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末新政时期山西社会教育范文

摘要：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推行新式教育，开启民智。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被清政府所重视而大力推行。山西也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时间滞后，规模有限，与成果斐然的省份有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传统的农业经济无法提供充足的新式教育经费，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以及地方官员的不同作为等。清末的实践为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清末新政；山西；社会教育

0引言

20世纪初，经历庚子之变的清政府力图挽救危局，开始实施新政，但很快意识到实施新政需要民气新，民气新须靠教育普及。而在当时学校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只有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才能弥补学校教育普及不足的问题。而这个权变开通之法就是推行社会教育，以为新政推行奠定社会基础。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开始倡办一些有力、快捷的社会教育方式，如半日学堂、简易识字学塾、宣讲所、图书馆、报刊等。山西也进行了诸方面的实践。

1社会教育的内容

1.1提高识字率的扫盲措施

这一时期，为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在政府的倡导和热心人士的参与下，山西创办了半日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等教育机构，着力进行扫盲运动。

1.1.1半日学堂

半日学堂顾名思义就是“半日去谋衣食，半日来堂听讲”[1]365，是为无力入学或想入学而又不合格的人设立的。最早兴办的半日学堂是在天津，设立于1903年。之后两年内，虽各地陆续开设了半日学堂，但除个别省份外，规模有限，还不成气候。1905年末学部给事中刘学谦上奏清廷请求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半日学堂：“拟请饬下各将军督抚，谕令各州、县广筹经费，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学费，不拘年岁。”[1]367这样贫寒子弟可以略识道理，渐能养成人格，社会风俗也会随之发生改观。他建议各处应多设该学堂，无论城乡，每二三百家即应设一处，以期达到教育普及之效。在当时普遍重视兴办新学的舆论下，半日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起来。1906年，山西除省城太原开始出现半日学堂外，隰州广武庄巡检王化源也创立半日学堂，招贫民子弟延师课读，不取学费并附设演讲所。1907年全国掀起了兴办半日学堂的高潮，山西省内设立的半日学堂也呈增长趋势，1907年创办5所，学生共149名；1908年达15所，有学生478人；1909年23所，学生达622名学生。

1.1.2简易识字学塾

时任山西巡抚的蒙古大员宝棻提倡设立简易识字学塾以期改变当时民众文化落后的状况。他认为简易识字学塾可以补充初等小学数量不足的缺陷，进而达到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贫穷的百姓如果“恃营业为生，或已遇时失学，另设简易识字学塾，以济其穷”[2]66。1909年，山西省召开咨议局第一届年会，与会议员将山西新教育规划作为教育类议案提出。其中对简易识字学塾规划如下（部分）：“(一)遵用部编简易识字课本，未颁布前，用民间常用字授之。(二)学塾之分三种，三年、二年、一年毕业者。由劝学所调查民间情况，任选—种。(五）教师以劝学所教育会员，小学教职员分担义务。或由穷儒文义通悉者担任。(七）设备不求完全。(八)学生除自备课本外，自备石笔石板。(九）为免碍营生，用半日学塾之法,或开夜校于晚六点至八点。(十)需款不多或移小学堂款补助之，或提用治城内民间无益之费及公益之款。”[3]113在地方官员及谘议局的重视下，简易识字学塾取得了一定成绩。到1910年底山西设立的简易识字学塾在一百余所以上，其学生达两三千名。

1.2普及知识的启智教育

1.2.1广设宣讲所

1906年颁布的《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在实行宣讲的条目中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其村镇地方，亦应按集市日期，派员宣讲。一切章程规则统归劝学所总董经理而受地方官及巡警之监督。”[1]146宣统元年，山西省“饬厅各州县设宣讲所，并由本处编定白话宣讲集分发各属能操土音、稍明法理之宣讲员，分期讲演”[4]。山西在1907年设立宣讲所234所，宣讲员244人；1908年宣讲所增加到290所，专职宣讲员71人，兼职宣讲员211人，总计282人；1909年略有下降，宣讲所计265所，宣讲员215人，其中专职88人，兼职127人。从宣讲所数量看，呈现出由增到减的变化，但起伏不大；从宣讲员数量看，1907年所均1.04人，1908年为0.97人，1909年为0.81人，呈逐年下降趋势。

1.2.2设立省图书馆

在清政府的倡导下，1906年各省纷纷着手兴办图书馆事宜。时任山西巡抚宝棻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也非常重视，在宣统元年四月二十四日(1909年6月11日)给清廷的创办图书馆的奏折中明确提到山西已经设立了图书馆。他同下属于1908年已经在太原省城学务公所的西侧空地上创建了图书馆，共建有楹楼五座、廊屋四十七间，并设有五间阅览室、五间标本陈列所。“经营累月始克落成。馆内所藏经史子集一万八千卷，东西各国科学书七百余种”，“又本省土产，亦搜为标本，分所列陈”。此外，“东南各省凡有专家著作以及新译图书均拟次第调取以广收藏。拟定管理阅览章程，派员专习典守”[5]4。宣统元年四月，宝棻上疏清廷恳请颁发一部清廷主编的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给山西图书馆，政府答应了宝棻的请求。这部一万卷的巨著现依然是山西图书馆的馆藏珍品。

1.2.3创办近代报刊

近代山西最早的报刊出现在新政开始之后，是由程淯于1902年创办的《晋报》。至辛亥革命前后陆续出现一些新的报刊，分别是1903年创办的《山西白话报》，1905年创办的《实业报》，1906年创办的《晋阳白话报》《明义学报》《晋阳学报》，1907年创办的《山西白话演说报》，1908年创办的《并州官报》《晋阳公报》，1910年创办的《山西农业杂志》，1911年创办的《山西自治公报》，以及山西新军起义后创办的《山西民报》等。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报刊一般存在时间不长，发行数量也有限，存世稀少。尽管如此，依然可以看出山西在近代第二次报刊高潮中是做出了贡献的。《晋阳白话报》在创办之初的《紧急告白》中说:“现在是我们中国不久就要立宪；这改良社会讲究自治的—切事情，都是要紧得很。……本馆因此特告请热心的君子：如有一切益国益民的言论演说，及有关系的事情，或用白话,或用文辞，均请随时函赐本馆，以便陆续登报。”[6]23其言论既切中时弊，关注国是民生，又提倡白话，用百姓之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更具有现代报刊的特点。

2这一时期山西社会教育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的倡导和民众的参与下，清末山西的社会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以社会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满足各个阶层不同的教育需求。通过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文盲数量有所减少；民众对国家形势、国际时局有了一定的了解，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社会风气亦发生一定程度的改观。但就总体而言，山西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还存在某些不足。

2.1时间滞后，规模有限

从各项社会教育措施的实施来看，山西均不是较早行动的省份，基本是中央政府制定颁布相关政策后才有所表现，或某一措施在全国形成高潮之际，山西才会有所作为。以近代报刊的创办为例，国人最早办的报刊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沿海地区；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兴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创办报刊的高潮；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的斗争以及预备立宪的开展促成中国近代第二次创办报刊的高潮，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报刊已达600余种。而山西在20世纪初的第二次报刊高潮中，才跟上了潮流。再以简易识字学塾为例。根据奕劻的奏报：山西设塾在一百余所以上，而各省立塾较多者，如四川已设二千六百余所，直隶、湖北已设一千余所，浙江、山东已设七百余所，广西已设六百余所。从学生数量来看，山西二三千名，较多的省份如直隶、浙江、湖北已达二万余名，福建、广东、广西也达一万余名[1]364。山西与其他先进省份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2.2教育内容上更多保有封建伦理道德

社会教育的诸项内容虽然是为清政府实施新政提出的，意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改良民气，促进新政的推行，但新政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而是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其统治的道德伦理基础是不可动摇的。体现在社会教育的内容上，就是尽可能地利用新的教育形式对民众进行封建教化。因此宣讲所宣讲的核心内容是《圣谕广训》，严禁涉及政治。清政府提倡的新式社会教育，依然是要培养清王朝的忠臣顺民，而非时代需要的新式人才。但历史证明，结果并没有向清政府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面。新式的社会教育没有使其统治稳固，而是加速了它的灭亡。

3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山西社会教育存在的诸多不足，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

3.1传统的农业经济无法提供充足的新式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是新教育实施的物质保证。据《山西省全省财政利弊沿革说明书》中列举山西教育经费的筹措对象包括以下方面：公益性机构、庙社劝捐、戏捐、绅富之集捐、鸦片收入、新型产业的税收（如煤炭业）等[7]65。近代山西生产形态仍然处在农业社会阶段，虽然太汾地区、忻州诸县的商业很发达，但山西商人很少将资本投资于近代工业。另外随着外国银行的进入，国内新式银行开始建立，而山西商人缺乏变通，曾经辉煌的商业帝国也急速衰败，山西经济更加一蹶不振。而农业社会中的支柱产业——农业自“丁戊奇荒”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山西教育筹款之难可想而知，新教育创办步履维艰。

3.2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称谓。山西东部的太行山脉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西边的晋陕大峡谷使山西与陕西隔河相望。从地形上看，山西更像是一个被包起来的地方。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观念，如多稳定性少流动性，多原则性少灵活性，多封闭性少开放性。人们的内外交往不发达，信息封闭，视野狭窄。这种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在近代教育兴起后，直接成为其发展的桎梏。交通的不便导致信息传递不畅，新式人才缺乏，固守观念的民众接受新式教育过程缓慢，短时间内不能改变以传统教育模式为中心的思想。

3.3与地方官员的作为直接相关

清末的山西官员在发展社会教育方面应该说是有贡献的。如1907年12月至1909年10月任山西巡抚的宝棻在任期间兴办了山西省图书馆，推动半日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为清末山西社会教育的发展尽了力。但与民国时期山西行政官阎锡山相比则相距甚远。阎锡山主政山西三十八年，期间直接参与了山西社会教育事业。为推动这项事业，阎锡山亲自组织编写社会教育读物，亲自组织编制标语内容，深入各地乡村进行视察，大力提倡识字运动，举办各种宣讲活动，推行各种教化活动，以提高民众的素养[8]，山西因此得到了“教育模范省”的美誉。

参考文献：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白莹.八旗蒙古大员宝棻主政山西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2.

[3]周山仁.清末民初的山西教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4]各省筹办咨议局.官长调查•山西[N].申报,1909-02-1(18).

[5]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史料汇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6]《山西期刊史》编撰委员会.山西期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7]山西清理财政局.山西全省财政利弊沿革说明书[G].1909.

[8]申国昌,史降云.以教促政:民国时期山西社会教育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作者:李永玲 单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