秉持经济逻辑思维的策略性，并能够判断理性主体面对特定制度、裁决以及惯例的时候会如何回应、如何作为，甚至能够在相反指向的灰度和裁决中有一个明确的预测，那么法律人在最终判断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具体的情境化的特定决策才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也是法学层面上的效益。

2．2法律思维的特征法律思维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其规范性，及任何价值判断的标准都要结合规范的引导及其合法性。面对特定法律问题，法律人通常首先会思考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为什么这么规定，是否存在漏洞以及不完善之处;第二，法律思维具有社会性，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人借以分析显示规范运作逻辑和试图解释相关法律产生的原因以及探寻法律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可能空间的素材，总是来源于社会生活。这点和经济思维模式具有共通性;第三，法律思维具有概念性和逻辑性。特定范畴的归纳和单个术语的理解及诠释都有可能会深刻影响特定案件的裁决取向。无论像“硫酸是否属于武器”，或者在不允许机动车入内的公园里出现急症病人时“救护车算不算机动车”等等都属于法律思维模式中的判断难题。这一点也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语境依赖性和前述的社会性。何种选择能够实现问题的高效率解决在法学领域当中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分析、辨别与衡量标准。法律体系的逻辑性也非常显著，例如法律适用中对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特殊法和一般法的遵循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法学方法论当中法律逻辑具有本体性地位;第四，法律思维强调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正义。“法律的本质就在于使正义获胜，因而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法律和正义完全就是一回事。”［4］75－76这种特点包容了法律思维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和经济思维的效率最大化追求具有实质区别。法律思维力图实现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弱者利益得到保护，使违法者受到应有处罚。这种正义的标准是情境化的具体的公正，因而在识别上表现为恰当性。

2．3法学与经济逻辑思维的区别及共通性法学和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原则存在不同。首先，法律逻辑和经济逻辑之间的思维分别体现了经济学的效率性和法律价值的多元性;其次，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以及法学对于法律主体的角色处置也不同;第三，经济逻辑可以说是新近形成的一个交叉型学科并具有强烈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自我定位，法律逻辑则伴随着法学的发展逐步由形式逻辑之维走向非形式逻辑之维;第四，经济逻辑思维能够在通过符号化与范畴化说明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现实的细微差别，而法学通常善于将特定价值导向普遍的可接受性，并在关照现实互动协调的过程中进行具有后续效力的诠释和解读。因此，在面临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时候，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法学的相对滞后性和保守性更加灵活。这些不同也为寻找两者的关联之处确立了前提和基础。经济学本质上是要处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选择做出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法学当中不管是民法、经济法还是刑法、行政法都离不开这种基于利弊分析、得失判断的思维方式。基于此可以发掘法学和经济学思维方式上的共通性。法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着从形式逻辑转向非形式逻辑，或者从实证的、结构的模型或者框架的分析转向现实生活的话语与修辞的调和当中。因而也可以从具体层面上将法律论辩和经济修辞联系起来。“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做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能说服人。这一过程也使非理性的因素如个人的信念和风格、社会的规章等有机可乘。”［5］因此，经济学和法学作为语用之学，都需要依赖于语境分析和案例引导来获取生命力。法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之间公平价值以达致整体的正义，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需要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因此，法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着从主体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到主体间的话语与商谈互动在利益协调当中的均衡，这里需要涉及博弈论的内容和交往理性的比对。在微观层面上，法学本质上是为了抑制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率(实现单位时间内或者特定情境之下，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的理性决策)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亚当•斯密)诉求。主体特定的需求有时会和他人的利益和需求产生矛盾和纠纷，法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协调这种矛盾实现一种稳定的秩序。这里就涉及资源的稀缺性。相对于主体不断多样化、多层次并不断扩展的需求，满足需求的资源和能力就逐渐缺乏。而相关的能够满足需求的资源和机会就有可能在主体互动过程中成为引导其特定行为走向的一种刺激性机制。这里就需要深入分析法学当中的制度性要素作为一种并非针对单一主体的重要协调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这实质上决定了经济逻辑思维在法学方法论的推理思维当中发挥着实践性的作用。

3理性经济

一、行为财务学的学科定位

行为财务学作为新兴的财务学理论分支，自诞生以来就与占据财务学统治地位已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财务学基础的套利理论，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以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共同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市场和企业财务的理解，促进了财务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行为财务学的发展已初步完成了从批评到建设的关键一步，它不再是纯粹的批判式理论。但不容否认的是，行为财务学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原理，而心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与经济学理论不同。心理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情景下人们的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则研究在稳定的环境下人们的经济判断和决策。亦即在各种情景下某些特殊的心理学现象不能成为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基础。理论上的缺陷再加上实验环境与现实生活的较大差异，使得行为财务学在体系上缺乏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其学科的准确定位增添了难度，亦即行为财务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是仅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异类顽童而成为财务学研究中的匆匆过客？目前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已深入到财务领域的各个方面，但仍属于零打碎敲和零散叫卖的阶段，尚未寻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最新文献表明，未来行为财务学的发展正朝着两个方向努力。一是逐步将现有理论模型整合为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获得实践的检验。Shefrin和Stateman（1994）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研究集中于鉴别可能对资本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另一种研究前景是将传统财务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整合。在理论上，Brave和Lfenton（2002）认为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Bar-beris和Thaler指出，一种新的，可以包容两者的理论或许将替代“理性范式”与“行为范式”；在实践中，Daniel、Hir-sheifer和Subrahmanyam（2001）基于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建立起的一个融合新古典理性预期和行为财务非理性预期的模型，可说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而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PT）（1999）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1994）是将两者理论结合起来的完美典型，它们的提出引起了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热情。但笔者认为前一种方向仍然停留在对资本市场行为研究的个别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后一种研究则有可能在貌似兼容合并的过程中，将行为财务学淹没在传统财务学的海洋中并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因此，行为财务学如果真想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块地就不能也不应该是传统财务学抢食下的残骨碎肉，而应该是在财务学范畴划出一块专属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平台形成一套独立于传统财务学之外又能涵盖整个经济学领域的学科体系。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把经济学看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也把传统财务学看成是第二个学科；行为财务学也就必须和他们一样，以平行独立的第三学科的姿态出现。①当传统财务学试图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时，行为财务学也要有坚持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雄心，如此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二、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理性人”的分析范围内。随着资本市场大量异常现象的出现，传统财务学难以解释并陷于尴尬的境地；写作论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财务学对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质疑，并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设上，但“有限理性”并非行为财务学首创。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看法（杨小凯，2000年）。西蒙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传统的决策性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派模型将这三要素全部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三要素并没有抓住“有限理性”的要害。其实早在1921年，奥派学者Knight就提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再从奥派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即使不考虑这种“不确定性”的内生变量，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市场用价格制度做社会实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的过程中，个人面对的却是根本的不确定性，亦即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奥派学者哈耶克解释了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源于一种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仅仅由个人所拥有的“极其重要但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即在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这种被哈耶克称为“默会的知识”，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它们，即使是先进的统计系统和再高级的计算机，也不能将这种知识集中起来。然而，正是这种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的“默会知识”，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哈耶克在批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同时，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思想。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面对纷繁的世界（或市场），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达到全知，因而人类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某种相对的无知状态。然而正是这种“无知”为个人的自由与选择留下了空间。

就目前行为财务学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西蒙的认识阶段，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缺乏深度。也有不少文献将20世纪初心理学上行为主义的兴起作为行为财务学最早的理论根源，还有的学者将凯恩斯的“空中楼阁理论”视为其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毕竟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它只是将心理学作为研究的工具，其最终目的是要对经济和财务行为给出解释，因而将心理学视为行为财务学的理论根源似乎欠妥，而“空中楼阁”是凯恩斯庞大理论体系中的一片枝叶，不足以撑起行为财务学理论的大厦。传统财务学批判行为财务学模型没有严格的理论假设，看起来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实际上理论基点过于零碎而不系统，因此不能称之为规范的财务理论。要想顶住这种批判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行为财务学必须找到一个独立的经济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从上述站在奥派的立场上剖析“有限理性”的本质，我们发现奥派并非从市场上种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来解释“有限理性”，而是从个人决策面临的“根本不确定性”入手，进而再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升到“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层面来解释“有限理性”的本质内涵。②奥派自1871年诞生以来就逐渐把经济学从狭隘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置放在“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一切从“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为研究开始着手，强调个人、观念、自由、市场、永续发展等概念范畴，将经济学的研究转向政治哲学、人类交往、社会合作等一般程序，在其13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出一套既独立于新古典经济学又能涵盖整个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应该以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目前应加大两者关联性的研究。

三、行为财务学的应用范围

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主要局限于两大领域：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在金融市场上，主要考量主体的投资行为以及异常现象的解释上，又被称为“行为金融”；而在公司财务方面，主要研究投资者非理性以及管理者非理性下的公司财务行为。目前就前一方面的研究而言，行为金融中的心理论述事实上是许多心理效应的调和物，对于不同的市场“异象”缺乏一种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或模型，这使得它的反对者迄今为止仍将行为金融的相关论文称为“异象文献”，甚至认为，由于行为金融缺乏独立的论据，被现代金融吸收同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就后一方面来说，行为财务在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结合传统财务方法的道路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标志性案例，其提出的“非理性”框架设计尚未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由于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理论，而实验室与现实生活不可同日而言，使得行为财务的解释能力缺乏普遍性和说服力。总之，目前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还只局限于一池一地的狭小范围，还没有从更为宽阔的层面来展现其魅力和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视野，把实验的方法带入了财务学，开拓了财务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人们对既有经典理论的质疑和继续研究。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型学科，我们称之为“技术财务学”。20世纪80年代，由于行为财务学的出现，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效率市场假说和理性经济人假说，使得人们对财务学的学科属性、目标内容及学科体系都有了全新的视觉和思考，而这一切恰恰是目前行为财务学应用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复杂多变的财务管理环境需要行为财务学对现实“财务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以此突破理性假设的局限，拓宽财务学的应用领域，丰富财务学的理论内涵。由于行为财务学的产生和崛起，笔者认为，（1）财务学再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性学科，也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而是一门以资金流、行为流、文化流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管理应用型人文学科。现代财务现象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财务学所要做的也不单纯是研究产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成本与利润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财务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财务学倡导并注重对人的财务行为的研究，“人”成为现代财务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财务学由一元的技术属性转变为同时具有技术性和人文性的二元双重属性。（2）就财务学的目标内容而言，在保持传统财务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未来财务学的发展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以行为财务学“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资金运动的本质是受到人的观念和行为操纵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受到外在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制度背后是文化，制度的演进需要社会主体以某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因素来完成，而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因此，财务学不仅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增长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人”同“资金”一样也成为财务学的主体。这样，与财务学的二元学科属性相对应，财务学除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还应以“人”的责任最大化为目标；除了传统的“投资、融资、分配”三大内容外，还应该注入“行为财务、制度财务、文化财务”的内容。（3）萌芽于19世纪末，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的财务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其学科体系却很少进行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但透过一些西方财务学术论著和教科书，就会发现所介绍的都是公司理财中的技术方法，几乎没有财务人行为、思想、观念以及财务文化的阐述和说明。这表明，在西方学者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性学科。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何种企业组织，无一例外地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财务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相关理论和实务变革作出反应和解释。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运用是为构筑现代财务学科体系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财务学由单翼的“技术财务学”而演变为“技术”和“文化”并存的“双翼财务学”。新晨

四、简要结论

在生态建设趋势越来明显的背景下，市场经济下如何营造中国模式的经济生态环境，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试图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志在实现共同富裕。但在自利性的驱使下，每一个理性经济主体的每一项经济决策必然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往往会引发集体的非理性，“共同富裕”便成了励志的长久目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冲突，个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即对所有人都不利。”如此一来，必定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阻力。“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然而“市场经济的重点在于交换过程的本质和社会效应，而不在于孤零零的个人在稀缺和不确定的情形下做配置性的理性选择计算。”人们作为社会财富的原始创造者和最终享用者，有义务积极寻求经济生态的发展之道，必须以法治规制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调和个体的有限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矛盾。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新机制以确保集体理性的发挥，彻底瓦解市场经济中泛滥的“搭便车”或者“借光”的行为心理。“解决团队中‘搭便车’问题的目的是实现团队‘集体理性’，使得团队效率最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运用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解读“帕累托最优”的价值内涵与实现路径，便成为了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帕累托最优”的初步判断

“帕累托最优”一直都被称为经济学理论中的无解难题。不可否认，人的思维认知总是残缺的，而事实一直是完整的。唯其经由帕累托改进，实现帕累托最优便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意。“帕累托最优”状态并非是一个伪命题，也并非只是理想的乌托邦。有学者指出，“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况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状况也可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化、竞争法治化的今天，每一个理性经济人都在不断追求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化，然而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决策通常都不会是集体的最优决策，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具有的放大效应越来越明显，其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单个个体的行为不仅仅关涉私人成本和收益，而且极有可能造成其他市场主体被迫负担额外的成本或增加收益，依如此形势，竞争之下的集体非理性趋势势必会加强，也就产生了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即“个体活动的外部性产生了激励的需要，简单地说，激励的目的就是把个体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规则的强制，迫使产生外部性的个体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使得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从而通过个体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最优。”

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唯有团队合作才是创造的不竭动力。如何克服个体的自利倾向，消除个体行为的外部性一直被看成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真实难题。正如奥尔森曾经指出，“即使人们非常愿意合作，大规模的集体合作仍然可能毁于‘搭便车’之类的自私选择。”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个体有限理性行为的破坏力。具体而言，“消除”外部性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将行为所具有的外部性内部化，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确保“各司其责、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我国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指出，“经济法作为调整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法律”，通过这一现代法制形式确认人的劳动力权，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确保“劳有所得”，必定有益于破解这一难题。笔者认为，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的“帕累托最优”应当表述为，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的劳动力权得以设定、确认和保护，承认劳动创造财富的事实，肯定劳动力的价值，倡导同创共享的双赢思维方式，激励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让每一个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拥有最大的持续的积极性运用自身的劳动力投入到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之中，通过各主体间的协作保障团队效率最大化，以此解决普遍的搭便车问题，有效防止社会惰化，从而促使社会整体增量利益可持续的最大化创造。

二、“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

“帕累托最优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下，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同时最大化。而现实的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工业技术进步导致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与此伴随，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即社会治理机制总是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这已经被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史所证实。”若想验证这一“经验”，必须清晰，实现“帕累托最优”实际上隐含着三个必要的前置条件，即完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备的私有产权保护机制及健全的“同创共享”现代法律体系。①

（一）完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必定是自由、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即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明确政府的定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督促政府减少行政干预，扮演好市场经济的真诚服务者这一角色。反观现实，当前市场经济下如此的“中国特色”几乎俯拾皆是：政府为创行政绩效盲目追求GDP增长，在行政审批过程中过于看重项目的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应，全然忘却了自身肩负着保障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公平竞争的职责。面对如此“合法化”的强行干预，市场机制必定是不完全的畸形发展。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营造一个开放、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真正的发挥主导作用，最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即集体的非理性行为，遏制公有地悲剧的持续加深，防范机会主义倾向，杜绝搭便车现象，将个体行为的外部性予以内部化，以期寻得帕累托改进空间，最终得以达至帕累托最优状态。毋庸置疑，强调政府以建立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为首要职责，重在创新市场监管体系。同时，强化政府的信息披露职能，重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用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引导市场竞争，着力建设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此确保克服个体理性的有限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集体理性的发挥，促使团队合作的效率最优化。“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赖于政府担当调和矛盾的“居中裁决者”，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二）完备的私有产权保护机制“尽管华人社会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社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之一”。一个稳定而明晰的私有产权保护机制是所有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所有人格的完全独立无一例外的源于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只有明晰可靠的财产权，社会的弱势群体才可以在片瓦立锥之地拒千军万马于门槛之外。而不是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财产权仅仅只是富人的权利，仅仅只是为富人服务。”因此，消除外部性以发挥集体理性，必须要确定“产权自拥”与“责任自担”两大原则。早在个体手工生产时代，计划经济重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依靠自身的劳动力足够求得生存与发展，各经济主体间也不必然发生交集。自从进入社会化合作大生产时代，市场经济重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实现，越发关切如何保障自身的“劳有所得”。于是，对于私有产权的界定便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诚如学者所指，“所谓创新的产权原理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财富的创造者应当保留由其创造的大量财富。”另一方面，正是基于“资本并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的价值，只有劳动才是唯一的价值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