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缘意识为根基的社会文化论文范文

一、法兰克族源叙事的第一文本

如前所述，关于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存世的最早文本是多卷本《弗莱德加编年史》。“弗莱德加”（Fredegar）是近代早期西方文献学家为这套编年史著作“设定”的编撰者名字，至于其编撰者是否真的名曰“弗莱德加”，甚至这套史书是否为同一个人所编撰，至今尚无定论。①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编年史书最终完成于7世纪中期。这套史书包含6部编年史，其中，前5部是对已有编年史或其他史著的摘编和补充，第6部则是由“弗莱德加”个人编撰的史书。后来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将这6部作品整合为4卷本史书，其中，5部摘编补充类史书被置于前3卷之中，“弗莱德加”亲自编撰的“第六编年史”则被列为第4卷。②有关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一文本出现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该卷史书的底本是成书于4世纪的古罗马史书《编年史》（Chronicon），其原作者是尤西比乌（Eusebius，约260—340年），以希腊文写成，涵盖时段从“创世”至4世纪早期。尤西比乌的这部作品后由哲罗姆（Jerome，约347—420年）译为拉丁文，并增补了325—379年间的罗马帝国史。在尤西比乌与哲罗姆“合作”完成的这部《编年史》中，曾有述及特洛伊战争以及幸存者西迁之事，在“特洛伊陷落后的第一位拉丁人国王”标题下，有这么一段文字：“特洛伊陷落之后的第三年，亦有人说是在特洛伊陷落八年之后，埃涅阿斯（Aeneas）统治了拉丁人，历时三年；这些拉丁人后来被称为罗马人。”①《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就是在这段文字的前后开始其“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这一族源铺陈的，其中，最具文本价值的说法主要集中在第4、5、6、8这几节当中。鉴于这几段文字对于法兰克人的“特洛伊族源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源头意义，为明晰其来龙去脉，这里有必要撷其要义，转录如次：4.法兰克人由此肇端。他们拥立的首位国王名曰普里阿摩斯（Priamo），后来，又拥立弗里加斯（Frigas）为王。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诸多史书均有交代。后来，他们分作两支。一支来到马其顿（Macedoniam）……这些人与当地居民联合在一起之后，子嗣日多，人丁兴旺。正是从这一部族中，造就出英勇盖世的马其顿武士。他们的英名后来在国王菲利普（Phyliphy）及其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ri）时期得到了印证。……5.另外一支先是到了弗里吉亚（Frigia）。……他们又从弗里吉亚出发，携妻带子，途径许多地区。他们从其内部推选法兰吉奥（Francione）为王。后来，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名字，这些人被称作“法兰克人”（Franci），这是因为，据说这位法兰吉奥在打仗的时候非常英勇。……后来，他们转赴欧洲，在莱茵河、多瑙河及大海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安顿下来。6.就是在那个地方，法兰吉奥去世。由于战事连绵，他们的人员已所剩很少，此后，他们从其内部推举多位公爵（duces）主政。他们和公爵们一起，不断反抗外族人的控制，这一局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及至执政官庞培（Ponpegi）时期，情况出现变化。庞培不仅和他们开战，而且和居住在德意志地区的其他部族兵戎相见，最终将其全部纳入罗马的控制之下。不过，法兰克人很快就与萨克森人（Saxonibus）结盟，摆脱了庞培的控制。……这些事情过后，直至今天，再没有任何其他部族能够征服法兰克人。相反，倒是法兰克人能够让其他部族臣服于他们的权威。……按照传说，出自同一族源的还有第三个部族，即土耳其人（Torcorum）。……从特洛伊陷落到奥林匹克纪年元始，其间历时406年。8.……也就是在此时期，出现第一位拉丁人的国王，这些人也是从特洛伊逃出来的。因此，他和弗里加斯源于同一个家族。……据说，埃涅阿斯和弗里加斯是兄弟关系。[4]从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得以发端的文本语境中可以看出，“弗莱德加”借以展开法兰克族源叙事的核心摹本是拉丁罗马人的“特洛伊族源说”。早期的口头传唱阶段可以暂且不论，仅就有稽可循的文本材料而言，从公元前9—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算起，经过公元前1世纪晚期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到4世纪尤西比乌、哲罗姆的《编年史》，罗马人起源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说法在地中海世界已流传千余年。虽然说法兰克人在族源传说上仿效了罗马人，但其手法却是颇为精妙的，即，在原有的“罗马特洛伊世系”之外，另立一个与之平行且对等的“法兰克特洛伊世系”。概略而言，从有关法兰克族源的上述第一份文本材料中，可以读出以下几点核心要素：第一，久远。法兰克人的祖源地位于千山万水之外的遥远的亚洲，其始祖是特洛伊末代国王普里阿摩斯；从特洛伊城陷落之年算起，到该文本撰写之时，法兰克人的族源史已近1800年。第二，名门。法兰克人是弗里加斯的后代，弗里加斯与罗马人的先祖埃涅阿斯“据说”是兄弟关系；与法兰克人同宗的还有马其顿人，马其顿人的杰出领袖亚历山大大帝因此亦与法兰克人有着亲缘关系。第三，英勇。法兰克人是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其直接始祖法兰吉奥便是英勇的化身。第四，独立。法兰克人有着悠久的独立传统，即便有过短暂的臣服史，但也从未失去抗争的斗志，而且很快又重获自由，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征服过。第五，优越。法兰克人有着傲视群雄之气概，他们不仅打败了罗马人，而且有能力让其他民族俯首称臣。从篇幅上来说，《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对法兰克族源的叙述只有区区几个段落，自然无法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及古罗马的《埃涅阿斯纪》等鸿篇巨制相提并论。但是，它却是在依附于上述这些史诗作品的基础之上另辟新章的，因此，不论其篇幅是长是短，其叙事背景与场景终究是异常恢宏的，它不仅让这一叙事自然而然地浸染上浓重的经典史诗的风采与格调，而且也自然而然地赋予读者以史诗般的想象空间。在此之前，法兰克人一直被视为文明世界之外的“化外边民”，然而，通过“弗莱德加”的这一叙事，法兰克人便在瞬间得以摇变为文明世界的恒久成员，他们不仅和罗马人宗族同宗，而且较其更加出类拔萃。

二、承上并创新的第二文本

对于先祖、族源之类的玄妙往事，始创固然重要，但只有经过不断重复和深度演绎，才能够固化为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才能成为具有内向力的族群文化精髓。如果说《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借助于对尤西比乌、哲罗姆的《编年史》进行“补充”而首次将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付诸于系统化的文本材料的话，那么，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法兰克人的这一族源故事则得到再次确认，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增补和扩展。《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的底本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deTours，538—594年）的《法兰克人史》。在《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中，格雷戈里用了整整6页的篇幅对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进行梳理和考证，但是，对于其源头以及早期统治者的具体情形，格雷戈里在表述上显然相当谨慎并存有诸多悬疑。关于法兰克人的族源问题，格雷戈里表示，他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传说”，即，“一般传说，这族人来自潘诺尼亚，起初移殖于莱茵河畔，后来渡过了莱茵河，穿越了图林根。”至于其早期统治者，格雷戈里更是明确表示其所知甚少：“关于法兰克人的国王，许多人都不知道按顺序谁是第一个”；在对前世相关史书作了全面翻检之后，他进而得出结论：“这就是流传下来的编年史家给我们留下的有关法兰克人的记载，但是其中没有记录任何国王的名字。”叙史颇为严谨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族源及早期统治者问题上留有巨大的可供继续探究的余地，而这也就为“弗莱德加”再次提供了将“特洛伊族源说”植入其中的机会。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涵盖的时段极为漫长，从其所知的源头写起，一直写到克洛维的祖父墨洛维时期。为了配合“特洛伊族源说”的植入，“弗莱德加”将格雷戈里这段完整的长篇叙事拆散，化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的第2—9节，然后将相关内容嵌入进去，其增补和扩展的核心文字如下：2.关于昔日的法兰克人国王，神圣的哲罗姆（Hieronimus）在其著作中曾有言及，诗人维吉尔（Virgilii）在更早的时候在其作品中也曾谈到过：他们拥立的第一位国王是普里阿摩斯（Priamum）；由于尤利西斯（Olexe）施展计谋，特洛伊沦陷，于是，他们离开了那里。后来，他们又拥立弗里加斯（Frigam）为王。他们分作两支。一支去了马其顿（Macedonia）。另外一支则因弗里加斯之名而被称为弗里吉亚人（Frigiis），后来，这些人穿过亚洲，在多瑙河岸及海边住了下来。后来，这部分人又出现第二次分裂，其中的一半人马拥立法兰吉奥（Francionem）为王，他们再次出发，前往欧洲。他们携妻带子，侵入欧洲之后，在莱茵河畔安顿下来。在离莱茵河不远的地方，他们试图依照特洛伊城的式样重建一座城池，而且也将之命名为特洛伊。这个工程虽已开工，但最终并未完成。留在多瑙河岸边的那些特洛伊人……被称为土耳其人（Turchi）。其他那些人则因法兰吉奥之名而被称为法兰克人（Franci）。后来，他们和诸位公爵一起，一直拒绝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5.在这之后，因为诸位公爵都已死去，法兰克人又像从前一样，还是从过去那一家族选任国王。9.和昔日的情形一样，法兰克人郑重其事地要在他们当中推举出一位长发国王，亦即要从普里阿摩斯、弗里加斯和法兰吉奥那一世系中寻找合适人选，最终，他们将里歇梅尔（Richemeris）之子提乌德梅尔（Theudemarem）推选为王。……后来，作为部族中最为合适的人选，其子克劳迪欧（Chlodeo）继承了他在王国中的职位。……有传言说，某年夏天，克劳迪欧和他的妻子在海边逗留。中午时分，其妻下海沐浴，被一个长得颇似海神的五角牛海怪（Quinotauri）相中。后来，她怀了孕，使她怀上孕的可能是那头海怪，也可能是她的丈夫。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墨洛维（Meroveum）。就是依据他的这个名字，法兰克诸王后来被称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Merohingii）。[7]从叙事逻辑来看，上述文字与法兰克族源叙事的第一文本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其中的第2节，除了增加“在莱茵河不远处重建特洛伊城”这一细节之外，几乎就是第一文本的缩略版本。不过，从整体布局（第2—9节）来看，第二文本在表述上更具逻辑性，没有出现第一文本中那种比较明显的语句重复现象（本文在前述的第一文本引文中略去了此类文字）。此外，在法兰克族源叙事的处理方式上，第二文本也显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叙事重点出现变化。第一文本曾着重描绘法兰克人辉煌的尚武传统、与罗马人的同宗同族关系以及在战场上比罗马人更高一筹，等等。但是，到了第二文本中，除了提及法兰克人“一直拒绝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之外，尚武、同宗、优越之类的描述全部隐而不现，甚至在整个第2节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罗马人”这些字眼。这种变化看似有些奇怪，似乎表明作者在回避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族源关联，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与前后两个文本各自的语境是相契合的。第一文本是对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初次阐述，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地要从多个维度对这一族源的方方面面进行周延而全面的描述。第二文本的写作目的则有很大不同，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所提“不知谁是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这一困惑的回应，也就是说，“弗莱德加”是在以第一文本为基础，通过“特洛伊族源说”来解决格雷戈里的困惑。从写作的针对性来说，第二文本的这种处理方式是较为精炼且恰到好处的，而且与第一文本之间构成了鲜明的承接关系。其二，叙事线索延及当朝。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一文本是依附于古典著作而展开演绎的，在历史时段上自然有其无法逾越的局限。如前所述，作为第二文本的依附对象，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则是一段贯穿古今的长时段叙事，其下限已述及当政的墨洛温王朝传说中的始祖墨洛维。从前引的第二文本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对《法兰克人史》的相关文字进行摘编和加工的同时，“弗莱德加”不失时机地将“特洛伊族源说”与墨洛温王朝及其“长发国王”联系在一起，即，在经历了一段群雄逐鹿的公爵主政时期之后，法兰克人又重循惯例，开始从普里阿摩斯传承下来的那一以长发示人的特洛伊世系中推举自己的国王。虽然这一王朝名曰“墨洛温”，但其本质上依旧是万世一统、绵延不绝的“特洛伊世系”。有关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上述两个文本虽然被分置于不同的场合，但其叙述系统却是一体的，如果说第一文本是法兰克“特洛伊起源说”的奠基和全面铺陈之作，那么，第二文本则是在法兰克“现代史”语境下对这一族源说的活用，它并非是对第一文本进行简单的重复，而是选择性地运用第一文本材料，并将之与后续的法兰克史事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和第3卷中两次出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既不突兀，也无龃龉。如果说这两个版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相比之下，接下来要讨论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第三文本则是完全的别有洞天之说了。

三、独立成篇的第三文本

《弗莱德加编年史》所载法兰克史事截止于642年。半个多世纪以后，即大约在727年，法兰克境内又出现一部以法兰克人整个历史旅程为叙述对象的“通史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关于该书的作者信息及成书过程，后人一无所知。该书篇幅不长，译成汉文后尚不足5万字。全书由53章组成，其中，第5—42章中的内容大多取自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从法兰克通史角度来看，真正使得这本佚名著作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是第43—53章，这部分内容涉及642—721年间的法兰克史事，而这部分史料在法兰克历史上又具有惟一性。正因如此，佚名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与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以及“弗莱德加”的《弗莱德加编年史》一道，被视为墨洛温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三部史著。不过，就本文所论主题而言，使得《法兰克人史纪事》价值凸显的还不是其末尾的这11章“惟一性”史料，而是其开篇第1—4章对法兰克族源的特洛伊追溯，此即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三文本。为了便于考察这一文本与前两个文本之间的异同，这里也有必要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1.……在亚洲，有一个被称为伊利昂（Illium）的地区，特洛伊人的那个城市就坐落于此。……希腊人对该城进行围困，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城池失守之后，僭主埃涅阿斯逃往意大利……。特洛伊人还有其他一些首领，其中的两位分别是普里阿摩斯（Priam）和安忒诺耳（Antenor）。他们带着1.2万名劫后余生的特洛伊士兵，乘船来到塔奈斯河（Tanais）岸边。他们驶入莫提斯沼泽（MaeotianSwamps），然后越过附近的潘诺尼亚（Pannonias）边境。他们开始在那里创建一座城市，以此作为追忆其过往历史的依托。他们将该城称作西干布里亚（Sicambria）。……2.在这一时期，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Alans）起兵反抗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以及罗马民众。……阿兰人溃逃，他们渡过多瑙河，进入莫提斯沼泽地区。接下来，这位皇帝宣布：“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们能够进入这些沼泽地，去把这群腐朽堕落的无用之人给打发掉，那么，我就将免除他们的十年贡赋。”于是，特洛伊人……和一些罗马人一道进入莫提斯沼泽地，将阿兰人赶了出来，然后挥舞刀剑把他们砍倒在地。这些特洛伊人冷酷无情、大胆勇敢，正因如此，瓦伦提尼安皇帝把他们称作“法兰克人”（Franks）。在阿提卡方言（Attictongue）中，“法兰克”（Frank）一词的意思是凶猛残忍。3.十年之后，前文提到的那位皇帝瓦伦提尼安向法兰克人那里派去一批收税官，试图让他们按照旧有惯例重新缴纳贡赋。与收税官们同去的还有一位来自罗马元老院的公爵，他叫普里马里乌斯（Primarius）。然而，法兰克人毕竟是一群凶狠野蛮之人……他们埋下伏兵，杀掉了那些收税官。4.皇帝……下令军队采取行动，让他们前去讨伐法兰克人的军队。皇帝的这支军队由罗马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士兵组成，其统帅是阿里斯塔尔库斯（Aristarcus）。……普里阿摩斯是法兰克人当中最为英勇之人，他也死在了战场。法兰克人……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他们开始溃逃。就这样，他们离开西干布里亚城，辗转来到莱茵河的最下游地区……其首领分别是普里阿摩斯之子马尔科梅尔（Marchomir）和安忒诺耳之子松诺（Sunno）。不过，在松诺去世之后，他们采纳建议，打算像其他民族那样，也能由一位国王来进行统治。向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马尔科梅尔。他们把他的儿子法拉蒙（Faramund）选了出来，将之推举为御临于他们之上的长发国王（long-hairedking）。然后，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威索瓦斯（Wisowast）、威索加斯（Wiso-gast）、阿罗加斯（Arogast）和萨利加斯（Salegast）。……从上引材料来看，这个“特洛伊族源说”第三文本在叙事逻辑上似乎显得颇有条理，环环相扣，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而且颇有史诗般的格调。不过，如果和《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个文本存在两个极为明显的异常之处：一是框架问题。在法兰克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文本仅仅是在极为宏观的大框架上与第一、第二文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除了“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这一基本共同点之外，该文本与前两个文本几乎找不到契合之处。二是时空问题。从第一、第二文本的表述来看，“弗莱德加”对古典作品（特别是哲罗姆的作品）是有精深研读的，对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以及墨洛温王朝前期的历史也是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在这方面，第三文本则不足言说，不论是对特洛伊人物的排序，还是对古罗马历史的描述，抑或对法兰克早期史事的追溯，该文本都表现出天马行空般的时空错乱。关于第三文本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舛谬与嫁接，只要对这一时期的欧洲史稍有了解，均不难做出判断，在此无需细解。实际上，这一文本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关键已不在于其表述是否准确，而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换言之，对于这样一种文本，一方面当然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荒谬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之当作一种无序但有用的社会记忆，从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维度进行认知和把握。可以说，由第三文本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史信息是颇为丰富的，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第三文本的产生具有独立性。虽然在此之前《弗莱德加编年史》已经勾勒出一幅完整而系统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但其后出现的这个第三文本在内容上与之几乎毫无交集，这就基本表明，《法兰克人史纪事》的作者是在对《弗莱德加编年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作自己的这部“史书”的。这其中可能既有《弗莱德加编年史》在当时条件下传播范围有限之因素，也可能有第三文本作者本身涉猎不广之缘故。其二，“特洛伊族源说”具有多元性。既然第三文本是在独立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环境下出现的，那也就似乎表明，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亦即在七八世纪，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故事应该流传颇广，且有多个不同的版本。由此也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第一、第二文本应该并不是“弗莱德加”个人在书斋里的凭空创造，它与既有的高卢—法兰克文化传统应该有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联动关系。其三，法兰克社会的族群矛盾出现转向。在《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罗马人的霸权以及法兰克人的“独立运动”是叙史重点。然而，到了8世纪前期的《法兰克人史纪事》这里，罗马人似乎已经算不上是一种威胁，甚至说已经变成用以展示法兰克人勇猛、善战特质的一种衬托。从第三文本的言词中可以看出，法兰克人的主要敌人并不是罗马人，而是“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①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论是《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还是《法兰克人史纪事》中的第三文本，对于其落笔为文的具体过程，后人均无从知晓。不过，从三个文本的字里行间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差别。第一、第二文本在叙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时，明显具有引经据典之特色，不论其所述之事是否符合历史本原，两个文本总能做到有其出处。正如“弗莱德加”本人所言：“如有读者对我所写的内容产生怀疑，那么，他只需去查一查原书原文，他会发现，除了真话之外，我什么都没说。”正因如此，这位“弗莱德加”在中世纪史学史上又有“学者”之别号。与第一、第二文本相比，第三文本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让前者，但它在内容组织上显然具有民间传说之色彩。作为绵延一千余年的历史记忆，经过代代转承、层层剥离，到了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社会，特洛伊传说原本具有的层级与顺次已完全乱作一团。即使是刚刚过去几代人的自身近世历史，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也逐渐混沌起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特洛伊与法兰克的混合物也就只能更加含混不清。大致可以认为，这个第三文本应该可以被归类为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民间版本”。尽管如此，在目标指向上，它与第一、第二版本却是高度一致的：法兰克人是特洛伊英雄的子嗣！

四、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情境

就一般意义而言，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当其自我意识或族群意识形成之后，探寻自身的发端历程，追忆本族的英雄先祖，便会成为一种自然的需求。不论是以某些朦胧的历史记忆为基础，还是以飘渺的神话、半神话为根基，诸如此类的族源构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与辉煌、伟大、英勇、顽强、智慧、独立、虽经苦难但终能涅磐重生之类的让其倍感自豪的历史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上述三个文本中可以看出，对于建政并不久远的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国家而言，为族人构建一个具有足够聚合力的共同的族群身份，自然也是在对上述这个一般性规律的遵循。这个规律当然不难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人选择作为其族源的为何是特洛伊人，而不是其他的某个古老民族？他们的这一族源说为何出现于七八世纪，而不是在其他的某个时期？关于这些问题，只能从此前的西欧社会文化积淀以及这一时期法兰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去寻找答案。第一，罗马文化的强势及其导向效应。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一度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文化亦曾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它不仅畅行于国境之内，而且对“化外边民”亦有强烈的辐射和吸附作用。作为罗马国家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高卢就已日益浸淫于罗马文化之中。即便在罗马帝国崩溃、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之后，罗马文化在这里也依旧是如影随形、弦歌不辍。而且，与日耳曼其他很多族群不同，法兰克人与罗马帝国的关系更显密切，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颇为紧密的盟友关系。4世纪前后，众多的法兰克人就已和罗马军队并肩作战，其中，越来越多的法兰克权贵开始跻身于罗马上层社会。可以说，法兰克人是“罗马化”程度最深、对罗马文化认同度最高的日耳曼“蛮族”之一。正因如此，古典世界中流传久远的特洛伊故事自然也就不会被法兰克人视为不可思议的域外奇谈。在古典地中海世界，不论是东部的希腊，还是西部的罗马，都存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洛伊情结”，特洛伊传说时常成为人们追忆和演绎的对象。不过，在着眼点上，古希腊作家与古罗马作家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古希腊作家热衷于描述特洛伊战争本身、希腊人的同仇敌忾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辉煌胜利，以此证明希腊文明以及希腊民众优于外邦；在他们的笔下，特洛伊人属于远离文明的“蛮族”（Barbaroi）。罗马作家在描述特洛伊故事时则另辟蹊径。虽然说拉丁罗马人原本是身处希腊文明之外的“蛮族”，但他们拒绝这一标签，因此，在描述其始祖特洛伊人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将之与“蛮族”这个身份定位切割开来。总体而言，他们较少关注特洛伊战争本身，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埃涅阿斯是如何完成其令人荡气回肠的命运之旅的，他是如何带着他那一小队人马重建“新特洛伊城”（罗马）的，新的罗马文明是如何在古老的特洛伊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他们坚信，这个新文明注定要成为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文明。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对特洛伊故事的描述虽有不同，但其精髓却是相通的，即，都是要通过这一愈久弥新的陈年旧事，为本族构建一份能够统合人心的历史记忆。不过，对于法兰克人而言，罗马人的特洛伊故事显然更有吸引力。虽然说法兰克人的声望与势力从未达到当年罗马人的那一高度，但从族群发展历程来看，他们与拉丁罗马人毕竟有着些许相似的特质，二者都有着一段被“文明世界”视为“蛮族”的早期经历，也都曾走过一条从“边缘”迈向“中心”的崎岖而辉煌之路。既然罗马人已经成功运用特洛伊传说构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族源故事，那么，作为罗马文化的艳羡者与接纳者，有着类似经历的法兰克人追随其成功范例，将自身与罗马人并列为特洛伊的传人，也就不难理解。当然，法兰克人创造性地与罗马人建立起“亲缘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罗马人之间没有矛盾，在人类历史上，兄弟睨墙之类的事情并不鲜见。第二，法兰克社会的多元格局以及统合之需。如果说文化上的传承性为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故事奠定了先天机缘的话，那么，古典晚期至中世纪早期的高卢社会发展走势则为这一故事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在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地区，亦即当法兰克势力渐趋突入并不断壮大之时，多种异质文化元素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显，其中，最为突出的元素有三：一是法兰克元素。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法兰克人虽被划归为日耳曼人，但从源流上看，法兰克人本身在血缘上并不具备单一性和封闭性，它是一个由众多部族联合而成的族群联合体，在其构成成分中，既有西欧本土的日耳曼人，也可能还有一系列从中东欧乃至亚洲西部流徙而来的东方族群。经过漫长的反反复复的聚合、分化与重组，在与罗马帝国的合作与斗争中，法兰克联合体的自我意识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当法兰克人最终成为高卢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之后，其自我意识开始得到更为鲜明的展示。二是罗马高卢人元素。在高卢地区，入主而来的法兰克人在人口规模上极为有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依旧是罗马高卢的原居民及其子嗣。作为被法兰克人征服的臣民，罗马高卢人依然有着相对独立的身份特征。三是基督教元素。经过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宣教，到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已成为高卢民众的主流信仰。然而，对于法兰克人而言，基督教却是一个体制外的异质元素，他们信奉的仍旧是原始的自然神灵和众多的罗马诸神。另外，当帝国政权崩溃之后，基督教会本身在高卢地区也陷入一种无所依靠的政治困境。从罗马帝国末期的高卢社会情境来看，上述三大元素各有诉求，而三者之间又存在着颇为明显的相互剥离之状。然而，对于刚刚在高卢地区立足的墨洛温王朝而言，要想在这里建立长期而有效的政治统治，又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去迎合和满足各个社会集团对新生政权的期望与要求。关于这类各有不同的期盼，格雷戈里在其所著的《法兰克人史》中有许多传神而精确的描述：对于失却政权依托的基督教会来说，法兰克君主应该是“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应该是基督教的完美庇护者和捍卫者。对于新近臣服于法兰克人的高卢民众来说，法兰克君主应该是身穿紫色袍服、肩戴披风、头顶王冠、骑着骏马、“一路上慷慨大方地把金银钱币亲手赠送给”沿途臣民的“执政官”。对于跟随主人南征北战的士兵来说，法兰克君主应该是日耳曼传统下的首领，人们可以把他“高举在一面盾牌上”，通过“敲打盾牌和欢呼喝彩”，将之认定为“他们的国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法兰克高卢面临着一个社会重组与族群融合问题，在日耳曼、罗马和基督教等新旧因素并存且相互割裂的情况下，只有拆除其间的藩篱，法兰克社会才可获得相对的和平与稳定。5世纪末，克洛维率领法兰克将士皈依正统基督教，为破除这一藩篱迈出关键性一步。正是通过这一行动，高卢地区的宗教信仰逐步走向统一，新来的法兰克人与原有的罗马高卢居民由此建立起相对和谐的共存关系。随着交往的日益深入，特别是随着族群之间通婚现象的日益普遍，高卢原居民与法兰克人之间的分野渐趋消弭。及至7世纪，法兰克境内的民族融合进程大致完成，“法兰克人”逐渐成为境内全体民众的共同称谓。正是在上述社会情境下，法兰克人的“特洛伊族源说”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特洛伊族源说”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与法兰克人联系在一起，既是法兰克社会、文化、宗教及族群走向综合与融通的一种反映，也是进一步推动法兰克社会聚合、增强法兰克集体意识的一种途径。按照前述文本中的说法，法兰克人原本就不是什么“蛮族”，他们与罗马人都是有着辉煌历程的社会政治精英，而且，二者实为一家，有着同一血脉，都是传自于特洛伊人这一古老世系。因此，法兰克人与罗马高卢人在现实中的合一乃是对历史的回归。从前引的三个文本来看，在法兰克人的这个族源架构中，基督教元素似乎没有得到明确的展示。不过，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卷中，作者却早已预设了一条草灰蛇线式的血脉系谱，即：特洛伊人、弗里吉亚人以及马其顿人都是挪亚（Noah）之孙塞廷（Cetthin）的传人。如果将《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卷中的这一文字信息与前述三个文本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便不难看出，在7世纪前后的法兰克国家出现的这一“特洛伊族源说”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它是法兰克族群对自身精神家园的一种直观诉求。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家华莱士•海德里尔（Wal-lace-Hadrill）曾做过如下评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满足种族自豪感。……在地中海世界，曾出现过诸多强大势力，而这个故事恰恰将法兰克人纳入到这个历史架构之中。……与此同时，这个故事又能够赋予他们以尊严，表明他们在历史上就已享有独立之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族源建构。虽然这一族源说被冠以“法兰克人”之名，但从其所包含的法兰克、罗马和基督教等等社会元素以及对各种社会元素进行构建的方式来看，它并不是一种简单而偏狭的“蛮族话语体系”，相反，它已成为统摄法兰克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以及各种势力的一种粘合剂。从史实角度来说，由《弗莱德加编年史》以及《法兰克人史纪事》等著作铺陈出来的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可能是一种谬以千里的神话，但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看，它却具有无可置疑的社会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弗莱德加”对于法兰克历史和文学的贡献有如维吉尔之于罗马，二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出各具经典意义的“特洛伊族源说”，从而为各自的民族创造出一种具有史诗般色彩的壮丽背景。然而，“弗莱德加”和维吉尔的身后之名却呈现出天壤之别：维吉尔因其笔下的罗马人“特洛伊族源说”而享誉后世，因为他是文学家；而“弗莱德加”则因其笔下的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而历经挞伐，因为他是史学家。不过，在以近世以来的史学标准对“弗莱德加”的“史德”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中世纪西欧，“历史学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经常被视作文法或修辞的一个分支。”基于这一认知，恰当地还“弗莱德加”以应有之历史地位，也就不会过于悖拗了。

作者：陈文海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