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业大学学报范文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05期

摘要：以实际基坑支护工程为背景，利用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一个符合实际工程的理想平面应变模型，通过杀死土体或激活支护单元来实现基坑开挖支护的连续施工过程。改变计算模型中的支护方式，分析了影响桩锚支护结构稳定性的因素。将各工况下基坑结构的变形计算结果与实际监测数据进行了对比，证明有限元计算模型的合理性，可为实际工程提供指导。

关键词：深基坑；桩锚支护；有限元

0引言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城市空间，出现了大量地下工程。在紧密的建筑群中进行地下工程施工时，不可能有足够空间进行放坡开挖。为保证施工安全和施工方便，对深基坑开挖时必须要采用有效的支护措施。在实际工程中，常采用由人工挖孔桩结合预应力锚杆及防水帷幕等组成的桩（墙）式支护体系进行边坡支护。桩锚支护结构是由前期设置在基坑外围的支护桩和土层开挖后设置的预应力锚杆共同组成，借助支护桩在开挖面以下的插入深度和设置在开挖面以上的锚杆系统来平衡墙后的水、土压力以维持边坡的稳定。土层的逐层开挖和锚杆的设置过程中，支护结构和土体发生复杂的力学过程，不断地调整支护结构的变形和受力。本文以实际工程为背景，对工程进行合理简化，建立平面弹塑性模型，借助ANSYS软件对模型进行非线性计算，并与实际监测数据对比。根据各工况下结构的变形和受力情况，分析桩锚支护结构的稳定性。

1工程概况

本工程项目为某医院门诊大楼，结构主体为地上16层，地下一层。建筑所处场地为山坡，在进行基坑开挖时，开挖深度随现场地形而改变，最大深度在建筑的西南角。门诊大楼的南侧为老住院部，东侧临院内公路，西侧为生活区，北侧距基坑较远处为城市主干交通道路。考虑基坑开挖对支护结构的空间效应，利用平面模型以获得更好的效果，本文选择基坑南侧端部进行有限元分析。支护桩采用Φ1000灌注桩，桩间距为2000mm，桩长为14m，桩顶设500mm×1000mm冠梁，分别在距地面3.5,6.0和8.5m处设3道锚杆，锚杆长度21m，水平倾角10°。

2计算模型

摘要：随着中华文化的变迁和汉语的国际化普及，许多变异的中国文化词汇也因势而生，这些词汇的不同概念，往往会导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片面甚至误解。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准确地传达中国文化词汇的具体含义，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与传承至关重要。因此，该文通过整理前人的相关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目前变异中国文化词汇教学方法的现状。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变异词汇；中国文化；教学

“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来华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准确传达汉语中每个词汇的意义便成了汉语文化教育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关变异词汇的教学深受人们的关注。词汇是使用者大脑中产生固定形态、固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词汇变异则是相对于固有意义来说，使用词汇过程中由于语境的不断变化，原有语言实体或相关概念在使用者整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1]。对于这些变异词汇意义的解读与教学不能仅仅依靠它的固有语义，而是应该根据语境来判断词汇的内在意义，否则容易导致听者误解使用者想要表达的意思[2]。词汇的不同概念，往往会导致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片面甚至误解，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准确地传达中国文化词汇的具体含义，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国文化词汇变异的教学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让留学生理解并接受传统中国文化中词汇的不同概念。因此，该文重在探讨汉语国际教育中关于中国文化词汇变异教学方法，促使留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中国文化词汇，避免滥用现象的发生。

1词汇变异现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词汇在不断顺应时代的变化，以往的旧词不断被新词取代。但所谓的新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内，并不能确定某一个时间节点[3]。旧词新意思的大量出现让一些研究者对这些词义的辨析展开讨论。国内最早研究语言变异的开山学者陈原先生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变异，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如果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学的发展，也就不存在社会语言学[4]。同时，陈先生针对词汇的变异提出了著名的“四分法”，即创造新词、旧词被赋予新义、原词压缩了语义或转为特定的贬义或褒义、外来语音译（或意译）新词[5]。陈先生的“四分法”为汉语变异的研究做了铺垫，对我国研语言变异研究的兴起具有伟大的意义[6]。对于中国文化中词汇变异的现象，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中指出：其实我们的语言像宇宙一样，永远都处在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演化的进程中，语言本身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大系统。语言作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且自我组织的符号系统，变异是它的特性，且特征就是表现在大量新词的出现[7]。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变迁与汉语文化的普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语义也在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发生改变[8]。例如：“中庸”和“无为”。“中庸”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由孔子提出，在古代时是儒家的至高德行，是一种境界，并且“中庸”这一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在孔子的心中只有尧、舜、禹、颜渊等几位达到了“中庸”的境界，但是在现代，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庸”是再简单不过的一种行为处事方式，甚至还要敬而远之，认为其为两边倒的墙头派，凡事不出头，不得罪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派。又如“无为”，“无为”是老子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思想内涵十分广泛，包括：第一，做事要顺应天地自然、顺应规律；第二，无为而为；第三，要寡欲，不要对钱财、名誉等身外之物太过于看重；第四，反战思想。但到了现代多数人都只知道其中第一个内涵，甚至还有的人将“无为”思想就看作让大家什么都不要做的一种消极的思想。因此，准确理解这些变异词汇的概念对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

2变异词汇的教学方法

大量变异词汇及语句的出现使得一些研究者对其中教学法展开研究，如何让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和接受这些变异词汇，是每一个语言传播者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9]。并且有学者对中国文化中的词汇变异与语法变异提出了自己的新认识和新观点。唐红芳[10]以模因论为基础分析中国词汇、语句等的变异现象，认为这些变异现象可归纳为模因保留、选择、传播、变异以及创造等复合型结果。张宏武[11]以复杂理论作为背景，系统地说明语言的复杂动态系统，其认为系统地认识词汇、语法的动态特征对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和教学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词汇、语法的学习提供了新的理念。单韵鸣[11]等对粤语区的普通话变异现象进行研究，通过个案展示了这些变异现象对留学生的实际交际和汉语习得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当了解当地普通话的变异现象与形成原因，针对比较明显的词汇等变异应该为学生进行准确讲解，并且应该依据词汇等变异现象的性质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徐艳红[12]针对当下的网络语言提出网络语言作为信息时代的语言传播媒介，因其创新性、随意性等容易导致接受者的误解产生偏移常规的概念，研究者从模因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网络词汇变异的教学方法以及这些变异词汇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影响和启示。

3结语

摘要：随着中华文化的变迁和汉语的国际化普及，许多变异的中国文化词汇也因势而生，这些词汇的不同概念，往往会导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片面甚至误解。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准确地传达中国文化词汇的具体含义，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与传承至关重要。因此，该文通过整理前人的相关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目前变异中国文化词汇教学方法的现状。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变异词汇；中国文化；教学

“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来华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准确传达汉语中每个词汇的意义便成了汉语文化教育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关变异词汇的教学深受人们的关注。词汇是使用者大脑中产生固定形态、固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词汇变异则是相对于固有意义来说，使用词汇过程中由于语境的不断变化，原有语言实体或相关概念在使用者整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1]。对于这些变异词汇意义的解读与教学不能仅仅依靠它的固有语义，而是应该根据语境来判断词汇的内在意义，否则容易导致听者误解使用者想要表达的意思[2]。词汇的不同概念，往往会导致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片面甚至误解，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准确地传达中国文化词汇的具体含义，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国文化词汇变异的教学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让留学生理解并接受传统中国文化中词汇的不同概念。因此，该文重在探讨汉语国际教育中关于中国文化词汇变异教学方法，促使留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中国文化词汇，避免滥用现象的发生。

1词汇变异现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词汇在不断顺应时代的变化，以往的旧词不断被新词取代。但所谓的新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内，并不能确定某一个时间节点[3]。旧词新意思的大量出现让一些研究者对这些词义的辨析展开讨论。国内最早研究语言变异的开山学者陈原先生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变异，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如果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学的发展，也就不存在社会语言学[4]。同时，陈先生针对词汇的变异提出了著名的“四分法”，即创造新词、旧词被赋予新义、原词压缩了语义或转为特定的贬义或褒义、外来语音译（或意译）新词[5]。陈先生的“四分法”为汉语变异的研究做了铺垫，对我国研语言变异研究的兴起具有伟大的意义[6]。对于中国文化中词汇变异的现象，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中指出：其实我们的语言像宇宙一样，永远都处在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演化的进程中，语言本身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大系统。语言作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且自我组织的符号系统，变异是它的特性，且特征就是表现在大量新词的出现[7]。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变迁与汉语文化的普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语义也在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发生改变[8]。例如：“中庸”和“无为”。“中庸”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由孔子提出，在古代时是儒家的至高德行，是一种境界，并且“中庸”这一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在孔子的心中只有尧、舜、禹、颜渊等几位达到了“中庸”的境界，但是在现代，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庸”是再简单不过的一种行为处事方式，甚至还要敬而远之，认为其为两边倒的墙头派，凡事不出头，不得罪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派。又如“无为”，“无为”是老子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思想内涵十分广泛，包括：第一，做事要顺应天地自然、顺应规律；第二，无为而为；第三，要寡欲，不要对钱财、名誉等身外之物太过于看重；第四，反战思想。但到了现代多数人都只知道其中第一个内涵，甚至还有的人将“无为”思想就看作让大家什么都不要做的一种消极的思想。因此，准确理解这些变异词汇的概念对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

2变异词汇的教学方法

大量变异词汇及语句的出现使得一些研究者对其中教学法展开研究，如何让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和接受这些变异词汇，是每一个语言传播者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9]。并且有学者对中国文化中的词汇变异与语法变异提出了自己的新认识和新观点。唐红芳[10]以模因论为基础分析中国词汇、语句等的变异现象，认为这些变异现象可归纳为模因保留、选择、传播、变异以及创造等复合型结果。张宏武[11]以复杂理论作为背景，系统地说明语言的复杂动态系统，其认为系统地认识词汇、语法的动态特征对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和教学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词汇、语法的学习提供了新的理念。单韵鸣[11]等对粤语区的普通话变异现象进行研究，通过个案展示了这些变异现象对留学生的实际交际和汉语习得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当了解当地普通话的变异现象与形成原因，针对比较明显的词汇等变异应该为学生进行准确讲解，并且应该依据词汇等变异现象的性质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徐艳红[12]针对当下的网络语言提出网络语言作为信息时代的语言传播媒介，因其创新性、随意性等容易导致接受者的误解产生偏移常规的概念，研究者从模因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网络词汇变异的教学方法以及这些变异词汇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影响和启示。

3结语

摘要：在分析《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机械专业课程体系要求的基础上，以安徽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探讨了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机械专业新的课程体系，为快速提升机械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借鉴。

关键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械专业；课程体系

华盛顿协议[1]（WashingtonAccord）是一个有关工程学士学位专业鉴定（professionalaccreditation）国际相互承认的协议。2016年6月，我国正式成为《华盛顿协议》成员国，标志着我国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华盛顿协议成员国之间的国际互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全面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2015年，我校启动了2016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2016年9月，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提交了专业认证申请，并于2017年下半年迎接专家组进校现场考查，2018年5月正式获认证通过。期间，本专业开展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构建了新的课程体系，以满足本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达成。

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对课程体系的要求

2015年3月和2017年11月，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先后颁布了《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15版）和（2017版）[2，3]，包括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两部分，对全国高校各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工程教育认证标准》通用标准中，明确各毕业要求的指标点应有相应的课程支撑，对专业的课程设置也明确了基本要求。此外，在机械类专业的补充标准中，对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工程基础类、专业基础类、专业类、实践环节、毕业设计等六类课程的设置比例也提出了基本要求[2，3]。

二、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在启动专业认证申请期间，恰逢学校启动2016版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修订过程中，依据用人单位、企业行业专家和校友等反馈意见，结合学校定位，开展了各类研讨、座谈、论证和审定程序，最终确定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专业技术骨干，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依据标准、整体优化、突出特色依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机械楼专业补充标准，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规划好专业课程体系，加强基础课程，凝练专业主干课程，以突出专业特色。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摘要：文章以海南大学海甸校区内存在多处荒地的开垦为例，阐述园艺种植活动在校园模式下的具体开展过程，分析活动的意义与作用，并对其商业价值与经济价值作出展望。

关键词：校园；荒地；改造；展望

高校校园环境建设是学校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高校师生的基本需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恬静、优美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净化学生的心灵。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在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步入社会进行社会接触，提高个人能力，触发创作灵感，完成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求和社会有更大的接触，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活动。用在大学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是每个大学生必须要上的一门课程。校园荒地改造计划面向海南大学全体学生，旨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故而，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让广大同学参与的校园种植活动，来美化校园环境，丰富校园生活。

1目的地海南大学校园介绍

1.1地理位置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上，占地超200…hm2。其被誉为“海甸岛人民公园”，是整个海甸岛内最大的单位。校区新南门是世纪大桥，直通桥西教师区，再往西就是美丽的海口湾；北门附近有著名的白沙门公园和琼州海峡海滩；南门附近是海口市教育局和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甸校区；东门对面为海口市人民医院。1.2优势地处海南省北部，光照充足，降水充足，自然条件好。各区域分别临近西湖、宿舍楼、浴室，日常用水、绿化造景、灌溉养殖方便快捷。各区域地理位置典型，与宿舍楼、学生商业活动区相邻，人流量较大，发展机会多。与多处景区相邻，客流量较大，发展机会多，提升空间大。以绿萝为特色作物，打造项目特有植物，可以以点成线，以线带面，从而带动各区域的活动开展。各区域植被丰富，品种繁多，水土保持情况较理想，空气湿度得到补充，空气温度得到控制，碳氧平衡得到保持。问卷调查同学们的热情高涨，具有改造学校景观，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与责任。

1.3劣势

摘要:不同语言对应不同文化，在语言交流过程中为了要实现良好的交际，必须要通过翻译过程。翻译时要加强对功能对等理论的应用，使得翻译的内容能与原内容有效对等。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出发，对语言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提高语言翻译水平。

关键词:功能对等理论；语言翻译；翻译策略

引言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英汉文化差异较大，翻译时应借助文字的变换，结合文化语境，使得翻译质量更高。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词汇的翻译是一个难点，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对等的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下，语言是要不断改变以更好地传递信息，让读者可以更好地接受原文中传递出来的信息。为了要实现准确的翻译，应该要把握对等原则，在对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译文，更准确地传递作者的思想，使得目标群体能够对原文加深理解。

1功能对等视角

功能对等理论是一个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语言学的研究中有所应用，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经常作为翻译的理论对翻译过程进行指导。在功能对等视角下，对翻译的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到对等，不同的对等模式所对应的翻译方式也不同，翻译的方式也是根据译者的翻译风格决定的，最重要的是应该要做到语境的对等，也就是在文化上要尽量做到对等。功能对等翻译更加注重源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的联系，更加注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使得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之间可以实现有效地沟通，防止出现脱节的现象。从对等视角来讲，原文本的类型、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以及翻译的目的是影响翻译方式的三个主要因素。

2对等视角下语言文化翻译的原则

语言文化翻译是对语言文化的转译，根据对等视角的要求，翻译的理想状态是形神合一。一些基本原则必须遵守：（1）把握文化差异。语言文化翻译最难跨越的就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障碍，社会文化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语境，这种文化语境对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言使用规范有很大的影响。英汉文化背景不同，翻译时要具备跨文化意识，实现功能对等的翻译，要展示社会文化语境，对外国文化分析、中和，加强语言的了解，从而提高语言文化翻译水平。翻译中把握不同的文化，就是要做到文化的对等传递，让译文能更好地被目标群体接受，使得源文本的内容更容易阅读和理解。（2）要兼顾目标群体的语言习惯。目标群体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角色。译者需要在目标群体和源文本的输出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根据目标群体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具体的翻译方式，使得翻译的内容更加准确。只有这两者之间做到了完美的结合，才能实现对等翻译。比如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任何带有不确定性的作品都离不开目标群体的介入，文本的意义，只有目标群体阅读的具体化才能实现；再比如在对一些社会词汇进行翻译的时候，很多社会词汇所表达的含义并不是字面意思，比如一些英语词汇，表达的是更深层次的含义，所以翻译的时候必须要结合目标群体的语言习惯，对目标文本的语言进行组织。

在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人口三大危机影响下，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绿色、安全已成为现代包装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刘文良教授是国内长期潜心于生态批评和生态设计研究的学者，自2009年以来，已先后出版《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两部著作。2018年9月，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绿色与安全：生态包装设计论》（下文简称“《绿》著”）是他在生态包装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著作沿着“绿色”与“安全”两条线索，对生态包装设计的理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符合本土语境的生态包装设计提供了一条可循之路。

一研究向度的另辟蹊径

在历史和现实中，包装都具有深刻的工程技术内涵和广阔的社会文化外延。反映在学科研究层面，包装学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学学科，而是融多学科于一体的交叉性综合学科。[1]生态包装设计更是一个涵盖多种实现途径、多个组成构面的复合体，它需要将各学科的成果融汇在一起，为“绿色、安全、经济、适用、美观”的整体目标服务。其中，自然科学主要着眼于探索实现生态包装功能的相关自然规律，并受到物理、化学、机械、电子、环境学等多门自然学科之理论方法的指导。另一方面，包装也是文化的载体、艺术的符号，生态包装能否发挥其功效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生态包装研究同样离不开人文社会学科的支撑。《绿》著立足于艺术设计学科，系统地将设计学、哲学、美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引入对生态包装的分析，不仅有利于对生态包装的美学问题、伦理道德问题、设计方法问题、文化消费问题等展开系统探究，也能引导读者从更宏观的视角思考应如何平衡生态包装在功能与形式、情感与理性、经济与环保之间的矛盾。目前，生态包装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设计学界仍普遍倾向于学习西方的新兴设计理念与方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论研究的“短视功利化”与研究成果的“水土不服”。《绿》著立足于现实国情，对我国的包装消费、立法、教育现状以及传统设计文化进行了通盘思考，并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包装设计理论体系，可以说，否定与完善兼容、吸收与扬弃并存是这一著作的难能可贵之处。

二学术观念的破旧立新

《绿》著对一些看似不辩自明的“常识性”观念提出了质疑。首先是关于如何界定绿色包装材料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评估包装材料是否环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材料的可降解性。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绿》著指出，如果这种认识走向片面化、绝对化，就会容易陷入绿色观念狭隘化的误区。例如，纸的生产加工不仅直接消耗森林资源，还会产生大量污水排放。反过来，塑料是石油加工的附产品，之所以出现白色污染，更多是由于回收成本过高、回收渠道不畅所造成的。在一些回收监管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塑料包装的环保性能甚至远远高于纸、玻璃、陶瓷等包装制品。因此，不顾前因后果地提倡“以纸代塑”，只会导致生态包装设计的盲目化。其次，《绿》著提出，生态包装固然应该提倡结构减量化、装饰简约化，但并不应由此造成设计简单化、文化浅薄化。在以“符号消费”为特征的后消费时代，产品包装是品牌形象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媒介，生态包装的推广更加需要考虑市场的认同与接受问题。设计师应从民俗及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使生态包装兼具绿色环保与人文诗意。另外，《绿》著还指出，随着近年来环保呼声的日益高涨，不少企业开始采取“漂绿”策略应对市场新形势，而环保消费因具有道德性、可展示性，亦常被消费者视为改善自我形象、实现自我表达的手段。我们应当警惕那些有“绿色”之名而无环保之实的“伪绿”包装成为营销炒作的噱头和企业牟利的工具。这些针砭时弊的批判，体现出《绿》著鲜明的反思品格和务实立场。

三研究视域的深化拓展

《绿》著的另一个重要创新点是跳出了“就设计而论设计”的认识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从宏观设计环境出发，对设计失范的成因进行追根溯源。在第六章中，作者指出：“有法可依是包装有序化的重要保障。”但现实状况却是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包装法》。由于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约束，也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干预，伪劣包装、过度包装等现象充斥市场也就在所难免。[2]《绿》著并没有满足于发现问题，而是一鼓作气地深入探讨应对策略。作者认为，由于产品包装的品类繁多，污染治理问题也极其复杂，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还在于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包装单项法规。以快递包装为例，作者阐释了快递包装的立法原则，并从材料、工艺、回收、标识等方面对立法内容予以规范。其分析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准确、深刻、透彻的品格。《绿》著第七章对我国目前的包装设计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是我国从包装大国迈向包装强国的必由之路；同时，“绿色”教育的实施不可能单纯依靠推出一本教材或开设一门课程来落实，而是需要形成完备的课程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对此，需要将强化学生的生态危机意识、材料甄别意识、包装结构简约与安全意识以及“绿色”法规与标准意识作为教学着力点。其观点实际已涉及高校生态教育、环境教育等多个方面，从生态包装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深化，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拓展。

四理论实践的有机统一

摘要:本文采用除港澳台以外的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2017年的数据，结合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整体运行效率偏低，这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所导致的;由于受技术衰退的影响，2015—2017年各省基本养老保险的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下降趋势。所以，政府应更加重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合理引导资源的投入和产出，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率，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效率评价;DEA模型;Malmquist指数

一、前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四部分构成。其中，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新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它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构成，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但是，相较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城镇企业职工，城乡居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和雇主，传统社会保险制度的三方筹资模式不适用于该群体，这决定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2］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此外，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状况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对我国各省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并为政府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效率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匮乏，且已有的研究要么是在新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之前，不能反映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率;要么是只对某一年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不能反映其动态变化。基于此，本文采用DEA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我国31个省2015－2017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效率进行研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指标体系、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凌文豪指出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表现为坚持精算平衡，引导参保者选择合适的缴费档次，激发其积极性等［2］。因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3－7］，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投入以及产出指标及其符号表示如表1所示:为了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状况，本文选取除港澳台以外的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15－2017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产出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简介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等首次提出［8］，主要用于评价公共部门的绩效。该方法通过数学规划手段，不需要事先确定指数权重和指标之间的函数关系，而且算法简单，特别适合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系统的相对有效性评价。但由于引入时间因素会改变生产前沿面，故DEA通常使用截面数据来横向对比DMU的效率，而Malmquist指数则适用于面板数据，可衡量不同时期效率变化，且Malmquist指数可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分解，分析其变化原因［8］。由于已有文献对于DEA及Malmquist指数的介绍非常多，本文再此不再详细介绍。

三、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