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论文范文6篇

恶性论文范文第1篇

1放射性离子植入治疗的国内外发展历史

近距离放射治疗的发展历史至今已有100多年，早于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镭并用于临床治疗肿瘤。1901年Pi－erreCurie提出近距离治疗（Brachtherapy）这一术语，发明了能够埋入组织内带有包壳的放射性核素离子，并运用于狼疮（lupus）的治疗；1903年美国学者Alexander最先提出将放射性物质直接植入到肿瘤组织中进行放射治疗，开创了恶性肿瘤近距离治疗的新纪元；1909年法国巴黎的Pasteau和De－grais使用带有包壳的镭经尿道植入近距离放射治疗前列腺癌，开创了组织间近距离治疗的先例；1965年美国纪念医院的Whitmore成功研制出125I粒子，并应用于前列腺癌的治疗，取得了成功；1972年Whitmore等通过耻骨后插入125I粒子治疗局部和转移性前列腺癌，为今天的近距离放射治疗奠定了基础。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地进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努力，国产6711型125I粒子于1998年研制开发成功。2001年，王俊杰等［2］在国内首次应用图像引导技术的治疗计划系统，用125I放射性粒子治疗前列腺癌和大肠癌，取得较好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超声技术、放射物理学、计算机三维治疗计划分析系统（TreatmentPlanningSystem，TPS）和模板定位技术引导下置物及术后分析系统的出现，使这一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通过大量临床应用发现，125I粒子内放疗治疗恶性肿瘤具有精确的计量分布、粒子的准确植入、创伤及并发症少、疗效较佳、可近距离作用于肿瘤细胞等优势。可见，125I放射性粒子治疗恶性肿瘤是一种较合理、较有效的辅助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

2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特点

125I粒子为一种低能放射性同位素，其直径为0．8mm，长约4．5mm，包壳钛管壁厚约0．05mm，直径为0．8mm吸附有125I的银棒。125I半衰期为59．43d，是通过电子俘获而衰减并放出特征性的光子和电子，电子被钛管壁吸收，光子主要发射27．4KeV、31．4KeV的X射线和35．5KeV的γ射线，同时激活的银棒发射22．1KeV和25．2KeV的荧光X射线，放射性粒子产生的低能量γ可持续照射肿瘤细胞使其DNA单链与双链的断裂，从而杀伤恶性肿瘤的干细胞达到处方剂量和半衰期后使肿瘤细胞失去繁殖能力。125I的铅半减层厚度为0．025mm，有效照射距离的初始剂量率为0．08～0．1Gy／h，由于其半衰期和能量释放都比较适中，具有穿透到局部组织间的作用，对周围的重要脏器热损伤效应小，粒子植入体内或体表不会吸收入血也不会排出体外，能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适用于杀伤生长缓慢的肿瘤细胞，对人体和周围环境较安全，成为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一种粒子源［4］。近距离放疗包括组织间插植和腔内治疗两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为组织间插植。组织间插植是通过微创的方式将多个封装好的具有一定规格、活度的放射性核素粒子经施源器直接施放到肿瘤组织内，进行高剂量的照射治疗，根据植入时间可分暂时性插植治疗和永久性插植两种。

暂时性插植治疗剂量率一般为0．5～0．7Gy／h，是指根据计划将放射性粒子植入到肿瘤体内或肿瘤周围，经过一定时间分次高剂量率照射达到处方计量后，大多需将放射性粒子取出；暂时性插植使用的放射性粒子主要为初始计量较高的核素，如铱－192、钴－60等，治疗方法多为分次高剂量率照射，使用时装治疗机完成，大多需要再次手术取出施源导管。永久性插植治疗的剂量率一般为0．05～0．1Gy／h，选择粒子的活度在0．3～1．0mCi／粒（1Ci＝3．7×1010Bq）之间，它是在B超或CT引导下通过计算机三维立体治疗计划将放射性粒子植入到肿瘤区域，粒子可永久保留在体内；永久插植使用的放射性粒子主要为初始剂量率较低的核素，如碘－125、钯－103、金－198等。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近距离治疗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是一种新型、低能、安全、易防护的技术。

3125I放射性粒子在涎腺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及取得的成效

3．1安全性与疗效125I放射性粒子为初始剂量率较低的核素，较适用于组织间的永久植入，国内外学者对粒子近距离放疗的安全性给予认可。研究表明腮腺癌患者接受的125I放射性粒子治疗后，对周围人群的辐射量远低于国家规定防护的标准值（50msv／年）。North等［6］通过研究显示腮腺癌单纯手术切除的五年生存率约为59％，局部控制率约为74％；而腮腺癌切除术后结合125I粒子放疗的五年生存率约为75％，局部控制率约为94％。Stannar等［7］对9例软腭部的唾液腺恶性肿瘤的患者行手术后结合125I粒子植入近距离放疗的治疗方法，放置时间约3～7d，平均随访时间为50个月，未见复发的病例出现。ZhangJ等［8］于2008年报道恶性涎腺肿瘤病人行手术结合125I粒子放疗的效果观察，对12例患者进行术中或术后将125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靶区，随访3～5年，结果无肿瘤复发或毒副反应等，面神经功能也在术后6个月内得到了恢复。张素欣等［9］报道9例腮腺癌患者手术切除腮腺及肿物，保留面神经，术后行125I放射性粒子治疗，随访4～5年局部未见新生物，未出现面神经功能障碍的症状。吕淑珍等报道13例涎腺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肿物，术后2～4周行125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术后一周及两个月后复查CT，未见放射性粒子移位，随访时间为6～72个月，未见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张行涛等治疗一组20例腮腺黏液表皮样癌常规手术将肿瘤切除后行125I粒子内放疗，随访五年以上未见一例复发，面神经功能未见明显异常。

3．2治疗方法的改进

3．2．1125I放射性粒子链现临床上常用的是125I放射性粒子单颗粒子源植入，由于患者的体位变化或者植入角度的偏差，可能导致最终粒子未能按照计划的位置植入而不能达到均匀分布。近年来国外学者已开发研制出125I放射性粒子链，是将放射性粒子和间隔棒依次交替装入粒子管并固定而组成的链状结构，能够精确、立体地植入到肿瘤组织内或者肿瘤浸润组织，这样可以使病灶受到精确的、持续剂量的放射线杀伤。这种粒子链减轻了患者的痛苦，节省了植入的时间，减少了植入的偏差。

3．2．2复合型放射性粒子复合型放射线粒子是指在同粒子中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核素的放射性粒子，如将125I和103Pd按照需要封闭在同一粒子中制作复合粒子。有文献报道，认为125I和103Pd两种不同的放射性粒子在混合使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效果更佳［12］。因为103Pd的辐射为中剂量率，半衰期为16．96d，释放出50％的能量只有8．5d，成为攻击癌细胞的“第一部队”；而125I辐射为低剂量率，半衰期为59．43d，释放50％的能量需30d，正好成为103Pd之后攻击癌细胞的“第二部队”。103Pd适用于分化差、繁殖快的肿瘤细胞，125I适用于分化好，分裂较慢的肿瘤细胞，因此，两者混合使用可发挥不同放射性粒子的生物和物理学特点，达到治疗不同恶性肿瘤的目的。彭阳红等［13］利用125I－103Pd复合型放射性粒子植入小鼠肺移植瘤体内，治疗效果较理论上治疗剂量相当的125I和103Pd粒子的治疗效果更佳，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3．2．3三维治疗计划系统目前粒子的植入方式有：经体表直接植入，术中粒子植入，内镜下植入。内窥镜下植入是通过B超超声波图像或者CT引导下经皮穿刺植入。三维治疗计划系统是通过CT、超声检查及MRI等辅助影像学检查来建立肿瘤和临近重要器官及大血管的三维立体图像后，将125I放射性粒子的数量、活度及分布情况计算精确定位后再均匀植入，从而保证了植入粒子放疗的准确定位，做到对肿瘤的适形放疗。三维治疗计划系统可以对粒子源的治疗起到关键的制导作用。

3．3常见的并发症及处理有研究报道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体内会产生放射性反应，主要有穿刺点出血、水肿、感染等短期并发症，也可能出现放射性坏死及放射性溃疡及瘘道的远期并发症，晚期病例可出现吞咽困难、口腔黏膜炎、口干症及粒子移位并发症等。吕淑珍等对13例涎腺恶性肿瘤植入125I粒子术后2例出现创口轻度水肿，未作特殊处理，4周后愈合；1例患者出现皮肤色素沉着，未予处理4个月后皮肤色泽基本恢复正常。

4125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放疗治疗涎腺恶性肿瘤存在的问题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近距离治疗涎腺恶性肿瘤是近十余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肿瘤微创治疗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前列腺癌、脑胶质瘤、食管癌、胰腺癌、肺癌及头颈部恶性肿瘤的治疗。因该技术应用临床时间较短，大样本临床研究资料及远期疗效观察及报道不多，缺乏一定的前瞻性研究，如何通过更加准确的粒子植入和更加精确的剂量分布，达到适形放疗的效果，仍需做大量的基础实验及临床研究工作，且不同性质的肿瘤其周缘浸润有其特殊性，其匹配的处方剂量存在差异；目前尚未找到一种适合头颈部恶性肿瘤植入的支架和模板。目前国际及国内没有确定放射性粒子的精确计量标准，如何完善治疗措施、使用方法、技术操作，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疗效和建立起科学的多科室（颌面外科、放射科及核医学科等）介入治疗规范，尚需我们不断地努力探索和研究。

5展望

恶性论文范文第2篇

1.1观察指标对两组研究医院的工作效率的良好率进行比较，评定标准分为效率快、效率较快和效率慢，其中效率良好率=效率快率+效率较快率；对患者对医院服务的满意率进行比较，评定标准分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其中满意率=非常满意率+一般满意率。

1.2统计学处理统计分析时采用SPSS17.0软件分析，用χ2检验计数资料，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对两组研究医院的工作效率的良好率进行比较观察组工作效率的良好率（90.00%）明显好于对照组工作效率的良好率（30.00%），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2.2患者对两组医院的满意率比较调查患者对两组医院服务的满意率，患者对观察组的满意率（80.00%）明显好于患者对对照组的满意率（50.00%），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2所示。

3讨论

通过本研究表明，观察组工作效率的良好率（90.00%）明显好于对照组工作效率的良好率（30.00%），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目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管理作为现代信息管理的手段已经被应用于医院的病理信息管理中，改变了传统的手工登记和索引卡片来对病例资料的管理模式，能够为管理决策和组织业务处理提供及时、有效、准确的信息服务，避免了由于档案被过多使用而出现的破损、丢失等情况，为医院节省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有效降低和避免资料的丢失。另外，传统的病例信息管理需要耗费人员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信息化管理节省了人员的应用，使办公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和自动化，病例管理人员利用计算机系统能够快速检索和对病例进行排序，及时发现未及时归案的或不符合归案条件的材料，病例的信息化管理对医院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患者对观察组服务的满意率（80.00%）明显好于患者对对照组服务的满意率（50.00%），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现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医疗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医院是以劳动方式向人民群众提供健康服务的主体，在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报酬，群众有权利对医院进行自由选择，为了让群众选择我们的医院，就要在日趋激烈的医疗市场中打造医院的名牌效应，为医院树立良好的形象。病例信息化管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知识与网络化的微机系统对患者的病例进行收集和整理，通过归纳、分类、汇总等，能够为医院的领导层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参考，为病人的治疗也提供很好的参考作用。医院恶性肿瘤病例的信息化管理是一项结合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系统工程，因此，对档案管理工作者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有更高的要求，以便于提高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对患者的治疗有着很好的参考作用，提高了患者对医院服务的满意率，从而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

恶性论文范文第3篇

采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将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以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八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对ELES模型参数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可得到ai、bi的估计值。具体数据见表1。估计结果中，参数估计值和回归方程在显著性水平a=5%下都非常显著，说明人均纯收入对8项生活消费支出的线性影响显著。

二、ELES模型结果分析

1.边际消费倾向分析由表1的bi值可知，中国农村居民“十二五”时期总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3998，即收入每增加100元，用于生活消费支出为39.98元，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数额为60.02元。而“十一五”时期总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958，比“十二五”时期高0.096，二者相差较大，说明中国农村居民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其消费趋于保守。“十二五”和“十一五”时期中国农村居民新增购买力的投向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边际消费倾向排前五的依次为：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衣着。这说明了随着收入的提高，中国农村居民依然还是很重视对于吃、住、行等基本需求的支出。从个值来看，“十二五”与“十一五”时期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差较大，“十二五”时期为0.081，比“十一五”时期的0.113下降了0.032，这可能是由于前期的住房需求得到了部分满足，导致后期没有持续强劲的需求；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衣着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说明中国农村居民一直在追求生活便利化、丰富精神生活、提高外在形象。可见，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衣着仍然是中国农村居民追逐的消费热点。

2.基本消费支出分析由式（5）可求得各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表1），可知：①十二五”时期中国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中，食品(42.16%)、居住（17.81%）、衣着（6.53%）列在第一、第二和第六位，则农村居民用于吃、穿、住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支出占66.5%。仍然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还停留在吃、穿、住等基本的需求层次上。②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总和为4504.5489元，比2007年的2247.2071元高出2257.3418元，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逐步提高，同时可以将4504.5489元作为2012年划为贫困线的标准。③在分类消费品中，2012年的交通和通讯无论是数值还是结构上都较之2007年明显增加，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对于交通和通讯的消费一直有较高的需求。

3.恩格尔系数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为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根据实证结果计算可得，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善，恩格尔系数从2007年的48.68%下降到2012年的42.16%，下降了6.52个百分点。可知，中国农村居民目前处于小康阶段，逐步向富裕阶段转变。

三、结论

恶性论文范文第4篇

(一)TREMOVE中国模型的构成TREMOVE模型是一个政策评估模型，主要是从交通运输角度研究不同的交通和环境相关政策对排放量的影响。［16］模型包括交通需求模块、交通工具模块、排放量模块和社会福利模块。我们运用该模型并以中国基准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得到TREMOVE中国模型。模型的结构如图1所示。1．交通需求模块、中国基准数据和政策影响交通需求模块的运输需求由货物运输的吨公里(TKM)和旅客运输的旅客公里(PKM)产生。中国交通需求的基础数据模型源于中国交通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TREMOVE模型利用此基准数据，依据成本的不同重新校准交通需求(以出行目的分配交通需求，如城市交通和乡镇交通，同时还有不同的交通选择，如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成本包括燃油成本、燃油消费税、关税、公共交通费用、停车费、购买成本、时间成本、保险、维修、所有权、增值税等成本，政策的改变可以影响这些成本的变化。例如，征收碳税会增加燃油成本，调整车辆购置税或车船税会影响车辆的拥有成本，而改善公共交通可以减少公共交通的时间成本，使之较私人交通更具优势。政策的变化导致相应成本的变化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在交通需求及交通模块上的选择。同时借鉴符淼的研究理论，对TREMOVE交通需求模型进行优化，使得不同政策影响可以在集成后的成本下被有效估计。2．交通工具模块交通需求按交通工具类别不同(公共汽车、轿车、摩托车、轻型货车、重型货车、客运列车、货运列车、轮船、飞机、地铁)分为PKM和TKM，进而从交通需求模块转化为交通工具模块。交通工具模块通过区分各种交通工具的载客或载货量，将PKM和TKM转化为车辆公里(VKM)，然后将其按照不同的使用年限和技术进行区分，并通过VKM衡量的交通需求和车辆数量产生新的车辆销售量。进而将销售的交通工具区分成不同类别，如按不同排量大小及燃料类别(汽油、柴油、天然气)分类新生产的汽车。3．排放量模块在排放量模块中，利用COPERT模型结合VKM和交通工具模块的数据计算燃油消费量和排放量。燃油消费量和排放量是通过VKM和燃油消费量或排放量参数相乘所得。这些参数随车辆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呈U形，在中间最有效，同时也和车辆类别、载重、使用年限等相关。4．社会福利模块基于前几步估计所得的排放量、拥堵时间、成本等数据，社会福利模块估计了家庭效用、生产成本、政府税收收入的边际成本、污染(包括噪音)和拥挤的外部成本。通过对比模拟数值和原来的数值可以衡量试用政策的收益或损失。

(二)TREMOVE中国模型的校准和修正1．模型的校准和数据来源此模型的校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1978—2013)、世界银行网站中国数据(2000—2012)、中国交通年鉴(2000—2012)、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5—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网站、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数据均以2005年为基准年进行校准。在模型运行过程中，我们在不同阶段均设置了校准过程，同时我们也自主计算了一系列数据，作为模型模拟中的数据的参考，进而消除潜在错误。2．模型的修正模型被校准后，我们给TREMOVE模型加入了如下修正:(1)将模型基准年由1995年更改为2005年。(2)在交通需求模块的出行决策过程中考虑直接成本而不是总成本，例如燃料成本和时间成本，但不包括固定成本，如保险费，因为燃料成本和时间成本是直接成本，在私人出行决策过程是最重要的。(3)在需求模块中评估了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之间的替代弹性，以此模拟当公共交通得到发展时，更加便利的公共交通会被出行者更多的采纳。(4)由于我们并不知道交通税收会替代哪些税收，因此我们将福利模块重新修改使得其可以估计单纯的交通税收，而不是仅仅用交通税收代替一般性税收或劳务税。

二、政策分析

本文共模拟的三种基本政策是:(1)基于车船税法规定的新车船税。(2)借鉴苏明等［17］设计的碳税税率政策。(3)新车船税和碳税政策并行。新车船税及碳税政策如表1、表2所示。通过在模型中模拟这些政策，可以对这些政策的实施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在这三种基本政策基础上模拟的两种政策分别为:一是在模型中加入小客车数量限制，如已在多个省市采取的摇号措施。二是将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之间的替代弹性增加至0．3，以此来提高公共交通在出行决策中的吸引力。政策模拟的所有结果均与未采用任何新政策但基于同样给定的成本、偏好、弹性等条件模拟得出的基础数据进行比较。

三、模拟结果分析

(一)CO2排放量的减少新的车船税对CO2排放量的减少影响不大，如图2所示。在2030年时CO2排放量约减少两千万吨，由于车船税与车辆使用频率无太大关系，根据符淼(2012)所述，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变车辆构成上。相比之下碳税对CO2排放量的减少效果显著，在2030年时，CO2排放量为13．34亿吨，基本与2023年未实施新车船税和碳税时的CO2排放量相等，远低于2030年未实施新车船税和碳税时的14.12亿吨。而当碳税和车船税共同作用时，CO2排放量在2030年将减至12．93亿吨，与2020年未实施新车船税和碳税时的CO2排放量基本相等。图3则给出了当两种政策共同作用时，公共交通对私人交通的替代弹性的增加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当替代弹性达到－0．3时，在两种政策实施初期，CO2排放量就会有明显减少，同时高替代弹性还会将CO2排放量维持在11亿吨以下，且到2030年，CO2排放量为10．68亿吨，与2017年未实施新车船税和碳税时的CO2排放量基本一致，效果显著。图4则给出了当两种政策共同作用时，同时加入小客车数量限制。由于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小客车已成为交通CO2排放量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限制小客车数量的增长对减少未来CO2排放有着重要意义。当三种政策同时实施时，CO2排放量于2015年便有明显改善，减少约6千万吨CO2排放，而至2030年时比采取新车船税和碳税政策的CO2排放量少2亿多吨，为10．68亿吨。

(二)中国社会福利和税收收入的变化图5描述了新车船税和碳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图中可以看出单独实行新的车船税时对社会福利有负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车辆成本的增加及交通工具数量的增加，至2030年社会福利约减少50亿CNY2005(2005年人民币价格)并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新的车船税对交通工具结构和居民出行的交通工具选择的改变。新的碳税对社会福利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主要是社会福利不仅仅包含居民收入的变化，同时隐含着诸如污染物、噪音等外部成本的变化，单独实施碳税会使社会福利得到较为显著的改善，于2030年时为257．57亿CNY2005。而两个政策共同作用时，由于碳税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社会福利至2030年会增加211．80亿CNY2005。图6给出了新车船税和碳税对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如图所示，新的车船税和碳税均会增加政府的税收。单独应用新的车船税时，会在2015年为政府带来77．79亿CNY2005的额外收入，至2030年时会为政府带来220亿CNY2005的收入，新的车船税对税收的积极影响非常可观。而相比之下，新的碳税对政府税收的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于2015年起征收碳税会令政府税收增加400亿CNY2005，截至2030年为641亿CNY2005，而两个政策的同时使用对中国政府税收的增加将达到862．62亿CNY2005。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车船税税收有一个明显跳跃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起开始采取的新一轮更高税率的碳税政策，影响了人们对交通工具的选择，更加多的耗碳量小的汽车将被使用，同时已投入使用的大碳排放量汽车还不能快速置换，使得车船税在一定时期内有了一定的增加。而至2027年时，由于居民的选择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碳税政策，交通工具结构趋向合理，车船税税收开始减少。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可以利用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doubledividendeffects)，以环境税代替劳务税得到更大的社会效用的提高。这是因为环境税是通过征收诸如污染等负面产物的税收而不像就业等税收［18］，根据Clinch［19］的理论，中国居民可以因此得到更高福利。社会福利的双红利效用如图7所示，结果显示双红利效用在政策实施后会增加约一倍的社会福利。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TREMOVE交通模型和中国的数据，模拟征收碳税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并将分析结果与实施原经济政策的中国数据进行对比。本文的目的是:(1)通过量化政策对CO2排放量减少的影响，筛选最适合的政策;(2)给中国未来如何有效实施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一)结论1．通过模型可知，实施新的车船税对CO2排放量的减少作用不明显。但当碳税政策一并实施时，两种政策共同作用对CO2的减少作用显著。2．实施全部两种政策时，若公共交通设施有所改进，公共交通对私人交通替代弹性的提高可使CO2排放量进一步下降至10．68亿吨;而当实行限制小汽车数量时，小汽车数量的减少会使CO2排放量下降至10．69亿吨。3．在社会福利方面，实行新的车船税对社会福利有负的影响，而新的碳税对社会福利有着积极的影响，两个政策共同实施会增进社会福利。同时，当我们用环境税替代劳务税从而减轻劳务税时，由于双红利效应的作用，会增进社会福利。4．在政府税收方面，新的车船税和碳税均会增加政府的税收。单独应用新的车船税时，对税收的积极影响非常可观;而相比之下，新的碳税对政府税收的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两个政策的同时使用对中国政府税收的增加将达到862．62亿CNY2005。

恶性论文范文第5篇

(一)目标服务对象余额宝没有门槛限制,最低一元即可购买,所以主要服务于拥有小额零碎的沉淀资金的消费群体,仔细研究余额宝的理财模式后可以发现,它是专门针对网络消费群体提供的创新型个性化的理财产品,是“零用钱”理财工具,让曾是“鸡肋”消费余额也获得了增值价值;而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较高,起点基本都在5-10万,所以主要服务于大额资金客户,二者市场的差异化,使得二者都有各自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二)销售渠道余额宝嵌入在支付宝之中,而支付宝作为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拥有超过8亿注册用户,这给予余额宝极大的发展空间。而银行理财产品主要通过传统的银行渠道销售,没有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手续繁琐。

(三)流动性余额宝的T+0赎回模式,赎回资金实时到账,使得它的流动性明显更强。而且随时将账户余额用于实时消费和转账的模式将理财和支付融为一体,符合支付宝用户的消费特征。而银行理财产品,几乎都是封闭式运作,即在固定的投资期内,不能提前赎回也不得转让;即使目前滚动销售的理财产品在运作期内也会冻结资金。因此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之前必须对资金的流动性需求做好预估。

(四)收益性由于余额宝和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性和流动性不同,二者的收益率也没有太多可比性。但就目前表现而言,余额宝上比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盈利水平略胜一筹。余额宝自推出的第五日起,七日年化收益率均保持在4.2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基金的盈利能力。

(五)风险性余额宝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它的投资对象,货币基金主要以短期的银行存款以及有固定利息的债券等安全性高、收益稳健的金融资产为投资对象,所以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另一部分来自于它的运作模式,余额宝的运作过程全部在互联网上完成,投资者在享受便捷性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网络风险。而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则主要来自于它的投资对象,标的资产不同的理财产品风险也不同,从整体上看,它的投资范围更加广泛,还涉及股票等高风险的金融资产。所以从投资领域上讲,整体上货币基金的风险小于银行理财产品。

二、余额宝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以及银行的应对策略

(一)余额宝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余额宝是“零用钱”理财工具,而银行理财产品的客户群体是具有一定投资需求的大额投资者。所以从短期来看,差异化目标客户使二者没有太过直接的竞争关系。除非一些超短期理财产品,他们的收益与余额宝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与余额宝相比,它们的投资门槛最低也要5-10万,变现时间也相对较长,并且赎回和转让的条件要苛刻的多,风险还要更大,因此,部分超短期理财产品的客户会转向余额宝,一定程度上对商业银行造成冲击。但从长期来看,余额宝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余额宝的收益率高出活期存款利息十几倍,而理性的投资者具有逐利的本能,将会使得更多的活期甚至是定期存款的客户资源流向余额宝,这从长期来看就是在分流银行理财产品的潜在客户;从另一方面来看,余额宝这种创新型个性化产品有着更加明确精准的客户定位,市场定位明确,加速对活期甚至定期存款的替代效应,再加上支付宝等支付平台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便捷性,使得余额宝相比银行理财产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长远来看,这也会对银行理财产品造成很大程度的冲击。

(二)银行的应对策略1.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服务模式。由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再加上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产品的设计发行与销售渠道,所以逐渐形成了一种“银行为中心”的客户服务模式。而此次余额宝的推出,说明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模式才能更精准的抓住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为此,商业银行应换位思考,从客户的角度创新产品,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2.在存款及对存款起替代效应的竞争性业务上针对性的加大创新力度。从短期小额理财模式来看,即在活期存款业务方面,活期客户长期被定义为银行的非主流服务客户的传统银行服务模式必须被打破,商业银行应以客户为中心,加强活期存款的个性化服务,如相应的推出活期余额理财服务等业务,还可利用自身的资金、客户资源、渠道等优势推出一些第三方机构无法进行的业务;从长期理财市场来看,商业银行对于低收益的理财产品可以采取降低购买门槛、宽松申购与赎回的条件等措施加强客户黏性。对于中长期的高收益产品,在销售模式上,银行可以借鉴P2P模式,与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并加强风险防范,提升客户服务价值。3.聚焦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的深度融合。互联网信息技术是余额宝成功推出的技术支撑,它使即时消费成为可能。而商业银行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加上余额宝引领的基金T+O赎回技术等日趋成熟,为了减小互联网金融产品带来的冲击,应加紧互联网技术和传统垄断业务融合的步伐,相应地推出类似产品,如拓展T+0货币基金支付功能等。4.积累数据,构建跨界电子商务平台。余额宝成功的关键在于支付宝平台积累的巨量客户交易信息。这彰显了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创新核心的地位。近几年,商业银行在金融信息化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但由于缺少评估客户信用的有效信息而难有突破。在此背景下部分银行开始联合谋求共赢,它们利用资源和渠道优势,共同建设一个跨界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云计算等来收集客户相关信息。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商业银行要积极培养金融知识和信息技术知识兼备的综合性人才,这样才能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有效决策,更有效的迎接互联网金融的挑战。5.顺应潮流,寻求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新定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传统行业都在震荡洗牌。互联网已经不再局限于与传统行业竞争的一个或几个行业的角色,而变成了一个平台,一种机遇。商业银行要抓住这个平台和机遇,加快转型步伐,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更贴近客户需求的创新金融产品。

三、结论与展望

恶性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盆腔；肿瘤；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弥散加权成像属于一种无创性检测方法，可以对活体组织内部水分子的扩散运动进行检测[1]。中枢神经系统DWI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查中。近年来，随着快速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腹部DWI已经逐渐凸显出其重要价值[2]。本研究旨在研究盆腔肿瘤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的诊断价值，结果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6年3月至2017年4月本院收治的40例盆腔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分为良性病变组和恶性病变组。良性病变组15例患者中男性3 例，女性12例，年龄20～76岁，平均年龄（52.9±4.6）岁。恶性病变组25例患者中男性4例，女性21例，年龄21～75 岁，平均年龄（53.1±4.7）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病变患者中，鳞癌患者12 例及腺癌患者3例均为女性、其余患者10例。本文仅对鳞癌患者与腺癌患者进行比较。鳞癌组患者年龄22～72岁，平均年龄（52.8±4.4）岁。腺癌组患者年龄23～72岁，平均年龄（53.1±4.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对所有患者均采用磁共振（MR）扫描仪（生产厂家：GE公司；型号：1.5T超导型磁共振）进行MRI扫描与弥散加权成像，造影剂选用咋喷酸葡胺注射液（生产厂家：北陆药业有限公司），用法用量为：于肘静脉注射；剂量为0.1 mL/kg。扫描序列参数如下：FSE序列T2WI TE95-115 ms，TR5 000-10 000 ms；T1WI TE为8.8 ms，TR为400 ms；DWI（SE-EPI）TE为72.5 ms，TR为400 ms，b取700 s/mm2。扫描期间的仪器参数：矩阵为512×512，视野为240 mm×240 mm，层间距为1 mm，层厚为6 mm。选择方法：根据肿瘤大小选择实性肿瘤病变中弥散受限程度最大的部分，避开出现坏死的囊变部分；对于囊性肿瘤，分别测量信号不同部分的ADC值，以平均值作为其结果。

1.3观察指标对良性病变组与恶性病变组的ADC值进行比较。对鳞癌组与腺癌组的ADC值进行比较。

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良性病变组与恶性病变组ADC值比较两组患者的ADC值比较表明，良性病变组ADC值显著优于恶性病变组（P＜0.05），见表1。 

2.2鳞癌组与腺癌组的ADC值比较两组患者的ADC值比较表明，鳞癌组患者的ADC值显著优于腺癌组（P＜0.05），见表2。

3讨论与结论

盆部是指盆腔腹膜所包绕的部位与盆腔腹膜外的衔接部位，盆腔肿瘤主要表现为盆部肿块，其症状比较隐匿，患者常由于症状不明显而延误就诊，使得病情恶化。因此，对于盆腔肿瘤患者而言，疾病的检测对其病情的治疗有重要的意义。商守宇[3]等的研究表明，DWI与ADC值可以显示盆腔产生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之间的差异以及鳞癌与腺癌等不同种类肿瘤之间的差异，是一种非常有效地检测方法。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是一种特殊的成像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利用MR成像的特殊序列对活性水分子当中的微观扩散活动进行观察。其成像原理为：在常规SE序列中，于180°聚焦射频脉冲的前后两端各加一个极性相反且位置对称的梯度场，当水分子弥散时，由于梯度场的作用，使得质子横向磁化而形成相位分散，以至于不会全部重聚而使信号衰减，从而形成DWI中的异常信号[4-5]。在弥散图像中包括质子、 T2以及ADC 值的变化信息，ADC 值可以反映水分子进行扩展运动的程度[6]。不同病理与不同组织在生理过程中的ADC值不同，ADC 值的差异可以反映病情的大体与显微结构的变化。与常规的MRI图像相比，在DWI图像中，正常组织的信号显著降低，图像中的组织分辨率有所减弱，然而弥散受限组织的DWI 信号有所增强，与周边低信号背景组织相比，病变部分显示的更加明显。肿瘤细胞的聚集与高核浆比使得所有的恶性肿瘤于DWI 图像上均呈高信号[7-8]。本文研究显示，良性病变的ADC值与恶性病变的ADC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肿瘤当中鳞癌的ADC值与腺癌的ADC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所述，DWI与ADC值不仅可以有效地显示盆腔产生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之间的差异，而且可以显示鳞癌与腺癌等不同种类肿瘤之间的差异，为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以及肿瘤类型提供了有效地判断依据。

参考文献

[1]陈永华.盆腔良恶性肿瘤鉴别中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值的诊断价值[J].分子影像学杂志，2017，40（2）:141-143.

[2]董乐丹，肖琴琴，叶琼，等.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诊断的应用价值[J].中国现代医生，2017，55（25）:101-104.

[3]商守宇.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卵巢囊实性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分析[J].中国实用医刊，2016，43（10）:82-84.

[4]王忠帅，李旭刚，艾春玲，等.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肿瘤调强放疗靶区勾画影响的临床研究[J].中国冶金工业医学杂志，2016，33（4）:475-476.

[5]周浩亮，李新胜.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与增强CT在宫颈癌分期和诊断中的价值[J].实用癌症杂志，2017，32（11）:1876-1878.

[6]何海青，樊树峰，陈邦文，等.MR扩散加权成像在前列腺病变中的诊断价值[J].医学影像学杂志，2009，20（2）：38-41.

[7]王浩初，樊树峰，丁建荣，等.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盆腔肿瘤中的诊断价值[J].肿瘤学杂志，2010，42（11）:85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