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范文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生产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人们在享受工业生产给社会聚集的巨大财富，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也在遭受着空前的污染和破坏。环境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经济发展保障人类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与之俱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又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灾难和隐患。为了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保护广大公民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专设了破坏环境资源罪，规定了一系列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其中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但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仅选取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进行探讨。

一、对刑法学理论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的观点述评

在刑法学理论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争议很大，但是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

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规定的行为，而仍然实施，过失不构成本罪。[1][1]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但是这种主张又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过失但是也不排除故意，即一般或者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过失，个别或者少数情况下表现为故意，且多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行为会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2][2]。第二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故意，而且多是间接故意，但是也不排除过失。

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本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至于行为人对违反国家的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这一行为本身则通常是故意的。[3][3]

4.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和无过失。行为人无论是故意或者过失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有重大环境污染行为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污染行为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即使行为人不是故意或者过失，也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依法可以免责的除外，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引起的。[4][4]

在上述这些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第

二、四种观点均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主要是间接故意）。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我们认为，首先，这种观点没有区分对行为性质的主观心态和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心态，即没有区分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因素和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因素。从刑法第338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描述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属于依法定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犯，这就要求我们主要应当分析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心态，而不是对行为性质的主观心态，至于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主观心态即行为本身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影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认定。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以明知行为违反国家规定而为之是常态。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心态则明显是过失。其次，我们知道，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其发生的心理状态。其认识因素有两种情况：一是明知其行为必然会发生某种后果；二是明知其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后果。其意志因素是希望，即犯罪人对于危害结果抱着积极追求的态度。换言之，这个结果的发生，就是犯罪人通过一系列犯罪活动所需达到的目的。[5][5]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可想而知，环境和人类息息相关，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无法回避环境污染给自身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很难想象行为人会去追求或者希望污染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排除了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种、四种观点中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间接故意而言，我们认为，如果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不包括直接故意那么就同样不应当包括间接故意，因为同属故意仅因为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要将它们区别开来，分别定罪量刑，间接故意就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直接故意就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由过失构成。理由如下：

第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罚以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否则不作为犯罪处罚。这是过失犯罪的基本特征，根据过失结果无价值理论，我国刑法中过失犯罪都以发生某种严重后果为前提。第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两个量刑幅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看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与其他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完全一致。如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包括故意犯罪的话，显然法定刑偏轻，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从法定刑方面也可以推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过失犯罪。[6][6]第

三、“事故”一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定为过失犯罪的原始依据，“事故”就是意味着突发的意外的变故或者灾祸，包含有出乎意料的意思，这与过失犯罪的心理特征相吻合，也符合立法者惩罚环境犯罪的立法原意。

二、主观方面持故意态度可以构成其他罪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排除故意，但是现实生活中不乏不仅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且对严重后果都持故意（主要是间接故意）心态的例子。如下面这一案例：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口乡泗安村向阳化工厂系一家村办小厂，连厂长共5名职工。该厂只有一间平房、两只铁锅和几口大缸，濒临倒闭。1988年，曹保章承包了向阳化工厂。在明知本厂无能力处理含氰化钠、氰化钾等有毒工业废渣的情况下，于1989年1月4日与上海锯条总厂签订了处理钢锯热处理产生的含氰废渣的协议。协议规定：自1989年1月起，上海锯条总厂将每月约10吨的含氰废渣委托向阳化工厂处理；向阳化工厂必须按当地环保部门规定处理含氰废渣，坚决杜绝二次污染，不能存放在露天场所等等。签约后的当月，曹保章即派职工两人雇本村李正华的一条渡船到宝山区刘行乡上海锯条厂热处理车间装运含氰废渣。临行前，曹保章对3人说：“下脚料有毒，不要带回来，偷偷扔到河里，千万不要被人看见。”于是，三人遵嘱行事，含氰废渣全部被抛入沿途河中。事后，曹保章将此“妙法”告诉陆垣福。陆垣福称赞说“这办法好!”此后，每月都有10吨含氰废渣被抛入宝山区、嘉定县及江苏太仓县的水域中。自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曹保章指使陆垣福、陈祥兴等人先后25次将294吨含氰废渣抛入水中，折合成纯氰化物20多吨，致使大面积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大量鱼及水生生物死亡，当地自来水厂停止供水，部分企业停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0多万元，并给环境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巨大潜在危害，也在群众心理上投下了恐惧的阴影。与此相对应的是曹保章等人从处理费、运输费等方面牟利7.3万多元。[7][7]众所周知，过失犯罪，或者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是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的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希望也不放任，从根本上说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完全违背行为人的主观愿望的。而本案例中，曹保章为牟取暴利，明知本厂无处理含氰废渣的能力却签订协议，而故意向水域投放含氰废渣，造成水生生物死亡，自来水厂停止供水，部分企业停产等重大公私财产损失。这种主观心理状态已超出了过失的范畴，至少属于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的内容。[8][8]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怎样适用法律怎样定罪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仍然应该按照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来定罪处罚。这也主要是主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另外一种认为，如果明知而故意为之，则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应根据其行为的主客观要件等犯罪事实，是什么罪就按什么罪论处。[9][9]

我们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排除故意，所以不赞同第一种观点。且如果一定要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则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法定刑相同，也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然也不能不处罚，否则将导致过失犯罪受处罚，而主观恶性更大的故意犯罪反而不受处罚的更不合理的局面。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行为人的主客观要件事实按相关的故意犯罪论处，它是解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法律尴尬局面的正确做法。

实践中，如行为人明知自己非法处置危险物质的行为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而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论处。进一步说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刑法中关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规定都可以解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和故意犯的处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14条规定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危险犯情况，第115条规定了它的故意犯和过失犯。首先，从条文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对象有相似性，前者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后者为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行为对象的相似性让它们有了竞合的可能性。其次，我们是认可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持广义客体说的观点的。即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而且包括生态环境利益和公民的人身权、公私财产权。既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侵犯客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公私财产权，且由于环境污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因为所谓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的安全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们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侵犯客体也有相通之处，但是侧重点仍然有不同，前者首先侵犯的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其次是公民的人身权、公私财产权；而后者直接侵犯的就是公共安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完善规定即它关于处罚危险犯的规定和它明确惩罚故意犯罪的规定来弥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不足，当然这是在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构成要件的前提下进行的。具体说来是当主体、客体、客观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仅因主观方面的不同可分别定罪量刑，即当主观方面是过失时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当主观方面超出过失的范畴如是间接故意时定投放危险物质罪。两个法条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适用。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时遇到的尴尬问题，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不包括故意，但是现实生活中又不乏主观为故意的案例，这时我们该怎样定罪量刑的问题。如此适用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可以有效惩治环境犯罪，遏制环境污染的强劲势头。至于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区别，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主体范围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是以自然人为主体的犯罪；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是单位和个人。二是侵害的客体不尽相同。正如前文所述，也正如刑法第338条所描述的那样：违反国家规定…，重大环境污染罪是以侵害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为前提的；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则不一定。三是法条竞合的情况。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互间存在重合或交叉关系，当一行为同时符合两个法条的犯罪构成时，是法条竞合的情况，应当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来处理。此外，我们认为，区分两者的差别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看行为人的过失这一心态是对会么而言，如果是对行为的性质和行为的后果都持过失心态，则可以认定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如果对行为的性质持故意心态而对后果持过失心态，则可以认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认定应当采纳严格责任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能否适用严格责任的纷争历来不断，其症结点在于对严格责任的涵义不明、不统一，且与无过失责任、绝对责任等相近概念在使用上存在混乱。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概念本来自英美法系，当被引进我国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涵义产生了曲解。博登海默说过：“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0][10]我们也知道，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和特征的高度概括，它决定着事物的属性、功能、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是我们逻辑思维的起点。[11][11]如果概念不明、不统一，肯定与否定并非指向同一对象，那么争议再多也是枉然，也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结果。

严格责任经历了一个渐进和缓慢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现在讨论的严格责任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某些特殊的犯罪，法官并不把犯意作为决定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要求检察官加以证明，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并导致了某一法定的危害结果,而行为人又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包括已尽自己的能力去注意和避免，则行为人可能被判有罪。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言，是指当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出现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控诉方不能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即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而行为人又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者虽然有过失但是已尽能力避免或者有其他合理的辩护理由时，就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而要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而绝对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检察官无需证明，而且行为人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行为人不存在值得谴责的过错，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使行为人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行为人就能被定罪。[12][12]

搞清楚严格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之后，我们会发现，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严格责任和我国民法的过错推定相一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致人损害。而绝对责任则对应于我国民法的无过错责任（通常我们也叫做严格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的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严格责任并没有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它并没有否认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构成要素，它只是将证明自己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罪过表现的证明责任适当转移给行为人承担。在行为人的行为经控方证明是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能提出合理的抗辩事由以证明自己在实施该行为时不存在过错，或者在过失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已尽注意的责任，则会被判无罪，反之则会被定罪。但是在绝对责任的情形下，被告人有没有犯意并不需要检察官证明，被告人也不能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只要被告人实施了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即被定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绝对责任由于其不问主观过错有客观归罪之嫌，所以绝对责任的适用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而严格责任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还有比较大的适用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环境污染有其特殊性，即其具有专业性、技术性、长期性、隐蔽性、后果严重性和难恢复性的特点，如果无视这种特殊性，仍然按照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势必造成一部分重大环境污染者逃脱刑责。为应对这种特殊性，我们认为，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