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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

美术研究生论文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影视美术 兴起 美术研究 挑战

影视美术是美术领域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在过去美术界往往是忽视影视美术的发展的,关注的程度明显不够。然而近年来,美术界和影视界合作较多,影视界在国际市场上飞速的发展,各种影视文化在不断传播,然而对于呈现出日渐衰减态势的美术界而言,美术的研究者不得不开始担忧,影视美术的兴起将会给美术领域的研究造成一种无形的冲击,研究课题需要面临新的障碍,并开始质疑许多美术领域的传统理论,对原有的美术理论格局形成一股冲击波。

1 影视美术体系的转型与兴起

近些年来,在影视美术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影视界的部分研究者对影视的探索和研究速度很快,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注意。此外,根据目前的形式也可以看出影视美术的研究越来越与经济产生紧密的关系,应经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远远不同于之前的美术、文化等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影视的最前端已经逐渐从“影视文化”向着“影视产业”进行转型。至于美术领域,它实际上也在经历一段悄无声息的变革,那就是它正在从传统的美术研究和美术教育的“两史一论”逐步向理论研究、设计技巧以及艺术管理等产业研究方向发展,形成了“大美术理论”的新局面,对于这样的巨大转变,美术界目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术的研究体系一直都以“两史一论”为核心,包括中外美术史和美术概论,此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美术批评。目前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原理都是以这个理论体系为基础建立的,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形成也是结合了模仿文学、美学等许多人文学科的精华共同创造的结果。

本文以著名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为实例,详细描述了美术体系的改革现状,中央美术学院最早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代表了中国最早一期的美术体系,在后来八九十年代的几次改革后改名叫做美术学系,该学院主要研究中外美术历史,在变革幅度较大的九十年代也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然而目前在影视美术的强烈冲击下,该院校的美术理论教育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美术史系仅仅作为刚刚设立的人文学院的一个系别,除了开设美术史这个专业外,还设有艺术市场、艺术产业、展览策划等一系列新型的专业,且这些专业每年招到的新生人数大大超过了传统的美术专业的学生人数,这无疑证明出影视美术的发展对传统美术的巨大影响。

2 影视美术学术改革的背景

美术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包括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蜕变,每一次的改变都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革。最主要的过程就是从狭义的“两史一论”最终发展成为当今符合美术产业发展以及当前研究背景的广义上的美术理论。对于新时期的美术研究者而言,他们不仅需要具备美术领域的技巧,同时也要兼顾到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等学科,这些复杂的学科相互交织,对美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时展和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众多学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下,影视美术应运而生,同时设计艺术、文化创意等几大产业也随之兴起,这显然对于传统美术理论来说是强有力的冲击,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原有的理论开始相悖,新旧理论的交汇使得美术理论变得混乱。美术产业所面临的改革浪潮,驱使其必须在外延作出相应的拓展,必须要从传统理论快速过度到新的美术理论体系上去。

在之前提到的美术批评理论中,它是美术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相对于传统的两史一论的美术体系而言,对美术实践的认识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建立起美术批评的目的在于它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美术产业方面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其又无法对美术产业做出整体上的指导。它的产生是由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二者结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人文科学的影响。当今社会,对于美术理论的研究不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术理论做出解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美术的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让新的形势引领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理论研究并未对其具体任务做出明确答复,所以,美术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知识框架应尽快有单一的美术向其他社会学科转变,不能满足于过去美术艺术在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一枝独秀的旧形式,为新的思维和视野的打开提供方向。

美术学院是最早的美术理论的发源地,各大高校有些就为此做出了鲜明的表率作用,但现如今社会上一些原本源于美术产业的其他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影视美术行业,这样使得美术的理论知识体系难以继续维持,这是由于各大高校的文化背景仅限于单一的学科知识,而美术领域的快速转型需要美术、创意、影视等各大产业综合起来作为背景。这种新形势的学科不仅仅指传统学科,更深层次的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等当今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

3 社会科学的融入对影视美术以及美术研究的挑战

3.1 社会科学融入带来的挑战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2篇

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重视人才和学术的大气候逐步形成,“”中的万马齐暗的局面被打破,极“左”路线得到纠正,美术创作活跃起来,西方现代艺术及西方哲学、艺术思潮和理论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切都为中国的美术理论研究制造了良好氛围。30年来我国的美术理论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本文仅选取美术基本原理的研究和美术学学科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和外国美术理论研究分三个方面作一简述。

中国古代画论书论是相当精彩的,进入20世纪,由于“美术”一词输入,画家和理论家开始对美术各部门做综合研究,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基本原理。这方面中国原没有现存的东西参考,于是向日本人借鉴。20,30年代编写的《艺术概论》,《美术概论》就是如此。20世纪前50年仅见黄忏华编写的篇幅不大的一本《美术概论》(1927年)。约50年间不再见到《美术概论》一书出版。直到1980年,武汉大学美学家刘纲纪应邀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讲课,才开设《美术概论》课程,讲课内容由邓福星、水天中整理,印行了打印本,后来部分章节在《美术史论》期刊上发表。这本《美术概论》全本至2006年收入刘纲纪《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解释美术的特征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美术概论》。1994年王宏建,袁宝林主编《美术概论》,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概念明确的美术基本原理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水平。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美术概论教材有较大需求量,梁江出版《美术概论新编》,邓福星近期出版了《美术概论》。他们在章节,体例及观点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美术原理研究方面还在探索中,在框架体例和观点方法等方面还需要更大的突破。

美术学经80年代中期邓福星、张道一先生提出,90年代初被国家列为二级学科,对美术学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本人曾主编《美术学研究》丛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期,发刊词《加强美术学学科建设》在《美术观察》1997年发表后曾引起反响。邓福星主编10本套书《美术学文库》,2000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有丁宁《美术心理学》、孙津《美术批评学》,徐建融《美术人类学》、王菊生《造型艺术原理》、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程明太《美术教育学》、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和李广元《色彩艺术学》。这套丛书对推动美术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当初还有学者极力反对“美术学”,但现在已经发展为与音乐学,戏剧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为学界普遍接受。有关美术学学科方面的专著还有张道一主编的《美术鉴赏》,梁江的《美术学探索》、梁玖的《美术学》《审艺学》、王林的《美术形态学》、许正龙的《雕塑学》、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董占军《艺术文献学》,孙长初《艺术考古学初论》、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等都为美术学学科建设尽了努力。国家已设立诸多美术学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十分重视美术学人才培养。在研究方面,美术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分支方面的研究有待向纵深发展,另需扩展美术学分支及交叉学科的研究。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美术研究亦取得一批成果,袁宝林率先于1998年出版《比较美术教程》。邓福星于2000年主编“中西比较美术丛书”,收录李一《中西美术批评比较》,郭晓川《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廖阳《中西美术题材比较》和李雪梅《中西美术收藏比较》。此外,陈振廉出版了《近代中日艺术事实比较研究》,孔新苗、张萍出版《中西美术比较》,王镛出版《移植与变异――东西艺术交流》和李倍雷出版《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将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或中日美术,东西美术进行比较,试图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美术的特征,亦反映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展。在西方比较文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人文学科,在中国比较文学也取得显著成果,而比较美术还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不断加以研究,促进其发展。

在美术理论专题研究方面,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位美术学博士生。均选取原始艺术做博士论文,后修订出版。著作有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刘骁纯的《从动物到人的美感》,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孙振华的《生命,神祗,时空――雕塑文化论》,这些论著无论从材料、观念和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此外,阮荣春主编了《美术学博士文丛》、程大利主编了《美术学博士论丛》,收录近年美术学博士所写的博士论文,展现美术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及其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已故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先生,他在美术理论、艺术美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中国特色美术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从艺术创作与鉴赏、艺术直觉与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理论,为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80年代,刘纲纪编选三卷本《王朝闻文艺论集》出版。80年代以来王朝闻出版《审美心态》《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不到顶点》《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及22卷《王朝闻文集》。

在专题研究方面曾发生一定影响的著作还有陈醉的《艺术论》、邓福星的《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吴冠中的《东寻西找集》、翟墨的《艺术家的美学》、范景中的《图像与观念》、曹意强的《艺术与历史》、林木的《论文人画》、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通鉴》,毕建勋的《万象之根――中国画基本原理和方法》,郑工的《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牛克诚的《色彩的中国绘画》、河清的《现代与后现代》、吕澎的《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朱青生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吕品田的《中国民间美术观念》,袁运甫的《有容乃大》、邹文的《美术社会观――当代美术与公共文化》等。翟墨和 王端廷最近主编《艺术东西丛书》,收录12册最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个性特点,常有独到之处,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部分画家和批评家的有关文章对美术理论建设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如8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发表的《论形式美》《论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7》等文,对改革开放初期美术界解放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在90年表的《笔墨等于零》以及著名画家张仃发表的论辩文章《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也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公共艺术家袁运甫发表的有关壁画和公共艺术学科的论文,对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有关批评家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中对美术理论和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所帮助。代表评论集有彭德的《视觉革命》、郎绍君的《重建精英艺术》,水天中的《历史、艺术与人》和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等。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画论这一学科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理论作为借鉴的需要,研究中国传统画论都是重要的课题和任务。20世纪前期和中期,黄宾虹、邓实,于安澜、余绍宋。俞剑华、邓以蛰,滕固,刘海粟,沈叔羊等人在中国画论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又有一批著名美术史论家和美学家进一步对中国画论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如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对魏晋南北朝画论的研究、葛路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金维诺的《中国美术史论集》下册“史籍与鉴评”中关于中国古代绘画著述的研究、杨成寅的《石涛画学》等,这些老专家或者在画论通史方面,或者在专题专篇方面,或者在画论断代史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阮璞教授在《画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辩》《画学续证》《画学十讲》等专著和文集中,对中国画论画史考证、论辩尤见功力,其《谢赫“六法”原义考》《苏轼的文人画观》等,解决画论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见,对中国画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30年来,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籍整理编纂方面的书籍有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王伯敏,任道斌编《画论集成》,周积寅编《画论辑要》、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以及谢巍在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基础上又增加诸多篇目编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卢辅圣主编14卷几千万字的大型书画文献集《中国书画全书》。此外,黄宾虹,邓实在民国时期编辑的多卷本《美术丛书》、俞剑华在60年代编辑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也分别再版。这都为古代画论研究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在画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有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张安治《中国画与画论》,薛永年《书画史论丛稿》,袁有根《“历代名画记”研究》、韦宾《唐代画论辩释》、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邵宏《衍义的“气韵”》、钟跃英《气韵论》、张强《中国画论系统论》、贺万里《鹤鸣九天――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张建军《中国画论史》等,这些专著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中国画论的研究。

在绘画美学史和思想史及批评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可喜成果。代表著作有郭因《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史》,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樊波《中国绘画美学史纲》、刘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温肇桐《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林木《明清文人画思潮》,以及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杭间《中国工艺美术思想史》、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等。这些著作较系统地梳理和较深人地研究中国绘画思想,美术思想、批评理论以及断代美术思潮史或美术理论史,对中国美术理论史学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述中老年学者在中国美术理论史和画论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目前有不少艺术学和美术学的博士生与博士后作博士论文与研究报告注重选择中国画论和画学断代史与专题进行研究,补充研究队伍和新生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对于持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必需的。此外,除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研究,还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将古代画学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力求创建新的中国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体系,观念与流派。这是今后学者们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在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艺术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来的几十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我们对西方艺术及其理论基本拒之门外。80年代初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成果和理论再一次涌进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李泽厚主编的大型《美学译丛》,将西方美学名著包括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和沃尔夫林的《美术史原理》(中译名《艺术风格学》)等30多部著作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单位分别出版。译介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也成为热潮,使之成为近30年中国美术理论的一大景观。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的建设和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均起到较大作用,他曾担任《美术》杂志主编、现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对组织美术理论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的《论古代艺术》,主编“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在国内最早出版《西方现代派美术浅谈》,系列论文《美术中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评述》《达达主义与美术》《再谈超现实主义美术》《从新艺术运动到包豪斯》等,对西方现代艺术和思潮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专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在艺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学者范景中在80年代就开始系统翻译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等,在中国掀起一股“贡布里希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曹意强译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潘耀昌译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古典艺术》(与陈平台译)、埃尔金斯《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和希尔特勃兰特《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陈平译李格尔《罗马晚期工艺美术》、刘景联等及邵宏分别译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张坚,周刚译沃林格尔《哥特形式论》,傅志强译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易英译迈克尔・霍丽《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李政文,魏达海,罗世平译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康定斯基论点线面》,朱伯雄和曹剑译赫伯特・里德《现代艺术哲学》,迟轲译文杜里的《西方艺术批评史》,还主编翻译《西方美术理 论文选》,范景中主编翻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此外,常宁生和王端廷也翻译了西方现代美术史论著作。一批在西方近现生影响的重要美术史学和美术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读者面前,其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美术史论研究者产生较大影响。在美术理论的翻译工作中邵太箴、佟景韩、迟轲、朱伯雄、杨成寅,范景中,曹意强,潘耀昌、陈平,张坚,易英、王端廷、常宁生,邵宏等人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系统地组织了有关翻译著作的出版。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3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4篇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有关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来建设,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还是一件崭新的事情,国外也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参照,因此,对于当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来说,既充满了挑战,也遇上了时机。

经过近年来的争论,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界定正在形成共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对原点的回归,大家基本上接受了德索对艺术学的界定,即将艺术学分为一般艺术学和特殊艺术学。根据马采的介绍,特殊艺术学包括各种艺术史(建筑史、音乐史、戏剧史及其他),各种艺术博物馆学(建筑博物馆学、音乐博物馆学、戏剧博物馆学及其他),各种艺术学(建筑学、音乐学、戏剧学及其他)。一般艺术学包括艺术体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哲学。①尽管对于一般艺术学和特殊艺术学这两种说法还有不少争议,不少人喜欢用门类艺术学来取代特殊艺术学,但是对于艺术学的总体认识,对于艺术学中存在的一般与特殊的区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需要指出的是,德索和马采所说的艺术学,只是艺术研究,不包含艺术创作。现在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既包含艺术研究,也包含艺术创作。德索等人所说的艺术学,相当于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

对于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目前还存在许多尚待解答的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有三个:一般艺术学理论是否存在?门类艺术学理论之间如何联系?一般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理论之间有何关系?

一般艺术学理论即一种跨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包括跨门类的艺术哲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等。在艺术哲学领域,基本上沿袭跨门类研究。迄今为止的艺术哲学,多半都适应全部艺术门类。跨门类艺术史研究则比较罕见。跨门类艺术史研究是否成立,这个问题还在商讨之中。我本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成立的。既然跨门类科学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甚至文化史都是可以成立的,跨门类艺术史也应该可以成立。同时,黑格尔的《美学》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已经在跨门类艺术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尝试。②在艺术批评研究中,不乏跨门类艺术批评的案例。卡罗尔近来出版的研究艺术批评的专著《论批评》,就是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③总之,在跨门类的一般艺术学理论研究中,艺术哲学比较常见,艺术史比较罕见,艺术批评介于二者之间。

如果存在跨门类的一般艺术学理论研究,那么它们究竟由哪些机构来承担?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是由美学学科来承担的。美学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学科,且多半被设立在哲学系中,从全球范围来看,独立的美学研究单位并不多见。目前国外独立的美学本科教育的单位只有两个,即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美学系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美学系。独立的研究生美学教育单位,除了首尔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之外,还有日本东京大学的美学艺术学研究室。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独立的本科生美学教育单位尚未出现,独立的研究生美学教育单位很多,多半分布在哲学系、文学院和艺术学院。总之,对于独立的美学或一般艺术学理论来说,研究生教育比较常见,本科生教育比较少见。

门类艺术学理论的问题与一般艺术学理论不同,不是相关研究是否存在,而是不同艺术门类的研究是否可以集中在一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将不同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一起的做法并不多见。像美术史、音乐学、戏剧研究、电影研究等等门类艺术学理论,多半是独立的,它们的上级单位通常是文理学院和艺术学院。但是,无论是文理学院还是艺术学院,都不是仅有门类艺术学理论。文理学院除了门类艺术学理论之外,还包括范围更广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艺术学院除了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之外,还包含门类更多的艺术实践。将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统摄起来且仅有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单位十分少见,一个可以参照的案例可能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是一个单纯的艺术研究单位,且专注于各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后来才引入研究生教育和艺术实践类科目,变得有点像一般艺术学院的设置了,只不过理论占的比重更大而已。

对于门类艺术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门类艺术学理论与一般艺术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从联系程度上来说,可以或松散或紧密,从没有关系,到形式上相关,再到实质上相关,程度不等。比如,耶鲁大学有美术史系、音乐系、戏剧研究系和电影研究系,它们都是独立的。如果将这些研究单位汇集起来,成立一个艺术学理论学院,仍然保持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独立性,这种关系就是形式上相关。如果在艺术学理论学院中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耶鲁大学独特的艺术学理论研究风格和学派,这种关系就是实质上相关。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况比较常见,国内有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非常罕见。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与一般艺术学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松散。耶鲁大学的美学或者一般艺术学理论研究散见于哲学系、英语言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多半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独立研究。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国外没有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制,艺术学理论研究内部的联系非常松散。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艺术学理论成了独立的一级学科,由此原先松散的关系,有可能变得紧密起来。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覆盖的领域,目前有不同的意见。一种看法认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只涵盖一般艺术学理论,门类艺术学理论归属于相关门类的一级学科。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不仅涵盖一般艺术学理论,而且包括门类艺术学理论。根据第一种看法,门类艺术学理论比如美术学理论,归属美术学一级学科。根据第二种看法,美术学理论归属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我倾向于第二种看法,但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也会兼顾第一种看法。

如果主张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只包含一般艺术学理论,那么艺术学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可以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和文化产业。目前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就是这样来划分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的。如果主张艺术学理论不仅包含一般艺术学理论,而且包含门类艺术学理论,那么它的二级学科就有可能是美学与艺术批评、美术史、音乐学、舞蹈研究、戏剧研究、电影研究、设计研究等等。

第一种处理方式有它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很难与现有的学术体制兼容。在欧美一些综合性大学里,已经有成熟的美术史、音乐学、电影研究、戏剧研究等专业,也有美学或者艺术哲学专业,但很少有包含全部艺术门类的艺术史专业,艺术批评和文化产业专业也不多见。当然,这不是说艺术史、艺术批评和文化产业这些专业就没有发展前途。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它们尚处在探索之中,还不够强大。如果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范围确定为一般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有可能范围太窄,与艺术学门类其他四个一级学科不太相称。如果将其他四个一级学科中的理论研究部分划分到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中,就可以壮大艺术学理论,避免艺术学门类中各一级学科的不相称。

值得重视的是,将门类艺术学理论归并到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中,还可以避免它们在门类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建设的缺陷。以美术史为例,我们通常将它放在美术学一级学科之下来建设。但是,美术学更大的部分是各种形式的美术创作,美术史在美术学之中只是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美术史属于理论研究,它跟美术创作非常不同。美术史在教学、研究和评价体系方面都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类似。因此,国外的综合性大学可以没有美术创作,但通常都有美术史。就性质来说,美术史与美术创作之间的区别,大于美术史与音乐学之间的区别。美术史与音乐学只是研究内容上的区别,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大的不同,都属于人文研究领域。

总之,艺术学理论就是关于各种艺术的理论研究。只要是有关艺术的研究而不是创作,就可以归入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之中。将有关艺术的理论研究全部归入一个一级学科之中,既有助于加强一般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理论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加强门类艺术学理论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有利于艺术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尽管我主张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应该包括一般艺术学理论和门类艺术学理论,但是机遇与挑战可能更多存在于一般艺术学理论,因为它是一个尚待开垦的领域,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既会引起经济领域的洗牌,也会引起学术领域的洗牌。比如,光纤技术的发明,让在通讯技术落后的中国站到了世界的前列,目前中国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光纤通信技术,拥有最先进的光纤制造业。传统的通讯巨头在这次洗牌中纷纷式微,中国企业纷纷崛起。同样的情况,也有可能会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以美术史为例,当传统美术逐渐发展为当代视觉文化之后,传统美术史研究就有可能萎缩,当代视觉文化研究或者广义的当代文化研究就有可能走强。事实上,欧美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或者完成了这方面的转型。从事传统美术史研究和学习的人员逐渐减少,从事当代视觉文化研究和学习的人员逐渐增加。如果我们在学术转型时期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赶超。

对于中国艺术学理论界来说,实实在在失去的一次机会,可能是电影理论或者影视理论研究。电影作为较晚发展起来的一个艺术门类,它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多少积累。我们与欧美学者差不多在同一个起点上。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诞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电影理论,而且由作为门类艺术学理论的电影研究发展成为一般艺术学理论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但中国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艺术门类或者传统的美学问题上,在电影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太多的作为。我们失去了一次在艺术学理论领域赶超欧美的好机会。

那么,是否还有可能存在机遇?我想应该是有的。我这里列举两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比较艺术史研究。目前全球的美术史研究主要由欧美确立的西方范式所统治。随着人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满和对文化多样性的推崇,现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美术史研究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它无法涵盖和解释其他文化的视觉艺术。美术史研究向视觉文化研究的转变,就体现了突破欧洲中心美术史研究的要求。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的神学研究向比较宗教学研究的发展。从19世纪20年代确立为独立学科以来,比较宗教学在宗教现象学、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著作。尽管比较宗教学并没有取代神学,但自此之后一个新兴的学科建立起来了。我们今天开展比较艺术史研究,不仅包括跨文化美术史的比较研究,如中西美术史比较研究,而且包括同一文化内部的跨门类艺术史比较研究,如中国美术史与中国音乐史的比较研究。如果有一天比较艺术史作为新兴学科确立起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就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第二,当代艺术与文化研究。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现有的当代艺术与文化研究多以批判性著称,因此通常也称之为批判理论。这种固定的视角会妨碍它们客观地看待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当代艺术与文化研究中的愤世嫉俗,已经不太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它们也许会让位给一种中性的、客观的文化研究。如果中国把握住历史机遇,确立一种新的当代艺术与文化研究范式,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占得先机,甚至确立话语权。

当然,随着新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艺术学理论领域有可能会涌现许多新的问题。中国社会处在高速发展之中,艺术领域尤其活跃,再加上学科体系尚未封闭,社会和时代的新变化可以相对容易纳入学术研究体系之中。变化和适应变化的能力,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机遇;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供参考,这对学术研究和管理来说又是一大挑战。处理好机遇与挑战,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就会取得大的突破。

① 有关介绍见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彭锋《艺术史的界定、潜能与范例》,《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Noel Carroll,On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Arts Theory

PENG Feng

(School of Art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6篇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着名批评着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着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着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美术;发展;学科建设

1美术史论与多学科融合

美术学是一门研究和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的学科,探究其人文规律,是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工作者须将其对美术现象的感知和体察转化为理性认识,确立和整理为一种知识体系。所以,美术学是一门从理论化、知识化的人文学科。既是学科体系,涉及美术风格、艺术家的活动,注重作品和人的精神性、个体化和审美观念,就必定有学科交叉化倾向,关联到与他学科融合问题。

本文中心主题“融”,这里第一个层次是指美术理论研究的多学科的融合,其它人文学科与美术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学科交叉方向,起到丰富美术学科体系之效。美术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结合的举措在西方早已历史悠久,学术化体系相当成熟。进入20世纪初期,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就开始向文化史目标拓展,学者们坚持美术史应该利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美术史成为文化史的一部分,他们将目光注视在艺术、文学、学术研究和自然科学等这些被视为“高层次”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美术作品本身。他们的工作是将美术作品置于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力图分析艺术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关系。广泛的学术领域得到高度关注,凡与美术史有关的学术资料得以大量收集,这无疑扩宽了学科知识面的广度,其作用就是使美术史研究迈入缪斯的神殿。如美术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形成美术考古学、美术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形成美术教育学、美术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形成美术管理学,还有诸如美术人类学、美术文献学、美术教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经济学、美术翻译学等,这些新的学科可以属于美术学科之下,也可以属于其它学科之下。国内现有一批博士论文从艺术学角度来研究交叉学科,如孙长初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董占军的《艺术文献学论纲》等等。这些学科的交叉为美术学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丰富了美术学学科体系建设。

美术作品图像中大量涉及他学科知识内容,如敦煌壁画艺术中存在大量的飞天乐舞形象,相关联有佛教音乐、少数民族舞蹈等,其中包含了乐器种类、演奏样式、仪仗乐队、仪式活动等内容,皆是中华文化的旁支之一,为文化学、音乐学、民俗学和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了天方夜谭般的奇妙世界。音乐是一种活性文化现象,诉诸听觉的乐音在时间中有规则地运行是其存在的第一特征。音乐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凝动的音符,被概括成一类符号形式、从而得以神奇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舞蹈的情况与其一样。当然,这种停滞式的保存方式能否有益于后世者,就在于后世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能否结合文化史、艺术史等人文学科做出理论研究,挖掘蕴涵其中的文化和人文历史等信息,就能够从固定不动的图像材料中解读出丰富的“画外之音”。

“融”的第二个层次,是指中西研究者学术研究的融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术理论家的学术交流只限于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则排除在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方学者的著作和研究方法以及流失海外的美术品被逐渐引进到中国大陆,中国美术理论研究逐步迈向中西交融之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大致归属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西方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从大量的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入手,从西方学术视角、审视着中国的美术,研究多从具体的美术作品入手,强调人文学科的角度,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探究。这类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深度上都非常到位,但是由于没有中国生活的体验,对中国文化或中国美术创作的研究大多存在隔膜。其二是建国以后在中国大陆本土的美术理论,这类理论研究建立在对本土文化、历史和中国美术创作的基础上,尤以美术考古、历史考据和作品真伪鉴定为主导,第三类是指80年代以后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美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中国学者,他们在国内受到系统的美术教育,其中很多人后又出国留洋、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这部分学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眼光、研究方法上都具有相当的高度,属于中西融合型,他们现在正逐步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的主导力量,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学者在中西融合现状的面前,是否采取全盘西化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两种态度。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第一类型和第二类型最好能逐步相互影响和借鉴。

对于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可以促使中国美术史论由原来的以绘画史为主、以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所有美术门类的史论研究,进行改革式的转变。寄希望于中国现代美术史论能够融会西学,初步建立了学科发展框架,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方式,在新的框架中逐步建立、充实和发展,并能在继承中创新,在探索中延续。

在美术批评理论方面,亦要求与多学科融合,创立新型的美术批评理论。这一方面要考虑对传统画学的继承的日益重视。中国古代画学自成体系,“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对于中国古代画学的研究,既是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史论体系的需要。然而,在此基础上,史论界还需要开拓出新的活动方式和领域。西方美术理论界也已做出很好的榜样和先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是中国史论界适应21世纪美术学科发展新局面最为需要的理论类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美术批评家承担起独立策展人的角色,运用宏观的思维,从学术的角度,在美术展示方面发挥着史论的力量。

中西文化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拿来”的西方美术史论如何能够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中国几千年的画学文脉如何传承延续,美术史研究如何和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音乐学、艺术学等学科相结合,美术批评如何保持本身的独立性云开拓性,史论与创作如何才能更好地互相促进。在探索中建立延续传统画学文脉的中国当代美术史论体系,这是21世纪美术史论界对于中国美术的成就所在,更是一个意犹未尽的课题。

2美术创作与多学科融合

当今的美术创作,已不是纯粹的架上艺术、画家在画布上挥动画笔的行为,而是和当代先进科技高度结合、发展新型视觉艺术的工作。从这一层面而言,美术创作须要多门类、多学科的知识,融合的趋势显而易见。当代的艺术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体现出媒介多变、文化多元、观念多样的特征。面对数码媒体及网络艺术的强烈冲击,“架上绘画已经死亡”一论也许并不为过,面临这种时代的新趋向,美术创作应该自动修正自身的状态,如创作观念、制作方式的转变,因循旧路肯定会走向没落。其实,这种艺术没落现象并不只在美术一域,戏剧、舞蹈表演艺术亦是如此。所以,绘画要不死,就要在生态、在理念、在表述方式上推行巨大变革。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快速流动的数字化信息系统以数字代码的关系存在,进行着存储、提取、复制和传递,绘画创作也可以向其借鉴和取材,吸收其传达视觉形式的元素。数码媒体的使用,不仅使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同时也使视觉艺术远远超出了传统视像(绘画)的具体范畴,充分和视觉艺术门类相结合成为不可或缺,如电影艺术。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前,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在电影不断向美术吸取养分的当前情况下,美术应该怎么去回应,如何借用电影学的专业知识来焕发美术这一传统文化形态新的生命呢?这一问题,值得中国美术家认真深思。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安享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时候,是否思考过它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对于当代绘画创作而言,即使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能将摹本做得与原作酷似,但也使艺术的经典性遭遇了技术的解构。所以,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也应该与传统美术一样,向哲学文化、美学文化、艺术美学汲取养分,保持一份弥足珍贵的人文文化精神,去表现科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程形态、人类的精神世界,还有哲学的深思和历史的悠远,美术家所要做的工作何止千万!艺术创作观念的变革,是否值得我们当下的美术工作者去思量?

3吸收与借鉴:融会中发展的美术学科

当今的美术学科与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已然鲜明确立,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一点,无可置疑。在21世纪,经济和信息的全球一体化撩动着人文学科的神经,催进全球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互动,也催生出一个多元文化的平台。那么,培养多元化的人才就需要发展多元化的学科,只有在学科领域上求变、求进,才能在人才和文化建设上领先于国际同行。

可以说,要建立中国新型的美术学科,一要注重吸收传统的文化,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平台,二要向西方美术学界求取经验。中国美术史学与美术创作一样,都存在与世界先进美术学研究方法接轨问题。美术史学家史学眼光的陈旧、美术家创作观念的落伍是制约中国美术发展的根本因素,而观念的及时转变又是推陈出新的根本动力。回归复兴呼声和向西方学习都在美术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回应。对于美术创作的新动向,史论界也能否做出积极回应,或冷静反思,或热烈探讨,偏重于美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史论研究值得蓬勃展开。美术史论在美术创作的带动下,美术创作在美术史论的引导和推动下,实现互动中共生,就能够向着多元的格局发展。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8篇

特别是自2001年7月,我国教育部公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讨以后,全国中小学美术教师投入了美术教学改革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何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成果进行总结与发表,使之得以迅速地推广?这是摆在美术教师面前的新课题。在此,围绕如何撰写美术教育论文(或调查报告等),总结美术教学改革成果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研究成果表述的类型与意义

(一)研究成果表述的类型

研究成果的内容是由研究目的所决定的。美术教师或美术教育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由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进行表述时,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述类型,一般来说,美术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侧重于以事实来说明问题。包括观察报告。测试(测验)报告。问卷调查报告、访谈报告。经验总结报告和实验研究报告等。

2、侧重于用哲理和逻辑论证来说明问题。包括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以及学位论文等。

3、第1、2类的综合。在综合之中根据不同的成果类型又各有所侧重。例如,在学术论文中,插入调查研究报告或试验报告等;

4、侧重于用文字、图像和声音相结合的方式来说明问题。这与第一种侧重于以事实来说明问题的表述方法是相同的,只是运用的手段更丰富,更注重运用多媒体手段,例如利用幻灯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等设备,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宫功能来传达研究成果。这种类型的表述比仅仅运用语言文字所产生的效果更为直接、精炼及形象。

(二)研究成果表述的意义

美术教育研究成果是衡量个人、团体乃至地区、国家的美术教育学术水平。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志。具体他说,表述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意义:

1、取得社会效益。通过展示美术教育研究结果,得到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的鉴定,评价和承认。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成果,以达到转变美术教育思想与观念,提高美术教学水平等目的。

2、成果共享,促进交流。在成果表述中,提供了研究过程的实际资料以及对结果的分析和评价,有利于其他研究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进行美术教育的研究,也有利于美术教育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3、提高研究水平。在成果表述过程中,通过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口顾、总结以及把某些美术教育现象上升为规律或理论,既促使了研究的深化,又有助于进一步发现新的问题或新的事实,从而促进美术教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4、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水平。成果表述的过程也是提高美术教师和美术教育研究者的分析能力、综合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包括写作能力)的过程。

二、研究成果表述的标准和原则①

(一)研究成果表述的标准

一般来说,高质量的美术教育研究成果应达到以下标准:

1、有完备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2、切合实际,对美术教育实践具有指导的作用;

3、研究方法科学规范;

4、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5、表述方法恰当,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合理;

6、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流畅或附有图像、音响等,具有可读性。

(二)研究成果表述的原则

与上述美术教育研究成果表述的标准相对应,研究成果表述的原则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1、注重创新与科学性

美术教育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因此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研究报告,都应反映作者在研究探索过程中获得的新见解、新理论、研究的独创性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情况得以反映:

(1)填补研究上的空白。阐述的是“前人所没有研究过的”,即“前人所未知的”领域。例如,通过美术教育开发右脑功能的研究,如果确实能从生命科学研究的角度得到确认的话,那么,就开辟了前人所未知的新领域。

(2)补充前说。即研究的深化。对某一特定的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转换成新的角度进行探索,从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各个时代、各国的学者已经对美术(艺术)教育目的进行了理论论述。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中国社会。教育。美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提出自己对新世纪美术教育目的的独特见解。

(3)纠正通说或开展争鸣。例如,1999年《中国美术教育》杂志所发表的围绕着儿童美术考级问题展开论述的论文都属于争鸣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必须以科学性为基础,应以充分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或精确可靠的实验观察数据资料未证明研究成果,不能凭个想象,任意杜撰新名词。

2、观点和材料的一致性

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研究报告,都必须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精选材料。选材应符合以下要求:(1)所选材料应紧紧围绕研究的主要问题;(幻选取典型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材料;(2)选取真实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材料;(的尽可能选取新颖生动,反映时代特点的材料。在此基础上,经过研究者对材料正确。深刻的分析。归纳和综合,从中提取出论点,选择论据,经过严密的论证过程,最终概括出的结论就能正确反映美术教育的客观规律。

3、善于惜鉴与独立思考

与任何研究相同,美术教育研究也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每一代人总是在前人或他人的研究基础上把研究向前推进的。因此,如何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吸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每一位研究者都会遇到的问题。无视他人研究成果,以及为介绍而介绍,只述不评,或任意引中发挥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在进行美术教育研究的全过程中以及撰写论文或报告前,应广泛阅读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献,从中选择最典型,最富有说服力的材料。不要简单列举或大量堆砌。与此同时,对要引用的观点和文献,必须了解作者的原意以及文献内容的价值,对实质性的问题应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加强论证的针对性。

4、语言精练与表达准确

语言精练是指以最少的文字表达较多的内容,也就是力求做到“以少胜多”、表达准确是指应清楚、明了和客观地反映美术教育的事实。既不可以日常生活用语代替科学术语,也不可生造词语。在此基础上,追求语言生动,讲求文采,做到深入浅出。那种浮华夸张。强词夺理或言不达意、人云亦云的文风是不足取的。

三、研究成果表述的步骤

美术教育研究成果表述的主要形式是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从构思到完成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一般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一)确定题目与体例

“题好一半文”说明了选题的重要性。选题应符合以下要求:(1)富有时代精神;(2)有新意、有价值、有见解;(3)能激发阅读者的兴趣。

例如,《“开放式多无角色活动”美术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验》②(戴立德)的论文的选题就比较符合以上要求。“开放式多元角色活动”教学模式是在1999年提出的,表达了作者当时对美术教学的见解,既符合素质教育的精神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观念,又具有新意与价值,能激发其他美术教育工作者阅读的欲望。又如,论文《弱智儿童美术教学方法的探索》(朱珏明),由于国内对弱智儿童美术教学领域的探索还刚刚起步,因此这一选题不仅具有新意和价值,还能激发他人阅读的欲望。

在确定体例时,应根据实施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发表研究成果的场所来确定是采用学术论文还是研究报告的形式,或是两者综合以及多媒体形式等。

(二)拟定写作提纲

提纲是思维的外化。通过拟定写作提纲,把确立论点的思路用文字固定下来,使原先在头脑中的一切变得可视而清晰。美术教育研究成果表述的形式中包含着内部结构形式和外部结构形式。在拟定写作提纲时,首先按照内部结构形式理顺思路,然后再与外部结构形式相匹配。当然,不同类型的表述形式有着不同的结构形式,可根据写作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一般的内外结构形式如下:

内部结构形式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外部结构形式为:前言——本文——结论。

各种表述类型所共有的要素:主题、目的、段落、层次、关键词(大小标题)。

前言提出问题一、21世纪对美术教育提出的挑战

a、社会的变化对美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b、美术(艺术)的发展、变化引起的“知识爆炸”;

c、教育思想的变化。

本文分析问题二、三大美术教育思潮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

a、中国古代绘画教育思潮的影响;

b、诸外国的创造主义思潮的影响;

c、美国DBAE运动思潮的影响。

结论解决问题三、中国美术教育改革途径

a、从终生教育出发提出美术教育的目标;

b、对应“知识爆炸”,精选美术教学内容;

c、与学习方法多样化相对应的教学方法多样化;

d、师范教育的改革与校外教育的途径。

表1、《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内外部结构的匹配③

(三)进行写作

在拟定了提纲的基础上,就可以进入正式的写作阶段了。在写作中,要注意以下三点:

1、进行整体的谋篇布局,力求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做到完整、连贯、严密和灵活。尽量做到相并列的章节的字数应基本相等。

2、熟练驾御语言,要简洁不要冗繁;要质朴不要浮华;要生动不要死板。

3、掌握常用的表达方式。根据论述需要采用立论或驳论等表达方法。对议论的要求是:论点正确鲜明;论据充实可靠;论证具有逻辑性。

(四)修改初稿内容。结构和文字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9篇

文艺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性学科,学科的归属是否妥帖,学科的研究范畴如何定义,诸如此类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无确切定论,而其探讨争论的过程却有助于我们对此门学科做出自身的学术理解,以期反观当下学术的发展进程。

一、文艺美学的发展进程

1969 年,在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表中,首次出现了由金荣华主讲的文艺美学课程。而第一部以文艺美学作为书目命名的则是台湾学者王梦鸥于1971 年出版的《文艺美学》,此书主要介绍西方自古希腊至上世纪以来的相关西方美学思想等理论问题,并未对核心的文艺美学加以细致地分析论述。而对文艺美学进行初步尝试性建构的则是北京大学学者胡经之。

在 1980 年云南昆明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成立暨第一届美学大会上,胡经之教授向学术界倡导建立和发展全新的文艺美学学科,并且提议在“高等学校的文学、艺术系科的美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讲授哲学原理,而应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而他的学术构想,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响应。之后,在 1986 年,以山东大学等六所高校共同承办的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顺利举行,分别就学科的定位走向、研究对象、范畴等基础性问题加以广泛探讨。而在 199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将文艺美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文艺学学科下设第三层级的“文艺美学”学科。至此,文艺美学终获官方的正式认可,进而获得权威的学科归属。2000 年,教育部在山东大学,设立文艺美学重点研究基地。

二、文艺美学的研究分析

1. 文艺美学的研究现状

( 1) 学术研究成果丰富。文艺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对传统文艺学的研究模式予以全新的颠覆,给文艺学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如王坤先生所说,“文艺美学的勃兴与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为文艺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即文学语言与审美意识。”文艺的审美化特征成为研究的主体,给文学界带来了现实的研究价值。钱中文先生认为,“过去长期处于被压抑地位的审美理论,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一时间文学是生命的体验,是自由的象征,批评说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叙事策略以及文艺心理学等研究,在美学界、文学理论界都很热门,它们丰富拓展了艺术思维,打开了文艺研究的新局。”这种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对文艺美学进行研究的方法策略,给当时沉寂无声的美学界带来了学术的新生,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相关数据表明,从 1980 ~2007 年共计出版相关论着 75 部,论文 345 篇。

( 2) 人才培养层次提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各高校开始招收文艺美学硕博士研究生。虽然在初始阶段,此类招生未得到国家权威教育部门的认可,但对日后的学科正式认定起着奠基之用。1999 年,国家将文艺美学列入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作为三级学科,标志着文艺美学学科正式得到了国家权威学术部门的承认和肯定。学科人才的培养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健全,人才培养方案得到了完善,学科人才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全国招收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 含研究院所) 约 77 所,一般将文艺美学列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下进行招生。2015 年全国招收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约 65 所。根据硕、博士招生的情况来看,存在着两种较为显性的现象: 一是招收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数量众多。在各大院所内,分别有文学院、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而在同一所院校内,也存在着不同学院各自培养的特殊情况,如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都由两大学院分别培养。二是文艺美学学科的归属问题。在全国的培养单位看,大多数的招生单位将文艺美学位列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下,以及位列于一级学科哲学之下。

( 3) 文艺美学研究出现多元格局。在三十余年的研究活动中,将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相互结合。从美的本质特征研究,逐渐转向多元化、具体化、多样化的具体美学部门阐释研究。例如,小说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音乐美学、绘画美学等各类部门美学的研究。文艺美学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性的学理研究转向对现实社会的主体研究,进一步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范围。

同时,各大院校的文艺美学学科也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经费。2001 年,教育部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标志着此门学科的学科合法性、理论系统性身份得到国家教育权威部门的进一步肯定。同时,该中心还主办了多场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高级美育培训班等。至此,文艺美学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学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2. 文艺美学的问题分析

( 1) 缺失学术创新点。文艺美学的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缺失学术创新点。杜书瀛认为,“以往的文艺美学研究,大多数还是在传统美学基础上,在旧的规范框定之下进行的。因

此,研究所得,常常是一些陈腐的、前人已经说了千百遍的结论: 即使某些局部有所创新,改变不了总体的陈旧。”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较大一部分学者对文艺美学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常停留于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等重复性研究。对学科发展的现象性内容进行过多地总结论述,而对具体的解决方案并无真正的实质性研究,缺少实际的可行性。 在文艺美学发展的进程之中,我们可以鲜明地观察到当下的学术发展虽然异常繁荣,研究范畴较为宽泛,但是深入其中却发现研究内容较为狭窄。目前的学术界,任何研究都可在研究对象之后添加“美学”学科名词,任何的艺术门类均可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一种部门美学。出现的“景观美学”“电影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体育美学”等,似乎将一切对象都视为美学研究的对象,致使美学泛化。此类研究现象,混淆了美学研究的范畴,也缺失了学术的严谨性。

同时,在研究过程之中,往往缺失了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研究者大多从审美的角度研究文艺的观点,似乎成为学界不可争辩的共识。大多将文学作为纯粹性的一种审美活动,是非功利性的,是无目的性的,是自由的、超越性的。往往在研究中疏离政治因素,回避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类研究往往刻意地断绝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将其孤立化。人也是作为政治的动物,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境遇之中,无可回避。

钱中文先生认为政治,“它是物质文化,又是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来说,政治就是权力设施,社会制度。从精神文化来说,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理想。”所以,政治同文艺必然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人无以摆脱政治的存在。面对政治,文艺研究者不应该采取“回避”“拒斥”的行动策略,而应当关注政治的走向,既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指挥,又不反抗政治的现实存在。应将政治因素作为文艺美学的一个审美维度、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巧妙合理地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策略。

( 2) 缺乏理论研究深度。对文艺美学学科体系内的深度性问题未曾加以深度研究,理论的深层次内容始终无法触及,大多关注于浅层次的内容。纵观近三十余年的学科发展历程,除了广大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之外,文艺美学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但是,从内部的视角审视学科的发展是不完备的。

在当下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只有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得到广泛的响应,才能充分证明此门学科的时代价值和研究意义。无论从何种交流渠道、沟通途径,我们较少获得海外学人的学术之音。与美学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目前在西方美学研究界,未曾提及“文艺美学”此种术语,“文艺美学”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学科术语。而西方针对美学的研究,除了大美学的研究外,目前大多集中于“应用美学”的研究,将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的应用美学产品之中。例如在法国巴黎,建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应用美学研究中心”,其直接目的就是促使美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联姻,产生高效能和富有人性化的产品。从 1998 年起,每年一届的“国际应用美学成果展”如期举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于1993 年在拉赫蒂( Lahti) 创立“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IIAA) ,其目的在于“为应用美学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提供设计方案,同时为进行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讨论交流提供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同时,还创办“应用美学互联网杂志”,旨在“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美学与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展开探讨,提供富有前瞻性的意见”.

此类研究将学科理论同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结合,值得文艺美学研究者反思。无论是对我国文艺美学发展的状况的探讨,还是对内部学理性的探究,抑或是直击当下社会研究现象,贴合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我国文艺美学研究都无法得到世界的真实声音,无法得到海外学人的积极响应。文艺美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们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学术领域,不利于形成广泛的国际性影响。

三、文艺美学的形成发展原因

1. 政治意识形态的审美转向文艺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为何在新时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学科无法准确定位的新时期,为何能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又在未来几十年间蓬勃发展。针对此类问题,可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环境加以分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正是中国思想大解放,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的改革发展时期,对极“左”思想的摒弃,对以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情呼唤,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而在思想活跃的学术界,新概念、新范畴使一度为政治服务的学术界看到了黑暗沉寂之后的光明,学术的热情致使广大学术工作者再度回归学术本身。

而文艺美学的呈现,必然有其学理性的科学依据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素所在,它自身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对于隶属于哲学分支下的美学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首先,文艺美学对传统美学讲求抽象化、思辨性、哲理性思维加以否决,从形而上的美的本质的争论转向了对具体全面的文艺作品、想象等的探讨; 第二,同以往对西方美学的广泛研究,逐步转向以本民族为核心的中国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美学观点,加以本土化特色的理论转换; 第三,对文学艺术的剖析,从意识形态的理论角度转向对文艺审美性征的研究。

2. 文艺观念的自身本质回归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提出对一切进入理想国的文艺实行审查制度,“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对于柏拉图而言,为了建立理想国,利于统治者的教育,文艺必须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之后的康德则认为,对美的鉴赏全然属于一种无任何利害观念的与不,这种文艺观念始终是非功利性的,始终坚守着文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思想。

对于中国传统的文论而言,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沿革之中,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始终与政治作用相互关联。孔子对文艺的社会功用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此论断即可观出中国传统文人对文艺的社会政治之用。在之后的社会沿革中,文人始终尊崇孔子的文学观点,强调文艺的实际功用性。到中国的近代时期,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被迫敞开之后,西方的文论思想涌入中国,一大批文人开始接受新鲜的西方思想,逐渐脱离政治的关联,重新回归文学的本身所在。之后,虽然再度受到时代政治的特殊影响,文艺再度与政治缠结,但是,最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潮影响整个中国,思维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改变,给当时沉闷无力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契机,赋予学术界崭新的理论生长点,使文艺再度回归自我的审美维度。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0篇

近些年来,在影视美术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影视界的部分研究者对影视的探索和研究速度很陕,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注意。此外,根据目前的形式也可以看出影视美术的研究越来越与经济产生紧密的关系,应经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远远不同于之前的美术、文化等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影视的最前端已经逐渐从“影视文化”向着“影视产业”进行转型。至于美术领域,它实际上也在经历一段悄无声息的变革,那就是它正在从传统的美术研究和美术教育的“两史一论”逐步向理论研究、设计技巧以及艺术管理等产业研究方向发展,形成了“大美术理论”的新局面,对于这样的巨大转变,美术界目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术的研究体系一直都以“两史一论”为核心,包括中外美术史和美术概论,此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美术批评。

目前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原理都是以这个理论体系为基础建立的,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形成也是结合了模仿文学、美学等许多人文学科的精华共同创造的结果。本文以著名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为实例,详细描述了美术体系的改革现状,中央美术学院最早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代表了中国最早一期的美术体系,在后来八九十年代的几次改革后改名叫做美术学系,该学院主要研究中外美术历史,在变革幅度较大的九十年代也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然而目前在影视美术的强烈冲击下,该院校的美术理论教育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美术史系仅仅作为刚刚设立的人文学院的一个系别,除了开设美术史这个专业外,还设有艺术市场、艺术产业、展览策划等一系列新型的专业,且这些专业每年招到的新生人数大大超过了传统的美术专业的学生人数,这无疑证明出影视美术的发展对传统美术的巨大影响。

2影视美术学术改革的背景

美术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包括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蜕变,每一次的改变都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革。最主要的过程就是从狭义的“两史一论”最终发展成为当今符合美术产业发展以及当前研究背景的广义上的美术理论。对于新时期的美术研究者而言,他们不仅需要具备美术领域的技巧,同时也要兼顾到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等学科,这些复杂的学科相互交织,对美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时展和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众多学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下,影视美术应运而生,同时设计艺术、文化创意等几大产业也随之兴起,这显然对于传统美术理论来说是强有力的冲击,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原有的理论开始相悖,新旧理论的交汇使得美术理论变得混乱。美术产业所面临的改革浪潮,驱使其必须在外延作出相应的拓展,必须要从传统理论快速过度到新的美术理论体系上去。

在之前提到的美术批评理论中,它是美术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相对于传统的两史一论的美术体系而言,对美术实践的认识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建立起美术批评的目的在于它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美术产业方面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其又无法对美术产业做出整体上的指导。它的产生是由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二者结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人文科学的影响。当今社会,对于美术理论的研究不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术理论做出解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美术的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让新的形势引领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理论研究并未对其具体任务做出明确答复,所以,美术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知识框架应尽快有单一的美术向其他社会学科转变,不能满足于过去美术艺术在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一枝独秀的旧形式,为新的思维和视野的打开提供方向。美术学院是最早的美术理论的发源地,各大高校有些就为此做出了鲜明的表率作用,但现如今社会上一些原本源于美术产业的其他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影视美术行业,这样使得美术的理论知识体系难以继续维持,这是由于各大高校的文化背景仅限于单一的学科知识,而美术领域的快速转型需要美术、创意、影视等各大产业综合起来作为背景。这种新形势的学科不仅仅指传统学科,更深层次的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等当今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

3社会科学的融入对影视美术以及美术研究的挑战

3.1社会科学融入带来的挑战

要做到将传统的美术理论与当代的先进的人文科学充分的结合,以后在对美术进行研究时就要放宽视角,不单单的仅在美术的领域内发展,而是要在整个社会所包含的各种综合信息的范围内,对美术理论做彻底的研究。例如:将心理学或者管理学方面的专家与美术方面的大师进行学术上的细致交流,实现理论上的进步与飞跃。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在影视美术上看到,影视美术的研究领域较为宽泛,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大美术体系。现如今,影视美术逐渐从美术领域独立出来,并在飞速的发展,渐渐地开始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影视美术的发展对于旧的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与之相悖的一些概念,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冲击。当今的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在写毕业论时都要求写出对美术理论的研究方法,然而在过去的学术论文中却从不涉及所谓的研究方法。但是另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关于美术的研究方法为什么要作为毕业论文中的必须阐述的话题,以及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美术理论的研究者。对于某些高校开设的关于研究方法类的课程,例如:图像学、现象学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方法论与研究方法并不是一个概念,方法论是哲学上提出的概念,是人文科学的主要表现,而并没有对如何研究美术做出解释。所以,当整个大学课程结束时学生仍旧并不理解怎样将社会学科的知识与美术理论相结合。

3.2影视美术与美术探究方法

对于美术研究的挑战研究方法可以从影视美术的角度去思考和借鉴。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影视学划分为传播学的范畴,所以,影视学方面的研究者通常进行过严格实践训练,对于实证研究显然掌握的很好。在影视界,关于社会学科的研究、统计学类等知识都早已成为训练人的研究方法的必备课程。在社会学科的学习中,包括经济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都是大学学生的基础课程。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要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好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向,以及对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加以区分。如果要写的论文只涉及社会文学,并不是有着严格规定需要写出实证所用研究方法,这对于美术方面的学者而言,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SPSS成为帮助学者进行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对于传统方式形成了不小的挑战。另外,影视美术方面的相关研究方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我国各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一些电影发行机构对其进行了很详细精确地统计,因此,在美术方面不依据权威数据,空谈文化艺术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传统的美术形式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新形势下的美术即影视美术是对其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完全的取而代之。在整个美术的理论体系中,起到最为基础和关键作用的是经济学等相关社会学科,影视美术的发展是传统美术与这些社会学科的完美结合,必然对传统的美术产生冲击和挑战,但是,传统的美术艺术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想要摆脱这种落后的问题,就需要学者们对美术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真正的保持原有的美术理论的艺术气息。

4结语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1篇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2篇

新时期中国美学由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的转向,首先体现在对文艺问题特别是大众流行艺术的重视和观照上。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研究一般不关注具体文艺现象,不重视回答和解决现实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有关问题,即便是提到文艺,一般也是那些写在了文艺史上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而那些与普通民众相关的通俗流行艺术往往入不了美学家们的法眼。这样一种研究状况,使得当时的美学研究对现实的文艺实践几乎毫无实际影响。正是在反思以往美学研究此种缺陷的基础上,1980年代以来,经胡经之等先生的大力倡导,文艺美学学科应运而生,并异军突起,在很短的时期内即发展成为一门与传统哲学美学双水分流、并峙争雄的新兴学科。文艺美学致力于传统哲学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的交叉、综合与融通,强调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和艺术中的审美问题,这本身即是对沉醉于形上思辨而不关心文艺实践的美学研究倾向的一个矫正和反拨。进而言之,新时期的美学研究不仅重视文艺实践问题,而且将对文艺的美学观照视点由经典艺术逐渐下移,1980年代以来又借助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转向了对电影、电视、通俗文学、流行音乐以及网络文学和多媒体艺术等大众流行艺术的重视和研究,这种转变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以当代大众媒体为载体和媒介的大众流行艺术已经构成了当代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主要形式,也成为与大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审美事实,在对经典艺术保持必要的尊重并作出新的美学阐释之外,同时又保有对大众流行艺术的亲近感,并对之作出科学的阐释和有效的规范与引导,这不仅有利于当代大众流行艺术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我们对于文艺的多面像、多样性的把握和理解,从而加深对于文艺的丰富性及多样化美学阐释的认识。近三十年来中国美学界在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部门文艺美学特别是大众流行艺术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了新时期的美学研究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的差异和不同,以及所达到的实际性理论拓展和超越。同时,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转向,也是与世界美学自19世纪后期以来所发生的“美学的艺术哲学化”发展潮流相一致的。关于这一潮流,曾有西方学者指出:“现代美学已逐渐被等同于艺术哲学或艺术批评的理论,……许多熟悉的美学问题现在都已证明它们涉及的是和艺术作品的解释和价值相关的‘关联性问题’”(1)。由于和世界美学的发展潮流相一致,也使得当代中国美学更易于扩展其世界性视野,更易于加强与国际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参与到世界美学的互动与共建之中。

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变化突出的第二个方面,是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理论研讨。相对于对文艺实践问题的忽视,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研究,更加不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实和审美问题。在当时的美学研究者的意识中,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就是研究有关形而上的问题的,而不应该过多地将高贵的心智停留在或者说是浪费在形而下的问题上,将学术视野和理论思维下降到“器”的层面而减弱和忽略了对“道”的沉思,与美学的学科性质是相背离的。在当时的美学研究中,学者们很小探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甚至批评将“照相馆里出美学”这样的命题引进美学研究是把严肃、高深的美学科学庸俗化、浅薄化了。但是,美毕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现实因素,审美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追求的一个特殊的精神维度。在建国之初的五六十年代,由于物质的短缺、精神生活的匮乏还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常态,所以生活的美化和审美的追求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似乎还是一种奢侈,一种超常规的东西。相应地,现实所要求于美学研究的理论回应也不是那么强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一步一步得到改善,在有些地区和有些社会阶层中甚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物质的富裕、丰盈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同时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和质量也相应地大大提高。在此种新的历史情形之下,生活的美化或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构成因素。审美不再是超迈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纯精神追求,而成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现实的”与“审美的”不再是截然二分的两码事了。现实本身的这种变化客观上要求着美学这门学科也必须加以改变或曰重构,从而成为一门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正如国外学者早就指出过的,这种重构的美学必须“探讨美学的新问题、新建构和新使命”,在艺术的研究之外,还要“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2)这样一些传统美学研究所不涉及的领域和问题。美学研究必须超越传统,涵盖日常生活领域,这既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对美学研究提出的客观历史要求,也是美学研究求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获取现实发展动力应该作出的自觉调整。新时期以来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正是这种调整的一个突出体现。审美文化研究将学术视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文艺领域转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日用起居和生活方式等,大大地拓展了美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也极大地拓展、深化了美学研究的问题视域。此外,前几年美学界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学术争鸣,可以说也是美学研究面对变化了的审美现实所激起的一次“内爆式”反应,这场争鸣既体现了一些学者在美学自身变革的要求中为新的美学研究范式张目的诉求,也在新、旧美学研究范式的对垒中加剧了传统形上思辨美学的式微。

转向对审美与人生关系问题的人文思考与批评是新时期美学研究注重现实关怀的第三个突出表现。美学本是一门非常富有人性蕴含的学科。当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家们将美学学科规划进他们现代性工程的思想大厦之中的时候,美学研究凭借其对人类情感和艺术之美的特有研究专权,直接切入到对于人类的精神自由、生存理想和终极解放这样一些宏大主题的追思之中。在中国,20世纪初叶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自西方引入美学和审美教育理念,其基本主旨也是在于人性和社会的批评与改造,后来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倡杨“人生的艺术化”和“艺术的人生观”,依然紧紧抓住了审美的人生维度不放。然而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却是美在主观还是在客观,在心还是在物,自然物为什么会是美的,在没有人类之前自然界中有没有美这样一些逻辑性极强而人生关怀意识极弱的问题。自然,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不能全怪当时的美学家们,因为在个人自由不能得到保证甚至连人格尊严都难以维护的年头,人生、人性问题绝对不是好招惹的词语和话题。因而当时美学研究中人生、人性问题的缺失,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特有的理论病症,不应过于苛求那个时代的研究者。但是,作为一门人文性的研究学科,这种缺失毕竟不应也不能在学术史的反思中获得正面的评价。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新时期美学再度上路之初,美学研究最初焕发出来的一个理论亮点就是积极而有力地参与了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道合力为中国的人道主义补了理论上的一课,这可以视为对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中人性维度缺失的一个反拨与补救。自此之后,审美与人生的关联问题就成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视域。新时期自始至终美学界都在大力倡导审美教育,致使审美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都得到了勃兴式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学研究欲借美育的中介而加强与人生对接的努力。此外,1980年代中期之后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的崛起,近十多年来生存论美学包括生态美学、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提出,以及他们对传统美学特别是实践派美学所发起的挑战与冲击、超越与改造,表面上看是观点之争、学派之争、话语权之争,而从精神实质上来看,却大都是出于对此前的美学研究人性缺失的不满,正是由先前的美学包括实践派美学在内没有将美学思考的重心落实于人生、落实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生存实践和生存困境。这些新崛起新提出的美学观点,以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度切入而获得了人性的有力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美学研究与人生的距离,使美学具有了一定的人间烟火味道,同时它们也促使实践派美学走上自我反思与自我改造的新路,在实践观点的重新阐释中引进生存的维度,增强了人生与人性思考的力度。这样一种研究趋向,翻转了以往美学研究中呈现出的那种严肃冷漠的“科学化”脸孔,恢复了其作为一个人文性学科应该具有的“人性化”光亮,致使美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人生与社会批评的艺术,作为这样一种艺术,美学研究在生活进程中将成为一种批评性、建构型的思想介入活动,而不是游离于生活进程之外的一种纯学术性、纯知识性的话语自娱活动。

总之,新时期美学研究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的转向,造成了新对象的发现,新领域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新理论的建构,使美学研究再度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我们在反思这一段历史时应该予以充分评价和肯定的。但是,这里同时也应该指出,中国当代美学依然走在范式转换和历史转型的路上,在向现实关怀的转向带来美学研究新气象的同时,审美现实的发展和美学研究本身也将一些新滋生的问题和矛盾推到研究者面前,其中很多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说美学研究的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科学性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大众流行艺术的消费主义文化品性应该如何加以评判,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和评价大众流行艺术的社会功能?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代现实之中美是否还是一种超越性乃至超验性的价值,审美与反审美的矛盾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中又有着怎样不同既往的表现?当在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中感性不再成为被理性压抑与禁忌的东西而畅行无阻地泛滥无边的时候,有无必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再来倡导道德理性对自然感性的合理节制与规约?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美学研究应该历史地给予回应和解决。中国美学的当代转型能否实现,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文本,最终将取决于这种理论回应所达到的历史广度和思想深度。

注释: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3篇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WWW.133229.coM”[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4篇

《美国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首先致辞,感谢编委及学术顾问对本刊多年的支持和帮助,并向新一届学术顾问和编委颁发聘书。他指出,《美国研究》是前辈学者们创办的,并得到了各位编委的大力支持。他希望与会者对本刊的编辑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美国研究》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赵梅汇报了《美国研究》近年来的工作。她说,《美国研究》近年来努力挖掘优秀科研成果,坚持成为“中国从事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的共同园地”,成为大家“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的办刊宗旨和目标,坚持科学性、学术性、综合性的办刊方针,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美国学研究发展历程相伴随,逐步形成了求实、开放、厚重的办刊风格,成为我国美国学研究领域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的一本受人喜爱的学术杂志,于1999、2002、2005、2008年连续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美国研究》在过去几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今后将在如下几方面继续努力:在约稿方面应更加积极主动;做出更多的努力,刊登更多有分量的好文章;更加关注美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开拓稿源,发现有潜力的作者;进一步加强编辑自身的学习,提高编辑的学术水平和编辑业务能力;更加严格学术规范,努力杜绝抄袭、剽窃现象的发生。编辑部今后将要求部分已通过匿名评审、拟刊发稿件的作者提供某些注释所引文献的原件,并进行核对。

《美国研究》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先生追述了创办《美国研究》的岁月和艰难历程,并对编辑人员和《美国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期望。她指出:首先,编辑人员的中文要好,稿件中文水平的高低很重要;其次,编辑要有眼光,选择文章的能力很重要,对美国研究领域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了解研究前沿所在;第三,编辑人员要有敬业精神,要认真负责。她回应了赵梅提到的防止剽窃的问题,认为应该在编辑文章时加强检查文章的注释正确与否。关于如何办好《美国研究》,资先生指出:发表文章不要总是围着国际热点转,而应加大对美国本身的研究,因为《美国研究》不是一般的研究国际关系的杂志。她肯定了《美国研究》最近发表的关于奥巴马医疗改革问题的文章和美国人口趋势的文章。

《美国研究》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宝森先生对《美国研究》刊载的经济类文章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不算书评,2009年《美国研究》总共发表了29篇文章,其中经济类文章有10篇,占到文章总数的34.4%,数量不少;经济类的文章有几种写法:一种是重实证,如李云林论述次贷危机的文章,这种写法的不足之处是不能说明为什么出现了某种现象;另一种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问题,如刘宇飞论述美国金融监管哲学变迁的文章,作者主要是用制度学派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但这种写法导致反映美国的现实情况不够,不能光有理论,没有实证。黄卫平的文章好,好在能启发人思索问题,不是从理论到理论。

陈先生建议《美国研究》可以组织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奥巴马当前的新能源政策。他认为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可以说是一箭三雕:首先,新能源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将影响到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如果改变了对中东的政策,将连带地影响到美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走向,所以,新能源政策值得关注;第二,新能源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现在高新技术引领经济发展的前景不甚明朗,而新能源可能成为拉动美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第三,新能源政策可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关注的还包括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到底能走多远。二是美国的金融问题。《美国研究》已经刊登的文章中,有关金融危机的比较多,但是对美国金融问题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关注不够:一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二是美元霸权的问题。

《美国研究》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对《美国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对《美国研究》未来的编辑工作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中英文摘要很重要,反映出作者的水平,编辑要把好摘要这一关,把摘要修改得更细一些;其次,在选题策划上,美国的兴衰始终应该是《美国研究》关注的主题。这个题目很大,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比如,可以梳理历史上关于美国兴衰的讨论,可以研究美国人如何思考美国兴衰,也可以研究美国人之外的各国人对美国兴衰问题的看法,以及美国在海外的形象等等。另外,可以开展美国社区建设和移民政策的研究。现在是加强对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的时候了,因为奥巴马把医疗改革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就会面临移民政策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社会凝聚力、政治认同等大问题,所以很重要。王缉思还提出,国内现在对美国经济的宏观研究比较多,能否多做一些微观的东西,比如选取高盛公司这样一个机构来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认为,《美国研究》办得很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未来50年内,中美两国还要打交道,所以《美国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编杂志可以更主动一些,约一些稿子,在美国,学术界有一个习惯,会举办很多论坛、圆桌会议来讨论问题,《美国研究》也可以召开这类会议组稿;二是要加强书评。书评不需要写得很长,但要写得好,完全从学术的角度来评,可以请名家给刊物写书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美国研究》总体感觉很好,但有两点可以改进之处。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文章篇幅不小,但是这些文章的分析方法应该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相结合,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也应该与现代政治学结合起来。他希望《美国研究》刊登的文章的专业性更强一些,如经济类文章,可以注重将权威性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加进来,包括介绍大经济学家的成果;其次是关于作者群和作者面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只有以研究美国为专业的人士给《美国研究》供稿,应该吸收其他专业的人士加入《美国研究》的作者群,比如研究经济学的人,也有人在研究美国的经济问题,这些人也应该是《美国研究》杂志的作者。

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美国研究》还可以办得更好一些,可以通过举办各种问题的讨论会,汇总众多学者的观点,这样既有助于学者写文章,也有助于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他建议《美国研究》考虑每年有一期做一次观点综述。另外,他希望《美国研究》刊登关于一个

问题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反映出学术界对某个问题的争论状态。目前关于美国的许多问题,无论是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发展绿色经济,还是无核世界的问题,在美国都没有共识,都在争论,而且学术研究本身就难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他还建议在美国研究的领域里,鼓励和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对《美国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要在发现和培养新人方面多做工作,应派人参加国内各种博士生论坛,从论坛中发现新人,找到好的稿源和线索;二是在确保重要文章质量的同时,把杂志反映的观点再丰富一些,每一期都做一个观点综述,把一个时期内大家关注的问题做一个国内外观点综述,比如美国金融改革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综述不需要评论各种观点,只把观点汇总,让人一目了然;三是加强文章的理论深度,同时坚持问题意识;四是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保住稳定的稿源和作者队伍。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从亲身参与《美国研究》英文摘要翻译工作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美国研究》编辑人员工作认真,值得肯定。但也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即中文摘要有时不够通顺,没有清楚地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使译者很难翻译。今后应要求作者把文章的主题思想写清楚,如果写不清楚,就说明作者对所述问题把握不够。关于选题,梅仁毅建议根据可能要发生的事情预先设置几个题目,约作者来写,给作者一定的时间跟踪这个问题,写出好的文章。

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认为,《美国研究》的优点是对前沿和热点问题追踪得比较好,一个杂志能始终追踪前沿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加强历史感。历史给人观察问题的深度,对研究现实问题有参考价值,使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二是要体现人文精神。现在美国发生的各种事件和现象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现象的背后是美国的人文底蕴,美国的文明有它自己的特色。在美国,研究美国叫美国学,就是美国的国学,包括研究美国的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等深层次的东西,《美国研究》应该把对美国的研究扩展到这些方面。另外,他殷切希望《美国研究》杂志不仅成为中国的美国研究阵地,而且要成为美国研究所发展的重要因素,使《美国研究》杂志的发展与美国所的发展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认为,《美国研究》不仅内容好,而且形式也美。版面和封面风格都美。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要建立关于美国研究的学术标准,《美国研究》应推动相关理论问题研究,注重运用一些概念工具来解释美国的问题;其次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他指出,《美国研究》的学术规范已经符合国际化标准,但在国际化方面还有两点可以加强:一是可以刊用外国人的稿件,例如德国人和英国人对美国的研究都很深入,可以考虑刊用他们关于美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二是研究美国时,要注意把美国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美国历史上许多事件都牵涉国际问题,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一场国际战争。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吴白乙认为,《美国研究》的优势是来稿多,选稿余地大,国内对美国的研究更加专业化,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潜在作者群仍在扩大。他建议编辑部召开一些内部的研讨会,把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问题的观点汇总起来。如研究美国兴衰的问题,可以从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及美国内部存在的矛盾诸方面分别探讨,围绕这些问题组织几个研讨会,把从各个角度考察美国兴衰的文章一组组地刊发。另外,发掘作者群的工作可以先从社科院国际片的其他研究所人手,如拉美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可以从拉美的角度研究美国。至于选题,他认为有必要研究全球化对美国的含义。

南开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韩铁教授特地从天津赶来参加会议。他用京津高铁的“快”和“生意好”来比喻《美国研究》的现状:追踪前沿做得不错,编辑部办事效率高,是“快”的表现;稿源多,挑选稿件余地大,可以说是《美国研究》的生意好。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应加强对美国法律的研究,多刊登这方面的文章。美国的法律最能反映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有人认为内战以前的美国是法院与政党的国家;二是关于书评。他认为书评的篇幅恐怕还是长一些才能写好,800字的书评不容易写好,还可能成了变相的图书广告。

国防大学教授徐辉认为,《美国研究》最大的优点是能使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它总是能对美国问题做出理性、权威的解释。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包括美国的州、市、社区如何运作等。这些问题带有普及知识的性质,有利于扩大《美国研究》的读者群;二是关注外国人研究美国的成果。

《美国研究》副主编胡国成在会上宣读了秦亚青、杨洁勉、楚树龙三位编委的来函。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信中说,“《美国研究》是我钟爱的一本学术期刊……学术的发展靠学风、靠学者、靠学刊。其中,学术期刊是平台,是阵地,是航标。学术期刊把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使学术共同体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思想、相互启迪;学术期刊把不同的观点展示出来,使学者能够争论反思、切磋砥砺;学术期刊更是引领学术前行的航标,发现前沿的学术意识、发起启智的学术辩论,发动激烈的学术交锋。这样的交流、切磋、辩论营造了民主的学术文化,唤起了不同的学术声音,打造了积极向上的学术阶梯,培养了一代一代的优秀学人。《美国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作用,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衷心祝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学术的智慧、学术的气度、学术的理想、学术的灵魂,永做中国美国学的领航旗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来信中写道,“《美国研究》因其在美国问题全方位研究方面的引领作用而成为国内相关研究和教学人员竞相投稿和相互学习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因其对美国问题进行理论和应用综合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成为国内学界和政界紧密互动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因其长期坚持高标准学术研究和针对性动态研究而成为国内外都很关注的最重要的中国学术刊物之一。展望未来,我和同行们一样,衷心希望《美国研究》专于但又超越美国问题,在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刻对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在信中说,“《美国研究》是中国美国研究的圣地,是国内学术研究的一块净土。在国内很多学术刊物政治化、功利化的情况下,《美国研究》始终保持着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规范,得到了国内美国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尊重、认可和赞扬。中国在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理应发展前进,《美国研究》在其中重任在肩,任重道远。”

美术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5篇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